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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族主义诞生，语言就被视为民族区分的重要标志之一，和传统、历史等殊异性现象一起被视为族群认同的根基，而文字作为语言最重要的内在载体与外在形式，其发展与变革对民族国家文化发展与变革至关重要。文字改革作为语言政策中缺一不可的一部分，影响着一个国家文化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作为国家文化政策的重要部分，不仅关系到国内社会的文化发展与稳定，而且影响着本国的国际形象和对外交往。本书中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的文字改革国际化研究指的是在国际政治社会学理论基础上对文字改革国际化这一重要的文化变革进程进行分析研究，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重现文字改革国际化背后的国际政治社会因素。为研究文字改革的国际化，本书主要采用以建构主义为主体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方法，强调语言对身份与集体认同的建构作用、国际互动与主体间性等概念。研究选取了国家主权建构、对外交往、文字改革行为体和语言文字的国际标准四个变量，从这四个变量出发，本书提出以下假设：文字改革国际化推动国家通用语发展，是维护国家主权建构和身份认同的客观需要；文字改革国际化受到国家对外关系的影响并对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和国际形象的维护产生作用；文字改革国际化政策的方向受到文字改革行为体的主观影响，包括意识形态、统治目标、身份认同等因素；文字改革国际化代表了语言文字国际标准化发展的一种方向，显示出国际社会互动的规范化。纵观历史进程，东亚国家在进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文化现代化建设也提上日程，并越来越具有迫切性。本书选取中国、日本、越南三个国家近现代文字改革国际化的进程进行研究，梳理了三个国家近现代文字改革国际化不同阶段的历史面貌，通过对四个变量在三个国家文字改革国际化进程中的影响研究，验证本书的研究框架，得出影响文字改革国际化进程的共同变量以及特殊变量，揭示文字改革国际化在受到文字改革客观规律的影响下，同时受到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更高级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律的影响。在总结全文的研究之后，得出以下结论：在众多东亚国家的发展中，有的国家选择了文字改革，有的国家没有选择；在进行文字改革的国家中，发展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有的国家保留了民族文字，用拼音方案发展出新的注音形式，而有的国家则摒弃原有的文字实行完全拉丁化的改革，这些文字改革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受到国家主权建构、对外交往、文字改革行为体以及语言文字的国际标准等四个变量的作用；文字改革国际化与文化现代化息息相关，是一个国家处理国内政治与国际社会之间关系的关键性问题。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之一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更深入地参与国际治理，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字改革国际化使国家文字逐步规范化，实际上是国家国际化的进程，为国际交往提供了必要的桥梁与纽带。
总的来看，文字改革国际化问题作为一个符合国家战略、推进民族文化事业现代化发展的重大关键性问题，对中国来说，它影响着如何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对推动中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与中国国家话语体系建构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对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加大中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中的作用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
冷战之后，文化这一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作用日益彰显，打破了素来以权力为重的理论局面。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到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
[1]
，从入江昭的“文化国际主义理论”
到郭树勇教授提出的“文化国际主义是新型国际治理的逻辑”
，各国理论家们纷纷提出从文化层面分析国际冲突爆发的原因，探索世界各国之间文化力量博弈对世界格局的影响。21世纪以来，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达到空前高度，与之相伴而生的变化是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权威力量对比开始产生变动，由之前以政治、经济、军事为主要核心的硬实力开始向以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为主要核心的软实力过渡。国际政治语言学研究者提出社会与文化关系在历史上是继政治、经济之外的第三个维度，尤其具有对外溢的影响和外延性。
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下，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更迫切地需要注重自身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通过制定一系列全球文化战略，不断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加深自身文化与外交的广度与深度，从而更好地担负起全球文化大国的国际责任，提高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的能力与水平，在更好地引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早日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
在一个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民族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互动，将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接轨，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而语言文字作为一个国家文化历史最重要的载体和对外交往的工具，它的国际化进程显得尤为重要。纵观众多东亚国家，历史上都受到汉文化圈的强势影响，东亚国家原有的文字系统都不是目前世界主流的拉丁字母系统，因此，东亚国家纷纷采取了文字改革，并且朝着国际主流拉丁字母的方向。然而在改革的进程中，各个国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产生的结果也大相径庭，这背后的文化社会因素值得我们探究。文字改革看似是一场文化改革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自身文化进行的现代化改革，使之为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础，为国家更好地参与国际社会互动架构桥梁。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文字改革国际化的本质与规律，为我国未来文字改革方向提供建议，促进我国文化战略规划的实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语言是人类的交流工具，是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载体，是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的主要标志。自语言形成起，人类就不断地对语言加以规范；自国家产生起，政府就不断地制定和实施关于语言的政策。语言规划与国家相伴而生，语言规划是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规划对内关系到国家民族统一和社会稳定，对外关系到国家形象和外交实力，因而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国早在先秦诸子时期就开始从伦理学的角度提出了对人的言语行为进行规范。历史上许多朝代都颁布过字书、韵书，统一文字、音韵等标准，特别是从清末时期的“切音字运动”到民国时期的“国语罗马字运动”，中间涌现出多种多样的文字改革方案，都已汇入救亡图存的滚滚历史洪流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亟待对语言进行规划，以达到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目标。国家的语言规划主要以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和使用汉语拼音三大任务为主，而《汉语拼音方案》的提出则标志着汉字作为独特的文字系统，在改革中采取了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作为注音，帮助汉字完成国际化的过程。笔者对于文字改革研究的兴趣源于对《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汉语拼音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漫长发展，改革方向也出现反复性。此外，与中国汉字拼音化改革相似的还有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和越南，日本对日文进行罗马字改革，在保留部分汉字和日语原有的文字形式下，让罗马文成为信息时代日语的便利符号；越南则采取了较为激进的路线，彻底切断与汉字的联系，用拉丁化新文字替代原有的民族文字，成为世界上鲜有的文字改革彻底拉丁化的原非拉丁字母文字系统国家。同一个文化地域内的三个国家在推进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纷纷对文字符号进行了拉丁化改革，但是拉丁化改革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这背后的重要影响因素值得我们深思。
语言政策的研究对象涉及“语言”和“政策”，前者属于语言学范畴，后者主要属于政治学范畴，这就决定了语言政策研究的跨学科性，而文字改革作为语言政策中的重要一环，至少涉及语言学和政治学两个领域。目前学术界一般将语言政策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研究方向，对语言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视角展开的，而从政治学视角研究语言政策的著述则较少。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还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关系到人的自我认同，而这种认同只有通过民族和国家的形态才得以表现出来。语言与国家和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使得语言天然蕴含着政治属性，是政府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文字改革作为语言政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以从文字改革的理念、文字改革的制度和文字改革的技术三个方面来理解，文字改革的技术路线一般为语言学所研究的重点，而本书则侧重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对文字改革的理念和制度进行研究。
对文字改革国际化进程进行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语言政策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它已经跨越国家边界，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成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行为和全球关注的共同话题，这也使得相关政策的实施难度加大，其成败也会对国家和社会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研究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