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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离乡外出的第一代农民工，等年纪大了，有不少还会回到乡村。但新世纪之后的新时代农民工、离乡进城的年轻人却多数不会再回到乡村了，“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无论他们对家乡多么留恋，他们也会在城里工作、安家、繁衍生息。
乡村变局中最大的变局是人口变局，人口变局直接影响着乡村的一系列其他变局。
数千年农业社会中，我国乡村的人口状态一直都比较稳定。乡村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大头，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并不为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1949年，我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近9成，农村改革开启之际的1978年，乡村人口占比依然高达82%。农业社会乡村人口的稳定状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人口管理制度。自秦汉以来，历朝历代实行编户齐民的人口管理制度，将人民平等地编入户籍，直接地统一管理，国家管理人口不再经由诸侯、贵族、宗族等中间环节。编户齐民的人口管理制度成为国家的土地分配制度、赋税制度等管理制度的基础。农业社会中，乡村的人、地、赋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依托于土地，国家赋税依托于人与地，人口得以稳定于乡村。历代封建王朝中，人口稳定则国家稳定，而一旦流民四起则国家动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1958年1月9日颁布施行的第一部规定户口登记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我国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首次明确将城乡人口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户籍，并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
其二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以来，农业社会以农为主，工业发展水平低，能提供的就业少，城市对乡村人口的吸纳能力弱，人口更多地只能依托于土地劳作生产，从而也稳定于乡村。唐代贺知章《回乡偶书》中描写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情形是比较少的。
乡村人口向城市大迁移既是从乡村向城市迁移，同时又是从中西部、东北部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迁移，具有区域性迁移特点。历史上，曾因战乱、灾荒等而发生过多次区域性人口大迁移，有政策性的也有自发性的，比如西晋时期衣冠南渡，唐朝安史之乱时中原地区人口南迁，北宋政权转到南宋时人口南移（以上三次大规模的中原人口南迁至闽粤等地，形成“客家人”），明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史称明朝洪武移民，从山西移民人口至中原和江南，洪洞县是移民集散中心，移民事务办理机构所在的广济寺旁有一棵茂盛的大槐树，成为移民世代心中家乡的象征，我就有同学、朋友称祖上是从大槐树移民出去的），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走西口，闯广东等。历史上的区域性人口大迁移往往伴随着无数家庭的不幸与艰辛。而当代乡村人口向城市、向发达地区的大迁移则是获得更好就业和生活条件的途径。当前和今后，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可能终生不会回到父辈、祖上的乡村，而只会依着长辈的诉说才知道先辈来自那里。
与乡村人口向城市大迁移相伴随的是更多的乡村年轻人离乡进城，实现他们的“鲤鱼跳龙门”。近些年到乡村去看，年轻人稀少，大多是到城市打工经商去了。离开农业、离开乡村、从事工商业、生活在城市成为绝大多数乡村年轻人的理想，也是乡村长辈对年轻人的期望，就如我小时候母亲常鼓励我的“好好学习，长大后不要再像俺们一样欺负土疙瘩了”。乡村的年轻人、人才持续流失，工商业迎来更多生力军，城市展现出蓬勃活力。
人往高处走，年轻人“鲤鱼跳龙门”离乡进城即是人往高处走的现实写照。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着经济收入与社会福利鸿沟，城市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工资收入、更大的发展空间、更便利的社会服务、更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这些吸引着年轻人离开乡村外出奋斗，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应该是农村改革后第一批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他1977年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双水村，做了3年的乡村初中教师后，因初中班垮了而被解除教师职务。随父兄在山里劳动的孙少平不甘心做个安分守己的农民，他还怀揣离开乡村外出“闯荡世界”的梦想。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孙少平1980年到黄原城打小工干体力活，后来算是幸运地被国营煤矿招为正式工人。孙少平的苦难经历、艰难的奋斗、内心的坚韧曾经激励了我和我们那一代好多年轻人。对乡村而言，乡村的农业及其他产业承载不起年轻人的梦想，留不住年轻人，但绝大多数年轻人的流失又导致乡村产业发展缺乏人才、乡村生活缺乏活力，乡村后继无人。20世纪90年代离乡外出的第一代农民工年纪大时有不少还会回到乡村，但新世纪之后的新时代农民工、离乡进城的年轻人却多数不会再回到乡村了，“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无论他们对家乡多么留恋，他们也会在城里工作、安家、繁衍生息。
乡村人口城市化是一个大趋势，随着工业化程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相关管理体制机制的改进而推进，发达国家先行，发展中国家跟进。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改革以来，我国严格限制乡村人口迁移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放松，不断打破限制乡村人口迁移与就业的条条框框，乡村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就业，乡村人口可以进城居住、生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水平提升，城市中工业、商业门类增多，就业机会增加，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增强。而同时，乡村中土地与农业的承载能力有限，小农生产中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农业和乡村劳动力富余、工商业和城市需要劳动力，两厢合拍，开启了乡村人口向城市持续四十多年至今的大迁移，即乡村人口城市化（城镇化）。到202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5.22%，相当于农村改革以来，农村人口总体上持续以每年约1%的速度、上千万人的规模迁移进城，每年的迁移人数相当于欧洲一个中小国家的人口数量。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乡村人口向城市大迁移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吸纳解决这么多人口的就业与生活问题也是我们国家一项了不起的经济社会大成就。并且，乡村人口向城市大迁移的趋势仍在继续，据我们预测，20年后，乡村人口将降至3亿、占全国总人口比率20%。
老母亲目送孩子离乡
乡村人口的降幅是谋划乡村振兴战略的最大变量。15年后，我国农村将比当前减少2亿常住人口，减少将近一半，几乎相当于减少英国、德国两个欧洲较大国家的人口总量。对我国农村常住人口大幅减少的这一巨大变化，我们需要提前预判、提前应对，需要超前谋划乡村振兴战略及相关农业农村中长期规划。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未来愿景，归根到底是人的愿景，必须基于人口及其结构长远变化来构思构想。应根据农村常住人口大幅减少的趋势，对全国村庄总体布局与微观设计、农村的国土空间规划、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生产生活生态的协调发展、城市与乡村的融合等各个方面进行超前谋划。超前谋划应不止于五年规划，而应放眼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未来15年。乡村振兴的投资和建设不能囿于现有农村常住人口，而应根据乡村人口大幅减少的趋势，科学设计，合理有效利用有限的资金、资源、要素。未雨绸缪，避免浪费，千方百计提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
近些年来，随着新一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乡村人口外流出现了新特点。过去“50后”“60后”传统一代农民工多是独自外出打工，他们的妻子、子女、父母留守老家农村，被戏称为乡村“386199部队”（38、61、99，分别代指过“三八”节、“六一”节、“九九”重阳节的妇女、儿童、老人）。但新一代“70后”“80后”“90后”农民工越来越呈现举家外出的特征，子女随迁外出读书乃至就业，妻子陪读、照顾家庭并兼打零工，而其父母大多还留在农村。“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乡村常住人口正由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为主的“386199部队”逐渐转变为以留守老人为主的“99部队”。我和同事周群力、殷浩栋博士在吕梁山区调研看到，庙坪村、碾头村等大多数乡村中，常住人口已经是以老年人为主。从全国来看，除了邻近城市的或者东部发达地区的乡村，乡村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乡村老人只要能动就还会继续干农活，除非生病或者行动不便，才不得不依靠子女照顾。碾头村的马大爷，76岁还能种地养鸡、生活自理，两女一子都在县城打工、做小生意。村干部表示，当地群众在观念上还不太接受社会养老，镇上的养老院则主要还是五保户去住。老人们只要还有子女可以投靠，会由于怕花钱、住不惯等原因而不愿意去养老院；子女也怕担上“不赡养老人”的坏名声，不愿意送老人去养老院。但家庭养老也存在“子女靠不上”“不愿靠子女”等问题。该村依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产业扶贫项目建设了一处日间照料中心，给不方便自己做饭的老人提供饭食，也提供一些简单的照料。
根据农村老龄化明显升高趋势，应不断健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未来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问题将十分突出，将会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及其子女进城，农村老龄化比例高，农村约一半人口为老龄人口，农村老龄化程度甚至高于城市。二是农村中的老龄人口将多数是留守老人，子女不在身边，无人照顾。三是农村常住人口居住分散，照料、医疗等服务难度大。农村现代化征程上的养老形势将异常严峻，健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已迫在眉睫。首先，应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加大财政补贴与个人缴费力度，逐步提高农村地区养老金水平。其次，应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中重点考虑老龄人口医疗问题，针对农村老人老年慢性病多发、居住分散、行动不便、报销不便等特点，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下沉农村、贴近农村老人的医疗服务。最后，应不断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重点加强对失能、高龄老人的救助；逐步提高日间照料中心、养老院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探索集中养老、互助合作养老、社会捐助养老等农村养老服务模式。
村头，孤独的老人与狗
21世纪以来，我国乡村学校大量减少，与人口减少互相影响促动。乡村小学从2000年的44.03万所减少至2021年的8.15万所，同时，乡村初中还撤并了2.58万所。因父母在外打工经商、乡村学校撤并整合、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等原因，许多乡村适龄孩子没有在本村就读，而是进城上学。山西省临县庙坪村小学学生近几年流失严重，几年前尚有200多人就读，到2020年只剩下34名学生，占村里6至12周岁适龄儿童总数的20%不到。村小学仅有一、二年级，6名民办教师的待遇不高，平均每人每年工资3万多元。据村干部和老师预计，今后学生还会进一步流失。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乡村小学日渐凋敝，乡镇小学也同病相怜，学生数量连年下降。山西省孝义市阳泉曲镇上的阳泉曲小学是一所农村寄宿制小学，2014年学生最多时有550名，2020年在校学生只有240人，减少56%；2014年时寄宿学生120人，现在寄宿学生只有12人，降幅达90%；2020年毕业学生数为70人，招生数仅为12人。这几年，该校学生数量每年减少约60人。照此速度推算，4年后学校将面临无学生可教的困境。阳泉曲小学现有教师32名，年龄基本在50岁以上，最年轻的一名教师43岁，兼职后勤工作。教师队伍年龄偏大，家长担心教学质量不高，以致生源流失，并且形成恶性循环。
荒芜的乡村学校
村庄甚至乡镇的初中、小学、幼儿园生源流失严重，许多过去依靠财政投入、集资、社会捐助建成的学校空置，教室、操场等教学场所大量废弃不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县城的教育资源严重供不应求。临县白文镇的干部反映，县城里规模为一两百人的幼儿园，往往有800多人报名。各地市城区质量好一些的小学、幼儿园入学入园名额有限，竞争极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