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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对民族国家主权建构的作用表现在对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的建构上。民族国家是被抽象为现代国家的一般概念，核心意义是建立与一定的地域和人群相联系的主权国家，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实践的产物，具有社会建构物的属性。在社会建构过程中，语言是国家文化建构的主体，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字对全国交际共同体、民族意识和国家主权的建构上。
语言文字建构全国交际共同体，是建构国家主权的基础。对应民族来讲，有民族语言，民族语言中又有在全民族范围内通用的民族共同语；对应国家来讲，有国家语言，国语指在全国范围内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之间的通用语言，一般称作国家通用语。语言规划主要关注国家通用语的选择、确定、规范问题，一般来讲，国家通用语的形成不具有人为的选择性，只具有历史的演变性。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行“书同文”政策，统一不同的文字系统，但是并没有做到“语同音”。近代中国第一次提出国家共同语是1914年提出的全民义务教育和全国共同语的要求。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种交际不仅是一种社会内部的交际工具，还是一种在不同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交际工具。因此，形成一个全国交际共同体对于国家通用语的建构非常重要。
语言人类学往往认为语言可以塑造人的意识形态。
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大脑中有一些观念在引导他们的交流行为，例如价值、地位、准则、功能、所有权等。语言是一种由人类拥有、不具备本能、借助于一系列天然产生的符号学形式来进行表达他们的思想、情绪及其需求。我们所经常使用的词语和话语都是指向共同的体验，因此我们就可以从分享一些现实、思维和经历中获得知识，并把它们归纳到某一类的世界知识中，而每一个社群的成员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重新复制这种知识。一个社群的语言直接反映了该社群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物质上也构筑了这一社群的现实。
社群成员按照已有的观念使用语言，同时也使得这些观念得到不断重复，继而形成了意识形态，这体现了语言对权威和权力的塑造。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书面语比口头语更尊贵，标准语比方言更尊贵，专业人士的语言比外行人的语言更尊贵。正因为语言的差异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因此国家会根据发展的需要对国家通用语进行一定的改革，在涉及文字改革时，国际化、标准化的改革往往会被认为更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通用性。
民族共同体归属感产生于一个公认的共同空间内，文学的发展刺激标准化书面语的发展，使读者了解到与他们同一时间共存于同一国家的其他居民的生活情况，从而产生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国家语言的制定和推广既给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必需的交际共同体，又给人们带来了国家对共同身份建构的过程。交际共同体的形成对于民族主义和国家建构都具有关键作用。国家建构者在语言方面的工作是最为迫切的，在人们看来，方言缺乏语言凝聚力，是对国家统一的一大障碍。知识分子阶层如果想要邀请大众参与历史，就必须使用一种人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来书写历史。如果没有国家语言共同体，这些信息的传递就不得不使用国内的各种方言团体。因此，获得社群内的语言融合，将国家语言区别于语言连续体内的其他方言，这是民族主义规划早期的目标之一。民族主义运动包括了独立前和独立后的语言规划，目的是通过确立国家内部语言使用的标准形式，创建一个全国性的交际共同体。语言文字改革创建的全国交际共同体对于重构国家身份及意识形态具有最直接、最有效的关键作用。
民族共同体要建立在该群体成员之间相互认同的基础之上。民族认同是一个文化范畴问题，涉及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哲学思想等；在行为上涉及风俗习惯、礼仪、家庭等。民族认同就是对这些特点的认同。
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将人们联结成一个民族或者区分为不同民族的因素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认同在内涵和形式上出现变化，进而体现出人类社会的多样性。
统一的语言文字形成民族认同，从民族情感上增强民族归属感，增加民族自豪感，使民族成为一个拥有共同信仰追求的团体。国际政治社会学认为人类利用语言的形态和方式将反映出其看待一个自然世界的态度，而非这个自然世界对其的影响。语言并不是消极地直接反映现实，而是积极地直接创造现实。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语言范畴和观点并不存在于传统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之前，相反，它们都是在一种物质与符号交换的互动中，通过语言学来进行理解。语言是我们借助于社会化进一步融入这个社团的主要途径和手段，也是我们表示意义的主要途径，建构主义为语言形成共识的制度化提供了逻辑思考。
共识的真正来源是语言本身，在语言之中，共识形成并发展了自身的本质，人们通过表情和声音彼此传达着、感受着各种情感。语言具有生命的共识，它也是“共同领会”的内容和形式，和其他由人们约定而成的符号一样，语言是人们寻求相互理解的一种纯粹符号系统。
因此，在情感表达上，行为主体可以通过语言的互动建构一种朋友或敌对的关系，也可以通过语言传达各自对某一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的观念与意向，或者是彼此间交换的承诺，若能够实现相互一致和相互理解，共识也就形成了。这种“共识”的达成也意味着各方实现了以语言为基础的相互理解，各方共同接受了未来的行动。在一种国际制度中，如果单位成员是有意识的话，那么它们如何相处和认识对方就成了决定其互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如果行为主体之间在语言、文化和治理制度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种集体认同或共享的规范，那么这些单位与主体之间的认识和理解不仅塑造了它们的思想和行为，也是建构这一个社会制度体系的一种边界。
统一的语言文字有利于统一的国家，从而有利于建构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印刷资本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必要条件之一，民族的“印刷语言”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占据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作为出版这些“印刷语言”的字典编纂者、语言学家、文法学家、民俗学家、政治评论家和作曲家，他们的出版影响着拥有权力的读书阶层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而印刷品最终渗透到群众中将民族独立等主题带给了读者，而带动了大众中民族主义的兴起。
大多数政治边界都未曾考虑到文化、语言社区的统一，大多数处于国家边缘地带的人民不得不效忠遥远的都城，从他们的身份来源就可以看出民族主义的观念有多么强势。国家的区域一旦稳定，它对这一区域内人民的同化过程就开始了。历史上欧洲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宗教的统一，人民将根据对宗教信仰的选择决定其居住场所，民族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宗教人口的统一之中发展而来的。
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终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重申了国内宗教统一的原则，同时，它也宣扬了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即在国家内部需要融合与自治的相互认可。
该国际条约非常推崇欧洲国家脱离封建主义以及用国际协约取代同盟关系的做法。国家边界越来越被看作是既定且不容侵犯的，是构成国家主权的重要因素。在此后的三百年当中，欧洲政治主要关注如何维系大陆权力均衡，在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原则下，任何外界力量不得侵犯国家边界。这一原则对切断方言连续体的关系有深远的影响，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许多集体因为边界的分割而失去了相互的联系。
英国社会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提出，农业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文化的高度差异性，因为这些社会根本不具备能力去实现识字的基本普及，把老百姓纳入高级文化。
近代以来，以识字为基础的高层次文化的扩散，打破了传统社会上下层阶级的界限，才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形成。民族国家的建构离不开识字能力的普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不是围绕一门语言，但是语言却是最稳定的要素之一，是可以建立民族意识形态最实在的根基之一。
国家语言的核心是“国语”的选择和确定问题，这一问题包括基于全国范围内提出的“全国通用语”和基于国际交往提出的“国家代表语”两个方面。在全国范围内，考虑的问题主要是选用哪种语言文字作为全国范围内的通用语；在国际交往间，考虑的问题是选用哪种语言文字作为本国的代表语。语言文字的差异建构民族主义，对内是对本民族的认同，对外是建构对外关系的差异，语言的差异有利于强化本民族的文化，应对外来的威胁与挑战。民族认同使得个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通过集体性的特征与其他人群相比具有独特性的文化，从而对自身进行自我定义和定位，使我们能够看到世界上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这也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
在追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语言可以用来界定种族差异，民族独立之后，语言加以推广后可以形成民族主义所需的全国交际共同体。二战后伴随着非殖民化运动带来的是新建国家的语言需求，这使得人们重新对民族建构的策略产生了兴趣。二战后国界的划分一定程度上具有任意性，而后殖民时期的国界确立则完全是随意的，比如非洲存在将不同的国家按照经纬线而不是自然边界和长期存在的种族边界组合在一起，但这样的边界根本无法辨认边界内部的公民是否来自同一个民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出于对统一的建构，颁布国家通用语的规范，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区分于别的国家，构建新的集体身份认同。
文字改革的方向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文字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书写系统本身，文字改革往往成为构建或选择民族身份的标志。文字的诞生使人类文明开始飞跃，作为一种符号工具，文字使人类文明得以记载，从而使人类文明的成果能够历经风雨有所传承。
建构民族国家主权，是文字改革国际化的根本出发点。语言构成互动，互动时产生共识，共识形成集体意向，集体意向有助于人们形成身份认同，对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主要标志之一。国家统一语言文字是对一个民族国家统一的认可，构成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主权，文字作为国家语言的载体，影响着国家语言的统一与使用。文字改革朝着国家规范化、标准化方向推进，通常都会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逐渐形成一个国家通用语。国家的通用语更能够为国际内部提供良好的交流沟通与互动，有助于这个国家形成共同的文化氛围，提升这个国家的凝聚力。尤其是对于一些多民族国家来说，不同的民族语言和地区方言的复杂多样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与其公民之间的文化交流，更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颁布与执行。由此可见，文字改革国际化对于一个民族性的国家而言，是维护其民族主权统一、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等方面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有意识地推动和促进各种语言交流是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进程，文字改革国际化的步骤之一是建立统一的国家通用语，建立国家通用语是国家主权建构的重要基础。第一，国家通用语可以保障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社会事务中形成全国交际共同体，从而有效地提高国家体系的运作效率；第二，国家通用语构成国家统一的语言文字，促进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沟通，有助于形成统一的国家文化，从而增强国家凝聚力；第三，一个国家通用语的形成是国家民族独特性的象征，语言文字作为民族认同的文化载体，承载着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渊源与独特性，语言文字的差异性恰恰成为民族的象征，有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在文字改革对国家主权的建构上，土耳其文字改革是个典型的案例。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建者基马尔于1928年开始土耳其的文字改革，同时伴随着土耳其政治上的“西化”，为了使土耳其接受西方文明，走上西化和世俗化的道路，从而变得独立自主、文明与进步。而在当时，世俗化和西化已经成了土耳其各阶层的共识，因此也属于政治上的影响力推动了文字改革自上而下进行。
土耳其文字改革和国家政权都强调文字改革与培养民众“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紧密的联系，以及官方如何有效率地使用国家机关的力量实践改革。国家机关是一种全面性、强压式的符号机制，在土耳其文字官方改革的过程中，国家机关在语言与文字书写系统中不仅拥有文化与印刷资本，更具备标准化与法典化的公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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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能够成功地将文字改革透过语言的标准化与语言纯化策略实践于学校与社会教育中，基马尔得益于其背后官方机制与国会势力的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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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后文针对案例的研究，将文字改革国际化建构国家主权聚焦于两个问题：第一，语言文字在民族建构的过程中是如何充当组织原则和推动力的；第二，在促使各国人民更广泛地开展交流的同时，语言国际化进程还带来了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