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家事与国事

（一）什么是粮食安全？

问题讨论中，比逻辑更基本的是概念，若概念不清、问题界定不明，讨论就没有共同基础。粮食的相关概念看似简单，实则往往模棱两可。为了说清够不够吃的问题，我不得不从概念说起。

咱们每天吃的食物中什么算粮食呢？粮食可以分为谷物类、薯类和豆类这三大类，谷物包括稻谷、小麦、玉米及小米、荞麦、莜麦等，薯类包括马铃薯、红薯等淀粉作物，豆类含大豆、绿豆、小豆等豆类作物。2013年6亿吨粮食总产中，三大谷物之玉米、稻谷、小麦分别为2.2亿吨、2亿吨、1.2亿吨，合计5.4亿吨，占粮食产量的九成。2022年全年粮食产量6.86亿吨中，玉米、稻谷、小麦分别为2.77亿吨、2.08亿吨、1.37亿吨，合计占比略超九成。

食物的概念和内涵则丰富得多，包括粮食、油料、蔬菜、水果、肉、蛋、奶、糖等所有可供食用的农产品和食品。国际上没有粮食这个概念，但是有食物（food）和谷物（grain）的概念，食物的概念国内外没什么差别，国内的粮食概念类似于国际上的谷物概念，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定义的谷物包括稻谷类、麦类、粗粮类以及补充主食用的薯类和豆类，在粮农组织的界定中大豆是油料而非谷物，这是一大不同。概念及统计口径上的这一大差别容易造成粮食安全（自给率）计算的较大偏差，比如，我国2022年进口大豆9 108万吨，仅此一项即占国内全年粮食产量的13%，那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岂不是很低？粮食安全岂不是很值得担忧？个人认为，对这一概念或统计口径中涉及大豆的部分可以这么处理：国际进口大豆主要用于榨油和饲料，可与粮农组织界定一致，不作为谷物，也不作为粮食，国内生产大豆主要用于制作豆腐、豆皮等豆制品，可沿用国内原概念及统计办法，以此一分为二、各归其途的方式来处理大豆与粮食的关系问题。

通俗地讲，有得吃就是粮食安全，没得吃就是粮食不安全或粮食危机。粮农组织给粮食安全的定义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严格来看，粮农组织给出的实际是食物安全（food security）而非粮食安全的概念。这一概念是粮农组织在1974年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提出来的，后来这一概念又经过几次拓展，引入了营养、食物质量安全（也就是食品安全, food safety）等内涵，不过食物安全的基本内涵没变。

国内对于粮食安全的理解有两种：一种是国际上的食物安全，这可以说是广义上的；另一种是狭义上的粮食安全，即稻谷、小麦、玉米、薯类、豆类的安全供应和供求平衡。国内官方和一般人理解的粮食安全概念即是指后者，本书用此概念。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更应采用食物安全概念，因为人除了吃粮食，还得吃肉、蛋、奶、蔬菜、水果等，单纯的粮食安全概念有点狭隘，以此为政策出发点或许会造成其他食物短缺、卖粮难等问题。但抓问题还是要抓主要矛盾，最主要的食物就是粮食，肉蛋奶等也主要是由饲料粮转化而来，而且国内也用了这么多年的狭义的粮食安全概念，所以还是沿用原概念较合适。

（二）民以食为天，国无粮则乱

有什么是比粮食更重要的？珍珠为宝，稻米为王。无论房子、汽车、手机，还是金银、权力、地位，都没有粮食重要。饮食是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而粮食就是满足吃饭需求的最重要的物质。人只有在满足了饮食需求后，才会去追求穿衣、住宿、出行等其他基本需求，并追求更高层次的安全需求（如疾病治疗、养老）、社交需求（如交朋友、恋爱）、尊重需求（如职位、荣誉）、自我实现需求（体现自我价值、道德精神满足），这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说明的道理。《礼记》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告子曰：“食色，性也。”阐释的也是饮食是人的基本而重要的需求，而粮食则是基本需求中最重要的那部分。

粮食安全的概念一般是针对一个国家而言的。那么一个家庭也会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吗？当然。如果国家粮食安全出问题了，个人家庭必然受到波及，粮食短缺会导致消费者买不到或者价格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庭收入低买不起足够的粮食，需要低保或救助。过去农村家家户户储存粮食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备粮荒，保障家庭粮食安全。20世纪80年代我家常年储存的玉米有十来缸，足够吃一两年，那都是父母小时候饿怕了才存的。直到90年代初我上高中的时候，随着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粮食流通发达了，粮食供应稳定了，我家才不存粮食了，附带的一个好处是老鼠也少了。不过，现代家庭不像过去那样储备粮食（食物），如此一来在一些突发情况下或会发生食物短缺风险，比如在疫情较为紧张的时候，有的地方物流不畅，有的人很难买到充足的食物，就会发生家庭食物不足问题。因此，粮食安全不仅是国家的粮食安全，也是单个家庭的粮食安全。一定的粮食及食物储备不仅对国家而且对家庭都很有必要。除了国家储粮，还应提倡家庭适度储粮、储食物，长期储备、轮动消费米面油肉等耐储存食物。

无论科技多么发达，社会多么进步，粮食安全绝对是历代统治者最为重要而基本的政事，国内外概莫能外。粮食不安全意味着什么？人们要忍饥挨饿！执政者会忍心看着人们挨饿吗？当然不会，因为保障大家有饭吃是最基本的政事。执政者敢坐视百姓挨饿不理吗？当然不敢，饥荒死人是执政者最为不堪的事情，因大饥荒引起的动乱会导致政局不稳甚至垮台。东汉末期黄巾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等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几十次农民起义，其诱因多为饥荒，其客观结果是削弱国家力量、造成社会动荡和推动朝代更迭。不过，放眼历史，那么多次的社会动荡、农民起义和朝代更迭并没有带来什么实质性变化，秦以来帝王主导的中央集权制一直实行了2 000多年，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赋税制度也基本一致，变化的只是王朝的姓氏。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发生大饥荒，有钱也没用。解决十几亿人吃饭问题，要坚持立足国内。这是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农科院召开座谈会时用朴实的语言对粮食安全提出的警示。十八大以来十多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粮食安全提出警示和要求。居安思危，在大家都能吃饱饭的时候，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依然发出此警世恒言，体现了粮食安全对于十几亿人口大国的极端重要性。

（三）未曾远去的饥饿记忆

生于20世纪70年代及之前的人大多数都是挨过饿的，不是普通的一两顿饭没吃的饿，而是长期吃不饱的饿，尤其是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印象会更加深刻。粮票是当时粮食短缺的最好见证。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人应该都会对粮票记忆犹新。在我的记忆中，粮票有拇指大小，分全国通用和地方通用两种，面额为几市斤或几市两。中小学时期，家里买白面、镇上买馒头等都需要粮票和钱一起才行，只有钱没有票是买不到粮食和食物的。与此有关，80年代初期我上小学的时候，吃到白面是很难的事情。1982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家里吃了次白面葱油花卷，真好吃啊，早饭过后上午时分，我还想再吃一个，但又怕母亲批评，于是偷拿了一个就往外跑，出了院门下坡的时候由于紧张摔倒，打了几个滚直接到了坡底，顾不上疼痛捡起花卷再跑。看到的邻居在后面喊：“孩子，你跑啥？”他不知道我是要找地方赶紧吃掉花卷啊。1987年至1990年我上初中，在校住宿，前两年，每周末回家背上一袋玉米面白面混合蒸烤的馍片或烙饼到学校吃，直到初三才吃上纯白面干粮。

粮票是计划经济时期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下按计划供应粮食的购粮凭证，始于1955年，正式停用于放开粮食市场、粮油敞开供应的1993年。计划经济时期粮票的出现主要就是因为粮食安全出了问题。粮票是“票证经济”时期最重要的标志，其他还有肉票、布票等。粮票是粮食短缺的体现，因为粮食供不应求，粮食安全形势严峻，靠货币已经难以平衡供求关系，不得不额外再发行“粮币”来平衡供求、保障市场稳定。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应逐渐充足丰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粮票已开始松动，地位下降，直至取消。

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曾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出于对经济形势的乐观估计与误判、对经济制度与经济规律认识的不足，以及经济活动政治化的不当影响，1958年中国利用行政力量强力推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倾运动。“大跃进”运动中，工业上以“大炼钢铁”为主，目标是1958年底钢产量达到上年的两倍，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全民采矿炼钢，农民没时间种地，甚至顾不上收获粮食等农产品。由于原料不足，铁制农具也被拿去炼钢。为了提供燃料，无数青山都被砍光，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生态灾难。

在农业战线，不顾实际迅速推行人民公社化，搞一大（规模大）、二公（公有化程度高），实际上是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人民公社初期生产集体化、吃饭大锅化，由于责权利不清和难以监督，农民干活磨洋工，看着干活人多时间长，实际效率低下；大锅饭又造成了极大的食物浪费，据经济学家薛暮桥估计，1958年大食堂过度消耗粮食多达1 750万吨。同时，“浮夸风”盛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粮食上万斤、十万斤的高产“卫星”被放出来并被广泛宣传。以此作为国家征收粮食的依据，成为后来农村粮食极度紧缺的基础原因。据我的母亲讲述，1960年前后，吕梁农村粮食生产境况不好，而且还“大挖余粮”，农民瓮缸底部的余粮都被收走了，粮食征收过度，造成农民糊口都成了问题，母亲兄妹几个四处挖野菜配粗粮吃也吃不饱。父亲说他当时没太挨饿就是因为住在外婆家，那个村的干部厚道，没有挖尽村民的余粮。

（四）粮食安全的大“功臣”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这句古谚语说出庄稼长得好主要靠粪肥的道理。人吃粮，粮吃肥。古代没有化学肥料，只有有机肥料，也就是俗称的农家肥，主要是利用牲畜和人的粪便沤的粪肥以及利用植物沤的绿肥。肥料对于种地特别重要，庄稼人都惜粪，小时候听大人们讲笑话，说某某人很小气，便解都不去旁人地里，专门得到自家地里。“肥水不流外人田”讲的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国最早施用化肥是在台湾地区，1901年经日本传入。但此后半个多世纪我国一直都没有形成自己的化肥生产体系，当然化肥施用也很少。

如果没有化肥（化肥、杂交种等属于科技物质化），粮食亩产量还会在低水平徘徊，解决不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好多人会吃不饱，而且粮价会很高。据我的同事崔晓黎研究员讲述，中国在1973、1974年开始使用当时并不多的外汇储备全套引进美国、荷兰、法国、日本等国的化肥生产设备，即著名的“四三”方案。“四三”是指全部引进项目总投资为43亿美元，这在当时可是很大一笔投资，他在沧州化肥厂看到就连耐火砖上都标着外文。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革”结束后农村改革初期，国家投资引进的一批化肥厂陆续投产，化肥生产能力和供应量大幅度提升，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和农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共同推进了20世纪80年代初粮食等农产品产量的迅速增加。据农业部门及有关学者测算，化肥施用对中国粮食产量的贡献率在50%左右。 6BfxSsLlrEkrClQSvFXBDmJ0nkcQ0Ghe+qos7uUdjlnEiUz5kBEtYT7lhA5z88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