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奴役
捕蝇者的堕落

当英国人亨利·斯迈斯曼（Henry Smeathman）于1771年10月启程前往塞拉利昂时，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会是一次胜利的探险。他当时29岁，是博物学家的最好年龄——足够成熟，有丰富的经验；足够年轻，富有冒险精神。考虑到当时所有从全球各地涌入欧洲的奇异标本——红毛猩猩和巨大甲虫，捕蝇草和“飞猫猴”（鼯鼠）——他非常相信自己能在非洲取得重大发现。

斯迈斯曼和他的助手争分夺秒，在航行中就开始收集标本。他们在甲板上铺开网，捕捉被吹到海里的蝴蝶和蝗虫。确实，在这艘名为“苍蝇号”的肮脏船只上，蚂蚁和蟑螂很快就吞噬了大部分标本。一向开朗的斯迈斯曼很快就想出了办法。他发现，把标本放在一桶已经开封的朗姆酒上就可以让气味阻止害虫。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点，作为“对博物学家的有用提示”。

12月13日，“苍蝇号”终于抵达非洲，在洛斯群岛抛锚。这是个近海的象牙和木材贸易站，斯迈斯曼将其描述为“长满乔木和灌木的小山岛”。这本应是令人满足的时刻：结束了艰苦的航行，开始了他的科学工作。但斯迈斯曼走下跳板时紧张了起来，因为岛上不仅有奢侈品市场，这还是个满是锁链和皮鞭的地方——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心。

斯迈斯曼在出发前就已经知道，奴隶制将成为他旅程的背景。他坚决反对奴隶制，在向赞助人介绍自己的旅程时，斯迈斯曼就发誓要揭露“那些鲜为人知的、被误解的黑人”的真相。但即使有这样的决心，他也没有准备好目睹奴隶制的冲击。

到洛斯群岛后，斯迈斯曼和他的同伴参观了一艘名为“非洲号”的奴隶船。斯迈斯曼在上船之前就已经受到了感官上的冲击，他写道：“我们的耳朵被一定距离内的人声和锁链的叮当声所震撼……这对理智的人来说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怖。”船上的男性奴隶被剥得一丝不挂——据说是由于健康原因；而女性奴隶只缠了腰布。斯迈斯曼看到两名妇女在混乱中给婴儿喂奶，尤其感到痛心，他说他从未见过“人的脸上有如此强烈的悲伤”。团队中的其他人一直在散步和聊天，仿佛在参观花园。但斯迈斯曼一直回头看那些母亲。他补充说：“如果他们还怀有同情，如果他们的人性还没有泯灭，那他们肯定会流泪。我沉浸在无数次忧郁的思考中，很少参与谈话。”

他还遇到了“非洲号”的船长约翰·蒂特尔（John Tittle）。即使按照奴隶贩子的标准，蒂特尔也是凶狠的人，这一点导致他在几年后惨死：一天，蒂特尔的帽子掉进了港口，他命令手下的一个黑人男孩跳下去捡。男孩拒绝了，因为他害怕鲨鱼，而且不会游泳。蒂特尔把他扔了下去，男孩淹死了。如果这只是个奴隶男孩，没有人会在意。但蒂特尔谋杀的是当地酋长的儿子，酋长要求他赔偿朗姆酒。蒂特尔则送去了几个桶——里面装的不是朗姆酒，而是“从奴隶的桶里倒出来的东西”，可能包括排泄物。被激怒的酋长追捕到蒂特尔，给他戴上镣铐。然后不给他食物，把他折磨至死，而当地的村民都围在一起，高兴地叫喊——他们同样讨厌蒂特尔的废话连篇。

尽管蒂特尔有虐待狂的名声（或者正因如此），但奴隶公司很乐意把他们的“货物”交给他。按设计，“非洲号”可容纳350名奴隶，但是在斯迈斯曼参观后不久，蒂特尔就载着466个人驶向加勒比地区。其中86人在途中丧生，有男有女，还有儿童。

让斯迈斯曼松了一口气的是，他的队伍很快就离开了洛斯群岛，驶向靠近非洲大陆的邦斯岛。但他并没能远离奴隶制。邦斯岛是个奇怪的、近乎自相矛盾的地方，曾被称为一半奴隶港口，一半“乡村庄园”（附带双洞高尔夫球场）。岛上的堡垒有大炮和16英尺高的城墙，用于防范像丹皮尔那样的海盗袭击。

邦斯岛上的奴隶贩子总是渴望得到家乡的消息，所以他们扣住斯迈斯曼，不停提问。他们的穿着像典型的奴隶贩子——格子衬衫，脖子上或腰上系着黑手帕。斯迈斯曼愉快地聊了几分钟英国的情况，可当他们问到他来非洲的原因时，谈话就变味了。斯迈斯曼透露自己对博物学感兴趣，他们当着他的面大笑起来。一个奴隶贩子说：“人活得越久，学到的东西就越多。现在想想，有谁会跑两三千英里来抓蝴蝶和搜集野草呢？”有人开始公然嘲笑他。

斯迈斯曼哼了一声，转身背对着他们——他安慰自己说，这些人来非洲是把妇女和儿童当成奴隶卖掉，而自己作为一名科学家，是为了增进知识，改善人类的命运。他与这些野蛮人没有任何关系。

但事实证明，这种优越感很难维持。这位年轻的博物学家来到非洲，不仅是为了追寻，也是为了逃离——逃离曾经的亨利·斯迈斯曼。曾经的斯迈斯曼是个穷光蛋，是失败的奋斗者，斯迈斯曼想把他抛弃并埋葬在英国。这次探险标志着新的斯迈斯曼以绅士博物学家的身份首次亮相。和威廉·丹皮尔一样，他相信科学是为自己创造更好生活的最佳机会。通过拒绝奴隶贩子，他也拒绝了他们的道德和卑劣的生活。

但最终，斯迈斯曼将自己改造为科学家的野心远远超过了他的道德。虽然他反对奴隶制，但奴隶制主导了塞拉利昂的经济，所以他很快就与奴隶贩子交易物资和设备。不久之后，他开始做更糟糕的事情。可以预料的是，他越是纠缠不清，就越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贸易伙伴辩护，从而为自己辩护。这是一种教科书式的心理防御： 我是好人，绝不会与坏人来往。因此，和我来往的人不可能是坏人。 但事实证明，一旦他走上了这条合理化之路，情况比他想象的更加模糊。

在奴隶贸易的巨大暴行中，斯迈斯曼这种单个“捕蝇者”的堕落很难说是悲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考虑到话题的重要性，有必要明确指出：受害者是非洲人，不是欧洲白人。）不过，斯迈斯曼的一生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揭示了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忽视的早期科学的一个方面——科学与奴隶制的交织。此外，斯迈斯曼的故事揭示了奴隶制是多么容易腐蚀人的道德，哪怕是真诚的、善良的人的道德。奴隶贸易远不是一个背景，它将主导斯迈斯曼在塞拉利昂的生活。一点一滴，妥协再妥协，直到把他的道德扭曲得面目全非。

奴隶制与文明一样古老，但16世纪至19世纪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却异常残酷。据估计，至少有1 000万非洲人在战争和袭击中被奴役，大约有一半死在前往当地港口的途中，或者死在跨洋航行中。仅凭统计数字无法反映奴隶船的残酷。男人、女人和儿童被锁在货舱里，温度很高，肮脏异常，尸体的恶臭经常让人一进去就呕吐。初学走路的孩子有时会不小心掉进装着人类排泄物的“必要桶”而被淹死。疾病肆虐，病人经常被扔到海里，从而避免其他人死亡。（事实上，鲨鱼有时会跟着奴隶船，以便轻松捕食。）奴隶也可能因为不听话而被扔去喂鲨鱼，或者受到更严重的惩罚。18世纪20年代，一艘船上的奴隶起义失败后，船长强迫两名煽动者杀死第三个人并吃掉他的心脏和肝脏。

那么，为什么科学家会与这种恐怖行为结盟呢？为了机会。政府的确会偶尔赞助科学考察，但当时访问非洲和美洲的大多是从事三角贸易的私人船只。所谓“三角贸易”，就是把枪支和制成品从欧洲运往非洲，把奴隶从非洲运往美洲，把染料、药物和糖从美洲运回欧洲。除了这种贸易，根本不存在其他前往非洲和美洲的选择。科学家要进行实地考察，就得搭乘奴隶船。抵达后，他们还依赖奴隶贩子提供食物、物资、当地交通和邮件。

留在欧洲的博物学家 ^[12] 也利用了奴隶贸易。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委托奴隶船上的船员代为采集——特别是船上的外科医生 ^[13] ，他们有科学背景。当船员贩卖奴隶和购买食物时，他们在岸上享有大量的自由时间。收集到的标本——鸵鸟蛋、蛇、蝴蝶、鸟巢、树懒、贝壳、犰狳——后来随着奴隶船回到欧洲，最终被研究机构或私人收藏。分类学之父、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生物学家之一卡尔·林奈在1735年整理其巨著《自然系统》（ Systema Naturae ）时，借鉴了这些收藏品，该书引入了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属种命名法，如 Tyrannosaurus rex （霸王龙）和 Homo sapiens （智人）。总的来说，这些收藏品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大科学”——对研究项目至关重要的集中式储存库。而它们都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之上。

然而，亨利·斯迈斯曼认为他可以回避这个道德困境。今天已经找不到斯迈斯曼的画像，仅存的关于他的描述也很神秘：“高，瘦，活泼，非常有趣，但不帅。”他小时候喜欢收集贝壳和昆虫，他受的正规教育因他的家庭教师（一位牧师）自杀而中断。此后，他尝试过制作橱柜、装饰家具、销售保险、分销酒类和做家庭教师。他在这些方面都失败了，而且他似乎注定要从事没有前途的职业。1771年夏天，当医生兼植物学家约翰·福瑟吉尔（John Fothergill）宣布要对塞拉利昂进行标本采集考察时，他终于抓住了救命稻草。福瑟吉尔是贵格会教徒，坚决反对奴隶制。但他还是做出了妥协，将斯迈斯曼送到一个奴隶制殖民地，因为塞拉利昂没有其他定居点可供选择。

尽管对奴隶制心存不安，但斯迈斯曼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因为当时科学是成为绅士的一条康庄大道。部分激励措施是社会性的，如果做得好，他有可能被选为著名皇家学会的研究员。也有经济上的奖励，斯迈斯曼的三个主要赞助者每人拿出1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12 000美元）资助这趟旅程。作为交换，他们可以从寄回的物品中挑选价值100英镑的标本。之后，斯迈斯曼可以出售其余的标本以获取利润。这样的安排对出身低微但有抱负的科学家来说并不罕见。80年后，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共同发现者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将在马来西亚从事类似的活动。 ^[14]

1772年1月，在抵达非洲几个星期后，斯迈斯曼在巴纳纳群岛建立了一个大本营，这是塞拉利昂海岸附近的两个半沙地岬角。（涨潮时有三个岛，退潮时两个岛之间的地峡显露出来，平均为两个半。）他在巴纳纳群岛待了几周，在第一次疟疾恢复之后去见了岛屿的首领——具有传奇色彩的詹姆斯·克利夫兰（JamesCleveland）。 ^[15]

有了克利夫兰的庇佑，斯迈斯曼在岛上建了一栋带花园的英式住宅。克利夫兰还为这个英国人找了一位“妻子”。据斯迈斯曼估计，这名年轻女子只有13岁，是当地一位酋长的女儿。像这样的“跨种族婚姻”在非洲很常见，但不同于许多欧洲人，斯迈斯曼非常宠爱他的“妻子”。“为了庆祝这场婚礼，从岸上发射了一百多门大炮，而且……方圆数英里内唯一的一头公牛也当场被杀死，”他向一位赞助人吹嘘，“我的小布鲁内塔（Brunetta）有着浓密的毛发，她就躺在我身边……啊！我相信我已经爱上她了！她……就像美第奇的维纳斯一样，胸前有两座漂亮的、凸起的、舞动的山丘。”像这样承认感情是令人惊奇的。大多数欧洲人只想从他们的女人那里得到性和食物，仅此而已。

娶酋长的女儿也让斯迈斯曼获得了酋长的庇护。这反过来又使他能招募当地的非洲自由人作为向导，开始他的科学探险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探险包括在乡间跋涉，获取植物和动物运回英国。在英国，他们会根据林奈的分类系统（当时主流的范式）进行解剖和分类。但斯迈斯曼的工作不止如此，他在生态学和动物行为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包括对非洲西部传说中的白蚁丘的研究。

当地人把这些土丘称为“虫子山”，它们就像非洲平原上的小火山，陡峭的锥体可高达12英尺。它们仅由泥土和白蚁唾液构成，但足够结实，可以让5个成年男子站在上面，而且被认为是观察船只进入当前港口的最佳位置。

为了研究这些土丘，斯迈斯曼和他的向导会带着锄头和镐偷偷爬上去，对着泥壁猛击。然后他们用手指抓碎泥土，迅速地往里看一眼。这种匆忙是有必要的，因为在第一击之后几秒钟内，他们就会听到不祥的噼啪声——据斯迈斯曼回忆，“比手表的嘀嗒声更快更响”。这是警报信号，片刻之后，几支白蚁大队就会从洞里冲出来，开始攻击。这些虫子咬得很凶，让赤脚的向导号叫着躲避。欧洲人刚开始的情况稍好，但不可避免的是，白蚁会在他们的鞋子里蠕动，然后咬下去，在白袜子上染出血红的圆点。（作为真正的科学工作者，斯迈斯曼后来把这些圆点作为数据，估计每被一只白蚁咬一口，就会流出相当于白蚁体重的血液。）

斯迈斯曼很快就成了研究不同昆虫叮咬疼痛的专家，但他的忍耐力使他以难以置信的细致程度来研究“虫子山”的内部。事实上，斯迈斯曼对它们的描述就像一本建筑学入门读物，其中提到了角楼、穹顶、中殿、地下墓穴、飞拱和哥特式尖拱。他还（正确地）推测，土丘的形状就像风箱，泵入新鲜空气，使内部保持稳定的温度。他热情洋溢地（可能有点沙文主义地）宣称，每个白蚁丘“都是勤劳和进取的典范，超越了人类的骄傲和野心，正如圣保罗大教堂超越了印第安人的小屋”。

白蚁本身也让他着迷。毫无疑问，这让他付出了很多代价，但斯迈斯曼最终挖到了足够深的土丘，到达了“皇家公寓”，并瞥见了形状怪异的白蚁蚁后。 ^[16] 它不过是嫁接在3英寸长的动脉卵囊上的小小躯干，卵囊每天排出8万个卵子，几乎每秒钟一个。（他估计，蚁后的体重是白蚁平均体重的3万倍，相当于一个500万磅的孕妇。）其他白蚁也同样惊人。斯迈斯曼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些白色颗粒，他误以为是卵。但在显微镜下，他发现这些是小蘑菇。他非常震惊，意识到这些白蚁正在种植农作物。科学家现在知道其他几种动物也会这样做，但斯迈斯曼最早认识到智人并不是地球上最早的农民。（事实上，蚂蚁已经有6 000万年的耕作史。）

在进行这项研究时，斯迈斯曼追随了德国博物学家玛丽亚·梅里安（Maria Merian）的脚步。梅里安曾因17世纪末在苏里南的开创性研究而被称为“昆虫学之母”。（梅里安很富有，她自费前往南美洲，显示出了非凡的独立精神。虽然她确实也雇了奴隶帮她采集，但不同于大多数博物学家，她至少在论文中承认了他们的帮助。）梅里安也是最早研究昆虫整个生命周期的科学家之一，包括它们每个阶段吃的食物。她也是一位有天赋的画家，在笔记本中记录了一些可怕的场景，包括大脚野人（sasquatch）爪子大小的狼蛛抓住一只蜂鸟并大快朵颐。

本着同样的精神，斯迈斯曼研究了白蚁从卵到成虫的过程，并绘制了几幅白蚁丘的图，这些图由于充满戏剧性而至今为人称道，在社会学上也有耐人寻味的意义。斯迈斯曼没有把自己描绘成事件的主角，而是展现了他的非洲向导砸开“虫子山”的情景，默示了他们的帮助。历史学家还注意到，斯迈斯曼的原作与后来的复制品不同，并没有改变向导的特征使其符合欧洲人的审美标准，他画的明显是非洲人。

这一切都符合斯迈斯曼对向导的尊重。他没有像大多数欧洲人那样嘲笑他们的博物学知识，而是让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纠正他，比如他看到的某只带翅膀的白蚁并不是单独的物种，而是已知物种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阶段。（林奈自己也弄错了。）更加可贵的是，斯迈斯曼抛开了所有他可能感到的厌恶，沉浸在当地吃昆虫的习俗中——这种偏见在今天仍根深蒂固。他的向导教他如何将白蚁从水塘中撇出，并像烤坚果一样把它们在火上烤熟。斯迈斯曼写道：“我已经用这种方法吃了很多次白蚁，它们既美味又营养，而且有益健康。它们比毛毛虫或蛆更甜，但没有那么肥腻。”

的确，斯迈斯曼也有一些那个时代的偏见。在他的信中，他不止一次提到非洲人过于“狡猾”且“充满懒惰和邪恶”，以及其他侮辱性的说法。但他对欧洲奴隶贩子的评价更为严苛，说他们是“野兽”和“怪物”，是“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的弃儿”。他也尊重当地非洲人的医学知识，说他们有“植物方面的宝贵秘密”。他甚至观察了他们在当地法庭上的表现，并赞扬了他们的演说技巧，称他们为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英国大律师的“黑色的西塞罗和德摩斯梯尼” ^[17] 。

斯迈斯曼关于白蚁丘的研究最终为他赢得了欧洲生物学家的尊重，以及一个令人愉悦的绰号——“白蚁先生”（Monsieur Termite）。如果这就是斯迈斯曼的全部故事，那么他将作为敏锐的科学家和宽容、有远见的人被载入史册。不幸的是，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解读。斯迈斯曼的向导多是当地的自由人，而不是奴隶。因此，在塞拉利昂的头几个月，他可以不接触奴隶制，并安慰自己，他与奴隶制的联系微乎其微，只涉及贸易和运输。但事实证明，保持距离比预期难得多。随着他的初始资金减少，斯迈斯曼开始与奴隶贩子交好，以获得更优惠的贸易条件。然后，出于人之常情，他逐渐开始对他们放松警惕，也变得很寂寞。到1773年4月，也就是他在非洲的第17个月，他在给赞助人的信中公开感叹自己的孤独。尽管他那时已经有了三个妻子，但他的心还是渴望同胞的陪伴——一个说着相同的语言、崇拜相同的神、被相同的赞美诗鼓舞的人。所以，斯迈斯曼开始一点点地接受奴隶贩子的热情款待。他告诉自己，这只是一种缓和剂——暂时缓解他的孤独。

博物学并不是唯一一门利用奴隶贸易的科学。位于开普敦的南半球第一个大型天文观测站就是靠奴隶劳工建造的。因彗星而闻名的埃德蒙·哈雷向不同殖民地的奴隶贩子索求有关月亮和星星的数据，地质学家则在这些地方收集岩石和矿物。英国皇家学会向奴隶港口发出调查问卷，要求进行观察，并从对奴隶公司的投资中获利。

即使天体力学这样的高深领域也受益匪浅。大多数情况下，艾萨克·牛顿是个待在家里的孤僻怪人——他在桌子上潦草地写下方程式，而且不告诉他的同事。但在整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Principia Mathematica ，其中包括他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时，牛顿做出了一个激进的、非常公开的预测：月球的引力导致了潮汐。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需要来自全球各地关于潮汐高度和时间的数据，而其中一组关键的数据就来自法国马提尼克的奴隶港。天体力学是超脱尘俗的，与肮脏的人类生活相去甚远。但奴隶制是当时欧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也无法摆脱其阴影。

但毫无疑问，博物学从奴隶制中受益最多，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扩大了奴隶制的影响。殖民地商人急切地寻找外国的自然资源，如染料和香料，他们向科学家咨询寻找和种植这些东西的最佳方法。此外，对奎宁等药物的医学研究帮助欧洲白人在热带地区生存。对欧洲人来说，殖民地越安全、越有利可图，那里的商业活动就越兴旺——包括奴隶贸易。因此，科学研究不仅依赖于殖民地的奴隶制，也为其开辟了新的市场。

一些身在美洲的欧洲博物学家还强迫奴隶为他们收集标本，特别是在危险的地方。他们让奴隶爬上树或跳进冰冷的水池，有些奴隶则要越过荆棘丛或致命的滑坡。令人惊讶的是，少数收集者真的给奴隶支付报酬——每12只昆虫半克朗（相当于今天的18美元），每12株植物12便士（相当于今天的7美元）——使他们不至于衣衫褴褛。大多数收集者比较吝啬，绝大多数采集标本的非洲人既得不到钱，也得不到承认。关于这些男人和女人的只言片语如今只存在于Majoe bitters（美洲苦木）这样的植物名中，该植物是以牙买加的一个白发奴隶命名的，他用这种植物的树皮治疗雅司病，一种类似梅毒的皮肤病。

最著名的非洲博物学家是夸西（Kwasi），18世纪活跃于苏里南的术士。虽然他自己也是奴隶，但夸西经常支持欧洲白人，而牺牲非洲人的利益，所以即使如今，他仍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据一位欧洲观察者记录，夸西“用鹅卵石、贝壳、剪掉的头发、鱼骨、羽毛等制作了护身符，用一根棉线系在脖子上”。然后，夸西把这些护身符卖给为自由而战的奴隶，向他们保证里面的魔法会让他们战无不胜。虽然不存在这种功能，但并没有阻止夸西牟取暴利。根据口述史，他还混入了丛林里一群逃跑的奴隶中，然后向白人士兵供出了他们的位置。这样的行为让夸西获得了自由，并得到了昂贵的欧洲服装，包括一块刻有“忠于白人的夸西”（Quassie，faithful to the whites）字样的金胸牌。为了报复，一群逃跑的奴隶伏击了他，砍下了他的右耳。

尽管有争议，夸西仍然被认为是植物学天才。他以一种能缓解胃痛和退烧的根粉制剂而知名。许多欧洲白人都接受了他的治疗，而不相信自己的医生 ^[18] ，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信任。30年来，夸西一直拒绝指认这种树根，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带着林奈的一名弟子进入森林，指着一株开着鲜艳红花的灌木。这位弟子将灌木带回给林奈，林奈将其称为 Quassia amara （苏里南苦木）。这是罕见的以奴隶命名物种的例子。

忠于白人的夸西被欧洲科学家铭记，而其他许多有才能的人却被历史遗忘，这可能不是巧合。但是对于每一种植物或昆虫的欧洲名称，值得记住的是，可能有一个、两个或十几个无名的帮手。

和夸西不同，斯迈斯曼不是植物学家。他是昆虫学家，尝试分类塞拉利昂所有陌生的植物群，这让他感到沮丧和不知所措。因此，当1773年年初的一封信告诉他，林奈的另一位弟子、植物学家安德烈亚斯·贝尔林（Andreas Berlin）将与他一起在巴纳纳群岛工作时，他非常高兴。他不仅可以卸下植物学的工作，而且还有另一位绅士科学家做伴。

贝尔林只有27岁，但他已经拥有一份出色的履历——曾与詹姆斯·库克船长进行过一次著名的科学航行。不久，贝尔林就证明了自己作为植物学家的价值。1773年4月，在与斯迈斯曼的第一次探险中，贝尔林在15分钟内发现了欧洲科学界的三个新物种。这一收获令他十分高兴。他在信中滔滔不绝地说：“我就像刚刚复明的盲人第一次看到了太阳，会惊讶地昏倒……”然而，尽管贝尔林才华横溢，但他有一个严重的恶习：酗酒。他在植物学研究之外的每个小时都在酗酒，这让斯迈斯曼非常生气——特别是他的另一个助手也是酒鬼。他抱怨：“有两个都不清醒的助手，这太不幸了。”

斯迈斯曼的本地助手也让他很不高兴。他们大多数是当地村民，会在背后嘲笑他喜欢捡小虫子和杂草的习惯。他们嗤之以鼻，直到斯迈斯曼宣布他愿意为这些标本付费。在那之后，他得到了多得无法处理的“帮助”：“男女老少挤在一起，盯着看，问问题，带来东西出售：所有有花的植物……所有最普通的昆虫，甚至包括房子里的蟑螂和蜘蛛。”斯迈斯曼最终将所有人拒之门外，这让他们感到困惑和厌恶。为了报复，一些人会从他眼皮子底下偷标本，让他为这些标本再付一次钱。

斯迈斯曼越来越沮丧，尤其是对贝尔林感到沮丧，他开始与奴隶贩子往来，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发泄途径之一。

的确，斯迈斯曼从来都不喜欢那些驾驶奴隶船的下等人——他们行为粗鲁、满嘴脏话，斯迈斯曼曾嗤之以鼻地写道，他们用“生锈的、肮脏的、油腻的刀”搅拌他们的茶，吃馊得只能用在马车车轮上的黄油。相反，斯迈斯曼拉拢了商人和船长，他们是塞拉利昂奴隶贸易的贵族。

事实上，这些“绅士”和水手一样残忍。更糟糕的是，他们才是真正从奴隶制中获利的人。但他们把自己装点得光鲜靓丽，斯迈斯曼开始到他们在邦斯岛上的“乡村庄园”玩惠斯特牌和双陆棋，还在崎岖多岩的双洞球场打高尔夫球。［斯迈斯曼把这种游戏称为“goff”，它与今天的高尔夫球（golf）有些不同。球有网球那么大，据他说，球洞有“一个人的帽子那么宽”。］斯迈斯曼冷漠无情地将高尔夫球描述为“温暖天气里的一项非常漂亮的运动，因为除了挥杆一击之外，没有任何暴力”。但与此同时，实际的暴力发生在四分之一英里外，岛的另一边，奴隶被锁在栅栏里，受到鞭打。1773年5月，斯迈斯曼去洛斯群岛打猎，并违反了自己关于喝酒的规定，在海滩上享受了一场醉醺醺的盛宴。他在这场嬉闹中有个同伴，不是别人，正是约翰·蒂特尔——这个奴隶船长很快就会把一个男孩扔进海里捡帽子，还会把一桶粪便送到男孩父亲那里。但至少在那一天，他和斯迈斯曼是朋友。

宴会结束后不久，斯迈斯曼乘坐蒂特尔的奴隶船回到巴纳纳群岛，并为那里的疾病暴发勾勒出一幅令人痛心的画卷。一位历史学家恰当地称之为“但丁式的”。“每天都有两三个奴隶被扔下船，他们已经死于发烧、流感、麻疹或蠕虫，”斯迈斯曼写道，“医生在这里包扎疮口、伤口和溃疡，或者给人灌药，另一个人拿着皮鞭站在旁边让他们吞咽。”

这次暴发的受害者包括安德烈亚斯·贝尔林。酒精已经摧毁了他的身体，但即使在因为发烧和腹泻而倒下的时候，他也要每天在船上喝下定量的烈酒。（他还吃了很多菠萝，可能是一种民间疗法。）斯迈斯曼最开始没有喝酒，但他很快就屈服了——这让他很后悔。贝尔林不久之后就死了，他的非洲冒险仅仅过了三个月。

在这一打击之后，斯迈斯曼更加依赖奴隶贩子的陪伴。这种道德上的堕落并不是简单而线性的：前面关于疾病的文字表明，那个因为看到两个黑人母亲给婴儿喂奶而悲恸欲绝的人仍然存在，仍然认识到了奴隶制的罪恶。但毫无疑问，总体趋势是堕落的。最开始，他只依赖奴隶贩子的物质支持——设备、食物、邮件。然后，他与他们交好，以获得更优惠的贸易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抵御黑暗中的孤独感，友好变成了真正的友谊。正如心理学家预测的那样，与奴隶贩子的接触增多也导致他共情他们的观点，甚至为他们辩护。

从那时起，事情每况愈下。在斯迈斯曼的探险活动进行到一年半之后，就很少有标本到达英国（只有一些昆虫）。这并不全是斯迈斯曼的错。准备标本需要时间，而且三角贸易必须单向进行，也就是说，他的箱子必须被装上奴隶船，经过加勒比海返回英国，这会使抵达时间推迟几个月。此外，远洋航行不能提供最安全的环境。就算阳光、热量、湿度和盐水膨胀没有破坏标本，船上的蠕虫、蚂蚁和啮齿动物通常也会破坏。

结果，一无所获的赞助商开始抱怨，认为对斯迈斯曼的投资很失败。斯迈斯曼转而意识到，除非有更多标本送到他们手中，而且要立刻送达，否则他作为科学家的声誉——以及成为绅士科学家的希望——就会支离破碎。为此，斯迈斯曼开始为一个利物浦的奴隶贩子做代理，帮助他在塞拉利昂发展业务。作为交换，斯迈斯曼在从非洲直接返回英国的稀有船只上为他的标本获得了空间。对他来说，保存死去的昆虫和植物比保存道德更有意义。

到1773年年中，斯迈斯曼开始涉足奴隶贸易。非洲人更喜欢以物易物——包括奴隶，因此硬通货 ^[19] 在某种程度上是无用的。例如，一个从英国给斯迈斯曼运送包裹的船长曾经要求用奴隶作为报酬。当地的经济也是靠奴隶运转。斯迈斯曼在信中说，他长期缺乏“蜡烛、糖、茶和黄油”，以及鞋子、钉子等必需品。但无论他对这一事实感到多么遗憾，奴隶相当于塞拉利昂的一种“国际通货”，是可以用来交换任何东西的“商品”。所交换的商品包括烟草和朗姆酒之类的货物——他支付烟草和朗姆酒给酋长和向导。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他的科学探险就会搁置，而他不会赞成这样做。因此，他开始在必要时用奴隶换取货物。

可以预见的是，到1774年，斯迈斯曼已经不仅在当地交易奴隶，还把他们卖给美洲的种植园，以资助自己的研究。斯迈斯曼继续在信中为自己参与奴隶贸易辩护：他坚持认为，是当地的经济实况迫使他开展奴隶贸易。但他确实或多或少地突破了自己的良知。在其中一段里，他承认：“我对奴隶贸易的顾虑已经消失了。”他已经成为他所鄙视的系统的一部分。

亨利·斯迈斯曼时代的科学罪恶已经消失并且已被埋葬，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早在19世纪初就终结了——这是让人欣喜和信服的。但事实是，我们的现代科学世界观归功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自然系统》这样的书籍，它们都是在奴隶制下完成的。更严峻的是，通过奴隶贸易收集的许多标本至今仍保存在博物馆里。

最重要的博物馆收藏可以追溯到汉斯·斯隆（Hans Sloane），伦敦医生兼博物学家。 ^[20] 年轻时，斯隆在牙买加的种植园采集，后来通过婚姻关系进入一个富有的奴隶主家庭。斯隆利用这些财富，从其他博物学家那里买下了藏品，最终积累了世界上最大的博物学收藏，多达数万件。令人不安的是，其中包括人类标本。他在一本私人目录中记录：“注射了红蜡和水银的黑人手臂的皮肤”“弗吉尼亚黑人的胎儿”“非洲黑人女孩阴道中提取的结石”。1727年，斯隆以这些收藏为跳板，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是艾萨克·牛顿的下一任。

斯隆在1753年死去，死前他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他想为女儿们提供经济支持，但也想保持收藏品的完整性，不希望它们在拍卖会上散失。因此，他在遗嘱中以2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310万美元）的价格把所有藏品交给英国政府，用来建一座博物馆。为筹集资金，政府设立了3英镑（相当于今天的470美元）一张的奖券，筹集了30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4 700万美元）——尽管其中有些不正当的交易，包括组织者大量购买并倒卖。政府官员希望博物馆能为公众服务，所以称其为“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它很快成为地球上最著名的机构之一。后来，斯隆的大部分藏品被转移到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这是另一座文明灯塔。斯隆的标本——其中许多与奴隶制有直接联系——因此成为地球上一些最著名文化机构的最早收藏品。

公平地说，没有理由把这些博物馆单列出来。在牛津、在格拉斯哥、在切尔西，都能找到与奴隶贸易有关的标本。事实上，几乎所有欧洲大城市——巴黎、马德里、维也纳、阿姆斯特丹——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都可能有类似来源的藏品。它们也不仅仅是尘封的奇珍异宝，科学家仍然在参考这些收藏品，以研究植物驯化和历史上的气候变化。他们还从标本中提取DNA，研究植物和动物在几个世纪中是如何进化的。然而，大多数科学家仍然对他们使用的藏品的来源视而不见。

许多历史学家甚至仍然一无所知。但至少有一些人无法再熟视无睹，已经开始揭露博物馆藏品的来源。少数人甚至想把科学带入更宏大的讨论之中，比如关于奴隶赔偿和奴隶制文化遗产的问题。有人指出，关于奴隶制利润的讨论通常是“以美元和美分、英镑和便士的形式进行的。然而，（利润）也可以通过收集的标本和发表的论文来衡量”。

承认这一遗产对科学家来说可能是痛苦的。毕竟，难道科学不是进步的——造福世界的力量？当然是。但它也来自人类的努力，满怀善意但容易犯错的人，沉迷于自己的研究而忽略了自己的良心，像亨利·斯迈斯曼这样。

最终，斯迈斯曼的妥协让他在科学上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一定程度上。涉足奴隶贸易为他争取了足够的物资和商品，使他能多次长期地观察白蚁丘，而且收集了非常多的标本，以至于一位赞助人后来抱怨标本太多了：“我的房子连一半都装不下。”到1775年年末，在非洲待了4年之后，“白蚁先生”对自己的科学声誉有了足够的信心，准备返回英国。他认为那里将会有英雄般的欢迎仪式在等着他。于是他收拾了标本，预订了前往加勒比海的奴隶船——“伊丽莎白号”。

在斯迈斯曼踏上船的那一刻，船长没收了他装昆虫和植物的箱子，把所有东西都倒了出来。然后，船长把船上的手枪装在里面，因为箱子有一把坚固的锁，可以在发生叛乱或奴隶起义的时候保证枪支的安全。但船长很快就有了更大的忧虑，因为“伊丽莎白号”像旧屋顶一样漏水，需要不停地抽水才能浮在海面。（在他们抵达西印度群岛的几周后，这艘船被认定为不适合航海。）“伊丽莎白号”上的293名奴隶中，有54人在前往美洲的途中死亡。

斯迈斯曼原计划在抵达美洲后立即启程前往英国，但一场疟疾阻止了他，而且他不想在返回大西洋的航程中面对冬天的寒风。他决定先休息几个月。然后，当他觉得自己已经恢复正常的时候，独立战争爆发了，美国的私掠者正在不断地掠夺英国的船只。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斯迈斯曼最终在多巴哥岛安顿下来，并于接下来的4年里在不同的岛屿上从事博物学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研究了加勒比地区的火蚁，这些火蚁在各个岛屿上都结成庞大的队伍，大到连摩西都会犹豫要不要召它们来见法老。蚂蚁甚至攻击岛上的动物，能在一夜之间使马和牛变成骷髅。当地人把蚁群称为“蚂蚁爆炸”。

不过，斯迈斯曼在那些年里经常思考奴隶制的问题。西印度群岛基本是田园风光——葱葱郁郁，到处是新奇的标本——他有很长的快乐时光在岛上收集动植物。但每隔一段时间，当他在种植园附近徘徊时，都会听到空气中响起鞭子的噼啪声，接着就是一声尖叫。他还目睹了对男女奴隶的公开鞭打，他们身上纵横交错的长长的疤痕在他的梦中萦绕。（奴隶主经常将蜡滴入伤口，或者将辣椒抹入伤口，使刺痛更加剧烈。有些人直接把辣椒放进奴隶的眼睛里。）斯迈斯曼在非洲的时候还可以与奴隶制保持距离。但种植园生活的残酷使他的道德底线得以挽回，他再次否定了奴隶制。

斯迈斯曼最终追上了三角贸易的最后一程，于1779年8月驶向英国。自然地，海盗在途中扣押他的船，并将剩余的标本——多年的劳动成果——全部抛入大海。他回到英国时一贫如洗，而他所设想的英雄般的欢迎仪式也没有实现。他的确向皇家学会提交了一篇关于白蚁丘的论文，受到了好评。但该学会冷酷无情的主席认为斯迈斯曼不够绅士，不适合加入他们的行列，并成功地阻止他当选研究员。斯迈斯曼无疑很伤心，他成为绅士科学家的梦想破灭了。

相反，他自立门户，成为科学讲师，向满座的听众讲述他与蚂蚁、白蚁的冒险经历。斯迈斯曼也成为废奴运动的一个小角色。事实上，他总是在科学讲座结束时简短地谈及奴隶制，他曾这样说：“臭名昭著的政策贬低了人类的一个物种（种族），以纵容其他物种的奢华。”

也许是对贩卖奴隶的日子感到内疚，他还开始筹集资金，为塞拉利昂的自由黑人建立农业殖民地。其中包括独立战争期间与英国人一起对抗其主人的北美忠诚奴隶。数百名男女报名参加，包括几十对混种族夫妇——他们只是想在没有骚扰的地方生活。斯迈斯曼甚至去巴黎见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希望这位著名的美国人支持该计划。（在巴黎，斯迈斯曼碰巧看到了1783年孟格菲兄弟的世界首次热气球飞行。这一场面激发了斯迈斯曼设计自己的带翅膀的雪茄形状气球，他希望证明这比球形的孟格菲气球更容易操控。）

然而，1786年7月，就在定居者计划出发前往非洲的前几个月，斯迈斯曼被另一场疟疾击倒了。当时南美洲国家仍在囤积奎宁，斯迈斯曼三天后就死了——没人来得及为他采购奎宁。那年晚些时候，400名殖民者仍然起航，但他们到达时正值雨季，由于没有斯迈斯曼的联络人和专业知识，他们不得不靠乞讨来生存。在3个月内，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了。最终，当地的一位酋长驱逐了剩下的殖民者，并烧毁了他们的棚屋，亨利·斯迈斯曼的伟大救赎梦想就此化为乌有。

虽然斯迈斯曼英年早逝，但他确实以一种真实而间接的方式推动了废奴事业。1786年年初，他写了一份关于对塞拉利昂殖民地设想的小册子，两位瑞典科学家——采矿工程师卡尔·瓦德斯特伦（Carl Wadström）和植物学家安德斯·斯帕尔曼（AndersSparrman）——受此启发，于1787年年底亲自前往非洲。他们有访问非洲大陆内部的初步计划，但最后却滞留在塞内加尔的一个法国奴隶港口。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看到的一切让他们感到震惊——和斯迈斯曼不同，他们没有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来消解自己的愤怒。

相反，他们冲回伦敦，开始向人们讲述“奴隶地牢”的故事，以及男人和女人“被锁住，躺在自己的血泊中”。他们还揭露了法国人捕获廉价奴隶的邪恶计划。法国人不会自己冒险突袭，而是将武器卖给两个敌对的部落，挑起他们的战争。理所当然地，一方会俘虏他们的敌人，这时法国人就会过来买下这些俘虏。瓦德斯特伦描述了这样一场战争的后果：胜利的部落带着即将成为奴隶的人进入港口，唱歌、鼓掌、吹号，“一方的尖叫和痛苦，另一方的呼喊和欢乐，以及随之而来的噪声。我从未目睹过如此地狱般的场景”。也许最可耻的是，不需要斯帕尔曼和瓦德斯特伦挖空心思地揭露这些阴谋——法国奴隶贩子几乎总是在吹嘘这些阴谋，为自己的聪明才智感到自豪。

这两个瑞典人最终出现在英国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和英国贸易委员会（British Board of Trade）面前，他们的证词在伦敦引起了轰动——既因为他们揭露的内容，又因为他们的身份。那是18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的高潮，当时科学家被认为是无可指责的——在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上，他们是完全无可指摘的证人。（不同的时代……）因此，许多以前不知道该不该谴责奴隶制的人，现在突然转向了废奴主义事业。因为如果 科学家 说奴隶贸易是邪恶的，他们还有什么好争辩的呢？

的确，并不是瑞典人结束了大英帝国的奴隶贸易，非洲人也做了很多事情。奥拉达·艾奎亚诺（Olaudah Equiano）等获得自由的奴隶和“非洲之子” ^[21] 也提供了证词，而18世纪90年代在海地发生的漫长、血腥并最终成功的奴隶起义让英国公众质疑他们的政府究竟在支持什么。贵格会为废除奴隶制进行了长期的、孤独的斗争，这也是值得称赞的。但正如废奴运动领袖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所说，瑞典科学家一公布，“对我们非常不利的潮流开始有点转向支持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瓦德斯特伦和斯帕尔曼使科学在与奴隶制的长期纠缠之后稍微挽回了自己的形象，并成为结束奴隶制的积极力量。

还没有实现加入庄严的皇家学会的梦想，斯迈斯曼就去世了。尤其令人恼火的是，该学会忽略了他，却邀请了其他名声非常可疑的科学家。特别是一个和斯迈斯曼同时代的医生，他领导了科学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洗劫了数百个坟墓，获取尸体进行解剖。

事实上，在罪恶科学的编年史中，医生值得拥有一席之地，因为医生直接与人类打交道，所以他们经常赋予科学以人情味。以人为工作方法，也带来了新道德困境和滥用职权的新机会。 HKQPpphk+cnc2Dxc1AlaCLb2RsQ6w8bGuDva0cbjHHZ05MzUYBI7kymRfYZH93Q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