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上海正式对外开埠。两年后的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利用《虎门条约》第七款中有关通商口岸的协定，向上海道提出要在县城北郊的黄浦滩设置英人居留地的请求，商议与胁迫的结果不仅是上海英租界的正式设立，还有可视为租界基本法的《上海土地章程》的出台。三年后的1848年，基于同样的诉求，法租界与美租界也分别在县城北面和苏州河北面的虹口地区建立。

最初上海设立租界时，清政府本意是希望安置所有外国人，实现华洋分离，将被迫开埠带来的影响降至最小。因此，在开埠的最初几年，租界里只有少数从事商贸、传教及行医的外侨，以及那些没有将世居产业全部出售的华人村民。尽管租界内的外侨人数从1843年的25人增长到1851年的265人，但显然还不能对上海原有的城市中心——县城构成任何威胁。然而，正是1851年这一年，太平天国运动从广西发动，迅速横扫中国东南地区，并在1853年3月攻占南京，宣布成立新的政权，以对抗日渐腐朽的清王朝。与此同时，北中国地区因气候不稳定，灾荒不断，小规模的民众骚乱此起彼伏，甚至连当时最富庶的江南地区也处于兵荒马乱之中。

1853年9月，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小刀会攻陷县城，杀死知县。混乱之中，租界的外国侨民成立民团组织——上海义勇队（又称“万国商团”）以确保租界安全，同时小刀会也表示无意伤害外侨，上海租界从此成为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民众躲避战火的安身之地。大量中国移民的进入不仅改变了租界里原有华洋分居的状况，而且对上海城市经济腾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成就了上海租界持续数十年的繁华。

根据邹依仁的研究，1852—1950年整个上海地区的人口增长了9倍左右，净增长人口近500万人，而且是以租界人口的增长为主。这样快速增长的情况几乎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少有。虽然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上海外国侨民的数量不少，但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并不高，上海大量增加的人口主要来自几乎全国各省份的移民，而以邻近上海的江浙居多。这些外来移民进入上海这样一个与他们家乡迥然不同的近代城市环境中，需要适应的不仅仅是生活习惯的改变，还有整个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变迁。因此，他们不得不利用一切资源以在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而民间信仰是他们可资利用的、最重要也是最方便的社会文化资源。

美国学者韩森在《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一书中指出，宋代以后中国的民间信仰已逐渐形成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区域性文化现象，而我本人关于陕西地区民间信仰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当陈云霞进入复旦史地所攻读博士学位时，我正在展开对上海近代城市文化景观的研究。当时的我并不满足于人们将上海视作中国接收西方文化的前沿、展示近代世界的窗口这样一个刻板印象，希望更多地呈现开埠后上海城市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尤其是在遭遇西方现代文明这一强势文化时，生活在上海都市中的华人是如何处理自己的传统文化的。而解决这一问题，民间信仰正是一个极好的抓手。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地域社会中，民间信仰不仅起到安抚精神和心灵的作用，也往往是社会组织网络构建的基石，这从遍布全国各地山陕会馆中的关帝信仰就可以发现。正因为此，我在与云霞商议后，她慨然答应承担这样一个和她原来的研究旨趣不尽相同的题目。

事实上，在她的博士论文开题后，研究的难度远超过我们之前的预想。原因很简单，虽然上海研究在前贤学者的努力下已是论著众多、成就斐然，但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却十分少见，可资借鉴的成果并不多。但更关键的问题是，虽然近现代上海资料几乎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可有关民间信仰的文献散见于各类不同的资料中，而少有的几部地方志大多记载的是上海本地传统的民间信仰状况，无法反映来自全国各地移民们是如何在进入上海后处理他们自己的神祇的，更难以将这些来自外乡的神祇落实在具体的上海城市空间中。然而云霞是一位十分勤勉并极有悟性的学生，她不仅将史地所资料室所有的上海资料一网打尽，而且到上海各大档案馆去收集资料。记得当时常常为她发现的每一份新资料而高兴，并对她完成博士论文的研究有了把握。资料收集固然不易，但如何切入研究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关系到整个研究的顺利与否。可喜的是，云霞首先发现了鲁班信仰与在处于快速城市扩张中非常关键的上海土木建设行业之间的存在一定关联。她也正是从这一问题入手，展开了对近代上海城市中民间信仰的研究，并很快将民间信仰与行业、移民来源地之间建立了联系，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

在云霞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她表现出十分突出的学习能力，这对于一位学者来讲是十分重要的品德。民间信仰研究对当时的云霞来讲，是一个十分陌生的课题。记得云霞最初将对上海民间信仰统计表交到我的手中时，我发现她将一部分不属于民间信仰的道教内容也统计在内。虽然这部分统计工作耗费了她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但当听到我的意见时，她很快领会到问题所在，重新做表修改完成对上海民间信仰的统计工作。她的这种学习能力和谦逊的品德为她随后研究工作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云霞将民间信仰置于城市快速发展中大量上海移民的历史背景下讨论，赋予了这一研究很强的学术张力。因此，她的研究不仅推动了近代上海研究和上海历史地理研究，而且也对理解在改革开放重现勃勃生机的当代上海大有裨益。

虽然本书是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但经过她这些年的不断深耕、精研，我发现这本著作较博士论文有了很大的提高。她在系统梳理近代上海城市民间信仰时空变迁的基础上，用大量的案例详细分析了民间信仰作为媒介在外来移民建立新的社会网络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民间信仰在上海移民文化生活中的意义。我认为，她将民间信仰与近代上海移民社会秩序重建关联起来，以反映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空间特点是极有创见的，可以让读者深切地领会传统文化在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景观建构中的作用与价值。应该说，云霞的研究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历史地理学研究这一学科在将地理学和历史学完善交叉融合后所激发出的令人惊叹的学术创造力。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希望能在陈云霞博士这一出色的研究工作带动下，未来能有更多这样扎实的研究成果面世，以推动上海历史地理研究的不断进步。

张晓虹
2024年春于浦东高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