消极主义

前几天的一个傍晚，电视台往我这儿打过几次电话。说是在大阪的千里救生救急中心，有个被判定为脑死亡的患者将要捐献肝脏用于器官移植。

说得详细一点，捐献者是个因哮喘发作而出现脑死亡的五十三岁男性，家属赞成并积极落实相关保护措施。可能会将肝脏移植给正在九大医院住院的一个肝硬化患者。

电视台的意思是，如果手术在今晚或明晨开始，希望我赶在手术前做一档节目，内容是谈一下对这次肝脏移植的意见和建议。对方提出这种要求，自己很难应允。明天要参加某出版社的高尔夫球比赛会，还有两篇稿子今晚必须要写。说是让我预先发表一下意见，实际的手术过程我并不清楚，瞎说也不好。假如手术和我之前在书上写的或在其他地方说的一样，就用不着再重新发表意见。

我一这样说，对方便说：拜托！请明天务必光临！自己兴趣极高的高尔夫刚刚玩了一半，就要舍弃。而且还要从千叶赶过去，可不得了。

我说不用着急，等有了结果再作评判。对方坚持要我去，说是想要制作个特别节目。应该称赞新闻记者的这种先知先觉精神，但并非什么都是越早越好。“不管怎样，请沉着对待！虽说家属同意提供肝脏，但器官移植这种手术并不是简单易行的事。”

我这么说着，拒绝了次日的电视出镜。果如所料，供肝者在移植手术前死亡，成为心跳停止后的器官摘除者，日本的这次脑死亡移植手术又以幻想而告终了。

真是雷声大雨点小，有头无尾。

为什么这次又是事先流传众多信息，惹得新闻记者兴高采烈，最后手术没做成，落了个空欢喜呢？

好容易碰到脑死亡的病人，家属也同意提供肝脏，医师又乐于做手术，最后却没能做成。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该救生中心所在的大阪府再三要求中止移植手术。

理由是：“关于脑死亡患者的器官移植，还没形成法律，尚处于研讨阶段，希望暂时不要做！”

要求归要求，不是不能做，但政府三番五次地阻止，救生救急中心硬要自行其是，不知过后会遭到怎样的报复。在这样担心而犹豫的过程中，脑死亡患者的病情恶化，不治身亡了。

那么，大阪府为何反对呢？

据实推测，一般是这种理由：在日本做法律上尚未正式承认的事，过后会被中央机关吹毛求疵地指责，惹来麻烦。故而一切麻烦事都不想介入，但求平安无事的消极主义畅行无阻。正是基于他们的这种想法，导致丧失了难得的机会。

要改变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应该怎么办呢？改变的方法倒也简单，就是及早在国会对关于脑死亡移植的方案进行立法。“我国承认脑死亡，应该积极进行移植手术”这一报告在脑死亡临调提出后，已经过去近两年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法制化应该足够了。虽然在之前的国会上讨论过，这项法案却迟迟不能出台，现阶段仍没有被立法的迹象。为什么呢……其理由也很简单，这样的法案即使做得再好，也不会与当前的官员选票相联系，如果做不好，反而会被对立者团体吹毛求疵，惹来麻烦。

一般的健康人群对此并不怎么关心（既然健康，便与己无关），也没有什么殷切期望，假装不知也说得过去，更别说有什么行动了。在这里，但求平安无事的消极主义无所顾忌地四处蔓延。

于是脑死亡者器官移植就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因为没有法律化就不应该做。因为不应该做，就得放弃！这次的肝移植就是在这种框架和推论下被搁置了。

现在，因为脑死亡没得到承认，故而不能进行脑死亡者器官移植的日本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西欧先进国家不用说，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国正在广泛进行脑死亡者的器官移植。

前年，我曾去美国调查过器官移植的真实情况，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看到了每天进行两三例器官移植的现状。在那儿做器官移植跟日本做盲肠（阑尾炎）切除术一样普通，为常规手术之一。

当然，日本有自己相对落后的理由，但现在有点过于落后了。怎样才能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呢？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执刀医师们要下定决心，克服困难，力排非议，把移植工作做细做好，别无他法。当然，这样做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中止要求或压力，医生们必须顶住和无视。

就是被人告上法庭，医生也要无所畏惧，从医学高度申明移植手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与无知作斗争。

也许有人会指责，没有法制化就这样做，显得太过鲁莽。对此应据理力争：不这样做，整个国家但求平安无事的消极主义就会更加猖獗。

我想要呼吁；”“诚实而有勇气的医生要站出来！呼吁归呼吁，现在到底有没有敢于站出来的医师呢？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国度里，说事情正在研讨，等于说无限期，不知耗到何时才会见分晓。当然，这样拖下去，国会议员、监督官署、医院职员、医师谁都不会受到伤害。然而，在健康者悠闲自在、泰然处之的过程中，若干患者会因得不到器官移植，而抱憾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体恤这些濒死挣扎在病床上的患者的困苦，就不应再这样漫不经心地慢慢研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