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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欧美各国，在家长国家与封建国家的时代，国家观念，极为薄弱，公私财产，常混合为一，不能区别。所赖以充足政府的费用者，初为私经济的收入，次为特权的收入，再次为人民任意献纳的收入，这种种收入，都无租税的意义，更都无租税政策的可言。到了十七世纪以后，租税制度，渐次设立，在形式上伴于国家组织的发达，一方财政上的需用增加，他方统治的方法变化，租税制度，自然同时更改。在实质上，伴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国民的富力增大，他方国民的贫富悬殊，遂使租税事实上，自然随着进步。故各国租税政策，基于两种原因，循序渐进，自有一定阶段，今大概分为三大时期，一为欧洲未革命以前的君主专制时代，二为英法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发达时代，三为欧洲大战前后，社会思潮变迁时代。
在君主专制时代，租税为武断的赋课，初是向征服地的外人，及无特权的内地民众，强制征收，沿袭既久，成为惯例。其后加以极端的国家主义，君主权力，更为伸张，对于人民的财产，有无限绝大的诛求权。以公需说与主权作用说，为其租税理论的基础，谓财政系公共的需要，租税出于至高无上的主权，人民无承诺协赞的理由，也无监督审核的权利。当时经济制度，以土地为基础，故直接税，如地租与家屋税为租税中心。间接税，除关税外，唯有饮料税与食料税两种。租税负担，非以给付能力为标准，而在政治上占优胜阶级的僧侣贵族等，都享有免税的特典，使租税牺牲，不能平等，惟加重下层社会阶级的负担。租税征收方法，多非中央政府直接经理，有所谓配赋制度，各地方分担款项，由中央派定，归其自由征收后，依其派定额解送。有所谓承包制度，预定收额若干，先由商人或官吏交款包办。这两种制度，对于租税实际上缴纳多少，概不过问，故政府实收额，与人民负担额，常相隔甚巨，竟至成为一与十之比例。对外贸易，则采重商主义，奖励现金输入，实行极端的保护政策，使物价腾贵，予一般消费者的损害甚大。政府对于一切收入，徒计较国税的增加，而忽略国民经济全体的利益。这是纯为财政政策的租税。一般国民，无力负担，日益贫乏，怨望以起。故这种租税，常为革命的导火线。
到了十九世纪，因英国产业革命，而都会市民阶级的势力，勃然兴起，与贵族僧侣对抗，要求财政参与权。其后复有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的思想，风靡全欧，以打破特权阶级的免税制度为第一口号。于是租税政策的变更，遂为当时的中心论调。
法国革命成功以后，基于平等的学说，确立租税平等普遍的原则。基于三权分立的学说，成立人民选举的议会，有租税承诺权。基于自由放任主义的学说，使政府的职务，仅以保护人民自由与权利而止。国家行政范围，既为缩小，而租税征收权，也受极端的限制，不能任意扩大，以交换说、保险说、报偿说为其租税理论的根据。人民的所有权，为神圣不可侵犯，在宪法上规定，私权的基础愈加巩固，都市工商业日益发达，而人民的所有财产，多由不动产而移于动产方面，由是以地租为租税中心的时代，乃进而为多种租税并立的时代。关税与内地消费税，为其收入大宗，故间接税反居租税中重要的地位。为保护国内幼稚工业起见，而行关税保护政策，对于外来货物与本国工业品有竞争者，加以重税。为奖励国内货物输出超过起见，而有补助金及返税制，对于输出货物，不特免税，反有运输损失的补助，对于原料输入，虽已课税，如仍将这种原料制造物品输出者，则归还其税金。这是为产业政策的租税。当时政府因为专求产业发展，注重工商业的利益，遂使社会经济组织的重心，惟在从事于工商业的市民阶级，而市民阶级的经济势力，既日益膨胀，遂得以推倒贵族僧侣。而在政治上也占优胜，有财产资格者，才获得选举权，故能够参与国家的财政权者，不过为资本家与企业者而止。政府财政方针。努力于资源的尊重与涵养，亦不过是涵养资本家与企业者的财源而止。故一方面工商业为伟大的发展，从进资本主义的旺盛，而资本家与企业者的财富，来急速的增加。但另一方面社会上多数的劳动者，永远不能脱离苦役无产的悲境。于是富者益富，以至于财产浪费，贫者益贫，以至于不得一饱，贫富悬隔日甚，贫者日益加多，富者日益减少，遂惹起社会问题。所谓社会主义运动，与社会革命运动，乃日益扩大，而社会组织与国家组织，都有绝大的摇动，几不免于破坏人民共同幸福的根底。于是各国政府，思有以消灭这种危险，惟有施行社会政策的租税，才能够达到目的，实行社会政策的租税，始于英德，次及于欧美各国，以均等牺牲说，与能力给付说，为其租税理论的张本。加以欧洲大战后，苏俄试行共产主义，废除租税制度，采用一种征发法，归于失败，各国政府更知解决社会问题，惟有在现今法律制度与经济制度之下，整理国民财产的分配。其租税政策，遂颠倒战前的地位，减少间接税，加重直接税，以所得税与租税的中心系统，次及于财产税、相续税、与资本利子税等，非仅以所得与财产为租税客体，并加以资产征发的意义，各种直接税，都推行累进税法，超过所得与不劳利得等，更为非常累进。由注重物税而移于注重人税。物税惟在于奢侈品，务使租税负担，都归于有产阶级的身上，提高小所得的免税点，以保障小民生活的安定。这种社会政策的租税，才能够使现在国家与社会，日进于巩固的地位。
我国现在的租税状况，却怎么样？我国系以农业立国，自秦汉以来，政府收入，都是以田赋为主，次为关税盐税及杂税四者，清末，始兴临时的厘金制度，即今所谓货物税。工商业不发达，至今仍不外土地经济，直接税惟有田赋，与家屋税，以及最近的营业税等，其余各国盛行的所得税，遗产税，资本利子税等，都未能推行。租税收入，以关税盐税及货物税为大宗，占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间接税为租税的中心系统。因各种租税多系间接税，故累进税法，不能推行，现在都为比例税制。而小所得的免税制，也不能实施，违反租税能力说的原则。各地方解款，由中央派定额数，归其自由征收，是为配赋税制。从前货物税，与现在营业税，各省多由商人承包，是为包办税制，辗转承包，政府实收与人民负担，竟至成为一与五之比例。政府对于各征收机关，订有征收考成条例，与比较条例，税收增加，则奖励之，短少则惩戒之，并不问其增加于人民有无妨害，短少于人民有无利益，所谓只图国库额的多大，不管人民的死活。这是纯为财政政策的租税。无所谓产业政策的租税，更无所谓社会政策的租税。
关税权从前完全操于外人之手，保护政策，无从实施，现在虽已宣布自主，但货物税率，多与各国为有年限的协定，不能自由随时增加，故保护政策的关税，尚无法完全推行。近来对于新式机器的货物如面粉业等，设立有减税制度，但亦不过与外来货物同一税率，非有保护幼稚工业的意义。且现在中国机器工业甚少，而手工货物居多，这种保护政策，只能够保护少数工业品，而内地的大多数货物，实无法沾染。政府补助金及返税制，从未施行。而经济落后的中国，又怎么能够与各先进国家抗衡，故一般产业，都归于失败。生存必要品如盐米等，不惟不免税，且日益加重，各省有加至数倍或数十倍者，实为反社会政策的租税。这种租税政策，徒使国民的负担力减少，失业者增加，故国中逋逃租税的现象，所在皆是，而各地方的盗匪充斥，皆由于此。今宜对于各种租税制度，根本改革。
现在经济状况，为普遍的穷乏，企业不发达，尚未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国中人民，只有大贫小贫的区别，而无贫富悬隔的弊害，大资产家，不过为极少数的军阀官僚与买办阶级。租税政策，应以产业政策与社会政策两种同时进行，一方面实施产业政策的租税，竭力提倡国内工商业，尽量发展，使一般新式产业，不至再受外来货物的打击，输出日益增加。又一方面推行社会政策的租税，增设各种直接税，如所得税、相续税、财产税、土地增价税、资本利子税、不劳利得税等，斟酌缓急情形，先后设立，并均用累进税法，使社会经济，平均发展，以矫正国民所得的不平均，减少将来的阶级斗争，使总理民生主义的革命政策，得以次第推行，各地方的土匪，得以根本消灭，而社会问题，不至再行发生，是不仅财政整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