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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字改革的政治属性

文字改革作为国家语言政策的重要部分,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具体体现在文字改革的政治地位、文字改革对国家主权建构和对外交往的作用三个方面。

一、文字改革的政治地位

语言文字的起源根本上具有政治属性。语音因有区分盟友和敌人、抚慰盟友和潜在盟友的超高效手段而得到发展,语言源自组成一定规模的“联盟”的需要,因此语言代表着社会和政治组织的最初形式。人类社会之所以产生语言,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发现自己需要组成一定规模的联盟才能更长久地生存和繁衍,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作为个体对联盟成员身份的展示方式而出现。建构主义把这种情况称作语言形成共识,进而建构集体认同。文字改革作为语言规划中的重要部分,涉及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目的是利用国家权力来影响人民对语言文字的使用以及语言文字的地位等诸多方面。 [1] 这是典型的政治语言问题,谁有权力界定语言的界限?谁来进行语言文字改革?这涉及我们常说的语言权威,当政策制定者认为他们国家使用的语言文字无法满足社会的发展进步,有必要进行国家干预时,语言文字改革就被提上日程。语言政策的核心存在一种身份的政治认同,不同语言文字政策的支持者互相竞争,力图塑造公众对于共同体的观念,从而更好地构建相关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在国家语言政策中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

文字改革的核心问题往往涉及群体与个人身份建构过程中各种力量的竞争,所以语言政治中很多争议都围绕着意义和重要性的问题展开。这两个核心问题是:语言文字政策的政治认同,以及语言文字政策冲突中平等性的意义和重要性。 关于人们身份的政治认同这个问题,其根本就在于我们理解“我们”和“我们是谁”两个基本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往往都会明确地标识出一个人的性别、家庭角色、职业、地区、民族、种族、国家、宗教、阶层和语言。正是因为人类之间存在着差异又相互依赖,所以身份标识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确实有很多差异,而且我们彼此也确实需要一些帮助,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可能会直接导致冲突,我们把一种解决这个冲突的途径称之为政治。文字改革作为国家语言文化规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政策会表达一部分决策者的政治身份,突出这些决策者治理国家的目的与要求。例如,在美国关于官方语言的选择上存在一些分歧,一部分人坚持认为英语是国家唯一的官方语言,甚至力图关闭一些双语教育项目,他们认为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因近年来移民的数量大增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会威胁到美国的“民族统一”。尤其是那些来自拉丁美洲与说西班牙语的加勒比移民,这些第一语言为西班牙语的居民占据了美国讲非英语语言人数的一半以上,因而也形成了很多移民飞地。 [2] 因此,语言政策的政治地位一方面源于它确定的国家通用语能够加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另一方面,语言政策能够反映出不同政治决策者的政策导向,继而影响到国家层面一些政策的执行。

二、国家主权建构需要文字改革

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国家与主权同时存在。国家主权产生之初主要指国家对内的管辖权,后来慢慢演变为国家内外结合的主权。特别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现实情况下,国家主权的内涵与外延都变得更加丰富,逐渐从传统的政治外交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以及文化领域。国家语言能力逐渐成为国家主权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具体来讲,国家语言能力指的是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物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包括语种能力、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公民语言能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和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等五个方面。 国家语言能力成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主要表现在对国家主权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影响上。此外语言政策对于建构国家身份认同与平等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国家身份是在相互竞争的政治精英间的话语中得到社会建构的,并且得到不断地重建,这些话语是在个体内部进行的,它们根植于人类心灵的复杂变化之中,表现为观点、价值和信仰中的各种冲突和矛盾。 [3] 例如,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在其国家身份认同建构中,体现出语言对于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大量移民坚持住在本族群的飞地内,且始终坚持说本族语言,不愿意融入当地社会,因此在美国语言政策制定中,同化论者坚持采取措施促进其他语言向英语转变,以保证美国语言少数族群间获取最大平等;而多元主义者则认为,同化主义语言政策会导致美国的语言少数族群之间持续的不平等,若要实现更大的“平等”,需要通过语言政策来推动人们使用双语。 尽管平等的含义非常复杂,但作为一个合理的政治目标,可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实现社会流动的平等机会。

政治理论学家威尔·金里卡有不少关于多文化公民身份的著作,尽管没有直接关注语言政策问题,但是作为支持多元论者的立场它们提供了大量的论据。他首先假定对于任何公平的政治共同体而言,个体自我都是合理的道德基础,个体幸福是政治公平的关键,其中每个个体生命都具有同等的道德价值。其次,对于如何给自己带来幸福的途径,个体必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做出选择,若是脱离了自己从家庭和社会继承的文化传统,“我”就不可能是“我自己”了。 [4] 因此,我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影响了我的个体自我。基于这一本体实在,金里卡认为,为了使个体能够继续对幸福做出有意义的选择,文化环境的结构必须得到维护。金里卡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族群语言群体有着深远的意义,不同族群语言群体是一个多语国家的基本组成部分,为了给予个体平等的机会以实现他们认定的美好生活,国家必须设法为构成这个国家的每个族群语言提供同样有效的支持。赫尔德将语言赋予了“民族性格”的特点,民族身份与标准语言所持的理性观念结合,产生了民族语言,语言出现了去语境化的规则、标准,逐渐局限于民族的区域内,成为民族身份的象征。 赫尔德经典的“人民—语言—疆域”理论,强调人民的特征是在一片疆域内拥有单一一种普及的语言。赫尔德使用“Volk”作为人民,也是作为种族的或者族群语言界定的人民;另一种是作为普通人,即社会的平民。因此,民族真实性并不体现在知识分子或者上层阶级中,而体现在持有单一语言的普通人身上,这说明语言是构成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要素。 ceAIklE1S4tWEs4zuq5TIIIfJ/Gh6tLTrWZRUQo1Pbr4gRVr9PnpVgXtBx8/BZ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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