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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2014年5月4日上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汇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举措时，讲到了要开展“小班教学”。
开展“小班教学”的意思是：只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学术前沿的课程，只要目前世界一流大学有的基础课、前沿课，我们都要争取开，即使只有几个学生选，我们也支持教授开课。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导读”这门课，就符合这样的原则，它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课，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包括我曾经任教过的纽约大学都有这个课，只不过他们那是开大课，而不是小班教学。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这样讲道：
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汉密尔顿等人著的《联邦党人文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增长》等著作，过去我都翻阅过，一个重要感受就是这些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
由此我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峰，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去孤立地讲马克思主义。
自2017年第一学期起，我开始在北大开设“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导读”，开课的理由，就是从问题出发，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这首先是为了解决自己在学术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这门选修课，采用的是小班教学的方式，当然，这也是响应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举措，所以，把它称作“大学小课”。
说到“西学”，我想起较早向中国系统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严复的话。在《天演论》中，严复说：“自希腊倡说以来，至有明嘉靖隆、万之间，其说始定，定而后新学兴，此西学绝大关键也。” [1]
所谓“从问题出发”，首先就是从严复所提出的“西学绝大关键”出发。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西方自1500年以降的兴起，当然不能简单地说是其力量（特别是军事暴力）优势所造成的，但是，我们可以明确地把它描述为西方在“科学”与“资本”这两个主要方面的优势之确立。而在严复以来的中国人看来，这种优势的确立，乃是西方文明自古希腊以来长期“进化”所造成的结果，中国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完成这样的“进化”，以变“落后”为“进步”。
严复还认为，人类的一切进化，皆可归结为人脑的进化。他甚至认为西方的人脑已经进化了七成，“今日欧民之脑，方之野蛮，已此十而彼七”， [2] 而西方人脑之进化，一体现为科学，一体现为资本。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由六部分构成，除了谈科学与道德之外，其中第四部分叫《资本——劳动之母》。不知为什么，严复的《天演论》对赫胥黎著作里这最重要的一部分，却只字未提。
为什么严复把进化理解为人脑之进化？
实际上，“科学”与“资本”的兴起，基于相同的人类行为偏好，即把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人的所有感性活动（劳动与生活），对象化为人脑的理性活动（这是马克思反复指出的）。资本的逻辑与科学的逻辑基于共同的前提，众所周知，是笛卡尔最早揭示了这一前提。他把代数、几何、逻辑融合为一体，使数字能够在逻辑的前提下转化为图像，这就是“数字成像”技术的起源。简单地说，所谓“人脑的进化”，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此乃一切“科学思维”之基础，而所谓资本，无非就是在财富的意义上理性化了的全部自然与人类的感性活动。
而对我来说，“从问题出发”的更为关键的一点，则在于搞明白：“进化”与“进步”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我以为，这乃是我们研究西学时必须时刻放在心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前提。
进化，这是人类生存斗争的方式。从进化的角度看，科学与资本乃是现代人类生存斗争的最重要方式，这种方式最早为西方所掌握。也正是从生存斗争的角度看，正如赫胥黎所指出的那样，科学与资本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反道德的，因为它是“非道德的”。
而进步，则是指人类的生存斗争与人类的伦理追求之间的矛盾。进步，简而言之，是指将生存斗争置于人类的伦理底线所能忍受的范围之内，而只有在自然人与伦理人之间的矛盾之中，我们才能去思考什么是“进步”，从而努力超越“进化”。
从伦理的角度去思考人类的生存斗争，这是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微妙区别，它决定了马克思观察资本主义体系的独特角度，甚至也决定了中华文明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角度。实际上，无论严复还是毛泽东，他们都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人类的生存斗争的，而这就意味着从“进步”的角度去理解“进化”。
资本是人类生存斗争—进化的重要方式，问题在于，如何从伦理的角度去理解这种进化，而不是简单地、单向度地把这种生存斗争的进化方式，理解为“进步”。
我就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去观察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这是我必须向读者诸君事先交代的基本立场。
课程的讲授者不应隐瞒自己的立场，但仅仅有立场是不够的。一门课，总要有纲，有线索。最简要地概括这门课的讲解线索，那就是：不仅描述了西方学术自欧洲向美国的转变，而且，也解释了这种转变的实质——从自由劳动的共同体，向着资本主义体系的转变。
黑格尔把现代历史理解为劳动的主体性的构建，或者说，通过劳动构建现代主体性的过程。在黑格尔劳动主体性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则通过揭示劳动的“异化”，从而展示了现代世界的另外一幅画卷。在《资本论》中，他揭示了无产阶级的被剥夺（当“劳动价值”被古典经济学理解为“劳动力的价值”），农民的失地（从亨利八世剥夺教会土地开始），残酷的殖民主义（从1492年开始），以及高利贷转变为合法的信贷（这是路德新教改革的实质）。他不仅区分了劳动与异化劳动，而且区分了经济活动与资本、信贷（即他所谓“货殖”）。马克思认为，这种区别如此古老和经典，以至于在《资本论》中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来说明它：
亚里士多德拿经济同货殖作对比。他从经济出发。经济作为一种谋生术，只限于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或国家有用的物品……商品交易……成了货殖，成了赚钱术。货殖与经济的区别是：“对货殖来说，流通是财富的源泉。货殖似乎是围绕着货币转，因为货币是这种交换的起点和终点。因此，货殖所追求的财富也是无限的。一种技术，只要它的目的不是充当手段，而是充当最终目的，它的要求就是无限的，因为它总想更加接近这个目的……有界限的是经济而不是货殖……前者的目的是与货币本身不同的东西，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由于把这两种难以分清的形式混为一谈，有人就以为，无限地保存和增加货币是经济的最终目的。” [3]
换句话说，自马克思开始，分析经济与社会，就不能像黑格尔那样从“劳动”出发，甚至不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从“经济”出发了，分析19世纪的经济与社会，必须从资本和信贷出发。
如果说，黑格尔完成了欧洲的思想体系，那么，马克思则率先揭示了这一体系的瓦解与转变。因此，如果我们以黑格尔、马克思为界，向前追溯西方学术的历史，那就是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而如果向后观察其变异，那主要就是新古典经济学，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土壤主要是在英国和美国。
在马克思之前，经济学的主题是劳动；在马克思之后，经济学的主题是资本和信贷。离开了资本，离开了信贷，离开了从劳动到资本与信贷的转变，我们就不能理解欧洲革命的失败，也就不能准确地观察美国统治的世界。
关于黑格尔的劳动共同体，关于法国大革命以及欧洲的革命所开启的现代性，马克思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 [4]
经济思想的转变，是欧洲大革命转变的结果。马克思指出：欧洲的大革命，其实早在1815年拿破仑遭遇滑铁卢时就已经失败了，而在拿破仑失败的地方，黑格尔的劳动共同体就已经瓦解了，在这里，被终结的不是统治的历史，而是革命的历史。神圣同盟即大国联盟，就是靠信贷打垮了拿破仑、打垮了法国，打垮了欧洲的革命。于是，马克思说，在这番历史的漫画里，“第一次是法国站在破产的边缘，这一次是波拿巴自己站在债务监狱的边缘；当初是大国联盟站在边境，这一次是卢格和达拉什联盟在英国，金克尔和布伦坦诺联盟在美国”。 [5]
克劳塞维茨作为普鲁士援军的一员，参与了滑铁卢战役，在滑铁卢，正是他担任参谋的普鲁士援军，给了拿破仑最后致命的一击。这场伟大的事变，使他思考战争与政治、战争与人民、战争与艺术，即从军事、教育与命运的角度去思考战争，从战争的角度去思考历史。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写《战争论》。我们的课程里会讲到他。
维克多·雨果曾经凭吊了滑铁卢的旧战场，在《悲惨世界》中，他这样写道：
假使我们从最高处观察问题，就可以看出滑铁卢是一次有计划的反革命的胜利。是欧洲反抗法国，彼得堡、柏林和维也纳反抗巴黎，是现状反抗创举，是通过1815年3月20日向1789年7月14日进行的打击，是王国集团对法兰西不可驯服的运动的颠覆。总之，他们的梦想就是要扑灭这个爆发了二十六年的强大民族。是不伦瑞克、纳索、罗曼诺夫、霍亨索伦、哈布斯堡和波旁的联盟。滑铁卢是神权的伥鬼。的确，帝国既然专制，由于事物的自然反应，王国就必然是自由的了，因而有种不称心的立宪制度从滑铁卢产生出来了，使战胜者大为懊丧。那是因为革命的力量不可能受到真正的挫败，天理如此，绝无幸免，革命力量迟早总要抬头。 [6]
1847年12月11日，就在滑铁卢咫尺之遥的布鲁塞尔，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开始思考与过去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新的形式的伟大斗争。
知彼是为了知己。不能知彼，则不能知己。开这门课的目的，当然不是照搬西方大学的基础课，而是以西方道路为比较，以第三世界的道路为参照。这门课的实际上的目的，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它的落脚点是中国道路。
这门课是从问题出发的，是从中国自己的问题出发的。这个问题就包括如何从“进步”的角度去理解“进化”（生存斗争意义上的“发展”）。
近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从土地信贷驱动（房地产）向着高质量产业驱动的转变，我们开展了西方教科书中前所未见、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扶贫，它不仅诉诸“共同富裕”的信念，更从基层稳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的变革推动了世界的转变，“一带一路”重新塑造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一系列伟大的转变、伟大的实践，需要理论创新的引领，时代要求我们说出一些新话，想出一些新思路。自然，说新话、干新事难，想新事也很难，新的实践总是在与旧话、旧事、旧思路的复杂反复纠缠中艰难突围的，因为我不是旁观者，不是躺平的人，因此，感到办事之难、转变之难，这也是很自然的。
这门课自开设以来，其间没有得到多少赞和（这主要是因为它不在“绩点必修课”范围之内）——这本不足以使我失落；但却得到了个别的反对，比如说：大学生必须好好读教材、教科书，只有熟悉教材教科书，才能顺利考试过关，才能混绩点。要想了解西方，了解黑格尔，了解马克思，看看教科书就行了，何必当真，何必求根问底？
还有：中文系的师生，何以放着亲师们编印的伟大教材不读、不学，而去读什么经典？何必去读什么《资本论》《论犹太人问题》？这岂不是舍近求远，岂不是自己的地没种好，反去浇别人的庄稼？西方经典有什么用，难道黑格尔、马克思能帮你答辩论文，推荐你找工作吗？
这反对使我感到快乐和满足，因为在北大讲课，有人非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一个教师，他在北大所能获得的最大支持就是：并不因为有人反对，这门课就必须禁止，恰恰相反，这或许正说明了开这门课的价值。据说，这个规矩是蔡元培定下的。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个规矩，陈独秀就不能在北大宣传新文化，鲁迅就不能在北大开“中国小说史”，梁漱溟就不能在北大讲佛学，李大钊就不能在北大讲马克思主义。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这门课已经讲了七年，听课的人虽不多，但来者全凭兴趣，可谓“自生自发”；在我则是只有提纲，并没有讲义，更没有形成教材、传之后世的打算，因此可谓“自生自灭”。
郭晓琳老师这学期来听课，临近期末，忽然发来了整理好的部分听课笔记。虽然只是一部分，但读起来使我感动到了内疚。这些散漫之论，本不值得她如此劳心费力整理成文字的，但她触发了我的初心。所谓初心，也就是以学问报答亲友，报答读者，报答青年，报答北大乃至人民的心。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我的书，不过我一直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文字是可以出版的，于是事情就搁置在那里，于今已经一年。现在孔令燕同志说，这些讲课的内容也是可以的，但我有自知之明——这些内容主要是讲经济的，与文学，特别是纯文学关系不大，倘贸然出版，恐是于今天的纯文学大不利，如果引起文学门阀们的不快，对今天的文学场造成破坏，乃至造成损失，这绝然是很不划算的事情。
但孔令燕同志似乎不顾这些。她的理由是，马克思是莎士比亚的知音，熊彼特也说过写经济史要参照文学史的写法，我们的文学是为人民的，经济学难道就不为人民了吗？
她这一问，也问到了我写书、教课的初心。
其实，我的同事总是问我：你点灯熬油，把自己熬得满头飞雪，你每天这么干，有什么意义？你快乐吗？
我想说，我这么干，当然不是为了评奖评职称“戴帽子”。我这么干，简单说就是为了报恩。我这辈子，受纳的恩情实在太多了。
我们置身于高度生存竞争的世界里，在“内卷”中完成着知识与自身的“进化”。至于这种“进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进步”，则是我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或者说，是另外一个问题。而我想说明的是：使得一个人文学科的教授冒险去阅读经济学的理由，不在于浪漫的空想，而恰恰在于怎样从伦理的角度去反思这个高度生存竞争的世界。这并非“自作多情”，而正是一种冷静的态度。
我二十岁的时候，去上海访问鲁迅故居，因为没有钱买回程的火车票，汾阳路上的一位宾馆服务员，给了我十块钱，没有打借条。两年前，一个萍水相逢的兄弟，为了救我父亲，在疫情之下，一夜开车一千里，送我进北京。我二十二岁时，北大研究生招生办的李俊杰老师，给我这个陌生的外地考生，买了一盒北大的午餐，还安排我睡在他的办公室里，等我吃饱了，他突然告诉我：“你的英语考了八十六分，这可是很高的分数，小伙子，你不简单。”
那天，我离开李老师办公室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是永远地离开了他——李老师不久就去世了。想来，也是那天，离开李老师的办公室后，我在北大东门外，突发奇想，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一个来北京看病的老大娘，而那个大娘告诉我一句话：好人应该住在好地方。
后来，每当我走过李俊杰老师工作的地方，我就会想起老大娘的话：好人应该住在好地方。
好地方应该是天堂吧！忘记了谁说过，读人类伟大的经典著作，你会听到造物主在天堂哭泣；又忘记了谁说过，每当想起马克思的形象，就仿佛看到造物主化装成一个乞丐来到人间，向我们伸出他的手，悲恸地说：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这又使我想起，2008年冬天，我在百老汇看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的音乐剧《悲惨世界》，这也是西方经典和保留剧目。其中马吕斯唱道：“有一种悲痛无以言述，有一种伤口无法治愈。幽灵在窗外走过，地板上还有幽灵的倒影，朋友啊朋友！朋友们都已逝去，这里只留下空着的桌椅。”那一刻，我痛彻心扉，但却又感到无话可说。
雨果曾经说过：“你要了解革命是什么吗？称它为进步就是；你要了解进步是什么吗？管它叫明天就是。明天一往直前地做它的工作，并且从今天起它已开始了。而且很奇怪，它从来不会不达到目的。” [7]
后来，每当我走进红楼，走进诸如杨家沟十二月会议的窑洞，乃至走进西柏坡那个由伙房临时改成的会议室，这歌声似乎总是自天而降：
他们在这里讲述革命的奇迹，他们在这里点燃火炬，在这里，他们唱着明天的歌，而明天，却永远不会来临。
从角落的桌子，他们眺望了新世界的诞生，我听到了他们——他们正站在新世界歌唱，歌声变成了人类最后的共同体。
到了我这个岁数，许多事情其实不必再做，更不必拼命去做，写书并没有那样重要，多写不如少写——这些道理我也懂。但对我来说，有些事情不做，总是感到对不起自己的心。
我不能战胜自己的心。所以，有人说，你事多，因为你心软；你命苦，是因为心事太重。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有一种悲痛无以言述，有一种伤口无法治愈。幽灵在窗外走过，地板上还有幽灵的倒影，朋友啊朋友！朋友们都已逝去，这里只留下空着的桌椅。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虽然名曰“大学小课”，其实，这里面没有多少学问，也许就是因为很寂寞，就想与大家说说心事而已吧。
[1] [英]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全译本）》（附《天演论》），宋启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8页。
[2] [英]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全译本）》（附《天演论》），宋启林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页。
[6] [法]雨果《悲惨世界》上卷，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348页。
[7] [法]雨果《悲惨世界》上卷，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