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综合调度，不搞内耗型投资

内卷必然造成内耗，内耗无益于我国经济发展，中央政府需要结合各地情况，进行综合调度，真正实现区域平衡发展。

大国投资需要按照内循环的逻辑运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明确了中国经济循环的战略方向，引领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我国各个区域发展的逻辑各不相同，包括依托地理区域发展起来的长三角、珠三角超大城市群，靠着政策扶持发展起来的西部城市群和正在重新崛起的东北三省城市群，以及通过调节平衡发展起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群。如今，各地主政者都在围绕业已形成的优势产业和核心产业，不断“强链、补链、延链”，提升区域竞争力和对企业、人才的吸引力。招商引资如果是一个行业，那必然是一片红得发紫的“红海”，内卷出来的区域经济并非都是要拉拢最适配的产业和企业，不管企业属于哪一类行业、处于哪个发展阶段，都要全力引入，“狼性”招商会引发各地域新的GDP争夺战。

全国各地客观的区域优势不再赘述，主观上的各种举措才是内卷出格的硬道理。“软硬兼施”是各地对企业的通常做法，“软”包括事必躬亲的服务态度与亲和为民的营商环境，“硬”则包括通过财政对企业和人才的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和奖励。“软硬兼施”考察的是各地域的综合实力，东南沿海城市群是最有资格用实力说话的城市群，“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代表的正是这类城市群的心态。在他们眼中，来是企业的收获，不来是企业的损失，事实也是如此。“马太效应”在这个领域展现得淋漓尽致，越发达就会越来越发达，越落后就会越来越落后，因此，国家需要出手对“GDP拼刺刀”引发的“客商争夺战”进行必要的政策引导和行政干预。

国家的区域平衡发展，不仅要看区域经济差距逐渐拉近距离，还要看各区域间协同配合后达到1+1＞2的效果。地方主政官员也应换位思考，立足“全国一盘棋”，明白“牵一发而动全身”，政令既出便会有回响。中国的城市发展，见证了历史的变迁，续写着新时代的辉煌篇章（见表1-1）。国家允许出现超大城市群的原因，是因为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无法改变，不如顺其自然，不遏制发达地区的自由发展，又适当对周边区域的共同发展进行调节，真正实现围绕一个“富裕”核心区域，带动“后富”的周边区域，以点带面，逐步扩大影响范围。另外，通过对口帮扶，发达城市将优秀的官员、教师、医生等专业人员，相关产业、行为和思维方式、教育等输出到欠发达城市。

1996年10月，中央召开了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对口帮扶政策。该政策要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9个东部沿海省、直辖市和4个计划单列市对口帮扶西部的内蒙古、云南、广西和贵州等10个贫困省、自治区，双方应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在扶贫援助、经济技术合作和人才交流等方面展开多层次、全方位的协作。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脱贫摘帽，至此，我国所有贫困县“清零”。现在看来，国内区域性脱贫离国家区域平衡发展路依然很遥远，笔者预测，未来省份区域经济结构将呈梯形分布。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发达省、直辖市将持续在梯形顶部出现，大批的二线发达省份集中在“梯形”经济体腰部位置，还有一批有待后续发展起来的省份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第三梯队，作为头部和中部梯队产业转移和人口转移的承接者。

划区域重点“撒胡椒粉”会让国家的经济“葱花饼”做得更加有滋有味，而简单地依赖发达城市的揠苗助长是短视的，不是明智的“授之以渔”之道。对此，国家通过各重点工作会议和历史节点的把握，对处于第三梯队的省份城市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帮扶，可以将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和干部先进思想传导下去。以这些重点节点为契机，引导资源流向重点区域，笔者称之为点对点的“经济拔高”，完全符合区域平衡发展的要求。以革命老区为例，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和经国务院同意的《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有关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赣州市与深圳市、吉安市与东莞市、龙岩市与广州市、三明市与上海市、梅州市与广州市、延安市与无锡市、庆阳市与天津市、六安市与上海市、信阳市与苏州市、黄冈市与宁波市、百色市与深圳市、巴中市与金华市、郴州市与佛山市、张家界市与南京市、恩施州与杭州市、遵义市与珠海市、长治市与北京市、汕尾市与深圳市、临沂市与济南市、丽水市与宁波市20对结对城市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印发对口合作实施方案。

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历史的使命改变了。过去，革命老区所处区域偏僻，交通不便，我党依托革命老区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革命老区在我党最艰难的时期付出了几乎全部力量，精英人才大量参军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巨大。这种历史原因造成了当地各种基础设施不够现代化，产业发展基础薄弱，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无法实现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历史的车轮轮转，在国内经济饱受摧残、满目疮痍后需要快速发展恢复，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最先给予政策支持的是区域优势明显的东南沿海地区，外贸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带来的效果尤为明显。为了使先富带动后富，集中力量让东南沿海成为先富起来的省份，投入此消彼长，也使革命老区进一步失去了发展的先机。不过，在国家区域平衡发展的需要下，革命老区人民的优良品质和经济转型的巨大潜力也成为其能够快速成长的基础。通过国家政策下发达城市的倾力帮扶，相信革命老区很快就能完成“经济拔高”的第一阶段，即现有产业完成转型升级，第二产业比重出现提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经济拔高”的第二阶段，即大批发达区域人才和企业的导入，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第一产业维持稳定的同时，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稳步快速增长，最终实现三大产业的均衡发展。流动人口的增加也会形成小规模辐射效应，为周边区域带来相关产业集群的形成和人才的聚集。

东三省的崛起与没落也是历史的产物，曾经的工业重镇为国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据统计，1943年，东三省第二产业中占据了中国88%的生铁、93%的钢材、93.3%的电力能源和95%的机械设备生产。1945年，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东北三省占比达到了85%，台湾省占10%，中国的其余地区总共只占到了5%。1960年后，我国提出了新三线大后方计划，至1979年止，东北三省向内陆省份累计迁移了200多个企业和单位、300多个国家级省级重点项目，输出了大量重工业设备和优秀人才。东北的再次崛起也是历史的必然，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东北振兴拉开大幕。2022年因俄乌冲突，俄罗斯被西方国家制裁，相当比例的国际贸易转向中国，东北三省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机遇。在2023年第一季度，东北的GDP增速居全国首位，其中，黑龙江GDP增速为5.1%，辽宁GDP增速则为4.7%，两地自2013年以来首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吉林省GDP增速高达8.2%。2023年上半年辽宁省GDP为13 998.1亿元，GDP名义增长6.26%，GDP实际增长5.6%，均高于全国平均增速。东三省一直在那里，兴衰变化只是因为历史的车轮改变了。

事是靠人做出来的，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员到经济落后地区挂职时，可能会因为“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完善而感到不适，同时也会因为“软件”方面，即人员思维方式不匹配而产生心理落差。正因如此，它也会激起人性的争强好胜之心，激发出挂职人员迅速组织匹配资源优化配置，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自身的人脉、资源、能力，为当地寻找可以带来转型和发展的一切可能。由此调动挂职人员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切实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生力量和内生动力。挂职时间越长，游走在两地的频次越多，越能够增强这种动力，越来越多的挂职干部在工作过程中，对事业的成就感越发强烈，满足感也日益增长，甚至决定留在当地任职，这也是一种全心投入、努力拥有和真心热爱的体现。大规模类似挂职人员的出现，可以改变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才结构，带动当地政府公务人员的服务意识转变，提升医生、教师在内的专业人员的从业能力，真正实现当地人才队伍的锻炼和养成，为当地的长远发展生成核心动力。

综合调度源于国家领导层的高瞻远瞩，短期内改变不了靠资金、政策等招引的现状，不具备相关优势的地区就需要通过市场和资源来换取企业和人才的进驻。公司是逐利的，有想法在资本市场发展的企业需要订单来维持可持续经营能力，尤其是在冲刺IPO（公司首次公开募股上市）的前三年，每年对订单的需求量至少按照20%~30%的速度增长，在全国区域内寻找最有可能达成收入、利润双增长的优质客户。企业壮大之后便可以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在当地形成企业和人才发展正向循环，“传帮带”效应也会引来一批相关产业链企业，完成产业集群的搭建，更有利于在规模化生产中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同时优化产业链流程，吸引资金成本较低的供应链金融工具应用，提高企业信用评级，在股债金融工具支持下最终完成IPO。区域内增加上市公司数量或者规模以上公司主体，对当地财政收入和营商环境带来的影响大都是正面的，也能够为中央统一调度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83个产业集群提供新的选择。科技兴国，央地协同发力，也需要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培养和挖掘科技人才，鼓励和支持高科技企业的成长，有力支撑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bZQhC/cz1LQxkMgkzGsB1BrZXkbG7xtG8nP7wrEPV4vEFTsZpQjZgMRTlt9MwU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