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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使用国际政治社会学方法、文献阅读法和案例分析法共同完成跨政治学和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国际政治社会学是本书最基础、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国际政治社会学是以研究国际社会与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主要方法之一，相较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法，更强调研究国际社会本质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冷战的和平结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文化、身份认同、规范的作用表现出来，使得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获得理论界的认可。国际关系理论在冷战和平结束下，开始了明显的社会学转向，国际政治社会学中的关键概念文化、身份认同和规范显得尤为重要。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建立在象征符号之上、由某个群体共享的，具有系统性、习得性和传承性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从文化的概念中我们可以得出，文字作为语言的形式，是文化极为重要的载体。而在国际政治中，文化一词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指的是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社会学习而拥有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它包括国际法、国际机制、国际惯例和国际共识等不仅是评价性而且是认知性的知识标准。由于文化形塑并影响国家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所以文化的变化意味着国家利益的变动，文化内化程度不一的国家，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也不一致，也就是说，文化是社会建构的共有知识。在社会学中，身份是一个具有社会建构本质的概念，它是基于他人的社会承认之上的一种自我表象，西方学者以社会学方法研究国际政治时认为，国家身份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际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它随着国家间互动样式的变化而变化，国家间互动在一定阶段固化成国际规范，国际规范反过来规定着各国的身份与利益，当国际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的认同也会随之变化。规范也是一种社会建构，指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惯、习俗等在内的社会约定，是一种对拥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体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前面提到，语言可以通过对身份的建构从而建构社会秩序，因此语言具有社会建构功能。从这个角度看，国家采取文字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达成统一的文字规范，而当前国际通用的文字规范（拉丁字母系统）则是在近100年的国际政治社会互动中逐渐形成的，文字改革国际化是一个国家国内政治向国际规范化靠拢的结果。
本书主要采用国际政治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从语言、话语建构对身份建构、国家建构的角度出发，通过语言对身份建构作用、集体认同、国际互动与主体间性等概念，分析文字改革对民族意识、国家身份认同和国家主权建构的影响，因此得出本书核心概念，即影响文字改革国际化的四个变量；从语言对身份的建构出发，文字改革作为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对内受到政治决策者的影响，对外受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此外，还应考虑到文化改革对于社会效率的促进与提高。因此，本书提出国家主权建构、对外交往、文字改革行为主体与语言文字的国际标准四个变量的假定研究框架。
本书的研究建立在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之上，这不仅是本书的写作基础，也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文字改革问题涉及语言学、政治学、教育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国内外学者对文字改革进行过多角度的阐述和评析，相关文献和政策文件既多且杂。本研究首要的方法就是从文献出发，对中国、日本、越南三个国家在进行文字改革进程中的历史文件、工作报告、会议记录以及部分法律文件进行文本分析、归纳和总结。这些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类：第一，文件汇编，《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收录了1958年会议的所有报告、发言、开幕词、闭幕词。第二，编年纪事，1985年《文字改革》杂志编辑部出版了《建国以来文字改革工作编年纪事》，记录了从1949年到1983年文字改革方面的主要工作。第三，文字改革参与者的文集，领导文字改革工作的一些领导人如胡乔木、吴玉章等都有大量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论述，相应地出版了一些关于文字改革的专题文集，此外语言学家周有光、倪海曙等人也撰写了大量有关文字改革的文集，都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第四，报纸杂志，1956年8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拼音》（1957年8月改为《文字改革》，1966年被迫停刊，1982年复刊，1986年改为《语文建设》），该杂志的任务是宣传国家的文字改革方针、任务、政策，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讨论文字改革领域内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大量的文字改革参考资料；此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记录了大量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资料。
同时，笔者积极利用高校、研究所和智库的学术资源，查找中文、英文、日文、越语等学术论文、历史著作、政策文件、报刊资料、学术报告等，批判性吸收前人研究结果，提升本书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学术高度。为了完成本书的研究，笔者阅读了超过300本图书著作，上千份文献材料，并对一百多份相关的核心外文资料进行翻译归纳。在文献阅读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由于笔者的第一外语并不是日语或越南语，因此需要对大量日文资料和越南语资料进行翻译，与此同时获得了相应语言专业的老师和同学的帮助。笔者在对日本和越南文字改革进程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获取第一手资料，完成了以下几项工作：第一，查阅日本文部省、法务省等政府官方网站的资料，查找了有关日本语言文字政策的史实，包括1945年到2000年的国语审议会的会议记录，以及2001年至2010年的国语分科汇下属的汉字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并将其作为原始史料解读的基础。第二，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越南国家图书馆、越南河内大学图书馆等电子图书资源系统中获取大量日本学者和越南学者关于本国关于文字政策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基础。第三，充分利用多语种电子学术资源，充分吸收西方语言学家对东亚几个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的成果，为本书的研究进行补充。
本书选取中国、日本、越南三个国家近代以来对于文字系统的改革作为研究的典型案例。在提出国家主权建构、对外交往、文字改革行为主体以及语言文字国际标准四个变量之后，分别对每个案例进行研究，检验论文的研究框架。本书选取中国、日本、越南三个国家的文字改革作为案例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这三个国家同为东亚国家，且同为汉文化圈中的国家，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对文字系统进行了国际化改革，虽然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尽相同，但背后的政治社会文化因素却有高度的相似性；其次，三个国家文字改革的方向具有一定相似性，都是朝着国际化与标准化的方向进行；最后，这三个国家的文字改革的阶段结果大相径庭，导致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不同的文字改革结果对现有的社会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深究。
汉字国际化改革指的是《汉语拼音方案》的提出与发展，所谓汉语“拼音化”，“广义指拼音字母的任何应用，狭义指使它取得法定的文字地位”
。汉字是象形文字，在表意方面有丰富的信息内涵，这与单纯的表音的西方文字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需要别的形式辅助才能完成对文字的注音，而拼音化就是为了使这种注音形式符合国际化和标准化。从定义的角度来看，汉语拼音运动本身就具有国际化的性质，是本国语言走向国际化、标准化的产物。因此，《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不仅仅是汉语文字发展的自我演变，更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然要求，具有国际标准化的意义。中国的汉语拼音化运动历经三百多年，从切音字到世界语，从注音字母到国语罗马字再到拉丁新文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出，这不仅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改革，更是一场动员充分的社会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汉语拼音化的发展方向经历了反复修改，用何种字母来对汉语进行注音，汉语是否要完全字母化等问题都是经过数次尝试之后才得出最终方案。面对这些困难与挑战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决策者决定了整个拼音运动的发展方向，而在决策者身后的政治社会因素则深深影响了最终的决定。
日本文字改革国际化可以分为日语罗马字改革和日本汉字改革，分析其改革进程可以看到四个变量的影响程度。古代日本作为汉文化圈的重要分支成员，深受古代中国传统汉字语言文化影响，在没有独立文字语言体系的古代日本，汉字的传入给日本带去先进的文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方面看到中国封建王朝的落后腐朽，一方面认识到西方先进文明的强大，因而被迫打开国门，在国之危机时刻，日本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选择向西方文明靠拢，走出了一条“脱亚入欧”之路。日本向西方文明靠拢的倡导者福泽谕吉毕生致力于将西方先进文明介绍到日本，从文明开化论到东洋盟主论，再到脱亚入欧论，日本走出了自己亚细亚主义的国家发展道路，同时也为日后发起的战争播下了野心。与此同时，日本一些民族知识分子将日本落后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归结于日语借用汉字的结果，将文化现代化的改革矛头直指汉字。这些人认为汉字言文不一致、笔画烦琐、使用不便，并建议效仿西方国家，将日本的民族表音文字进一步扩大推广。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日本文字国际化改革始于日本确立国家现代化发展目标之时，是日本建构国家主权的重要部分，是建构日本民族认同与集体共识的重要步骤，具有民族凝聚性与社会实用性的作用。
越南罗马字取代汉字成为越南的官方文字，这在汉字文化圈是相当少见的案例。汉字文化圈通常发展出汉字及拼音字（如谚文、片假名、罗马字）的双文字现象，完全使用汉字（如中国）、完全使用非汉字的拼音文字（如越南的国语字及朝鲜的谚文），或混合两种文字的书面语（日本及韩国）。越南语罗马字取得国语字地位的过程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步骤：第一，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越南有四种不同的书面语：汉字、喃字、国语字和罗马字书写的法文。第二，法国殖民政权为了方便统治，尝试控制越南的语言文字，一开始是有限度地推广法语，之后大力提倡越南语的罗马字化，从而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转变为对法国殖民政权的忠诚。第三，一开始汉字和喃字成为抵抗法国的象征，使用越南罗马字被贬为亲法通敌者；后来，民族主义者认识到文字现代化的必要性并发现罗马字比其他文字更有助于现代化，罗马字就逐渐被接受。第四，以罗马字进行文学创作，将汉文和喃字文学翻译成越南罗马字，证明罗马字能记录复杂的概念，也能作为文学创作的工具，这些都有助于提高越南罗马字作为国语字的接受度。第五，到了殖民后期，越南罗马字在文字之争中取得胜利，因此，在越南实际独立之前，国语及其书面语早已确定。随着拉丁文字取代了喃字，越南语经历了语音、语法和拼写方面的多重改革，并最终得以确立。越南的国家语言政策针对越南的发展进行了调整，它主要着眼于借用外语和书写系统，坚持全面性和实用性原则，以及民族语言的提纯和规范化原则。越南历史上有三层文化相互重叠：本地文化，与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文化融合以及与西方文化互动的文化。越南文化的最显著特征是，由于强大的本地文化基础，它没有被外国文化所吸收。相反，它能够利用和本地化来自国外的人们来丰富民族文化。
本书第七章对三个案例进行总结归纳，得出三个案例各自的发展特点，并根据四个变量在不同国家的影响程度，对三个国家的文字改革国际化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
本书试图在以下方面有所进展或创新：
第一，本研究具有跨学科性，主要涉及政治学和语言学等领域，为此，本书综合汲取了政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国家理论、民族理论和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国际社会理论、国际交往理论作为分析视角，综合运用对文字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多维度的评析。本书在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基础上，利用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从国际社会互动的角度出发，力图为研究文字改革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第二，纵观世界各国，目前的文字改革进程尚存在争议。从四个变量出发深究文字改革背后的政治社会学因素，一方面可以肯定文字改革曲折向前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为文字改革未来的发展进程提供解决疑惑的途径。此外，文字改革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却鲜有从政治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本书研究文字改革实际上是在研究一个国家国内社会在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下如何进行改变的过程，以及民族国家在融入国际社会过程中的选择，这根本上是一个政治社会学问题。本书的研究将为政治学领域研究语言文字问题填补一些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更需要注重自身软实力的提升，应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文化战略规划，不断提升国家形象，加深文化外交的广度与深度，更好地承担起文化大国的国际责任，提高参与国际文化治理的水平，在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早日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国际政治社会学出发研究文字改革的本质与规律，为我国未来文字改革方向提供建议，促进我国文化战略规划的实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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