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语言概念的界定更倾向于研究作为人类在社会场景中进行互动的书面或者口头符号的语言,类似于社会语言学中对语言概念的界定。 大部分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具有两种属性:一种是工具属性,作为工具的语言供人类在各种具体场合使用,具有表达、互动和指涉三种基本功能,语言和文字能够让个体和群体表达自我、抒发感情,表达思想;另一种是语言的对象属性,指的是在我们使用这种语言时,人们除了想方设法地表达自我影响别人之外,还可能会针对其他人的话语和言行进行规划。本研究拟从语言规划或语言政策的角度展开国家的语言行为,语言规划指的是对语言文字进行系统规划,语言政策指的是由政府所执行的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代表了语言规划中政治权力的实施。 因此,语言规划由于实行主体的多样性,范围更加广泛,包含语言政策,而文字改革属于语言政策,因此相关研究文献将对语言规划的文献也列为其中。本节根据研究内容将相关研究成果分为以下几类:
这一类研究重在归纳梳理不同国家近现代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的历史,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在中国近现代文字改革的历史中,众多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他们不仅是文字改革的先行者,也对文字改革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回顾。我国汉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黎锦熙先生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近70年,倡导“国语统一”、汉语规范化,特别是1934年出版的《国语运动史纲》 ,勾勒了国语运动早期的发展线索,详尽介绍了自清末以来的切音字、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及大众语运动的始末、性质、范围、目的、理论、方法和纲领,收录了大量一手资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阐释框架,是语言学界公认的有关国语运动的经典著作。黎锦熙先生对持续四十多年的国语运动总结为“兜了三个圈子回到原点”:“第一个圈子”是受到了甲午、庚子两次国难的刺激,导致切音字简化字兴起,经过十多年的波折,辛亥革命之后资政院才通过音标文字的议案,但并未得到有效的推广;“第二个圈子”是1913年读音统一会议定注音字母,但到了1918年才由北洋政府公布,仍旧回到原点;“第三个圈子”是国语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1930年国民党政府“总动员令”推行注音符号,但效果远不如之前的注音字母和国语运动。总的来说,这三个圈子是螺旋式上升的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字改革扫清了一些障碍。
周有光是我国语言学家,1955年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在语言文字学领域发表专著30多部,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周有光所著《汉字改革概论》 、《周有光语文论集》 、《拼音化问题》 、《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 等,以文字改革方案制定者的身份完整详细地记录了关于中国汉字改革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为本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充实的历史材料。吴玉章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他领导了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主持制定了《汉字简化方案》《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和《汉语拼音方案》,是我国文字改革的先驱。吴玉章所著的《文字改革文集》 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方针政策,总结了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经验,为后来的研究工作留下了珍贵的一手材料。
在专题史著作中,成果最丰富的是汉字改革史,尤其是拼音文字运动史。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主要出于汉字改革运动本身的需要,这方面的研究始终未曾间断,其中以倪海曙的贡献最为卓著。倪海曙是我国语言学家、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杰出代表、文字改革活动家,《倪海曙语文论集》收录了他在各个时期的重要语文著作,主要涉及跟文字改革有关的语文问题,包括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汉字、注音识字提前读写、通俗化写作和古代文学的拼音文字翻译、辞书编纂等。他在广泛搜集整理文献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大量史料集,撰写了多部著作,对汉语拼音化的历史做了详细考察,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从近代史的角度出发,将影响深远的国语运动纳入20世纪中国整体转型的脉络中,探讨语言与文字改革如何反映并实际参与了这个过程,又对清末民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何种影响 ,展示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尽管汲取了不少外来资源,但又高度依赖于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大传统”。
美国夏威夷大学汉学家德范克教授自20世纪40年代起开始关注中国的文字规划问题,尤其对中国和越南的文字改革做了大量的研究,他在一开始就展现出鲜明的学术主张,坚持认为中国应该走拼音化道路。 [2] 1943年,他的《汉语拼音化》一文分析了汉语拼音化的必要性,详细介绍了自1598年基督教传教士利玛窦首创汉语拼音文字以来的汉字拼音化进程,从技术层面探讨了该项工作的艰难与创新,并对反对汉字拼音化的理由逐一进行反驳。 [3] 德范克的《汉语:事实与幻想》是西方世界对汉字及汉字规划介绍最为全面、论述最为透彻的巨著,书中核心部分解释了西方对于汉语的误解。 [4] 此外,德范克还重点关注越南的文字改革 ,他系统地阐述了越南从古至今每个阶段出现的不同文字,并重点关注法国殖民后期,殖民主义对越南民族文化的影响。
在研究语言文字规划之前,我们需要厘清语言的概念。裴文认为给语言下定义需要满足四个条件:“要真实地反应语言的客观事实;要反映语言学对语言的科学理解;要和语言学中的其他术语有明确的分工,在语言的术语体系中占有确定而独立的地位;能够得到语言学术语体系内部的完整性证明和语言科学研究实践的真实性证明。” 本书所涉及的语言概念主要来自语言的狭义概念。语言是语言学的专门术语,是解构言语体系之后的语言,言语体系由言语和语言组成,这是索绪尔为了明确语言学对象建立独立的语言科学而创建的根本性的概念理论。语言是有规律、有制度的语言事实,是一种人类大脑之中潜在的语言结构规则知识体系,并在群体之中完整存在,语言文字作为共同体的特征成为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研究语言的基础。
周有光所著的《世界文字发展史》在对世界所有文字进行梳理之后,以历史发展阶段为纲,对世界文字发展史娓娓道来,从原始文字到古典文字再到字母文字,详细叙述了拉丁字母的国际传播,包括拉丁字母在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还有亚洲的传播,这些为本书研究伊始对文字的理解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提出:“汉字产生晚于丁头字和圣书字两千多年,但是发展的规律相同,汉字传到日本产生音节假名字母,传到朝鲜产生音素结成音节的谚文字母,这符合古典文字向表音化逐渐发展的演变规律。” 英国学者尼古拉斯·奥斯特勒是一位拥有26国语言学知识的学者,曾师从乔姆斯基获得语言学博士,热衷于普及和推广语言史。在他的理解中,语言团体的世界观是通过某种在团体内部通用的语言传统而表达出来的,语言包含着使用者的想法、习语、判断以及灵感,当一种语言取代另一种语言时,这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看法也必定随之改变。他把世界语言史的发展分为陆地语言和海洋语言两个阶段,通过历史上的语言故事来展示世界语言史的典型特征。
语言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因此,对语言的研究只有置于社会背景之中才能更好地揭示它的社会属性。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各种环境中,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因社会背景等因素的不同在语言使用的方式上会呈现出一定的与自身身份相关的语言特征。社会关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语言调节的社会的重要社会变量,人们通过话语权的争夺,直接和间接地对社会施加影响。 随着我国国际化进程的加速,迫切需要从国家安全层面实施语言规划战略,因为语言使用不只是语言本身,而且是国家软实力的竞争问题。英国应用语言学家约翰·约瑟夫提出应用语言学抛弃了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的概念,转而主张语言具有彻头彻尾的政治性,同时体现在结构和使用两个方面,这些概念上的转变引发了一些核心议题包括:语言的选择、语言的正确性、审查和仇恨言论、表达种族和国家认同的语言行为、性别政治和“强势语言”,以及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书面语概念的转变。 他在《语言与政治》一书中重点探讨了这些问题,引导我们拓宽了对语言与政治相关议题的了解。
“语言规划”这个术语是美国语言学家艾纳·豪根在20世纪50年代末首先提出来的。艾纳·豪根认为,语言规划是社会规划的一部分,是为一个语言社区建立目标、政策和程序的活动;它可以包罗万象,小至新词使用的倡议,大到一门新的语言学习和运用的政策规定。 [5] 语言规划问题主要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纷纷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选择和确定国语或官方语言、实现语言现代化的决策。苏·赖特认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除了关注语言本身以外还涉及政治、社会、种族等问题。在《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从民族主义到全球化》一书中,她不仅阐述了因经济或政治因素所强加的语言学习问题,还探讨了因社会流动、经济发展或社团身份认同而主动做出的语言选择问题,详细回顾了标准语在全国性社区和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的影响作用,深入考察了社团接触过程中的语言顺应、通用语选择等问题,探讨了民族主义和全球化引发的各种反应以及有关语言权利的问题,并对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的研究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思考。
陈章太先生是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先行者之一,《语言规划研究》一书汇集了他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该书确立了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的基本概念、研究内容、实践原则、方法步骤和目标任务等,为中国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的研究奠定了学科理论基础。 同时,他在书中梳理了1949年以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发展历史,特别是记录了语言本体规划方面的有益探索,具有很好的史料和研究价值,带动了国内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相关研究,对这一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姚亚平所著的《中国语言规划研究》将语言规划基本理论与中国语言规划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综合运用了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构建出中国语言规划的基本理论框架,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通过这一框架和视角,他清晰地阐释了语言规划的内涵与外延、理念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并就我国语言规划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资中勇所编的《语言规划》系统介绍了语言规划的学科基础、含义、特点、原则、内容和任务等基本原理,重点探讨了包括语言法规制定、民族共同语、民族语文政策、区域通用语、教育格局等内容的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问题,以及共同语规范化、网络语言规范化、文字规范化及信息化处理等内容的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划问题。 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当前我国语言规划实践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语言规划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李宇明先生所著的《中国语言规划论》 、《中国语言规划续论》 、《中国语言规划三论》 ,汇集了作者近十几年在中国语言规划方面的探索,有学术论文、会议报告、学术评点、序文等,共计63篇,内容涉及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实际、当前中国语言生活状况、信息时代的语言问题、语言传播问题等,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研究和实践的发展轨迹。这其中的很多理论思考极具开拓性和启发性,很多实践内容详细记录了中国语言政策和规划工作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色列语言学家博纳德·斯波斯基所著《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提出了组成语言政策的三个成分:第一个是关于言语社区的社会语言生态,即什么人、在什么场合、为什么目的、实际上使用什么语言;第二个是言语社区成员的语言信仰,即言语社区的成员是如何珍惜这些语言的,以及他们认为大家应该怎样做才是恰当的;第三个是从活动者的维度考虑,人们为语言管理付出的努力以及为了修改别人的言语和语言信仰而付出的努力。 语言政策存在于极其复杂的动态变化环境中,改变环境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会对其余因素产生相关影响,因此,在研究语言政策的时候,我们要充分考虑到非语言因素诸如政治、人口、社会、宗教、文化等。英国语言学家丹尼斯·埃杰所著《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驱动过程》出于对欧洲语言现状的观察,强调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动力系统及其驱动过程的普遍性。他认为所有的语言政策和规划并不是偶然事件的结果,而是有其特定的原因,政府也许会解释为何教育中使用某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而不是另一种语言,个人也许会意识到他们为何在不同场合会使用不同的言语方式,社区可能极力保留或者排斥原来的语言。为此他考察了七种语言行动的原因:认同、意识形态、形象、不安全感、不公平、融合性和工具性,最后他得出语言政策这一过程的基本动机通常来自三个行动者:个人、无权社区、国家。 华裔学者赵守辉和澳大利亚学者小巴尔道夫合著的《中国语言政策:1949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追溯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语言政策,重点论述了三个主要问题:改革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提高少数民族语言地位的问题。托马斯·李圣托编著的《语言政策导论:理论与方法》 为我们详尽介绍了目前语言政策的主要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他提出若要理解语言与我们社会生活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我们需要借鉴学习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的多种观点和视角,这些学科包括民族学、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该书介绍的理论与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美国教育学家詹姆斯·托尔弗森著《语言教育政策:关键问题》 分析了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是如何演进和发展的,对我们研究当代中国语言政策提供了独特的教育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将研究领域拓展到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政策进行专题研究,或是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语言政策进行比较研究。薄守生、赖慧玲提出区域主义、历史主义作为跨学科研究的“语言规划学” ,区域主义特别关注事物的区域特征,从区域特征中寻求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以区域特征作为处理事情的依据。从共时层面看,不同区域的语言差异可能源于语言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分化,从语言的变化、演变中我们可以发现区域主义与历史主义二者相互关联。周庆生是我国新一代社会语言学家,他曾多次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对我国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立法有深入研究。他认为从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国家对语言使用的干预手段表现为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立法。他主编的《国外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进程》一书把外国学者研究相关领域的重要论文和外国关于语言政策的重要法律文献汇集起来,为我们研究各国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立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我国国外语言政策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 在此基础上,周庆生又主编了《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该书选取了22个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进行研究,每一节内容包括介绍每个国家语言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以及对该国语言政策的评价。周庆生认为语言文字问题始终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主权,关系着公民的人权,政府所制定的语言文字政策是对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态度的具体化。 王辉、周玉忠主编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与国别研究》 一书选编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语言规划研究的优秀论文34篇,涉及理论探索和国别研究两部分。理论部分侧重语言功能规划、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国外语言规划理论与流派、外语教育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学科发展与演变以及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等;国别部分主要涉及中国、美国、欧盟、德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塔吉克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为本书对案例国家的文字改革研究提供了思路与方法。豪根对挪威文字系统的研究是语言政策研究的经典之作,该研究被视为语言政策研究的新趋势。他提出挪威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语言规划的思想已经影响到每一个公民,直到挪威有了稳定的书面语言为止,通过语言规划指导非母语社区中的文字使用者。 [6]
对日本语言文字规划的研究主要分为对日语语言发展历史的研究和对日本汉字的研究。陈小苗、黄赛芳合著的《日语语言解析与日本文化透视》通过日本语言、文化的表象来把握日本文化的精髓以及特质,将具体的文化现象与特质结合展开分析,突出重点,涵盖面广,为本书对日本文字改革的研究提供了宏观而基础性的材料支撑。 本书在对案例日本的文字改革进行研究时,参考了大量日本学者的研究著作。西周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幕末至明治初期的启蒙家、教育家,1873年与森有礼、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西村茂树、津田真道等人共同成立明六社,翌年发行机关报《明六杂志》,翻译介绍西洋哲学,致力构筑日本哲学基础。他同福泽谕吉一起,没有直接将“philosophy”音译,而是翻译创造了“哲学”一词。西周支持废除片假名,于1874年发表《以洋字书国语之论》,著有《百学连环》《百一新论》《致知启蒙》等书,为日本国语改良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西周在《以洋字书国语之论》中提出国家语言应该用西方字符书写,因此有时被称为“激进理论”,该书不仅解释了推广西方字符的意义,而且阐释了具体的方法和问题,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西周自身的哲学思想。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积极提倡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转而吸收学习西洋文明。福泽谕吉所著《文字之教》 表达了他限制汉字以及提倡使用罗马字的观点。赖阿佐夫所著《国语·国字问题》分为国语国字的预备知识、国语国字问题的历史回顾、国语国字问题的理论三部分,系统地论述了日本的国语国字问题,清晰地解答了日语与汉字之间的联系与矛盾、日语文字系统改革过程中对民族语与世界语的思考等问题。 福田恒存所著的《我的国语教室》,描述了二战后的日本普遍使用假名的现象,指出假名的广泛使用伴随着人们对日语本身的冷漠,而这正是他的担心之处,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价值观和文化的基础,人们有必要思考日语的起源。 上田万年对日本国语改良与罗马字的引入问题研究颇深,二战后他提出“新民族特征理论”,其实质是着眼于改善民族特征的问题,同时力求弄清民族语言形象的问题。改善民族特征意味着废除汉字并引入罗马字,上田试图消除汉字并创建包含日语的“国家语言”。但是,由于当时普遍使用的汉字和假名交叉用法影响力很强,消除所有汉字的计划并没有实现。 柿木重宜从现代语言学史的角度展开明治时代后半期“民族语言”的研究,以语言学家藤冈胜二的语言观点为中心,思考明治时代后半期对“民族语言”的研究是如何进行的,他认为上田万年和藤冈胜二之间在“国家语言”的概念上存在显著差异,阐明了明治时代后半期“民族语言”研究的现状。
关于日本汉字政策的有关研究可以分为围绕日本文部省的汉字政策、法务省的人名用汉字政策、通商产业省的日本工业规格汉字(简称JIS汉字)研究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文部省的汉字政策研究资料主要包括日本文化厅编的《国语政策百年史》 、井之口有一编的《明治以来的汉字政策》 和林大监修的《图说日本语》 等一些学术标志性成果。《国语政策百年史》是从1902年到2005年3月的近100年的日本国语政策资料汇总,内容比较全面并具有联系性,成为日本汉字政策研究的近现代蓝本。《明治以来的汉字政策》收集了明治以来政府关于汉字政策调整的原始文献,但只截至1981年,其后的关于人名用汉字和JIS汉字方面的资料乏善可陈。
其次,关于战后汉字文化圈与日本汉字政策相关的研究成果有如下几类:仓岛长正的《国语100年》对1900年到2000年之间的日本政府国语政策问题进行综合评述,主要包括一个世纪以来国语审议会的国语政策和“汉字假名混合文体”在日本确立的过程。 安田敏朗的《国语审议会迷茫的60年》着眼于国语审议会的历史和国语审议会委员的一些主张,以批判的视角评价了国语审议会走过的60年历史功过。 屉原宏之是日本语言学家、国语分科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日本经济产业省的JIS汉字的制定、法务省法治审议会的人名用汉字的制定,以及文部科学省文化厅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的常用汉字的改订,他所著的《日本的汉字》 ,从接受汉字、国字的诞生,再到常见汉字,从文字看社会,地名与汉字等多个方面简述了日本汉字的发展历史。洪仁善从语言汉字的使用形式功能变化、使用汉字方式功能变化等多个不同角度针对战前、战后两个时期日本汉字政策体系中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宏观视角上把握日本汉字政策的一种研究尝试。 潘钧以汉字东传到日本列岛作为研究基础,在多年研究日语汉字的基础上,依据丰厚的原典文本,用八章四十三节的宏大篇幅,把日本汉字置于历史演进中各个时间段,在每个时间段的特定文化语境中进行综合性的研究阐述,对汉字东传日本的文化学术意义做了高屋建瓴的综合研究,构成一系列体系性的表述,成为世界文明史研究中以汉字外传为对象阐述中华文化在东亚文明进程中的价值与作用。 潘钧的最大贡献是梳理了日文汉字在多种语境中的不同意义,解释了汉字本体与特定的日本文化状态相匹配的内在机理,提出了日文汉字是一个独立的文字系统,具有理论意义的建设。
再次,关于人名用汉字政策的研究,圆满字二郎的《人名用汉字的战后史》对战后日本的人名用汉字政策的历史背景做了丰富的论述。 阿什哲次的《图说汉字的历史》集中整理了战后日本的人名汉字问题。
最后,关于JIS汉字的有关研究,安冈孝一对世界文字编码进行了系统论述,是我们了解文字编码理论知识的基础教材;伊藤英俊从文字编码技术的视角出发,对1978年到1995年之间的JIS汉字问题进行了论述 ;加藤宏一将JIS汉字问题研究置于社会背景之下,并且对参与JIS汉字制定的委员们进行了多次采访,留下了许多难能可贵的口述材料 。
此外,我国学者齐一民从“言文一致”的角度出发考察日本的文字改革,通过深入分析研究日本“言文一致”文化问题可能发生的主要理论历史背景和原因,将近代初期日本语言文字改革运动视为日本“脱亚入欧”后与国家经济战略政策相互配合紧密呼应的一场日本语言文化改革运动。 他认为研究“言文一致”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对研究日本如何实施“脱亚入欧”战略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由于日本的“言文一致”过程与中国从晚清开始的白话文运动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中日两国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化同源行注定为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和中国近代文字改革提供同质性的平台,成为研究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不可或缺的参照对象。
有关越南文字改革的研究,本书主要收集了国内东南亚研究学者关于越南文字改革研究成果和越南本国语言学者对越南语言政策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大学开始设立越南语专业,为了教学的需要出版了许多关于越南语的语音和语法的教科书,如1982年潘悟云、朱晓农发表了《汉越语和〈切韵唇音字〉》,1987年潘悟云发表了《越南语中的古汉语借词》,1994年赵玉兰发表了《现代越语中的汉语借词》,同年,马克承发表了《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和使用》。此外,越南学者也开始研究越南语中的汉越语,如阮才谨写的《汉越语的起源与读音的形成过程》《喃字的若干问题》《古汉越语读音的几点再认识》《越南语语音史教程》,阮善甲所著的《越语学史略》《越语学的应用领域》。范宏贵、刘志强著所著的《越南语言文化探究》 ,以越南语言与文化为切入点,为使用和学习越南语的人提供娴熟的技巧,帮其找出汉越语词与汉语声母、韵母发音之间的对应规律,帮助人们正确、快速掌握汉越语词的语音,并从语言文化观察中越文化交流。现代越南语中大量汉越语词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现在越南语中的汉越语已经是越南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冯超认为现代越南语脱胎于原始先民的口头创造,大量借用汉语词汇,又试图在汉字的基础上发明一套书写系统——喃字(也称“字喃”,本书统称为“喃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随着喃字被拉丁化国语字所取代而消亡,现代越南语经过数次语音、语法和书写标准上的改革,最终才得以定型。越南文字政策的选择是伴随其发展演变的历史逐步展开并进行调整的,主要基调定位于借用外来词汇及书写方式,采用博采众长、为己所用的实用主义原则,秉承民族语言纯洁化、标准化方向。谭志词提到文化交流的方向性问题,认为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在中国语言文化对越南语言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越南对来自中国的语言文化也进行着改造性吸收。
了解一种文化,从根本上是了解人们创造文化的思想、心理、手段和结果,文化学理论告诉我们,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层级系统。孙衍峰、兰强、徐万宇、曾添翼合著的《越南文化概论》从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四个层次依次展开对越南文化的描述,为我们了解越南语言文化提供了基础。 古小松的《越南文化》从越南的地理、政治、经济及物质基础等国情观察越南文化产生的环境背景,接着通过研究越南族群的形成及其民族意识了解越南文化创造的主体——越南人;其次通过越南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了解越南文化传承发展的轨迹;再次通过宗教信仰、历法节庆民俗等了解越南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传统风格,然后通过越南人的衣食住行、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了解越南的物质精神生活;最后通过教育科技医药与出版传媒等了解越南的文化事业 ,帮助我们客观地厘清越南历史文化的脉络,准确地归纳越南文化的特点,并对越南文化的发展趋势做出合理的预判。林明华在《越南语言文化漫谈》中提到越南文化的各个层面包括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都深深浸润于汉文化的影响之中,回顾越南文化发展史,可以发现汉字对其影响是全方位和极其深刻的,越南第一种书写符号以及越南封建国家建立后使用的正式文字都是汉字,第一部文学作品、第一部历史著作乃至许多文化典籍均以汉字书写,历代科举皆以汉字为工具,书中从汉语在越南的传播、汉语与越南语言文字的发展、汉语对越南文学的影响和汉语与越南古代文化语境等四个方面展开表述, 对我们全面认识汉语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王介南自2001年起至2006年主编的《南亚东南亚语言文化研究》 共五卷,主要收录了全国各地高等院校非通用语言专业教师的关于缅甸、泰国、印度、越南及老挝五国语言、文化及国情等多个方面课题研究的最新成果。
越南本国学者对越南文字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越南语言规划的历史回顾,黄进在《国语字与20世纪初的文字革命》中回顾了法国殖民时期到20世纪初越南的文字运动,主要以喃字的衰落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兴起这段历史为主。 [7] 阮文康所著《语言规划——宏观社会语言学》,讨论了关于国家语言、文学语言、标准语言、国际通用语言和官方语言的概念,并论述越南语在文化融合方面的职能和作用,包括对未来越南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中语言文字和越南语言法的修订。 [8] 阮善甲的《越语学略史》详细地阐述了越南语的系统发展,并讨论了汉文化对越南语的影响,以及在越南语发展过程中对汉文化的保留与去除。 [9] 丁文德的《二十世纪越语历史讲义》,分几个时期回顾了越南语的变革与发展,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10] 越南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作为交流的一种手段,是每个公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成为区域研究不可或缺的对象,但是语言并不独立存在,而是与该地区的领土、经济、文化、社会和人口状况的特征密切相关。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其他国家的语言政策进行了研究。张西平、柳若梅合著的《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提出语言传播的根本动因是价值,增加中华语言的传播价值便为第一要事。书中汇集了英国、美国、西班牙、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等多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和对外推广情况,为我们思考中国未来的语言政策和汉语国际化传播提供参考。 傅荣、王克非在《欧盟语言多元化政策及相关外语教育政策分析》中分析了欧盟语言的现状,并从内外两个层面分析了欧盟语言政策多元化的因素,最后讨论了其外语教育政策的变化过程。 吴宏伟研究中亚地区在苏联解体后对原有的西里尔字母进行拉丁化改革的进程,他在《中亚文字改革问题》中分析了中亚五国为了统一本国民族意识推广和使用拉丁化新文字以及背后的历史社会原因。 肖霞的博士论文《新加坡语言政策研究及对中国语言政策的意义》专门研究新加坡特殊的语言政策,并分析该政策对我国制定语言政策的借鉴意义。 郁菲的硕士论文关注土耳其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导的文字改革,阐述了“库伯八问语言规划框架”下的土耳其文字改革,提出土耳其文字改革的动机是为了塑造土耳其主义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身份,加强了土耳其语与土耳其民族之间的联系。 刘亚玲在论文中对法国语言政策进行了系统论述,呈现了法国国内、欧盟、法语共同体以及非洲及国际层面制定的语言战略和实施的语言政策,以各层面战略与政策的矛盾为线,最终得出法国语言政策的一贯性和统一性恰恰以多样性为名推广法语的事实。 李英姿的论文通过对美国语言政策的梳理,发现美国语言政策虽然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断调整,但始终不变的是维护英语的中心地位,积极推动传播英语语言文化并同化其他语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的隐性政策和显性政策相辅相成,隐性政策作用更大。她同时还介绍了许多西方最新的语言规划理论,对丰富我国的语言规划政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阎莉基于语言规划理论及语言生态学理论,在论文中聚焦“一带一路”核心区域的跨境语言规划,探讨核心区域跨境语言的功能、语言规划的驱动要素以及如何进行跨境语言规划,以语言规划的生态观为指导,具有一定的方案参考价值。 针对区域的语言规划研究还有田鹏,他的博士论文提出欧盟的语言政策实质是在欧洲经济、政治与社会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在尊重语言多样性的前提下,由成员国及其公民选择欧盟范围内的通用语,而尽可能减少对具体语种的政策性限制,以避免某一语言使用民族的不满。欧盟试图通过其语言政策实现多种通用语和多语体系的和谐统一,以推动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及欧盟公民社会的形成,从而强化对欧盟的集体认同。 这些学者对外国语言政策的研究成果,为本书对案例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国际关系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语言转向”以来涌现了诸多相关研究成果。上海外国语大学郭树勇教授关注语言建构主义,他认为语言建构主义是建构主义的一支,也是其原始形态,建构主义的一些关键概念,比如建构、认知、话语等,都与语言哲学有关;以菲尔克为代表的语言建构主义以语言游戏等概念来解释国际关系,以福柯的话语分析解构新现实主义理论,这些都是语言建构主义理论的杰出贡献。 外交学院教授孙吉胜较早开始对话语建构进行研究,并将之转化为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她认为,因为语言与国际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具有政治性、权力性和建构性的特点,政治通过语言得以描述,政治语言能够体现政治意图和政治功能,所以运用建构主义研究国际政治语言学。 此外她提出我们应该重点从言语习惯、图像语言、叙述、言语理解、语际关系、话语策略、话语冲突、外语战略等角度继续学理层面的研究,同时对国际合作、霸权护持、体系冲突、对外政策、气候变化、互联网规则等经验性问题进行新的解读,以进一步深化国际政治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议程。 复旦大学教授刘永涛在其著作《安全政治视角的新拓展》中分三部分探讨了安全政治的新视角: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安全政治的物质视角;第二部分探讨了安全政治的观念视角;第三部分叙述了将物质视角和观念视角相结合而形成的社会文化视角,重点提出从社会文化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国际安全政治的观点。 他指出:“在复杂的国际交往过程中,语言是最主要的文化交流工具,通过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国家之间进行相互理解和认识,一些国家甚至会把这类交流活动作为实现自身国家利益和安全的一种辅助手段。忽视和回避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显然是一种严重缺失;对语言问题的自觉,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新生长点。” 尽管这两位学者并非直接研究文字改革或者语言规划,但他们所做的关于语言与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证明了语言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
闵惠泉主编的论文集《国际关系与语言文化》一书收录了大量研究非通用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与实践中的语言谱系论文,重点探讨了非通用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与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 上海外国语大学赵蓉晖教授提出:“语言与政治的联结点在于语言在社会认知和构建方面的功能,语言与现代国际政治版图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语言在国家分裂和国家统一进程中都有重要作用;语言可以成为考察国家影响力的指征;全球化进程对语言发展影响巨大。” 以上分析基于非传统安全观,凸显了语言与政治的相关性,可进一步深化对语言与国家安全关系的理解。
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语言政治”及“政治语言”问题,实际上都是对政治交际主体双方在语言框架下,试图通过语言获得权力的内在规律、方法与策略的总结,其中涉及的主要是对话语权的掌控。某种程度上,国际政治交际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正是掌握话语权的一方,拥有话语权意味着有权制定规则、解释规则,并按照规则行使权力。孙晓萌在《语言与权力:殖民时期豪萨语在北尼日利亚的运用》中,以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豪萨语在北尼日利亚的运用为例,在阐述前殖民地时期书面豪萨语的传播与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了殖民政府在北尼日利亚对语言的掌控、规划和运用,通过对豪萨语考试制度的细致阐述,对相关机构沿革和出版物发行物的梳理以及对北尼日利亚殖民时期的教育政策的细致分析,解释了豪萨语与权力的多层关系。 王向豫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语言政策分析——政治学的视角》,从国家主权与民族建构两个政治学的视角研究国家通用语政策。 王爱云博士在其研究论文《当代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从党的建设角度入手,对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字改革三大任务进行了研究,系统地考察了当代中国文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来龙去脉及其改革进步的曲折过程,深刻地分析了当代中国文字改革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 以上这些从政治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框架提供了理论参考。
通过对五类相关文献资料的综述,我们可以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文字改革问题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是区域性、全球性的关键性事务,关系到跨文化交际和国际社会互动。总的来看,现有的文献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从语言学角度对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的理论研究非常充实,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语言学的理论基础,解决了技术性的问题;二是现有文献对于区域国别语言政策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从语言规划的问题框架出发,多采用语言学模型对一个国家的语言规划政策进行评述;三是欠缺从政治学角度展开的语言规划研究,更鲜有把语言规划政策放到国际政治趋势下进行研究的内容,这个欠缺正是本书需要进行弥补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