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海盗
海盗生物学家

法官敲法槌的时候，威廉·丹皮尔（William Dampier）羞耻地低下了头。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科学家，现在却成了被定罪的重刑犯。

那是1702年6月，由于是一场海军审判，法庭设在一艘船的甲板上，暴露在海风中。所有人都知道，对丹皮尔的大多数指控不可能成立。谋杀指控站不住脚，指控他是不称职的航海家则非常可笑：他是当时最好的航海家，也是风、洋流和天气方面的世界级专家。但随着审判的进行，丹皮尔——头发长而柔软，满脸哀愁，眼睛浮肿——感觉法庭已经决定要因为某件事而惩罚他。事实的确如此：法官发现他在最近一次航行中用手杖打了他的副手，罪名成立，并宣布他“不适合担任女王陛下任何船只的指挥官”。他被罚了3年工资，并且被海军开除。

丹皮尔踉踉跄跄地走下了船，心灰意冷，痛苦不堪。他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他是当时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就连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后来都自称是他的追随者。丹皮尔引人入胜的游记后来还影响了《鲁滨孙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和《格列佛游记》（ Gulliver's Travels ）。然而，无论他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威廉·丹皮尔在当权者眼里终究做了有罪的事。毫无疑问，他是杰出的科学家和航海家，但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也是海盗。

由于他的贫穷和他对生物学的痴迷，丹皮尔沦为海盗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14岁时成了孤儿，出海游历了爪哇岛和纽芬兰岛，之后在海军服役，过着并不愉快的生活。1674年4月，22岁的丹皮尔最终航行到加勒比地区。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他在墨西哥东部的坎佩切湾定居下来，以砍伐洋苏木为生。洋苏木是一种粗大的乔木，其木浆可以制成鲜艳的猩红色染料。丹皮尔后来形容他的伐木工伙伴是一群杂牌军，喜欢“在一起狂欢、放炮，长达三四天……他们无法在任何政府的领导下安顿自己，只能继续作恶”。丹皮尔虽然也在狂欢，但在坎佩切湾进行了长时间的自然徒步，看到了以前只在奇谈中听说过的生物——豪猪和树懒，蜂鸟和犰狳。对热爱博物学的人来说，这里就是天堂。

他的麻烦从1676年6月开始，当时正值绚丽的初夏时节，能在户外工作简直是一种优待。但是，当其他伐木工人沐浴在阳光下时，丹皮尔注意到风的方向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它“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向东”。这时，伐木工人注意到头顶有一大群军舰鸟。这种鸟经常跟随船只从海上到岸上，所以大多数船员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也许补给品就要来了。但丹皮尔皱起了眉头。这群鸟的规模和强度都是希区柯克式的 ，仿佛在逃离什么。最可怕的是当地的溪流。洪水在坎佩切湾是家常便饭，早晨，人们经常直接从床上踏入沼泽地的水潭。但那一天，主要的溪流开始神秘地后退——像被一根巨大的吸管吸住了，直到中间几乎干涸。

在这些预兆之后的两天，一团邪恶的黑云带着地狱般的气息滚滚而来。没有一个伐木工人曾想象过如此强烈的风暴。雨像大黄蜂一样刺痛他们，阻挡他们的视线，风挨个席卷他们的木屋，只剩下唯一的庇护所。人们在泥泞中跌跌撞撞地走过去，一边大声喊叫，一边争先恐后地把木桩和绳索绑在树桩上，支撑起最后的避难所。它勉强撑了下来。伐木工人浑身湿透，瑟瑟发抖，在里面蜷缩了几个小时，然后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干涸的溪流再次泛滥，淹没了周围的陆地。树木到处都是，树根错综复杂，密不透风。丹皮尔和几名伐木工人设法划着剩下的独木舟来到海湾，发现一海滩肚皮朝上的死鱼。几个小时前停在海湾中的八艘船只剩下一艘，其余的都被冲到了海里。伐木工人向幸存的船只上的船员讨要食物。“但只得到了非常冷淡的招待，”丹皮尔回忆说，“没有面包，没有潘趣酒，甚至连一点儿朗姆酒都没有。”

丹皮尔对这场风暴的电影式描述是关于飓风最早的气象学叙事，这也使他一生都关注风和天气。更直接地说，这场风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的所有伐木设备——斧头、锯、砍刀——都被冲走了。他没有钱，因为没有工具而不可能赚到钱。因此，他后来写道：“我被迫靠四处流浪来谋生。”这是委婉的说法。“四处流浪”的意思是，他成了加勒比海海盗 。

加勒比海海盗是海盗 的一个独特类别。当时，有些海盗是所谓的“私掠者”，他们在本国政府的默许下骚扰敌方船只。英国私掠者通常专注于西班牙船只，加勒比地区的许多英国人家里都用丝绸、锡器和光滑的雕花椅子来装饰，这些东西原本是运往巴塞罗那或马德里的。私掠者尽管不体面，但还可以容忍。加勒比海海盗未经许可袭击他人，就是单纯的犯罪，会受到本国政府和敌人的一致鄙视。丹皮尔加入的海盗团是最下等的那种，因为他们不攻击载满奢侈品的船只，而是袭击可怜的沿海营地，偷窃那些比他们好不了多少的人。

我们不知道丹皮尔在袭击中到底做了什么，因为他在日记中省略了大部分细节，也许是出于尴尬。他还经常因为博物学而分心。例如，在描述韦拉克鲁斯的一场袭击时，他只用了几个词就一笔带过十几名同伴的死，并直接略过了袭击失败的事实：居民们一看到海盗就带着贵重物品逃走了，因此没有得到任何战利品。相反，丹皮尔强调了留下的几十只笼中鹦鹉，他和其他人把这些鹦鹉当作合法财宝装在船上。它们“有黄有红”，他高兴地说：“粗略地混在一起，叫声非常悦耳。”没有战利品也没关系——鹦鹉对他来说已经足够珍贵了。

丹皮尔最终在1678年8月回到英国，与一名叫朱迪思（Judith）的女子缔结了神秘的婚姻关系，朱迪思是公爵夫人的侍女。为了改邪归正，丹皮尔用她的嫁妆购买了一些货物，并在1679年1月再次航行到加勒比地区进行交易，并向他的新娘承诺会在一年内回来。他食言了。到达加勒比地区几个月后，他陪同一些船员到尼加拉瓜进行贸易，船员在牙买加的一座城市停了下来，该城市是底层人最喜欢去的地方。丹皮尔后来声称，当船员们决定在那里开始与海盗为伍，转而从事海盗活动时，他感到震惊——震惊！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丹皮尔很清楚他会在牙买加遇到海盗，他去那里有很明确的目的：回到公海。

他这样做有几个原因。首先，和历史上的所有人一样，丹皮尔渴望发财，他的海盗团总是有机会偶然发现一艘载满金币的西班牙大帆船，从而发一笔大财。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丹皮尔无法忘却坎佩切湾的一切——在树林中的漫游，异国情调的动植物，整日沉浸在大自然中。成为海盗是让他重温这种感觉的唯一方法。的确，海盗也是个肮脏的行业，充斥着攻击和谋杀。多年来，丹皮尔目睹了牧师被刺伤，囚犯被扔到海里，印第安土著被用步枪射杀或被严刑拷问。没有理由认为丹皮尔能置身事外或对自己的参与感到不安。但坎佩切湾唤起了他对博物学的热情，这种热情几乎达到了激情的程度。无论他多么后悔成为加勒比海海盗，事实证明，他非常强烈地渴望去看看新的海岸、新的天空以及新的动植物。正如他回忆道，无论在哪里结束，他都“非常满意”，“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走得越远，得到的知识和经验就越多”。

丹皮尔作为一名领航员加入了牙买加海盗团，随后的航行是一次漫无边际的冒险，涉及几个不同的海盗团与船只，无法简单地概括。他们开始袭击巴拿马的城市，然后航行到弗吉尼亚，丹皮尔在那里被逮捕，原因不明，他只提到有些“麻烦”。然后就到了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包括加拉帕戈斯群岛。

每隔一段时间，船员就会有一次不错的收获：宝石、丝绸、肉桂或麝香。有一次他们夺取了8吨柑橘酱。更常见的情况是，大帆船会在公海上甩掉他们，他们就溜到另一个港口试试。或者，他们会持续对一个沿海城镇进行漫长而徒劳的围攻，最后才知道居民们在海盗的眼皮子底下带走了自己的财物，让海盗空手而归。

据丹皮尔回忆，他们在南美洲并没有发财，“除了疲劳、艰辛和损失，我们几乎什么都没遇到……”。他们有时不得不喝“发臭的岩石洞”里的“含铜的或含铝的”水，他们在户外度过了许多个夜晚，只有“冰冷的地面做床褥，闪光的天空做被子”。有一次，在一场猛烈的风暴中，人们不想冒险升帆，丹皮尔和一个伙伴必须爬上索具，撑开大衣来操纵船只。

船员们希望获得好运气，他们最终启程前往关岛，这是一段令人望而生畏的旅程，茫茫7 000多英里，单调乏味。51天后，他们步履蹒跚地上岸，几乎饿死了。丹皮尔后来得知，如果事情再继续下去，船员们就会密谋杀死并吃掉船长及船副，也包括他。（船长非常幽默地接受了这个消息。他转向领航员笑着说：“哈哈，丹皮尔，你会成为他们的一顿可怜的晚餐！”丹皮尔解释：“因为我很清瘦，而船长健壮多肉。”）从关岛出发，船员们游历了中国和越南，丹皮尔后来成为第一个踏足澳大利亚的英国人。除了研究每个地方的动植物，丹皮尔还利用在公海上的时间研究风和洋流，逐渐成为一流的航海家。就连鄙视丹皮尔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拥有一种近乎超自然的能力，能通过风向和洋流来寻找视线之外的陆地。

在这些航程中，丹皮尔多次换船，加入不同的海盗团。这些变化有时很和睦，并没有摩擦。丹皮尔只是想去新的地方，而且他认为：“凡是我以前没有到过的地方，去看看总是不会有错的。”在另一些情况下，丹皮尔不得不在痛苦中逃离专制的船长，有一次是在夜深人静时从舷窗中挤出来的。在这样的逃亡过程中，他通常只携带一样东西，也是他认为的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他的博物学笔记。

事实证明，他在南太平洋的最后一次逃生非常惊险。由于渴望回家，他和几个伙伴（包括4名印度尼西亚囚犯）溜到一座岛上，在那里找到了一艘独木舟。在第一次为自由而战时，他们的船翻了，丹皮尔花了3天时间在火上一页页地烘干他的笔记。在第二次尝试中，他们陷入了一场风暴，并在接下来的6天不停在公海上挥舞着桨祈祷。丹皮尔回忆道：“大海已经在我们身边泛起了白色泡沫……我们的小方舟面临着被随便一个浪头吞没的风险。”最糟糕的是，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忏悔过，许多无以名状的罪过压在他的灵魂上。“我非常悲伤地反思……现在我怀着恐惧和厌恶的心情回顾我以前不喜欢，但现在想起来就会发抖的行为。”最终，他们奇迹般地到达了苏门答腊岛，丹皮尔直接晕倒在岸上，花了6周时间才恢复体力。他搭了几艘船辗转回家，并于1691年9月抵达伦敦，这距离他向妻子承诺的12个月内回来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作为侍女，朱迪思有自己的生活，没有那个无赖的丈夫也能活得很好。但是，这个海盗现在必须自己养活自己。由于没有其他选择（总不能在简历上写“海盗”），丹皮尔开始将自己的观察笔记整理成游记。他的日记能在航行中保留下来简直是个奇迹。这些日记有几次被水泡坏，他曾经不得不把它们塞进竹筒保存起来。但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1] 《新环球航行》（ A New Voyage Round the World ）最终在1697年出版，并大获成功。其中有一些关于博物学和人类学的最生动的段落。

在苏门答腊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丹皮尔首次用英语介绍了“ganga”，也就是大麻：“它让一些人昏昏欲睡，让一些人兴高采烈，让一些人哈哈大笑，让一些人疯癫着迷。”他描述了菲律宾对12岁儿童进行的大规模割礼，以及“他们在割礼后的两个星期内都是叉开坐的”。他也介绍了波利尼西亚的文身和中国的缠足（他谴责这种做法只是男人的“计谋”，目的是让妇女步履蹒跚地待在家里）。在听完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当地传说后，他一口气吃了12个泡菜梨，并高兴地发现它们真的可以使尿液变成红色。《牛津英语词典》中有近千条引文可以追溯到他的著作，他将几十个词引入英语，包括banana（香蕉）、posse（武装队）、smugglers（走私者）、tortilla（玉米饼）、avocado（鳄梨）、cashews（腰果）和chopsticks（筷子）。

其中也有大量的科学内容。即使在今天，丹皮尔仍然被视为无与伦比的纯粹的自然观察者。和他的作品相比，其他关于动植物的描述似乎毫无生气，就像玻璃眼睛的标本狮子与真正的、跳跃的、咆哮的野兽相比。这种生动性部分是因为丹皮尔运用了五种感官，包括味觉。只要是他遇到过的动物，就没有他不吃的。据他所说，火烈鸟的舌头“根部有一大块脂肪，是个好东西；一盘火烈鸟舌适合放在王子的餐桌上”。他烹制了海牛肉、鬣蜥蜴汤和海龟油饺子，以及几十种离奇的菜品。如果这些都让你垂涎三尺，那么，丹皮尔也能很快就让你胃口全无。在一个令人作呕的章节中，他把自己腿上的虫囊弄破了，一点点地把黏糊糊的吸盘抽出来。他还详细介绍了——我提前向你道歉——英国文学史上最史诗级的腹泻之一。他的腹泻开始于寻求发烧治疗之后，当时有人说服他用当地的“药物”清洗肠道。这是个坏主意。他在一年内断断续续地发作，有时一口气要排便30次，直到几乎排不出任何东西。田野调查从来都不是光鲜迷人的。

丹皮尔有一个关于鳄鱼袭击的经典故事。他用一段话作为开场白，指出了鳄鱼与短吻鳄之间的区别。在那个时代，大多数学者仍然将鲸和鱼类混为一谈，因此能准确区分二者是一种难得的能力，而且在今天的爬行动物学教材中也不会显得突兀。然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没有任何过渡，丹皮尔就开始讲述在坎佩切湾的一次夜间狩猎探险。一个名叫丹尼尔（Daniel）的爱尔兰人被一条短吻鳄绊倒，短吻鳄猛地转过身，咬住了他的腿。他大声呼救。但丹皮尔写道，他的同伴“认为他落入了西班牙人的魔爪”，于是抛弃了他，让他一个人在黑暗中被鳄鱼咬着。

令人惊讶的是，丹尼尔保持冷静并想出了一个计划。与哺乳动物不同，爬行动物没有嘴唇，不能咀嚼，只能大口吞咽食物，所以必须把猎物拉到嘴里更深的位置。因此，当鳄鱼张开双颌时，丹尼尔向前冲去，把步枪卡在里面代替他的腿。鳄鱼上当了，它把枪拉近，准备吞掉枪，此时丹尼尔慌忙后退。

在肾上腺素的刺激下，他拖着自己爬到一棵树上，再次发出求救的呼喊。他的同伴意识到附近没有西班牙人，于是带着火把返回，把鳄鱼赶走了。事后，丹皮尔称，丹尼尔“情况很糟糕，无法站立，他的膝盖被鳄鱼的牙齿撕破了。第二天他的枪被发现了……枪的末端有两个大洞，每端一个，深近1英寸”。总而言之，这个故事是典型的丹皮尔故事——博学、细致，同时令人毛骨悚然。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新环球航行》开创了游历写作的流派，在该书出版后，丹皮尔收到了著名的伦敦皇家学会——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俱乐部——的演讲邀请。对加勒比海海盗来说，这还不错。他还与几名杰出的政治家共进晚餐，包括日记作者塞缪尔·皮普斯（Samuel Pepys）。大人物们当然想谈谈博物学，当他们知道餐桌上有一个真正的海盗时，其中一些人无疑感到非常兴奋。

在公众的强烈要求下，丹皮尔于1699年出版了《新环球航行》的续篇。其中包括他著名的文章《论风》（“Discourse on Winds”），后来的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和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等船长认为这是他们读过的最好的实用航海指南。这篇文章也大大推动了对风和洋流的科学研究。丹皮尔的两个同时代人物——艾萨克·牛顿和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彗星以他命名），很快就分别发表了关于潮汐和暴风雨起源的论文。随后，丹皮尔的文章确定了风和洋流的来源。于是，这三位科学家一举解开了海洋与全球水循环运动的古老谜团。我们通常不会把海盗与哈雷或艾萨克爵士放在一起，但丹皮尔在这个领域与他们不相上下。

奇怪的是，丹皮尔并没有在英国看到他的第二本书出版。实际上，他也没有从第一本书中赚到多少钱，一部分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版权法，盗版者瓜分了这本书的大部分利润——很讽刺。丹皮尔仍然需要以某种方式谋生。而且，他急切地想摆脱海盗的身份，把自己重新塑造为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因此，伦敦皇家学会主席把丹皮尔介绍给英国海军大臣，后者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担任“罗巴克号”（大臣自己的船只）的船长，并带领一支探险队前往新荷兰（今澳大利亚）。尽管并不是很情愿重新加入海军，但丹皮尔还是接受了。他的部分任务是在澳大利亚探寻商业机会，但主要目标是科学性的，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的科学航行。这也是人们听说过的最崇高的想法。而由丹皮尔负责让它从一开始就成了一场灾难。

丹皮尔身上有一种梭罗 的气质：他是个喜欢大自然却抱怨人类同胞的乖戾之人，也有傲慢的倾向。丹皮尔曾涉足的海盗船往往有令人惊讶的民主精神。有些甚至有最基本的健康保险，损失眼睛或肢体的人能得到相应补偿。 然而，丹皮尔渴望与自己的过去保持距离，在“罗巴克号”上抛弃了这种情谊。他认为自己在所有事情上都比别人聪明——无论是科学问题还是其他方面。尽管他缺乏魅力和政治技巧来平息由此产生的动乱。

特别是与船副打交道。丹皮尔的副手，一位名叫乔治·费舍尔（George Fisher）的海军中尉，非常鄙视丹皮尔，认为他是海盗败类。他信誓旦旦地说丹皮尔正在密谋霸占“罗巴克号”，一旦他进入公海，就会成为私掠者。“罗巴克号”于1699年1月起航，甚至在到达第一站（加那利群岛，在此囤积白兰地和葡萄酒）之前，丹皮尔和费舍尔就开始争吵。一位目击者称，费舍尔以水手的直率方式，“非常严厉地骂了船长，让他滚蛋，说一点也不在意他”。

这种紧张局势在3月中旬演变为暴力。类似于生活中的许多麻烦，它始于一桶啤酒。按照航海的传统，每当船只首次穿越赤道时，都要开一桶酒，让船员们在酷热的天气里好好凉快凉快。而船员们很快喝完了酒，并抱怨仍然口渴难耐。他们恳求费舍尔再开一桶。费舍尔没有按照海军的规定征求丹皮尔的意见，而是私自同意了。

这不能说是叛变，但丹皮尔已经十分烦躁：有传言说，费舍尔打算把他扔到海里喂鲨鱼。而这种对他权威的蓄意破坏，打碎了丹皮尔仅存的一丝克制。看到第二桶酒后，他抓起手杖，找到开酒桶的工人，敲了他的头。然后他转向费舍尔，质问他为什么允许这样做。费舍尔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丹皮尔就用棍子把他打得血肉模糊。然后他给费舍尔戴上脚镣，把他关在上锁的小屋里两周。费舍尔甚至不能去上厕所，只能在自己的污秽中煎熬。当船到达巴西海岸的巴伊亚州时，丹皮尔逮捕了他的中尉，把他关进监狱，不给他食物。

然而，如果丹皮尔觉得自己已经在权力斗争中胜出，那他就错了。牢门关上的那一刻，费舍尔爬上窗户，开始对街上的路人大喊，谴责对他的监禁，全方位地诽谤丹皮尔。他后来写信给英国当局，揭露这个海盗科学家是个暴君。费舍尔清醒时满脑子想的都是摧毁丹皮尔。

相反，丹皮尔处理此事的方法是埋头研究博物学。当费舍尔在谋划时，丹皮尔已经消失在巴伊亚州附近的灌木丛中，记下了关于靛蓝、椰子和热带鸟类的笔记。在这次徒步旅行中，有一项观察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在观察了不同地点的“长脚鸡”群后，丹皮尔意识到每个种群都是不同的，但没有哪个种群足够独特到形成一个物种。存在变异的连续性。所以他创造了一个新词——“亚种”（sub-species）——来描述这种状态。这个见解似乎很不起眼，但丹皮尔正在探索一个关于自然界的变异、关于物种之间的关系的新想法，该想法后来由他的仰慕者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中提出。

巴西的宗教裁判所最终制止了丹皮尔的徒步旅行。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新教海盗四处游荡和记笔记，而且有传言说教会计划逮捕甚至毒死他。也许是担心最终会被锁在副手身边，丹皮尔匆匆出海。他还安排把费舍尔运回英国，毫无疑问，他认为将有一场针对不服从命令的羞辱性审判。而丹皮尔只对了一半，会有一场审判，也会有很多羞辱，但不是针对费舍尔。

由于费舍尔的离去，“罗巴克号”上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到8月中旬，船员们抵达了澳大利亚西部，在鲨鱼湾闪亮的白色海滩上登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观察了大洋洲野狗、海蛇、座头鲸等，这是他们科学活动的辉煌开始。

但好运没有维持下去。西澳大利亚荒凉干旱，虽然“罗巴克号”在沿海地区搜索，但没有发现任何淡水。水手们很快就渴得不行了，于是试图接近一些土著人，他们认为这些人有找到水的诀窍。（土著人确实有方法，包括追踪鸟类和青蛙，以及砍伐树根。）但每当水手靠近时，土著人就四散而逃。因此，丹皮尔想了一个孤注一掷的计划。他和两个同伴悄悄上岸，躲在沙丘后面伏击土著人。他们的计划是绑架其中一个，强迫他把他们带到泉水边。英国人跳出来的时候，土著人又跑了，英国人追了上去——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陷阱。当丹皮尔和他的同伴暴露在开阔地时，土著人轮番上阵，用长矛攻击他们。丹皮尔的一个手下被砍伤了脸，他也差点被刺死。他们发出警告的枪声，但未能把土著人击退，所以丹皮尔瞄准了目标，用手枪打伤了一个人。他很少在书中承认使用暴力，这是其中一次。

丹皮尔的船员意识到他们不可能找到水，于是灰溜溜地离开了大洋洲，而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离开大洋洲后，丹皮尔试图通过探索新几内亚和搜集标本来挽救这次航行。但英国海军并没有把最可靠的“罗巴克号”交给他。这艘船船体漏水，并且有蛀虫，很快就变得吱吱作响，以至于丹皮尔必须掉头返回英国，而船只没有成功抵达。在南大西洋的阿森松岛岸边，“罗巴克号”发生了致命的漏水。由于担心被指责，丹皮尔试图用他能想到的所有东西堵住这个洞，包括一块牛肉和自己的睡衣，但都失败了。船员们在阿森松岛弃船，丹皮尔几乎失去了他搜集到的所有标本。这些人花了5周时间，看着其他船只在远处轻快地驶过，直到一支船队最终靠岸并救了他们。

回到伦敦的时候，丹皮尔既没有标本，也没有船只，这已经很糟糕了。但当丹皮尔于1701年8月抵达时，他发现乔治·费舍尔一直在向英国社会灌输对他不利的有害观念——用非常强烈的言辞抨击这个前海盗，以至于海军认为必须将他送上军事法庭，并在船上审判他。

丹皮尔竭力为自己辩护，召集了一些证人，他们发誓说费舍尔正在策划叛乱。丹皮尔也使出了阴招，指控费舍尔在航行中鸡奸了船上两个年轻的侍者——没有人知道真相。（海盗在某种程度上容忍同性恋，海军则不然。）费舍尔则强烈地批判丹皮尔的性格，谴责他是懦夫和恶棍。他还捏造指控，说丹皮尔把一个爱发牢骚的船员关进船舱谋杀了他，但事实上，该船员在惩罚结束后10个月才死。值得称赞的是，法官驳回了这项指控和其他指控，包括让“罗巴克号”沉没的指控。但他们不能容忍丹皮尔对同僚费舍尔的鞭打，认为丹皮尔对其副手的“非常严厉和残忍的做法”是有罪的。作为惩罚，他们禁止他指挥任何英国船只，并罚了他3年的工资。

威廉·丹皮尔试图让自己更受人尊敬，但没有任何成效。他仍然身无分文，而且现在是政府圈子的弃儿。他只剩下一个选择：这个49岁的博物学家不得不回到海盗的行列。

丹皮尔的生活和时代离我们可能很遥远，但他提出的道德问题在今天仍然很重要。首先，科学海盗并没有在18世纪结束。此外，他所做的田野调查在很多方面甚至比几个世纪前更危险。

多年来，无数博物学家在工作中死去。大多数人死于疟疾、黄热病等疾病，但也有很多人死于蛇咬、踩踏、美洲狮袭击、泥石流和意外中毒，足以写成一本书。也有科学家是被谋杀的。1942年，在乌干达研究血液传染病的英国生物学家欧内斯特·吉宾斯（Ernest Gibbins）在车里遭遇伏击，被当地战士刺死，他们确信吉宾斯为了“白人的巫术”而窃取他们的血液。警察说，吉宾斯的身体“像血淋淋的豪猪一样插满了长矛”。从那时起，随着20世纪部落战争和种族冲突的增加，以及全球武器贩运的加剧，许多地方的实地考察变得越来越危险。丹皮尔和他同时代的人有时会遇到严重的灾难，但他从来不担心被武装分子绑架并被勒索600万美元赎金——这曾经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哥伦比亚的一位水稻科学家身上。因为这些，许多研究机构对过去那种草率的、随心所欲的田野调查的容忍度小得多。

至于科学海盗，它的性质从丹皮尔时代以来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再次强调，丹皮尔成为海盗主要是为了满足他对科学的痴迷：他没有其他手段去拜访遥远的地方。相比之下，后世科学家的工作在本质上就是犯罪，因为它涉及盗窃自然资源，即所谓的“生物海盗”。

在殖民时代，奎宁是一种令人垂涎的物品，它是一种从金鸡纳树的肉桂色树皮中提取的药物。把奎宁磨成粉末，与水一起服用，有助于防治疟疾——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疾病。（据估计，在人类历史上存活过的所有1 080亿人中，蚊子传播的疾病杀死了其中整整一半，而疟疾就是其中最大的一部分。）不幸的是，虽然疟疾是世界性的灾难——非洲和印度、意大利和东南亚都有人因此死亡——但金鸡纳树只在南美洲生长。因此，欧洲国家开始派植物学家秘密前往南美洲，偷取金鸡纳树的种子。事实证明这是徒劳的。最有价值、富含奎宁的物种生长在安第斯山脉的陡峭山坡上，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被雾气笼罩。结果，所有走私者都失败了，还有几个在尝试中丧生。

最终成功的是一位名叫曼纽尔·英克拉·马曼尼（Manuel Incra Mamani）的玻利维亚印第安人。人们对马曼尼所知甚少。关于他是印加国王后裔的说法可以肯定是假的，但他可能来自一个重视植物学知识的药师家族。不管怎么说，他可以在亚马孙徒步数周，仅以古柯叶为食。他还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即扫视无边无际的绿色森林树冠，从中找出几缕猩红色——金鸡纳树树叶的标志性颜色。他在1865年收获了几袋种子，然后步行了1 000英里，越过寒冷的安第斯高原，把种子交给了委托他的英国人。作为报酬，他得到了500美元、两头骡子、四头驴和一把新枪。他还被指控叛国，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后来贪婪的英国人又把他送回丛林以获取更多种子，这时马曼尼被抓住了，罪名是走私。他被扔进监狱，没有食物和水，还遭到野蛮的殴打。两周后，他被释放了，但已经残废，无法站立。他的驴子被带走了，几天后他就死了。

历史学家仍在争论马曼尼的罪行是否合理。一方面，秘鲁和厄瓜多尔一直在囤积这种基本药物并开出离谱的价格——靠死亡牟利。此外，他们对树木的管理也很糟糕，以至于金鸡纳树在19世纪中期濒临灭绝。在马曼尼之后，几个欧洲国家利用走私的种子在亚洲建立了金鸡纳种植园，拯救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性命。（顺便提一句，在印度的英国官员把树皮当苦奎宁水服用，他们把它与酒混合在一起，使之更容易下咽。金汤力酒就这样诞生了。）另一方面，亚洲的种植园破坏并最终消灭了南美洲的本土金鸡纳产业，使那里的人变得更贫穷。鉴于金鸡纳的药用价值，一位历史学家把这种盗窃称为“史上最大的抢劫”，这并没有太夸张。这是最具剥削性的殖民主义，但它也拯救了非洲和亚洲的无数生命。

其他的生物海盗似乎更难自圆其说。工业化的一个关键成分是橡胶，它来自亚马孙地区某些原生树木的汁液。没有橡胶轮胎，就没有汽车和自行车；没有橡胶管和密封件，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学和医学。如果电线没有橡胶绝缘，我们也无法拥有电。但是，橡胶一直是小众商品——直到1876年英国探险家亨利·威克姆（Henry Wickham）偷运出7万颗橡胶种子，这些种子被用在了亚洲建立的更多种植园中，从而打破了巴西对橡胶的垄断。毫无疑问，整个世界都因此受益，但偷种子制造消费品的道德性似乎比不上制造药品。其他的走私案件似乎更不道德，想想19世纪40年代在中国的苏格兰植物学家，他穿上当地的服装，剃掉前半部分的头发，把剩下的头发扎成辫子，潜入一个种植园，偷了2万株优质茶树运往印度。你很难为伯爵红茶（Earl Grey）找到人道主义的理由。

生物海盗在现代仍在继续。制药公司从毒蛇毒液和长春花植物等热带资源中开发出畅销药物，但很少有资金回流到原住民手中。在某些情况下，是这些原住民发现了这些药物的特性。也不都是富人：世界各地的普通人支撑起了庞大的外来花卉和宠物黑市。尽管犯罪者不再追逐达布隆币和八里亚尔币，但丹皮尔时代的海盗精神仍然存在。

1703年，威廉·丹皮尔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爆发了新的战争，英国需要私掠者来骚扰敌人。因此，尽管丹皮尔被禁止指挥女王的船只，安妮女王（Queen Anne）还是召见了这个51岁的海盗。和最普通的朝臣一样，丹皮尔亲吻了女王的手，拍了王室的马屁，并很快就奉命担任“圣乔治号”的船长。

可惜“圣乔治号”的航行又是一次棘手的叛乱。丹皮尔的手下指控他收受被捕获的外国船只船长的贿赂（如银质餐具），作为交换，丹皮尔只是敷衍地搜查他们的船舱，让他们带着大部分财宝完好无损地离开。还有谣言说，丹皮尔酗酒，尽管这很难怪他。他每次都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回穿梭，在地平线上搜寻远方的船只。这实在是太无聊了，而且不同于他那个时代的海盗，丹皮尔不能扔下自己的职责，驶向某个遥远的港口。他现在有了责任，无法放纵自己的科学好奇心，因此感到痛苦。（现代研究表明，智商与酗酒密切相关，人们在感到智力受挫时会喝更多的酒。）1707年，航行结束时，丹皮尔作为船长的声誉一落千丈，他再也没有指挥过其他船只。

但无论丹皮尔是多么糟糕的船长，他仍然是一位出色的航海家，几年后他参与了一次载入文学史的私掠航行。在一次太平洋航行中，船员们开始缺水，并因坏血病而萎靡不振，于是丹皮尔带领他们驶向最近的陆地——智利附近的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靠岸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岸上有个多毛的两足动物，正挥舞着手臂，是个被放逐的水手，名叫亚历山大·塞尔扣克（Alexander Selkirk）。他穿着山羊皮，据一位目击者回忆，他看起来“比山羊还要野蛮”。塞尔扣克已经在岛上生活了4年4个月零4天，他抓山羊、啃野菜、用冲上岸的木桶做刀子和鱼钩，才能勉强为生。他的脚像鬣蜥皮一样坚韧，经过4年的与世隔绝，他声音嘶哑得几乎不能说话。丹皮尔的船员救了他，并成功把他带到英国。他的故事激发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创作了《鲁滨孙漂流记》。

笛福并不是唯一从丹皮尔的生活中获得灵感的人。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格列佛游记》中盗用了他的故事，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古舟子咏》（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中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丹皮尔最有影响力的拥趸查尔斯·达尔文，甚至在19世纪30年代的“小猎犬号”航行中带上了丹皮尔的书。达尔文认为这个海盗前辈的顽皮行为很好笑，在笔记中称他为“老丹皮尔”。更重要的是，达尔文研究了丹皮尔对物种和亚种的描述，并翻阅了他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等地的记录，以丹皮尔为向导。如果没有这个老海盗，达尔文可能永远不会成为达尔文。

虽然探险作家和科学家一直在原谅丹皮尔，但是后来的“乔治·费舍尔”们却更加难以容忍他。20世纪初，丹皮尔在英国的家乡计划制作纪念他的牌匾，有个家伙站出来谴责他是“应该被绞死的海盗流氓（原文如此）”。现在的批评者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们说，无论丹皮尔的科学多么具有开创性，只看他为殖民主义开辟了道路，就是犯了反人类罪。

双方都有道理。丹皮尔既卑鄙无耻又聪明绝顶，既鼓舞人心又行为不端。他的工作几乎推动了当时存在的所有科学领域——航海学、动物学、植物学、气象学，同时他也做了一些卑鄙的事情。正如一位传记作者指出：“笛福、斯威夫特等人过度地看待丹皮尔的贡献。可以说，他们把一个新时代的全部精神都归功于这个人。”

然而，这个新时代有自己的暴行需要反思——特别是奴隶制。乍一看，科学与奴隶制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两者都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基本力量，而且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它们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塑造了彼此。

[1] 如今，我们认为写作是理所当然的，但丹皮尔无法抓起笔就开始记。每当发现一些值得记录的东西时，他都要从甲板下的箱子里找出一支鹅毛笔，用刀子削尖，用粉末和水制成墨水，并找到一个不太黑暗也不太潮湿的地方，或没有挤满吵闹的水手的地方——所有这些只是为了写下几个字。而工作并没有结束，写完后他还要在纸上撒沙子，吸干多余的墨水，否则会有蹭脏的风险，之后再全部收起来，并祈求上天不要让害虫吃掉这些纸。写作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那时，写作是一项 苦差事 。 WCBA2ioD/GW1SWpENUe+LUuYi8sxEDqwPlRCvjFuYgzxf7dxe37zVn7IQS2dRy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