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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民族志地图中大约有6 700种语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每年2月21日指定为“国际母语周年纪念日”，以纪念地球上使用的6 000多种母语。以世界上印刷语言最多的《圣经》来统计，目前它已经被翻译成2 212种语言，计划到2025年将其翻译成6 700种语言。所有语言种类中，使用人数最多的是中文，英语排名第二，日语排名第十。文字符号相对于语言来说数量少一些，因为有些语言共用同一种文字符号，例如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和阿拉伯字母；有的语言则没有文字符号。在研究文字改革之前，我们先了解文字的分布与字母的产生。
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文字系统，当今世界主要有两种文字系统：一种是以汉字为主的汉字文化系统，包括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以及使用汉字的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另外一类为字母系统，包括独自使用的字母，以及多国通用的字母系统，多国通用的字母有拉丁（罗马）字母、阿拉伯字母和斯拉夫字母。所有的文字系统中，按照使用人数进行统计，使用人数最多的是拉丁字母，其次是汉字，第三是印度字母；按照使用国家范围面积来统计，使用范围最广泛的也是拉丁字母，第二广泛的是阿拉伯字母，第三广泛的是斯拉夫字母。欧洲主要使用了拉丁字母、希腊字母和西里尔字母；美洲大部分国家都是使用拉丁字母；非洲大陆的北部使用阿拉伯字母，北部的埃塞俄比亚也有阿姆哈拉语，非洲南部主要使用拉丁字母；相比之下，亚洲的文字系统分布较为多样化，西亚地区以阿拉伯字母为主，中亚国家使用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东南亚国家大部分使用拉丁字母文字系统，而东亚地区的国家由于各国原有的文字系统非字母系统，如今使用的文字系统包括了汉字符号、汉语拼音、日语罗马字、日本假名、韩国谚文、西里尔字母等，也正是由于东亚国家原本的文字系统不是字母系统，因此近代以来大部分都进行了文字改革。以上对当今世界文字分布状况的叙述，显示出不同文字系统经历的不同的传播路径以及变化趋势。汉字的传播主要受到古代汉文化传播的影响，历史上使用过汉字的国家与地区也主要是以东亚地区为主，包括今天的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拉丁字母的传播则离不开宗教的传播以及大航海时代的发展，如今拉丁字母已经占领了原来本没有文字的美洲和大洋洲，也占领了许多之前使用阿拉伯字母和印度字母系统的地区，以及包括原来使用汉字的越南。文字的分布区域，体现出因文化的消长而不断延伸的进程。
关于拉丁字母的产生，学界内部有一些争议，但基本上统一的观点认为拉丁字母溯源于公元前15世纪，当时地中海东部岛屿和沿岸地区商业繁荣发展，商人们需要用文字记账，彼时已有的文字系统是丁头字
和圣书字（为君主服务的文字），但是这些文字都过于烦琐，不适合为商人繁忙的工作所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们模仿着丁头字和圣书字中的表音符号，创造了很多后世所谓的字母的雏形。具体的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源于发现的公元前11世纪地中海东岸“比拨萝”
（即现在黎巴嫩所在区域）的一块墓碑，上面的文字可以分成22个字母，这些字母可以看作后来很多字母的鼻祖。第二阶段，“比拨萝”字母传到同样说闪米特语言的“腓尼基”
，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成为“腓尼基”字母；之后传到了希腊，却遭遇了使用困难，因为希腊语言元音丰富，“腓尼基”字母缺乏元音字母，为此，聪明的希腊人在公元前9世纪用改变读音和分化字形的方法补充了元音字母。这个小小的改变，开创了人类文字历史的新时期，从此拼音技术变得成熟了，原本只有辅音的字母变成了分别表示辅音和元音的“音素字母”，拼音不断传播，最终成为世界通用的文字符号。这个时期字母主要发展成为四个不同的字母系统：迦南字母系统，又分为早期希伯来字母和腓尼基字母系统；阿拉玛字母系统；南方闪米特，即撒巴字母系统；希腊字母系统和由此演变成的西方各种字母，包括后来的“埃特鲁斯坎”字母和拉丁字母，以及斯拉夫字母。
虽然文字的起源不是一元的，但是根据考古学家和字母学者的考证，作为文字系统当前阶段的字母文字，如今天的希伯来字母、阿拉伯字母、希腊字母、斯拉夫字母、拉丁字母、印度字母等，追本溯源都是从同一个字母系统诞生演变而来的。第三阶段，公元前8世纪，希腊字母传到意大利，经过改变成为“埃特鲁斯坎人”的字母，公元前7世纪再传给罗马人，经过改变，成为书写他们拉丁语的字母，因此称为拉丁（罗马）字母
。之后拉丁字母跟随着罗马帝国和天主教的传播成为西欧和中欧各国的文字。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拉丁字母又跟随着西欧移民传播到美洲、大洋洲和其他地方。至此，拉丁字母成为大半个地球的文字，并逐渐成为国际通用的字母系统。
人类离不开语言。从语言的社会职能来看，语言可谓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人类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最为重要的载体，而且常常具有民族身份认同、情感依存的作用。从语言的文化职能来看，首先，要坚持语言平等的理念，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宪法精神、人人平等的普世理念在语言政策、语言观念上的体现；其次，语言也是资源，不仅是文化的自由也是经济的自由，如今利用语言、语言知识、语言技术从事的经济活动越来越重要，并形成了多种业态的语言产业，许多文化产业、教育产业、信息产业，从另一角度看都是语言产业，都成为为社会贡献的语言红利。语言规划是为了解决语言给社会带来的各种问题，目前世界语言文字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语言沟通、语言压力、语言濒危”
。语言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充当交际工具，民族、国家统一市场的形成，必然要求实现民族和国家的语言统一；当今国际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也必然要求国际范围内信息的快捷变通。但是，方言的分歧、语言的种类繁多严重妨碍着人类的交际。确定并推广国家通用语成为各个国家语言规划的首要问题。
语言改革指的是通过对语言文字形式或者发音方式的改变实现一定的目的。语言改革常用的方法是简化和净化。简化是通过规范词汇和语法使语言变得更简单易用；净化则是使语言变得更“纯粹”。文字改革属于语言改革，指的是对文字的形式或者拼写规则等元素进行调整修改，使得文字更加实用。
有的语言改革还会创造一种新的符号，辅助或者替代原有的文字，比如越南的国语字。科学的语言文字观告诉我们：传统的文字只是一种文化工具，它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文字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其将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需求变化永远地处在发展之中。现代文字作为一种文化工具，它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具有一定规律：首先，文字符号不断地向前演进发展，表现出由繁至简的规律，对于这一点，汉字改革运动的先驱都深有体会；其次，文字体系制度也不断向前发展，其中一般文字体系是从形意体系逐渐延伸到意义字体再逐渐延伸到拼音体系的，而且这些体系制度也从音节性字母逐渐延伸到声调性和音素字母。从文字的形意体制度发展到现代的意音体制度，是我国古代文字艺术发展历程中的第一次巨大飞跃，从意音体制度再发展到拼音体制度，这是我国古代文字艺术发展历程中的第二次巨大飞跃。
文字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周有光称它们为“不变论”“自变论”和“进化论”。“不变论”认为，文字是神造的，一点一画，天经地义，一成不变。文明古国都有文字之神，例如汉字是“黄帝之史仓颉”所创造。“自变论”则认为，只有一国文字的自身变化，没有人类文字的共同演进；只有文字是否适合本国语言的问题，没有从低级到高级的文字进化规律。例如日语在改革的进程中，补充了假名音节字母，朝鲜语中创造了谚文的音素和字母，这些改变都实际上是为了让它们更加符合本民族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而非符合世界性的共识和规律。“进化论”则认为，通过文字在全球和国际间的流通与传播，比较古今各种文字的结构和变化，就能够得到一个综合的理解：人类文字系统是一个总的系统，有共同的发展规律；各国文字虽然有自身的演变，但人类文字具有共同的进化；自身文字的变化是蕴含在共同变化之中的。
“进化论”也是本书研究的一个基础，即探究世界各国文字改革进程中的共同性——国际化改革。
语言学界认为文字改革是语言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者多连用语言和文字，暗示文字改革附属于语言规划。语言规划指的是国家或政府权威机构为解决社会语言问题而进行的有意识、有组织的语言调节或改善活动。本书参考学者陈章太对语言规划的内容定义，他认为语言规划可分为语言地位规划与语言本体规划，其中“语言地位规划包括（1）配合政府制定语言政策；（2）选择、确定标准语、共同语或官方语言；（3）创制、改革文字；（4）协调语言关系；（5）保障公民的语言权利。语言本体规划包括（1）全民共同语与民族标准语的推广与规范；（2）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与推行；（3）科学技术术语的标准化；（4）新词语的整理与规范。”
同语言规划的分类一致，文字规划也可以分为文字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包括文字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与文字规范标准的推广。国内学者经常一起使用语言和文字，这意味着文字改革与语言规划有关。语言规划的目标通常是建立统一的民族语言并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
此外，也存在许多国家通过语言规划来鼓励或抑制民众对某一特定语言的使用。虽然国家经常透过语言政策的制定来推行官方语言，但亦有许多国家借助语言政策来保护地区性语言或濒危语言。整体而言，少数语言的存在可能构成一个国家内部融合的潜在障碍，但多数国家同时也认识到保障民众的语言权利将有助于提升公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政府往往会通过制定政策、立法，或法院裁定等手段来培养国民对特定语言的理解与掌握，或是维护个人或团体使用某种语言的权利。由于语言政策的制定通常与该国历史因素有一定关联，因此实际上语言政策的范围往往会因国家而异。
从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文字系统都经历了从图符到字符再到字母，语段从语词到音节再到音素，表达法从表形到表意再到表音的进化过程，这些进化过程尚未出现过逆向的运动。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文字的进化过程是非常缓慢的，要意识到不同文字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短期来看，文字是相对稳定的，但从文字的历史发展长河来看，几乎所有文字系统都在不断演变。文字的发展进程是稳定性与演变性的统一。当文字系统成熟并进入传播时期，文字通过文化积累和文化发扬的作用，从文化源头传播到文化新兴地区，形成一个文字流通圈。当这种传播达到饱和之后，文字进入“再生时期”，简单来说就是文字改革。文字改革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新兴地区的文化上升发展，要求改变外来文字，创造本族文字，例如日本创造假名，朝鲜创造谚文，不仅解决了文字和语言之间的矛盾，也符合文字的一般发展规律。另外一种类型是一种文字融入或者取代另一种文字，这种情况下不仅文字符号形体会产生变化，甚至可能发生文字体制的更改。例如越南对本国文字进行彻底拉丁化的改革，最终完全采用了拉丁字母，这是越南本土汉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的结果；印度尼西亚的文字系统在历史上从印度字母变为阿拉伯字母，之后又变成拉丁字母，体现了东南亚地区多种文化的相互交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新兴民族国家要求创制文字，多民族国家要求统一文字，文字不适用的国家要求改革文字，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要求使用规定的文字。在当时的新形势下，文字改革不仅受到文字本身发展规律、国际形势的影响，还需要迎合文字使用效率提高的要求，顺应信息时代发展的要求。
文字改革作为国家语言政策的重要部分，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具体体现在文字改革的政治地位、文字改革对国家主权建构和对外交往的作用三个方面。
语言文字的起源根本上具有政治属性。语音因有区分盟友和敌人、抚慰盟友和潜在盟友的超高效手段而得到发展，语言源自组成一定规模的“联盟”的需要，因此语言代表着社会和政治组织的最初形式。人类社会之所以产生语言，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发现自己需要组成一定规模的联盟才能更长久地生存和繁衍，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作为个体对联盟成员身份的展示方式而出现。建构主义把这种情况称作语言形成共识，进而建构集体认同。文字改革作为语言规划中的重要部分，涉及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目的是利用国家权力来影响人民对语言文字的使用以及语言文字的地位等诸多方面。 [1] 这是典型的政治语言问题，谁有权力界定语言的界限？谁来进行语言文字改革？这涉及我们常说的语言权威，当政策制定者认为他们国家使用的语言文字无法满足社会的发展进步，有必要进行国家干预时，语言文字改革就被提上日程。语言政策的核心存在一种身份的政治认同，不同语言文字政策的支持者互相竞争，力图塑造公众对于共同体的观念，从而更好地构建相关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在国家语言政策中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
文字改革的核心问题往往涉及群体与个人身份建构过程中各种力量的竞争，所以语言政治中很多争议都围绕着意义和重要性的问题展开。这两个核心问题是：语言文字政策的政治认同，以及语言文字政策冲突中平等性的意义和重要性。
关于人们身份的政治认同这个问题，其根本就在于我们理解“我们”和“我们是谁”两个基本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往往都会明确地标识出一个人的性别、家庭角色、职业、地区、民族、种族、国家、宗教、阶层和语言。正是因为人类之间存在着差异又相互依赖，所以身份标识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确实有很多差异，而且我们彼此也确实需要一些帮助，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可能会直接导致冲突，我们把一种解决这个冲突的途径称之为政治。文字改革作为国家语言文化规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政策会表达一部分决策者的政治身份，突出这些决策者治理国家的目的与要求。例如，在美国关于官方语言的选择上存在一些分歧，一部分人坚持认为英语是国家唯一的官方语言，甚至力图关闭一些双语教育项目，他们认为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因近年来移民的数量大增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会威胁到美国的“民族统一”。尤其是那些来自拉丁美洲与说西班牙语的加勒比移民，这些第一语言为西班牙语的居民占据了美国讲非英语语言人数的一半以上，因而也形成了很多移民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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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语言政策的政治地位一方面源于它确定的国家通用语能够加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另一方面，语言政策能够反映出不同政治决策者的政策导向，继而影响到国家层面一些政策的执行。
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国家与主权同时存在。国家主权产生之初主要指国家对内的管辖权，后来慢慢演变为国家内外结合的主权。特别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现实情况下，国家主权的内涵与外延都变得更加丰富，逐渐从传统的政治外交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以及文化领域。国家语言能力逐渐成为国家主权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具体来讲，国家语言能力指的是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物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包括语种能力、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公民语言能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和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等五个方面。
国家语言能力成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主要表现在对国家主权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影响上。此外语言政策对于建构国家身份认同与平等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国家身份是在相互竞争的政治精英间的话语中得到社会建构的，并且得到不断地重建，这些话语是在个体内部进行的，它们根植于人类心灵的复杂变化之中，表现为观点、价值和信仰中的各种冲突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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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在其国家身份认同建构中，体现出语言对于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大量移民坚持住在本族群的飞地内，且始终坚持说本族语言，不愿意融入当地社会，因此在美国语言政策制定中，同化论者坚持采取措施促进其他语言向英语转变，以保证美国语言少数族群间获取最大平等；而多元主义者则认为，同化主义语言政策会导致美国的语言少数族群之间持续的不平等，若要实现更大的“平等”，需要通过语言政策来推动人们使用双语。
尽管平等的含义非常复杂，但作为一个合理的政治目标，可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实现社会流动的平等机会。
政治理论学家威尔·金里卡有不少关于多文化公民身份的著作，尽管没有直接关注语言政策问题，但是作为支持多元论者的立场它们提供了大量的论据。他首先假定对于任何公平的政治共同体而言，个体自我都是合理的道德基础，个体幸福是政治公平的关键，其中每个个体生命都具有同等的道德价值。其次，对于如何给自己带来幸福的途径，个体必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做出选择，若是脱离了自己从家庭和社会继承的文化传统，“我”就不可能是“我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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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影响了我的个体自我。基于这一本体实在，金里卡认为，为了使个体能够继续对幸福做出有意义的选择，文化环境的结构必须得到维护。金里卡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族群语言群体有着深远的意义，不同族群语言群体是一个多语国家的基本组成部分，为了给予个体平等的机会以实现他们认定的美好生活，国家必须设法为构成这个国家的每个族群语言提供同样有效的支持。赫尔德将语言赋予了“民族性格”的特点，民族身份与标准语言所持的理性观念结合，产生了民族语言，语言出现了去语境化的规则、标准，逐渐局限于民族的区域内，成为民族身份的象征。
赫尔德经典的“人民—语言—疆域”理论，强调人民的特征是在一片疆域内拥有单一一种普及的语言。赫尔德使用“Volk”作为人民，也是作为种族的或者族群语言界定的人民；另一种是作为普通人，即社会的平民。因此，民族真实性并不体现在知识分子或者上层阶级中，而体现在持有单一语言的普通人身上，这说明语言是构成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