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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与思想
二——政治与法治
三——政治与战争
讲到西方，我们首先会将其与欧洲文明联系起来。“欧罗巴”（Europa）这个名字来源于希腊神话，描述了一个被宙斯化作公牛驮跑的姑娘。这个抢劫或者“劫色”的故事，就是欧洲起源的传说。公元前8世纪，“欧罗巴”第一次出现在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诗篇里，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人将地球划分为两个区域：欧罗巴和亚细亚。 [1]
多年前，我从北京出发，乘坐去往欧洲的航班，凌晨时起飞，经过半夜的飞行，到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与首都机场完全不同的景象。规模庞大的伊斯坦布尔机场，历史悠久、人流如潮的大巴扎集市，展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伊斯兰文化。
中午，从伊斯坦布尔起飞，两个小时后，就飞到阳光明媚的地中海。
欧洲大陆有这样三个伸入地中海的地方，一个像爪子，一个像靴子，一个像大饼，就是希腊人、罗马人、西班牙人的故乡。地中海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因此有人把西方文明称为地中海文明。它与发端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是不一样的。
意大利，像一只伸入地中海的小靴子。我们今天提到意大利，远没有罗马知名。意大利共和国于1946年6月2日建立，而罗马历史悠久。希腊兴起的时候，罗马还只是边缘地区，但后来，罗马成为西方文明发展史上第一个帝国。
当我们回溯汉密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会发现作者群体当时就化名为普布利乌斯（Publius） [2] ，而这是一个罗马执政官的名字——《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力图在新大陆建立一个像罗马那样的体制，这个体制包括了元老院、参议院、众议院、陪审团，等等。只要去看《联邦党人文集》，就会知道美国的建国理想就是复现罗马。
在欧洲西部，非洲撒哈拉沙漠的西北方，有个伊比利亚半岛。这里有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它们位于地中海更边缘的地方，国土大半是山区，盛产金银，民风好勇斗狠。历史上，地中海北岸的强权势力，一直与地中海南岸的强权势力进行争斗，最典型的是罗马与迦太基 [3] ，在西西里岛、伊比利亚半岛、北非进行过长期战争，史称布匿战争，或腓尼基战争。1492年之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就是从这里闯出直布罗陀海峡，他们航行的对面就是美洲，把欧洲与新大陆联系起来的就是大西洋。欧洲在世界上真正变得重要，是从大航海开始的。航海使欧洲人更加认识到贸易的重要性，随着大量的移民到达北美，西方的概念里包含了北美。
希腊东北方向的一个海，叫黑海，黑海南边是土耳其。隔着爱琴海，希腊向东与土耳其相望。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形成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建都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因此又称“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一直存在到中国的明朝景泰四年，它的语言是希腊语，信奉东正教。希腊文明不单影响欧洲，对整个斯拉夫世界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什么影响呢？除了希腊语和东正教之外，当然还有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极大地影响了斯拉夫世界。更具体地说，他的辩证法与政治学，影响了列宁、斯大林。
黑海往北，从保加利亚到波兰等地构成的东欧平原，与整个斯拉夫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是现在世界上最热点的地方，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就在这里爆发。
从地中海往东，我们称之为“新月地带”，一直延伸至开罗，这里有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就是在这一带，产生了世界著名的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罗马、拜占庭、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在地中海一带产生，而地中海文明的核心，最初是希腊。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起源地，产生了两本经典——《理想国》和《政治学》。
我先讲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国》。
古希腊是多个城邦的总称。城邦很小，它不能叫作国家，它是以部落为基础建立的一种组织。如果把地中海看作一个池塘，那么，它周围的城邦就像一群在池塘边呱呱叫的蛤蟆。像雅典、罗马、斯巴达这样比较大的城邦，其人口结构是怎么样的呢？假如人口有五十万，则其中大概有三十万奴隶，十几万是自由民，极少数是贵族，这是所谓的希腊制度。
关于希腊、罗马制度，长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实之词，其中有欧洲来的，也有中国人自己想象出来的，就是“希腊是民主制的起源”。这个说法其实毫无道理。希腊、罗马本质上是奴隶制。上层按照程序民主举行“办公会”制度，十几万的自由民参与民众选举，而大多数奴隶与决策和民主毫无关系。因此，在讲到希腊、罗马制度时，马克思这样说：“人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 [4]
希腊最主要的三个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被称为“希腊三贤”。他们三人之间，恰好是一个师承的关系。苏格拉底自己并没有什么著作，但他的话都被他的学生柏拉图，以他本人的口吻说出来了。柏拉图非常有意思，他似乎没有他自己的话，他的著作里基本上是苏格拉底怎么说。所以我们讲柏拉图的时候，就必须先说说苏格拉底这个人。
苏格拉底是石匠出身，是一个手工艺者，身份比较低微，介乎奴隶和自由民之间。他喜欢说脱口秀“毒害”青年，经常问年轻人问题，把人带到陷阱里，然后就得意扬扬，哈哈大笑。因为老说脱口秀戏弄大家，苏格拉底被城邦当局判定不敬神灵，腐蚀青年，因此判了死刑。他被抓到牢里的时候，本是可以随时逃跑的。但苏格拉底坚决不跑，这就是柏拉图《斐多篇》里的“苏格拉底的最后一次谈话”。
人死之前会谈什么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篇文章我推荐大家读一读。
他谈了对死亡的理解，而对死亡的理解，又建立在他对身体的理解之上。我念其中的一段：
首先，身体在我们追求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提供了无数使人分心的事情；而任何攻击我们的疾病，都会阻挠我们对真情实况的探求。其次，身体为我们装满了爱、欲望、恐惧、各式各样的幻想以及一大堆毫无价值的东西，结果我们确实永远无法有机会思考任何事情。战争、革命和战斗的发生，完全地、独一地是因为身体和它的欲望所引起的。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获得财富才发生的；而我们之所以要获得财富是为了身体，因为我们是为身体服务的奴隶。也正是因为所有上述理由，我们才只能抽出那么少一点时间研讨哲学。最糟糕的是，如果我们在身体的各种需求之余还有任何闲暇，而且把它转向一些探索的路线，我们的身体会再一次侵入我们的调查，打断我们、扰乱我们、分散我们的注意力，阻止我们瞥见真理。实际上我们确信，如果我们想获得任何事物的纯粹知识，我们必须摆脱身体，同时单纯地用灵魂来周密地考虑事物本身。按照这个论点推论下去，我觉得，不是在我们有生之年，而只有在我们死去之后，我们才能获得我们所企求的，我们表明过一心想得到的智慧。如果人在有身体陪伴的时候不可能获得纯粹知识，那么，结论不出下列两项：其一是，人完全不可能获取知识；其二是，人只有死去后才可能获得知识，因为在死去之后，灵魂才能跟身体脱离而独立。我觉得，只要我们活着，如果我们能尽可能地（除非它们是绝对必需）避免与身体的所有接触和关联，我们将继续跟知识靠得非常近；我们要净化我们自己，不让我们被身体的性能感染。 [5]
苏格拉底临刑前的这些话，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如果放在当下的语境里，这就是说，如果你无法一心一意地听我讲课，一会你饿了，一会你累了，一会想女朋友了，一会又想别的什么了，那这一切都是你的身体在作怪。所以，你要追求知识，首先要净化自己的身体。
知识是什么？知识是净化。简而言之，你要想达到真理，就必须脱离身体的干扰与束缚。听起来，这个说法似乎是挺令人反感的。但这是苏格拉底临终前说的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无论如何，这些话可能是真话。他想告诉我们，没有了身体的欲望与牵绊，人才能全心全意地思考。所以，什么是哲学？哲学是对死亡的意识。这是黑格尔说的。黑格尔说：人与动物一个很重要的不同是，人能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会死的。而向死而生，向死而思，这个想法是从柏拉图这来的。简单地说——获取知识的前提是思考死亡。
死亡是通往形而上学的桥梁，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对死亡的意识。我举例说明：我们的胡适之校长少年时光，曾经去康奈尔大学学种苹果。康奈尔大学所在的伊萨卡，地老天荒，风光壮丽，光瀑布就有好几个。还有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金门大桥就在附近，有学生从那里跳下去自杀。我去普林斯顿和一些西方世界一流大学路上，往往会经过墓地。我说好不吉利，怎么把大学建在墓园的旁边，建在这么晦气的地方呢？但是，如果从柏拉图这里出发，其实不难理解校园与墓园的关系：你要想获取知识，就必须意识到死亡，因为只有死亡能够证明灵魂是不死的，能够证明一个超越感觉的世界是存在的。
苏格拉底的说法，跟他大致同时代的孔夫子那是截然相反的。如果孔夫子听到这话，那就会说算了吧，“未知生，焉知死”。中华文明的特点是贵生，怎么能一开口就说死呢？如果大家来读大学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你看透了，那为啥不直接到庙里去净化自己，到大学来干吗呢？
其实，苏格拉底所谓追求知识，就与修行差不多，他说，当你拒绝了身体的诱惑之后，就可以迈向知识了。这是他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所有的生都是从死开始的，最终又会回归死，只有死是不死的。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这样问：知识是从哪来的？柏拉图认为，知识来自回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前生，而我们先天所具有的知识能力，与我们的记忆能力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之所以能把抽象的几何知识教给一个能力很低的奴隶，是因为这些知识本是他心里有的。换言之知识不是学来的，是记起来的，是回忆起来的，是悟出来的，因为在人的脑海里原本就蕴含着心智。如果心里没有，你不可能教给他。这种先验的知识，是他通过回忆想起来的。好比说我们进行不忘初心教育，前提是他得有这个心，如果他连心都没有，怎么教育都没用。用柏拉图的说法就是，你原本就有这个心，知识不过是回忆起你原来所具有的东西。只要给予启发，你就懂了。这与中国的“心学”有相通的地方。
据此，《理想国》推演出一种政治学，即治理城邦的办法，那就是通过治理灵魂，通过治理思想，来领导城邦。
我们讲过，希腊的城邦比我们春秋战国的任何国家都小，它不构成我们今天理解的国家，其实就是比部落层面稍高的一个东西。城邦应该根据什么来治理？柏拉图的想法是，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像身体一样腐朽，只有灵魂是不朽的，因此，只有思想的统治、知识的统治，才是真正、持久的统治。所以，如果把他的《理想国》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不朽的思想，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力量，也应该是统治城邦最持久、最可靠的力量。
“真理”在柏拉图的意义上是“理念”。我们的灵魂，面对的是理念。理念是什么？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桌子、这个杯子分别是长方形和圆形的。长方形与圆形，这就是理念，它们可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我们头脑中的产物。桌子不过是对长方形的模仿，杯子是对圆形的模仿。那么艺术是什么？艺术是对桌子的模仿，桌子又是对理念的模仿，所以艺术是模仿的模仿。于是，在他眼里，艺术就变得很不重要了。他甚至主张，把艺术家从城邦里赶出去。我觉得柏拉图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我们后来所说的社会科学领域，进入到了自然科学的领域。希腊的自然哲学很早有一种想法，即认为世界是由我们看不见的原子构成的。还有一种想法认为，世界是由数、秩序构成的，原子、数的秩序，这起初是作为理念存在的。这些想法，在今天研究自然科学的人看来，几乎习以为常了。有种说法是科学思维的根源在于柏拉图，柏拉图的想法是——世界的本质是我们看不见的理念。你什么时候才最深刻地沉浸在理念当中呢？当你摆脱感性和身体束缚的时候才能做到。
这本书，你们可以回去翻翻，其中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看法。我如果是仔仔细细、一步一步把它说出来，这学期也讲不完，而且那样办，就影响你们自己阅读的快感。不过，有我说的这些，你们就很容易去看懂它。
为什么一个社会需要思想？为什么思想的统治是最大的统治？简而言之，什么叫领导？
领导就是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人。思想的特点是能够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话是哪来的呢？是柏拉图那里来的。这个本质是理念；灵魂是本质，身体是现象。真正的领导力，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是对思想和灵魂的领导。早在欧洲文明的起源地希腊，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一群人可以被思想所领导。这群人里最厉害的是领导人，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领导人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的思想，所以，领导人应该是哲学家、思想家。这套想法，其他文明里恐怕没有；即使有，也可能是从柏拉图这来的。
反过来说，你就认为身体这么不重要，感性这么不重要吗？柏拉图之后，当然有很多理论对此进行质疑和批评，但是，最终却都落到它的限制、陷阱里。“反身体”——这是思想、知识与文明发展的前提条件，起码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前提。
这个话怎么理解呢？比如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后面也会讲到。我们的一任校长马寅初先生就是专门研究这个东西的。这本书的核心就是讲人口、生育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有什么影响。生育、人口，这个问题当然对我们在座的人都有影响，大家很多都是独生子女，而且读书越多，就越不愿意或者没有热情、动力和条件生育。这个问题其实也与形而上学有关。为什么会这样？人口与生育有关，生育与身体和欲望有关。马尔萨斯说，身体和欲望问题，可以归结为人的两种快乐。一种快乐是情欲的快乐。这种情欲的快乐，如果不加节制，造成人口膨胀，就将毁灭人类。还有一种快乐是理性的快乐。所谓理性的快乐，就是每天下午做做作业，晚上算算账，算算绩点，今天学了多少东西，赚了多少钱，积攒了多少绩点，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节制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节制你的欲望。又比如说，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他认为西方文明中有强烈的节制自己欲望的力量，这个力量是推动资本积累的主要原因。
今天在座的北大学生，进入学校的第一课，就是让你们军训走正步。这似乎跟学习没多少关系，但它是一种净化自我的方式，是一种节制自我的方式，目的就是让你们不要分散精力，专注再专注。我自从读研开始，我的导师就像规训和尚一样告诉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坐冷板凳的功夫，就是净化，这个就是柏拉图主义，就是说千万不要分散精力，要专注于本质的东西，而这是进入知识和真理世界的必由之路。西方很多大学为什么建立在墓园旁边呢？意思是：当你进入知识和真理世界的时候，你已经“死”了一次，跟身体告别过一次了。在他们看来，哲学是对死亡的思考。
自卢梭以来，一直到福柯，西方许多“造反”的学者都反复指出：柏拉图的这个说法真“反动”，特别不适合年轻人，尤其不适合今天欲望很多、吃喝玩乐、精力完全不集中的年轻人。因此，西方的大学，绝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快乐，起码，没有这么多好吃的，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食堂，而且你们还四处点外卖。在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里，娱乐很少。西方的大学里有许多我们韦神这样的人，他们完全沉浸在理论的世界里，身体和生活的欲望很低很低。所以，许多中国留学生说，类似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样的地方，是“好山好水好寂寞”，热爱俗世生活的青年，在那里很难待得住。
希腊的思维是很怪异的：你为什么要把世界想象成原子、数字？但正由于想着这些，才想出了量子力学，最后想出了原子弹。如果你去看看《奥本海默》，你就会知道西方的知识体系和中国的知识体系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柏拉图《斐多篇》开头给我们的惊讶，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就觉得很惊讶。苏格拉底一开始就说，我不怕死，我只有丢弃身体之后才能“开天眼”，“开天眼”之后，我才能看清理念。你们看到的是桌子，而我看到的是长方形；你们看到的是感性的世界，而我看到的是原子。这不是“邪教”吗？如果把炼金术、化学之类的这些东西，放在我们儒家的知识体系里，那就跟邪教差不多。
后来，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受到欧洲后现代思想的不断批评。这就是中文系的参考书中教给大家的后现代——热爱你的身体，热爱你的欲望，喝酒吧，分神吧，出去享受生活吧，去反抗权力和思想的规训吧。其实，这个“解放身体”的知识我们不用从西方学，中国历史上原本没有西方的禁欲主义传统。但西方传统，恰恰是从这个十分另类的东西开始，比如你进大学了，从今天开始，必须经过坟地一次，就再也不要去分神了，从此要完全专注于一个你看不见的世界。
我年轻时读柏拉图的书，甚至认为他是在宣传邪教。后来，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恍然之际，感觉置身于一群“知识疯子”之中。就是说，他们每天端着咖啡在那讨论的，都是看不见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他们创造那种环境，用数学去描述，用实验去激发一个理念的世界？今天非常可笑的是，我们以为非升即走制度，就是西方大学的理念；如果这就是西方大学的理念，它绝不可能产生出我们今天所谓的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从柏拉图的理念中走来，理念这个东西，又与后来基督教的“灵魂得救”有密切的联系。希腊的传统和希伯来的传统是有联系的，就是对于灵魂不死的思考和关于真理不死的思考，以及灵魂的统治和身体的统治。我们下面会讲，关于信贷资本的构想，为什么既是形而上学的，也与宗教的改革有关。
现在你们只要记住并考虑：西方的政治，在希腊时代，是与哲学挂钩的，这是一种思想的政治，它是从形而上学开始的。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特征是体系化，把希腊知识体系化的人是亚里士多德，正如把基督教体系化的是奥古斯丁——据说他整合了《圣经》。把资产阶级哲学体系化的人是黑格尔，第一个把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化的人则是恩格斯。
读西方经典，要注意两个方面。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每一部经典都是由当时的实际问题催生的，这是一个方面；同时，每一部经典都是在西方的知识体系里产生的，这是另外一个方面。马克思曾经说，困难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但是，对于抓住真正的问题的人来说，真正的困难，实际上在于怎样去面对和动摇既成的体系。
亚里士多德造成了西方知识的第一个体系。关于这个体系，我简单地讲几个方面。
一是数学与逻辑的结合，这就是所谓“西方理性主义传统”。
众所周知，毕达哥拉斯学派最为推崇数学，而柏拉图相信人的灵魂里有理性，可以认识理念，能理解数的性质。数学与逻辑的结合，这是西方理性主义的要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恐怕不能简单归之于迷信。与世界上的其他宗教不同，它不是简单地建立在启示及信仰的基础上，还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在逻辑与数学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上帝作为最高理念，是可以被数学和逻辑论证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的知识基础就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主义会成为经院哲学的思想基础，它是宗教与学院的结合。
重要的是：用数学和逻辑的方法去论证理念，这既是基督教论证上帝的方式，也是古典经济学论述“价值”的方式，当然，更是新古典经济学论述资本的方式。实际上，今天，高等数学之于金融的作用就是如此，以至于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是形而上学，经济学所采用的，就是数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论述方式。
二是结构的思想。
胡适当年曾经说，中国古典小说的最大毛病是没有结构，而西方文学的最大特点在于结构。胡适虽然有些肤浅，但这是很机灵的说法。毛主席有一个更深刻的讲结构的方法，就一个字——“纲”，提纲挈领、纲举目张，这就把亚里士多德主义体系化的要害说明白了。林彪善于把毛泽东思想抽象为几个条条，这个本领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
从结构的视野看，就有整体与局部。局部、个体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整体才是本质性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合群的动物。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说，人类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其行动才是有意义的。人作为整体而进行的行动，这叫作城邦行动，或者政治行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物质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会死的，只有结构是可以转变的，只有结构本身是不死的。所以，看政治，要看政治结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根源，就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从这个角度看西方的“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区别，我们立即可以看到，现代性突出个体而不是整体，这是很鲜明的区别。如果不了解亚里士多德体系，那就不会知道西方的现代性与古典性的区别，不了解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针对的是什么。比如后结构主义认为，结构转变，但能量耗散，从这个角度说，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的观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人类社会的有机结构，也瓦解了自然有机体。
三是圆的运动。
亚里士多德第一次论证了地球是圆的，他认为，圆就是圆满，圆满就是从起点回到起点，天体的运动归于圆的运动。
而现代西方对于运动的理解，最简单地说，那就是运动是直线，根据这种运动观，西方的历史是直线进步的，而其他文明的历史都走了弯路。黑格尔的斗争哲学是讲力量对立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还要复杂一些，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讲的是两个对抗的力量，从而造成偏斜运动。而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则是讲阶级斗争造成的内耗、内卷，社会结构不是在阶级斗争中转变，而是在内耗、内卷里崩溃。
关于亚里士多德，我再讲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数学与逻辑的论证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就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其实惊世骇俗的问题：一夸特 [6] 小麦等于a英担 [7] 铁，这在逻辑上是怎么成立的？
小麦、铁，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怎么能等同呢？
答案一，它们在数学上可以等于；答案二，这个逻辑在交换中成立。但是，这其实是把逻辑上讲不通的问题，用经济学和数学来表达。而在马克思看来，真正使上述逻辑成立的原因不在数学，不在经济学的交换，而在形而上学。按照形而上学，小麦、铁里都蕴含着共同的“理念”。古典经济学无非只是进一步说明这个理念就是“价值”，而用货币来表述价值，这就是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理念，与用高等数学来说明金融产品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资本论》的开篇里，蕴含着对于亚里士多德体系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马克思指出：经济学的出发点不是现实，更不是现实的问题，而是理念，是用数学和逻辑的方法去论证理念，从而掩盖现实问题。
如果说，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思想基础是亚里士多德主义，那么，经济学的基础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基础没有区别。马克思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的就是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二是关于古希腊的辩证法，以及它的知识基础。
古希腊的辩证法就是三段论：论证、反证、发现诡辩和谬误的方式。这个辩证法是从论题出发的，是从理念出发的，当然不是从现实出发的。
那么，古希腊辩证法的知识基础是什么呢？其实是古埃及的天文学和几何学。
换句话说，古希腊辩证法的知识基础与其说是逻辑学，还不如说是数学；与其说是数学，还不如说是几何学；与其说是几何学，还不如说是来自埃及的天文学——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
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天是不变的，只有人间是变的；天是永恒的，只有人间是有生死的。这当然不是瞎想出来的，而是通过观天象总结出来的。几何学是在埃及天文学与希腊建筑学里发展出来的，它与中国墨家思想的起源十分相近。
构成亚里士多德体系基础的著作是《天论》。“天不变，道亦不变”——无论古埃及、古希腊、基督教还是中国的历代王朝，他们的统治基础，其实就建立在这么简单的道理之上。
当然，《天论》这种著作中国古代也有，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韩愈，曾经围绕“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进行过争论。毛泽东很重视这个争论，但是，这个争论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解决。
而西方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西方把伟大的亚里士多德体系顺便给解决了。
在17世纪初的西方，那个建立在古代天文学之上的伟大的宇宙体系——亚里士多德体系，却因为一个似乎偶然的原因，几乎是瞬间就完蛋了。
西方现代性的故事开始于1608年，那时，中国的明朝快要完蛋了。就在那一年，在欧洲，一个荷兰的眼镜商人偶然发现，有的镜片能够看到远处肉眼看不到的东西。第二年，这个消息就让一个意大利人伽利略知道了，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伽利略非常高兴，就磨起镜片来，他把磨出来的镜片配成一对，放到一个圆筒里，于是，他发明了望远镜。
当时的教皇就在罗马，他起初还以为这个发明很有趣，但随后就发现，这个发明打翻了整个亚里士多德体系，动摇了教会的全部知识体系。因为伽利略通过望远镜一看，无比震惊地发现：群星在运动，天体在生成与毁灭，太阳里面有黑子。简而言之，这就是天是变的，不但地上的东西不是永恒的，天上的东西也不是永恒的。
因为望远镜的发明，对于全世界的统治阶级来说，不仅是变天了，而那就是“天塌了”。过去，宇宙是一个稳定的体系，天国是黄金的世界；而今，整个宇宙都是一个在不断生成、瓦解、变化的体系，天国并不存在。
从此，运动和变化，就代替了圆满、稳定的理念。现代性产生了，竟然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玻璃，以至于有人这样问：在望远镜之后，“体系”本身还有可能吗？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纯属偶然。
中国比西方更早、更成熟地掌握了高温冶炼技术，区别不过在于，中国由烧陶，走向了烧陶瓷，而西方由烧陶，走向了烧玻璃。西方人搞不了大规模陶瓷技术，因为陶瓷需要非常特殊的黏土。中国人当然能烧玻璃，陶瓷冶炼技术远比烧玻璃复杂，但是，因为中国人擅长陶瓷，所以就一直琢磨怎样烧陶瓷。
玻璃比起陶瓷有一个简单优势，那就是透明，因为玻璃的生产，西方产生了镜像技术，从而看到了中国人看不到的微观与宏观世界。
千百年来，中国人不敢说天变，更不敢变天，这不是因为胆子小，而是因为没有证据，缺乏天体运动的有力证据。中国没有产生伽利略，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聪明，而是因为把聪明都用在了陶瓷，而不是玻璃上。
早在大明王朝后期，西方人就开始认识到，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句话是错误的，这是通过望远镜的观察。他们从此认识到，没有观察，没有调查，仅从理念出发，那种辩证法体系是不能成立的。
现代性因为正视现实而产生，在现代性的视野里，整个宇宙都是运动的，人类社会也是如此。而运动不是圆满，即不是一切运动都终将归于圆的运动，恰恰相反，运动采用力量对立与冲突的形式，因此，矛盾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多种力量的冲突导致运动，而其结果是哪一种力量都无法预设的。理念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毛泽东写作《矛盾论》和《实践论》时，他既是在彻底批判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也是在含蓄地嘲笑斯大林体系里的亚里士多德阴影。
我们下面会讲到：现代政治——法治，不过是妥协的政治，法治是在各种力量冲突中达到妥协的一种结果。过去，亚里士多德说，力量塑造不同的结构，从而造成政治体制的转变，但马克思、毛泽东和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妥协的政治——法治的一个结果是：能量和力量的内卷与耗散。用热力学的第二定理来说，那仿佛是煤的燃烧，从一个有能量的结构，转变为没有能量的结构，而且他们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结构，就是这样一个能量耗散的结构。
下面，我们通过洛克的《政府论》，讲西方社会的一个决定性转变，即由统治向法治的转变。这是欧洲的一个重要转变，其中很重要的是政治与统治的关系。
在此之前，虽然欧洲有某种奇思异想，包括欧洲社会产生了两大遗产——我们称之为“两希”：一个是上述希腊的遗产，主要是关于理性、哲学、政治的思想；一个是希伯来的遗产，从犹太教发展到基督教的遗产。大家可以通过波兰作家亨利·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看基督教在罗马的兴起，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但是，在16世纪之前，西方社会看不出来有什么优势。欧洲最暖和的地方相当于中国的辽宁。欧洲很冷，再加上低地，这就决定了在农耕时代，欧洲是不可能出头的。
16世纪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这一转折可以视为从大航海、宗教革命到英国光荣革命这样一个近两百年的过程。英国的光荣革命是欧洲政治转变的标志，那时，中国已经是清朝了。
大家知道，英国光荣革命的直接起因，是英王詹姆斯二世主张宗教宽容。所谓主张宗教宽容，就是他主张天主教徒也可以担任公职，这就导致了英国国教（圣公会教）分子的群起抗争，认为他这是在倒行逆施搞复辟，结果是国王被推翻。问题是：为什么在英国宗教如此不宽容？为什么天主教徒在英国就不能担任公职？为什么英国就不能有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国王？这里的起因又是亨利八世开启的英国宗教革命。
亨利八世生于1491年，也就是哥伦布航海的前一年，哥伦布航海的资金，就是英国支持的。1527年，亨利八世要与西班牙公主凯瑟琳闹离婚（凯瑟琳原本是亨利八世的嫂子，这门婚姻纯粹是宗教联姻），但天主教会不同意，因此亨利八世很有脾气，他就自立圣公会教，与天主教会分庭抗礼。他还杀了拥护天主教会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的作者），没收教会土地财产，壮大英国海军，开始了英国的第一次“脱欧”。这次事件，导致了欧洲长期的宗教冲突与宗教战争，而长期宗教战争的起因，竟然是国王闹离婚，这件事绝不会发生在中国。在咱们的历史上，哪个皇帝想离婚，会发动宗教革命、宗教战争？
到了1688年，在围绕宗教问题打了近两百年之后，英国才以妥协的方式，解决了天主教、圣公会教、清教之间漫长的冲突，这被称为光荣革命。血雨腥风杀了近两百年，终于搞明白了一件事，竟然说这很光荣，听起来确实有点讽刺。而洛克的《政府论》二篇，便是于1689年到1690年相继写出并出版的。他的基本精神在于，为1688年刚刚结束的光荣革命进行辩护。
该书的中文版翻译很有意思，因为这本书是从下篇开始翻译的。而且把序言放在下篇，其实上篇是非常重要的，写得很妙趣横生。第一章叫作《论奴隶制与自然的自由》。我们知道，奴隶制是“两希”文明的基础，没有奴隶制，“两希”文明是不能存在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一系列理论，都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存在漫长的奴隶制，这是欧洲的特点。
而洛克著作开头的第一章就批判奴隶制。他说，我们这个时代，除了英国，恐怕很难再找到根深蒂固的奴隶制思想了。君权神授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奴隶制思想。接下来，他从《圣经》出发，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上，抨击奴隶制，提出了四个重要观点：一、《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没有给任何人以统治权，《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人有统治他人的权力，在上帝面前，人自然自由；二、上帝没有给任何人统治权，充其量只给了人所有权，所有权不是支配他人的权力，因此所有权不是统治权；三、所有权不是统治权，因为它只是一份契约，契约建立在彼此同意的基础上，契约不是强买强卖，有一方不同意，契约则不成立；四、契约的前提是最弱一方的利益最大化，那就是保全生命和其最珍贵之物。
这又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以《圣经》的名义，统治权是不存在的，所有权是相对的。
他说：
纵使有人那样地滥用上帝以其慷慨之手赐予他的祝福，纵使有人残酷不仁达到那样的极点，这一切仍不能证明土地的所有权，即使在这个实例中，能给人以支配别人人身的权力，而只有契约才可以给人以这种权力。因为富裕所有者的威权和穷困乞丐的从属地位，并不是起源于主人的所有权，而是起源于穷人在宁愿做主人的臣仆而不想挨饿的情况下所表示的同意。他像这样对之表示服从的那个人，只能在不超过他在契约中所同意的限度内对他拥有权力，其根据是这样：一个人在物资奇缺时拥有丰富的积储、口袋里有钱、在海上坐着船、能够泅水，等等，都可以像作为全世界一切土地的所有者一样，成为支配和统治权的基础，因为这许多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都足以使我拯救另一个人的生命，而只要我不肯给予他这种救助，他就会死亡。根据这条规则，只要任何东西，能因满足别人保全其生命或保全他视为珍贵之物的需要而成为一个条件，使他不惜以其自由作为代价来进行交换者，便都可以成为主权和所有权的基础。由上述的一切，我们明白，纵使上帝曾给予亚当以个人统治权，这种个人统治权也不能给予他以主权。但是我们已经充分证明：上帝并没有给予他以这种个人统治权。 [8]
上帝赋予你的是所有权，没赋予你统治权，那么，在何等情况下，人才能接受他人支配呢？洛克说，你处在这样的境地——你迫切地需要维持生命的东西。为了维持生命，你不得不劳动，甘愿给人当服务员，你签订了契约，是自愿的。所以，支配权只能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这就是资产阶级所有权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同时，以《圣经》的名义，洛克还是个女权主义者。人们说君权神授，这是因为上帝让亚当统治世界，统治他的子孙后代，而洛克立即提出了疑问，难道《圣经》里有这句话吗？他说，《圣经》里根本没这句话。再说了，如果没有夏娃，亚当哪来的子孙？他于是又来了一些惊世骇俗的话：
假如我们的女王玛丽或伊丽莎白和她们的任何一个臣民结婚，根据这段《圣经》，她们在政治上就应从属于他，或者他因此就对她享有“君主的统治权”吗？依我看上帝在这段经文中并没有给予亚当以对夏娃的威权，也没有给予男子以对其妻的威权，而只是预言女人可能遭受的命运，即依照上帝的意旨他想要作出规定，使她必须服从于她的丈夫。 [9]
这显然是为英国女王说话。如果说亚当统治，夏娃和孩子必须受他统治，那英国现在究竟是女王还是她的丈夫统治？难道女王的丈夫可以统治女王吗？
他认为，父亲因为生了孩子就对孩子有恩情这个说法，纯粹属于胡扯：
当生儿育女的时候，在一千个父亲中，有哪一个除了满足他当时欲望外还有什么更长远的思想呢？上帝以他的无限智慧，把强烈的性交欲望安置到人类的体质之中，以此来绵延人的族类，而人类这样做时却大都并没有这项意图，而且生育儿女还往往是与生育者的愿望相违反的。诚然，愿意并计划要有儿女的人们只是儿女的存在的偶因，他们在设计和希望儿女时，对于儿女的创造所做的事情一点也不多于希腊神话中雕卡力昂和他的妻子向后抛掷石子来创造人类所费的力气。 [10]
这可是很极端的话，这么一看，咱们中国的政治就大不一样。洛克这种观点，不但是统治者接受不了，一般的中国老百姓也接受不了，这比柏拉图还难以使人接受，所以，中国和西方的知识真很不一样。
看看洛克都主张些什么吧：你凭什么建立统治？一切权力都是临时的，如果你不给我面包吃，我凭什么让你统治我？即使我爹不给我面包吃，他也不能随便支配我。他甚至说，我爹生我的时候是为了他自己快活，他哪想到给我什么恩情——他的理论就是这样的。要在我们看来，世上哪有这么不孝的儿子。我们五四运动再怎么着叛逆，也没叛逆到他这个地步。
下篇，就充满更加有趣的东西了。
既然权力支配的基础是所有权，那么，所谓所有权，对于被支配者来说，那就是“幸福感与获得感”。这句话可以概括为毛主席的一句话：“手里没把米，唤鸡都不来。”我们如果不给老百姓好处，他凭什么跟你走？如果你天天让老百姓饿肚子，光靠启发老百姓的觉悟，那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个对于少数有觉悟的人可以，但对大多数老百姓不行，这么办是成不了事的。简单一句话，让人民过好日子，人民才能拥护你。
因此，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绝不同于父母对儿女的关系、主人对奴仆的关系、丈夫对妻子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支配关系，更不是什么主奴关系。它是一种契约关系，契约，必须双方同意，你指使我，那得给我好处，甚至给好处就干，不给就不干。对被支配者没好处的契约，自然就终止了。
讲到所有权，也不是说世界是你的，世界归你所有，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圣经》说所有权属于大家，不属于某个人。山川河流、自然空气这些东西，都是大家的，如果你把空气装罐里再卖给大家，这就是亵渎上帝。
讲到所有权，这仅仅是说你的人身是属于你的，而所谓人身，就包括你人身的活动。“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 [11] 就是这句话，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所有权是劳动创造的。洛克说：
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既然是由他来使这件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它的一般状态，那么在这上面就由他的劳动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因为，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以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至少在还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的情况下，事情就是如此。 [12]
这块地，谁把它开垦出来了，谁付出劳动了，那就是属于他的。这树上有很多香蕉，一般的人就等着掉下来，但如果有人爬上去，香蕉摘下来了，摘下来的就是他的，因为他付出劳动了。当然，这又带来一个问题，摘了太多香蕉，烂了怎么办？我拿香蕉来换你的贝壳，所以价值规律、交换规律就产生了。经济学就在这个里头产生出来了。
那么，统治与政治的关系是什么？政治从何而来？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人是政治动物，人是合群动物。但关键在于什么是政治？
柏拉图告诉我们说，政治是那些用脑的人的专业。政治工作是揭示规律性的东西，政治是思考抽象的东西。孟子也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毛主席很不赞成孟子，他老人家说，如果那些领导什么也不干，天天写报告、念文件，这帮家伙根本不劳动，也不接触劳动人民，他咋当领导？
历史上的统治者都说，政治家他用脑子、灵魂在思考、在工作。柏拉图不是说了吗，领导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你们这帮劳动人民，是灵魂里只有泥土的人，不会用脑子，只会用手，应该被支配。
当然，马克思说，这不行，这不是政治，这只是统治阶级的政治。
马克思的想法很超前，他说，这种脑力劳动的政治，总有一天会走歪道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47—1848年手稿）》中说，人脑总有一天，会对象化为机器，机器计算的速度特别快。人脑，领导阶级的人脑，再牛也牛不过机器。最后的结果是，机器把领导也给领导了，资产阶级政治是瞎忙一场空。
你以为脑子好就是领导？你脑子好，机器人比你脑子还好，高科技时代，靠领导的脑子没用了。马克思这篇文章，我们后面会讲到。
其实，到了洛克这里，统治就不再是古希腊那种政治，古希腊的政治是指靠思想进行统治，如今的政治实质上就是契约。契约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建立在同意基础上的政治，就是黑格尔所谓“承认的政治”，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讲。
在这个基础上，政治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政治已不是高高在上的政治了，政府必须与人民签订契约。这个契约是什么呢？就是保证我们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这个契约就叫法律。而这样的社会，就是法治社会。洛克这本书发表之后，标志着法治代替了统治。
在法治社会里，统治权来自所有权。没有所有权就没有支配权，言下之意，你不给钱，你统治谁？说到底，就是这么个道理。干活必须发工资，没有所有权就没有统治权。所有权哪来呢？劳动来的。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财富，商品的价值就是劳动的价值，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都在这里。
洛克说，政治可以归结为一条，就是维护生命、财产，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政治的意义就在这些。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政府？需要政府的理由就是，维护财产、维护生命，建立资产阶级自由。洛克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当时欧洲的一切政府，特别是英国政府，连这个也做不到，那时候，欧洲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太坏了，欧洲的统治阶级太烂了。
所谓统治，就是合法的统治，只有把所有权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才会有合法的统治，这样，强权统治与思想的政治，才能落实为法治。
既然统治、政治的最好方式是法治，那么，法治有什么特点呢？
法治的政治由立法、行政与司法组成。立法权是核心，但是立法权必须中立，而且立法人员要不断地换，总是一帮人是不行的。
第二个，行政权力必须在法治范围内运行，国王和地方贵族都必须守法，各级政府可以出政策，但是，各种土政策不能与国家法律相冲突，不能出现法律地方化的问题。
还有一部分是司法，司法是惩罚性的。法治社会为什么一定要有惩罚性？法律一定要惩罚，没有惩罚性，就没有公正性。
洛克代表了西方社会的一个转变，简而言之，就是从统治到法治的一个转变。
我们总是说明朝不像话，但如果看当时的欧洲，那几乎会发现，明朝那些不像话的皇帝，比欧洲的统治者们要靠谱多了，比起欧洲不断的战乱，明朝那就是天朝了。欧洲产生出法治的思想，不是因为欧洲先进，而是因为欧洲太乱了，统治者太不像话了。这就好比康有为的《大同书》产生于清末，不是因为清末的中国太先进了，而是因为那时的中国太不像话了。这就是所谓“大道废，有仁义”，“国家昏乱有忠臣”的历史讽刺吧。
正是欧洲的全面动乱，方才使得洛克充分认识到：最好的政治形式是法治，如果没有法治，政治就会成为赤裸裸的统治。统治只能通过暴力和强制来实现，而最高的强制性暴力就是战争，战争的逻辑是零和博弈，胜者为王，赢家通吃，这里没有规则与公平可言。
如果说16—17世纪欧洲的主题是宗教动乱，18—19世纪欧洲的主题就是资本与战争。揭示19世纪欧洲主题的著作首先是《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是普鲁士军官，在拿破仑战争后被俘，被释放后参加了俄国军队。他对法国和欧洲各国的军事理论都有所研究，后来回到普鲁士军中，参加了滑铁卢战役。
克劳塞维茨既是思想家、学者，也是军事家、战略家。这种人是在欧洲骑士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中国的士大夫文明很难产生这样的人，如果说有一个，那就算是王阳明。曾国藩固然是军事家，但他没有思想；魏源、严复有军事思想，但没有亲身参战。关于战争，克劳塞维茨突出讲了三点：一、战争是最高的政治，起码对西方来说如此，战争的统帅必须是政治家；二、战争是一所大学校，伟大的统帅必须是伟大教员；三、战争是艺术，艺术的核心是命运，伟大统帅身上体现了人类的命运。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定义了政治，政治就是权力的游戏，就是权术与权变，权力游戏的最高形式是战争，战争是权术与权变的集大成。但是，在战争中，尤其突出了权力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战争始终是在变化的，权术永远跟不上变化。因此，对政治的思考，离不开对战争的思考；对战争的思考，离不开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权力与命运，这是思考政治的另外一个维度，做出这种思考的人，叫克劳塞维茨。
下面，我再讲一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本书是克劳塞维茨去世后，他的遗孀整理出版的，那是1832年，距离鸦片战争只有八年。与之媲美的著作是魏源的《圣武记》，出版于鸦片战争后两年。
我们怎么思考西方传统？从思想出发，从法治出发，从经济出发，当然都可以，但最根本上说，必须从战争出发。这是韦伯曾经指出的，他说，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在于，一个是由文弱的士大夫领导的，一个是由武士领导的，如果有宗教，中国的儒教是和平的宗教，而西方的宗教是战争的宗教。如果进行这样的比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变化：宋代之前，中国的知识是围绕着五经建立起来的，五经中当然有军事的内容；宋代之后，中国的知识是围绕着理学建立起来的，理学里没有战争的内容。钱基博认为曾国藩是以理学治军，这只是一种说法，真正能用思想来治军打仗的人是毛泽东。晚清以来，中国的思想逐步从理学回到了经学，秦汉唐以来关于战争的思想重新被发掘出来，最典型的代表是魏源的著作。
中国对于西方的全面认识，是从“救亡”开始的，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军事失败开始的。我们把西方理解为现代的，而自己是落后的，这首先也是从军事落后的角度来理解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一种观点把西方文明概括为现代性，现代化只是现代性的一个结果，西方的现代性是“普世价值”，只有全盘接受西方现代性，才能真正搞好现代化。根据这种观点，中国要做的是启蒙，即学习西方现代性。也是根据这种观点，有人认为中国学习现代性的过程被两次打断，一次是五四时期，“救亡压倒启蒙”，遂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次是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名义，拒绝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上述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这门课要告诉大家的是：
从地中海开始的西方文明，自16世纪起，逐渐形成了一个向全世界扩张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称之为体系，是因为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划分出世界的中心和外围。
第二，它有周期性的经济波动。
第三，它会采取某种强力形式，今天叫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过去，我们抽象地把它称为“现代化”或者“西方现代化”。
16世纪以来，西方文明（或者西方式现代化）造就的世界体系，之所以在世界历史中占据着霸权式的地位，主要由于后两个特征，一个是资本方面的，一个是战争方面的。资本和战争的能力，依然是今天西方主导全球化的主要能力，其典型先是英国，然后就是美国。正是这两个力量，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大放异彩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
“强力使人畏惧、使人臣服、使人信服”，严复指出，中国之所以要了解学习西方，并不是因为其文明，而是因为其富强。尽管魏源隐晦地指出，西方之富强，是“不王道”、不文明之富强，而这种强力，被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归结为“西方式现代化”的力量。
本杰明·史华兹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认为，上述严复和近代中国人，他们对于西方和英国的理解如果不是偏狭的，就是出于自己立场的误解、误读。因为他们都是从“救亡”的立场出发，把西方文明归结为现代化的“富强”，从而没有真正理解西方文明的真谛，没有了解西方文明的“纯粹性”“独特性”“多元性”。在我看来，史华兹的立场，恰恰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严复这些人正是因为站在西方之外，才能更为透彻地看到西方文明的本质。试想，西方的强势下，今天的这个世界，谁有工夫去读阿拉伯和印度的东西呢？所谓西方文明的影响力，这首先是由于它的强势造成的，而这种强势是在16世纪后才爆发出来的。
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洛克的《政府论》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它是17世纪的作品，经过漫长的阶段才形成了它的经典地位。但是，在当年，洛克四处流亡，根本不敢发表这个作品，因为正如这书的批判者所说，其中讲的都是权术，都是阴谋诡计，根本不是什么哲学社会科学，就如同斯密一样。斯密临终前把他的遗稿都付之一炬，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其中都是权术，没有什么正大光明的知识。
其实，在我们前边的讲述中，西方社会在古希腊时代就形成了它的政治特点，这个特点是政治与权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其实都在讨论权术，或者说权力支配这个问题，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很清楚地在讨论权术问题。
在与西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的一个深刻的理解，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是最讲权术的。我甚至以为，我们读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一定要把权术放在头里。
那么，什么是权，什么是术？
早在洋务运动发生期间，恭亲王奕䜣与大学士倭仁，曾经就举办同文馆、向西方学习等问题发生争论。这种争论背后当然有十分复杂也十分具体的原因，这里不能展开，而其中就包括什么是“数”与“数学”的争论。
当奕䜣提出同文馆要学习数学的时候，倭仁提出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数”和“数学”。倭仁提出，在中国的传统里，在中华文明的语境里，“数”与“数学”包含三层意思：一是计算即算数，这是墨家以来都有的；二是“命数”的推演，这是《易经》到理学意义上的“数”，它最低层次上与“权变之术”有关；再就是“气数”即历史命运，这是根本意义上的数。但是，在倭仁看来，西方的学术中，只有第一种数，即计算与算数，而没有后两种数。
倭仁的提问是发人深省的。如果说西方有计算之术，有权变之术或者权术的话，那么，它缺乏对“命数”、命运的思考。当然，当年的倭仁并不一定对西方的传统有整体的了解，他似乎没有看到，对于“命运”“命数”即历史命运的思考，这是从希腊到黑格尔、马克思以来的重要传统。但是，起码是在倭仁的时代，西方已经不再思考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西方已经坚信，它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因此也把握了世界和人类的命运，这就是所谓“历史终结”的看法。
于是，在命运已经确定的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变成了计算的问题、政策的问题、技术的问题了。
这也就是马克思的特殊性，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西方的命运是不确定的，西方的命运与世界，甚至与中国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他引用黑格尔“两极相联”规律的原因，他因此思考了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具体说，马克思不但思考了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认为权力都要经过巅峰而走向腐败和崩溃。资产阶级批判封建势力的僵化，但资产阶级本身不能拒绝变化的命运，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之后的经济学与马克思的经济学相比，在政策方面更具针对性。如果把凯恩斯看作“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他的政策远比马克思更加温和、更具适应性。但从囊括整个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重要传统而言，比如哲学的、政治的、人文的，恐怕没有人像马克思这样承前启后。他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政策制定者，但毫无疑问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纽带。
这也就是克劳塞维茨的视角，克劳塞维茨提出了战争的目的是政治，政治的最高阶段是战争。同时，他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就是战争是不确定的，决定战争的不是技术，而是命运，这样，他又把命运引入了政治。
《战争论》有一节叫“战争的摩擦”。我们这门课，起码将两次出现“摩擦”这个词，一个是新古典经济学讲摩擦性失业，就是待业；另一个就是战争的摩擦。战争的摩擦是指什么呢？在战争中，会有许多阻力，有的来自敌方，有的来自内部，它使战争不可预测。
双方开战之后，要完全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其实是很难的。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绝对不是指挥所里披着大衣看地图的那些人。那个时候，拿破仑也不顶用了，他再骑着马冲到前线，也太晚了。因此，决定战争胜负、减少摩擦的办法是：前线每一个士兵的意志、胆量以及战士们知道为什么打仗。韩信说刘邦打仗方面，“不善将兵而善将将”，这是给刘邦讲的，他说自己虽然能管那么多兵，但还是被刘邦抓住了。
克劳塞维茨和毛泽东思想是相仿的，他们认为，作为战争的指挥者，最重要的在于：你不是要做一个统帅，而是要做一个教员。你要告诉每一个普通战士，为什么打仗。因此战士能发扬出上甘岭的气魄来，一个人、一杆枪都能坚持打到最后。
这是克劳塞维茨的方法。战争是推动西方民主和人类民主政治的真正动力，战争发生的时候，不可能从根本上依靠武器，今天谁也不敢用毁灭性武器。
其实，利用经济进行统治，这也是一种权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就是权术，因此，也是政治。一开始，经济学这门学科还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但自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起，以及后来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产生之后，它似乎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形象登场，不是反对政治，就是淡化政府和政治。因此，西方经济学逐渐变成了一些政策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几乎很难在政策层面，为西方经济学找到一致性；另一方面，经济政策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看凯恩斯、弗里德曼就会发现，他们在政策方面完全是两极的。萨缪尔森是对两者的综合，但是，我们一般不会把他们的学术著作与“权术”和权力支配挂钩。
今天我们做经济学研究，很大程度是被引向去求一个不稳定性的变量，尽管运用了复杂的数学方法。但是，为什么是数学？数学与权术有什么关系吗？
如果我们仅仅把经济手段理解为计算，那这是缺乏马克思的视野。这个视野，可以追溯到他对柏拉图形而上学的思考，可以追溯到他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思考，这个思考就是对权术的思考。《资本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古希腊政治学的一个颠倒的叙述。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经济的问题几乎等同于治理家庭的技术——家政（household management），马克思则相反，他认为经济本身是最大的政治，是政治的基础。
如果说，西方政治的底色是倭仁所谓“权术”，那么，古希腊的辩证法的实质就是权变之术。
我们在讲古希腊的时候，特别强调亚里士多德提到的政治学的特点，最根本的指向是辩证法。福山在写《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时候有一句话：“恩格斯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可以从黑格尔思想体系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方法”，把它仅仅变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工具”。 [13] 福山的说法是对的。因为恩格斯讲自然辩证法的时候，把辩证法视为自然科学的基础，显然忽视了辩证法的政治和社会起源。
我们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核心是辩证法，在这里，辩证法意味着在进攻与防御（战争视角）、兴盛与萧条（经济视角）中，在这些两极之间寻求平衡，在矛盾的对立中寻求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政治的传统，恰恰不是极端。即使我们今天把美国看作是极端霸权主义，但它的政治也绝不是极端的，面对强大的对手，它的办法是从内部去瓦解其团结，从外部去分化其联盟。如果美国的霸权主义政治是极端的话，就不会出基辛格了，更不用说它的政治制度本身带有通过权力的分散来实现“管控”的特点。
我们即便不能说，西方的政治传统是一种妥协的政治传统，但起码可以说，西方的政治传统是一个充满辩证法的政治传统。它绝不是要求一个零和博弈。我们今天说美国代表零和博弈，但其实不然。如果美国代表零和博弈，毛主席的话就不对了。基辛格问他是不是在学英语，毛主席说，是啊，在学类似“paper tiger”这样的东西。就是说——虽然是tiger，但实际上是一个“paper tiger”。它做的样子，战争和经济的强势姿态是“tiger”，但是，它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还是尼克松所谓的“不战而胜”。
同时，马克思思考了经济的合法性，或者经济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在这里，他极大地发展了康德的思想——关于人的幸福和快乐，究竟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康德认为，物质与肉体的幸福和快乐是短暂的，只有心灵的、内在的幸福和快乐是长久的。这当然也影响了黑格尔，影响了他所谓对精神的追求。
马克斯·韦伯揭示了经济何以成为最大的支配权力，这种权力的合法性何在，而这些问题在马克思的思考中都具备了。他从人的满足的角度，重新思考亚当·斯密所说的劳动价值论，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的幸福和快乐。劳动本身是很痛苦的，积累、禁欲、储蓄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的满足？在现代世界，满足总是指利润与利息的满足，这种满足是低级的满足，这种满足是永无尽头的，因此是不满足。“古代世界是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凡是现代表现为自我满足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14]
国家的目的是财富，财富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所不知道的，这种转变是从经济学开始的，或者说是从洛克的《政府论》对政府的定义开始的，马克思说：
17世纪经济学家无形中是这样接受国民财富这个概念的，即认为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而这种观念在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15]
这些问题，都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当置于这个传统中时，特别鲜明的就是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过去的经济学叫政治经济学，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说法了。那政治学是指什么呢？放在西方的立场上，是指政府吗？是指阶级斗争吗？是指采取专政和暴力手段吗？我想不是的。西方的政治传统，在今天表现为霸权主义，表现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但这恰恰不构成西方政治的底色。
西方的经济和战争都是政治性的。所谓政治性，就是指：战争和经济不是它的目的，而维持统治的平衡才是目的。这就要在矛盾当中“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在矛盾对立当中寻找一个平衡。这是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政治的传统。
因此，我们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当中，可能找不到一个固定不变的政策。在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之间，你会看到天壤之别，他俩在政策方面的主张完全不一样。马克思这样的人，恰恰出在西方的思想体系当中，这一切似乎都说明它在政策上是没有连续性的。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文献，都是针对他们自身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的，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问题提出的。
如果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有连续性，我觉得是它的政治传统，这个政治传统是辩证的。中国有阴阳学说，但没有辩证法，阴阳的学说是哲学，但不是政治哲学，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是政治哲学，是西方政治学的基础。我们在讲黑格尔的时候，讲到辩证法的核心。黑格尔说，人为了争取互相承认而进行斗争。所谓争取互相承认，就是“承认的政治”，当中就包含着攻防和妥协。
把经济理解为政治的问题，这绝不意味着在经济中增强政府的作用，又或是在经济中增强市场的作用。因为这两句话似乎是矛盾的。那么，它们在什么意义上是统一的？就是在政治中。根据政治的需要，我可以强调政府的作用；根据政治的需要，我也可以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根据政治需要，我可以说美国是吃人的老虎；根据政治的需要，我也可以说中美关系源远流长。这些都是政治，这也恰恰是西方的政治传统。而这个传统，跟中国汉唐的传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千万不能低估西方政治的灵活性和辩证性。如果那样，你就永远被甩在后面，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一个开头，就是我们怎样在经济意义上讨论政治问题。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目的是政治，战争绝对不是为了毁灭对方，进而毁灭世界。二战临近结束的时候，美国绝对掌握了毁灭日本的能力。他扔一颗原子弹是扔，扔两颗原子弹也是扔，扔十颗跟一颗的结果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扔两颗就完事了？为什么美国恨透了天皇，还要保留天皇的地位？为什么要把日本重新扶植起来？这些原因，都不能从战争的角度来解释，而只能从政治角度来解释，这都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战争的目的是政治，这是克劳塞维茨的视角。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文献，都是针对他们自身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的，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问题提出的。
[1] [德]曼弗雷德·马伊《欧洲简史》，吕叔君译，东方出版社，2023年，第13—14页。
[2] 普布利乌斯·瓦列里乌斯·普布利可拉（Publius Valerius Publicola），罗马共和国奠基者，古罗马执政官。
[3] 迦太基（拉丁语：Carthago）：位于北非地中海沿岸（今突尼斯境内）的古城，与罗马隔海相望。“迦太基”在腓尼基语中意为“新的城市”，在古罗马文献中也被称为“布匿”。
[4]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467页。
[5] [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之死》，谢善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37—138页。
[6] 夸特（quart）：英制容量单位，1夸特=1/4加仑。
[7] 英担（hundredweight）：重量单位，1英担=112磅。
[8] [英]洛克《政府论》上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第35页。
[9] [英]洛克《政府论》上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第39页。
[10] [英]洛克《政府论》上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第45页。
[11]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64年，第19页。
[12]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64年，第19页。
[13]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0页。
[15]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