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人口述史的新方法
——关于非遗的视觉调查与记录

非遗学使我们明白，以前采用的传承人口述史的方法，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下非遗记录和保护的需要，于是一种新方法产生了。

一

本世纪以来，源起于历史学的口述史，又多了一个分支，即传承人口述史。口述史是历史的亲历者根据记忆，通过口述记录历史，这对于以往单凭文献资料记录历史来说，似乎是一种鲜活的、具体的、还原于现场的、更接近真相的补充。于是，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争相采用口述调查的方法。口述史的谱系便愈来愈多。

从非遗学角度看，传承人口述史的意义更为重要。这是由于历史上非遗从无文字的著录，而非遗最重要的内容——记忆和技艺，全都保存在传承人的身上。这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传承中断，记忆和技艺就会立即丢失，非遗也就消失。只有通过口述将这些无形的记忆和技艺转化为文字，才能将非遗确凿地保存下来。故而本世纪以来，自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非遗名录肇始，对传承人的口述调查便成了普遍采用的方式，不可或缺的方式，甚至唯一的方式。同时，也是为非遗立档最可靠的方法。“传承人口述史”在非遗事业中功莫大焉。于是我们将“传承人口述史”这一概念确立下来，得到学界一致的认可。随即，我们展开了对传承人口述调查的方法论的研究。这一学术的自觉，使我们渐渐形成一个科学保护非遗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

传承人口述史与传统的民俗学采风和社会学调查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民俗学调查的对象和内容要广泛得多，传承人口述的对象却单一又明确，即传承人。调查的核心目的是要将传承人身上的无形遗产记录下来——一是记忆，一是技艺。所谓记忆，是保存在传承人记忆中的有关非遗的一切。包括传承人个人的身世、家族谱系、传承源流、文化环境、风俗仪规、生活方式、人生历程、传世经典，以及传承人对非遗的认知、观念、知识、经验、自我判断等等。技艺是指传承人独自的技艺，包括全部技能、诀窍、口诀、工具、材料、经验、程序及其从头至尾的全过程。调查方式是录音和文字整理。这是来自传统的民俗学和人类学调查的方法，也是二十年来我们对传承人的口述调查主要采用的方法。

但是，今天从非遗学的特性和需要来看，这种“由录音和整理到文本”的方式就远远不够了。

首先，非遗是形象的事物，是活态和动态的事物，抽象的文字所记录和表达的都非常有限。

进而从非遗保护角度说，非遗需要档案，档案需要完整和形象地记录非遗，单凭文字很难达到。这就无法将非遗真正保留下来，无法达到非遗档案特定的要求，无法满足非遗博物馆展陈的需要，无法用它检验非遗传承中的得失，无法用来做更深入的非遗研究。

传统的单纯的文本式的口述调查显然落后于时代了。

三

最早采用视觉方式作为调查手段的是人类学。这与摄影机和电影机的发明有直接关系。此前，人类学学者在田野工作时，常常会感到文字书写的局限，抽象的文字无法呈现事物原本的形态与景象。那时他们手里还没有照相机，有绘画能力的学者便用笔描绘下来。其他如动植物学者、地质学者、考古学者、民俗学者也都这么做。后来人类发明了照相机，视觉记录自然而然进入了田野调查。等到摄影机、电影机诞生了，事物的动态也能被神奇地记录下来，它们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调查工具，并很快地被推广开来，渐渐成为“各类人类学者田野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视觉记录不仅是一种方法，还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于是“视觉人类学”或“影视人类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概念应运而生。我国的视觉人类学虽然起步较晚，但本世纪以来有了长足发展，日趋成熟的人类学的图像记录给非遗调查开了方便之门。

在始于本世纪初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非遗的田野调查中，视觉记录便被普遍采用。开始时，它只是一种辅助手段。直到2005年“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工作启动时，明文规定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必须有视觉（摄影和电视录像）材料。这一规定客观说明了视觉材料所拥有的记录物象本真的意义，是单一的文字材料不具备的。当然，这样的视觉记录还不具有非遗学的学理。

非遗学的视觉记录的目的是为非遗保存真相。真相就是原生态。目的有四：

一是作为确凿的档案，二是作为传承监督的直接的依据，三是作为博物馆的藏品，四是作为研究必备的资料。

这是非遗学的需要。

当然，非遗的视觉调查与记录不是孤立的，更不是文本调查的一种辅助、一种旁证和印证。非遗的视觉调查必须与文本调查相结合。于是，一种传承人口述史的新方法开始出现。

四

新的传承人口述史的方法中，视觉记录的重要性等同于甚至高于文字记录，因为图像比文字更直接、更客观、更亲眼可见。正如西方早期视觉人类学家所强调的，只有视觉记录才能“永远保存人类的行为”（雷诺语）。

但同时，对传承人的视觉记录也有着严格的要求，那就是必须具备完整性、具体性和专业性。

完整性是指发挥视觉记录的优势，将相关传承人的一切可视地记录下来，将传承人技艺的全过程巨细无遗地记录下来；具体性是指注重细节和关键环节；专业性包括两方面，一是从非遗学的专业出发，一是具有专业的摄制技术。

视觉的传承人口述史还有几个应该强调的理念上与工作上的要点：

首先，先前的传承人口述史是文本式的，在口述调查中主要使用的方法是录音和文字整理，视觉记录（摄影与摄像）只是辅助手段。现在的传承人口述史包括文字和视觉两种。视觉记录不再是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了。新的理念是：图文并重，同时并用。这样，在访问传承人之前，必须统一设计与安排。口述文本的方案，同时也是影像摄制的脚本。

这就要求访谈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预先充分了解传承人，不能只凭随机发问；要为视觉记录安排好机位、光源，以及声音采录的设备；要对非遗传承的关键细节（如独门绝技）心中有谱；要对拍摄设备与技术有较高的要求。只有保证视觉记录的专业性和高质量，才有档案、收藏和研究价值。在培养非遗学的学生时，应安排视觉传承人口述调查与影像摄制的课程。虽然视觉的传承人口述可以由文字、电视摄制等不同专业的人组成的团队来完成，但如果非遗专业人员兼能摄制，在田野工作时便会更独立更便捷；图文并茂的口述文本也会更充分、翔实、整体。

视觉的传承人口述记录与电视制片不同。它不以完成一部电视片为目的。视觉记录愈丰富愈能充分地体现非遗的本身。非遗博物馆的展陈播放可以从中剪辑所需，但来自田野的全部调查素材才是博物馆所需要的藏品。

在口述过程中摄制，会给传承人带来压力。“镜头恐惧症”是普遍存在的，能否缓解访谈时传承人可能出现的紧张情绪，是口述调查能否完美完成的关键因素之一。

现在，我国的非遗影像相当火热。一方面源于我国非遗的体量巨大，多彩多姿，纷繁辽阔；一方面文旅对非遗图像应用有着广泛需求和宣传之所需；一方面是人们对非遗的兴趣，以及影视界积极的投入。愈来愈多的视觉的非遗纪录片正在源源不断涌现出来。但这些大多还停留在“实用”的层面上，还不能满足非遗本身的需要——保存、保护、研究的需要。非遗学期待一种从自身的立场和必需出发的视觉思维和记录方法。这就必须将相关的工作与研究的体系建立起来。

从人类学到视觉人类学的历史我们看到，科学始终助力于人文，人文一直借助于科学。今天，当非遗学登上学术的舞台，又逢视频技术高度发展、快速普及的时代。这不正是我们建设“视觉非遗学”的良机？科学日新月异，我们要不断运用新的科学思维与科学手段，加强我们非遗学，以期非遗的生命及其魅力长久地保存和发扬。

进一步想，我们现在开启的关于视觉的传承人口述史是一种新方法，还是一种新思维呢？回顾一下“视觉人类学”走过的路，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学术空间——视觉非遗学？那就要看我们在非遗学中的创新与开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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