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资源空间错配及空间集聚的环境效应

由于经济空间集聚和区域平衡发展二者间一直被认为是存在矛盾的，因此，“空间错配”问题被社会各界严重忽视了（陆铭，2019）。“有形之手”干预了资源的配置，导致其偏离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向。不理解集聚效应对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意义，那么一直被奉行的区域平衡政策最终必然导致资源的空间错配。董直庆、胡晟明（2020）研究发现，我国创新要素空间错配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若改善创新要素配置，将会使我国的整体创新效率年均提升约0.7%。李宝礼、邵帅、张学斌（2020）研究了我国土地供给政策对环境污染转移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发现了土地供给的空间错配显著提升供地指标充裕地区的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排放强度的事实。基于此，他们认为，意在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的偏向型土地供给政策，导致土地空间配置的失衡，并阻碍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整体环境质量的改善。

关于集聚的环境效应，现有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产业集聚会导致地区环境污染加剧。Esty和Geradin（1997）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环境质量逐渐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这是由FDI流入产生的产业集聚“污染避难所”效应。Virkanen（1998）对芬兰地区的环境污染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产业集聚是造成芬兰南部空气和水污染的重要原因。Frank（2001）对欧盟内200个城市的环境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空气污染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en et al.（2003）研究了上海近50年的水体质量后发现，产业集聚是导致样本期内水体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国内学者对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王树功和周永章（2002）研究了珠三角的集聚效应，认为这是造成城市土壤和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加剧的重要原因。于峰和齐建国（2007）从开放经济的角度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并发现经济规模的扩大不利于环境保护。赵海霞等（2012）从生态环境容量的视角研究了集聚与环境的关系，发现过度的集聚会导致环境恶化和环境治理成本上升。张可和汪东方（2014）发现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互相影响，经济集聚导致环境污染加剧，环境的恶化也会抑制经济集聚的进一步形成。

二是产业集聚可以改善地区的环境污染。陈建军和胡晨光（2008）发现，产业集聚带来的技术进步有利于环境的改善。Zeng和Zhao（2009）通过建立空间经济增长模型，发现制造业的集聚使得“污染天堂”效应得以减小。王海宁和陈媛媛（2010）发现集聚效应可以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这意味着在同样条件下，污染物的排放减少了。闫逢柱、苏李和乔娟（2011）通过修正模型回归分析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的关系，发现产业集聚在短期会降低环境污染。沈能和王群伟（2015）考虑了产业集聚带来的知识共享和创新提高等因素，发现碳生产率提高，而单个企业治理污染的成本降低。李顺毅和王双进（2014）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我国工业污染的排放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增加而降低。另外，也有学者研究发现，由FDI促进的地方集聚水平，会因为知识技术的引入而使得该地区环境污染得到改善。

三是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如李伟娜、杨永福和王珍珍（2010）将制造业细分为30个行业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发现我国大气污染程度随着制造业集聚程度的加深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呈现为“N”形曲线，而我国目前正处在集聚水平提高、环境污染下降的阶段。闫逢柱、苏李和乔娟（2011）发现产业集聚和环境污染在长期没有显著关系。李勇刚和张鹏（2013）分析了我国31省的面板数据，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层面，发现产业集聚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二者之间呈正“U”形关系，我国目前处于左侧下降过程中，但产业集聚产生的正向环境外部性对东部的污染改善作用明显好于中部和西部。原毅军和谢荣辉（2015）以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关联效应作为切入点，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出倒“U”形关系，拐点处正是技术创新的作用。另外，我国大部分省份位于曲线的左侧，而沿海城市相比于内陆城市则处在较高的位置，表明集聚程度尚未达到门槛值，环境正外部性尚无法体现。岳书敬、邹玉琳和胡姚雨（2015）研究了产业集聚与我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发现产业集聚和绿色发展效率呈“U”形关系，说明产业集聚达到一定水平可以提升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 o1bWdmmAZ8xpJJMyenheJdvSglENB9OszHVNiuPqB5x6LYuJVEKbGLIQ876EZr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