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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从前欧美各国，在财政紊乱的时候，其管理原则，大概有三。
第一为分散主义。国家所有款项收支，都是分散于各部局与各地方，没有统一的组织与隶属的关系，各部局不惟自有收入，且可自由支出，各地方征解款项，中间须经过几次经手人员的侵蚀浮报，才能达到，人民所缴纳的租税虽多，而中央实际上收入，不及十分之一，余都归于中饱，所谓财政最高机关，徒有监督的名义，而无审核的实权，故财政官吏的贪污行为，所在皆是，无从查究。
第二为聚敛主义。其时政府当局，把财政与经济，国家与人民，概分而为二，不知国民繁荣程度的消长，与国家收入分量的增减，有连带的关系。财政人员，惟努力于国库收入的加多，而漠视国民经济的利益，且以国民经济供财政上的牺牲，剥削民财，无所不至，侵害税本，概不计及。其结果，社会经济因之破灭。公共财政，亦随之同归于尽，如罗马埃及，均以此而亡其国。
第三为秘密主义。政府所有收入若干，支出若干，用途为何，从无公报发表，一般民众，只有纳税的义务，而无过问的权利。其款项收支，事前既无审核，事后又无检查，故财政官吏，自然流于不负责任的地位，而敢于舞弊营私。
各国当此时代，苛征杂税，布满全国，财政紊乱，达于极点，于是民怨沸腾，革命纷起。英国革命，树立议会政治，政府征收租税，与发行公债，要经议会承诺，政府预算案，要经议会审核通过，才能够公布实行。法国革命，废除特权阶级的免税制度，确立租税平等原则，解放工商业一切束缚，实现自由营业主义。英法革命成功以后，风靡全欧，群起效法，莫不锐意改革财政，变更从前的管理原则。到了现在，改革上的进步，一日千里，今其管理财政原则，完全与从前相反。
第一为统一集中主义。全国财政概归中央财政最高机关管理，所有收支款项，都由国库负责，无论何部局，不得自由收入，也不能自由支出。就是地方独立的财政机关，一切收支，统须中央政府规定，有严重的监督与制限，不许任意变更。至于特别会计制度，有妨碍统一的组织，都是务求设法减少。于是财政系统不至紊乱，财政责任，极为分明，因而财政监督机关，可得完全实行其职务，这是其整理财政的首先办法。
第二为民益尊重主义。要增加经费，先要培养财源，才能够永久维持下去，故财政不徒计算国库收入的增加，须以尊重人民利益为其最大目的，除宪法上予以保障外，并注意收支的利用及影响。在欧洲大战前，各国财政，尚不免为资本家所利用，如收入偏于消费税，加重下层阶级的负担，支出注重企业保护费，使物价腾贵，有损害国民全体的利益。现在都从事改革，收入惟在矫正国民财产分配上的不平等，使租税社会化。支出惟图增多文化费与产业助长费，实现经费生产说。其结果，国民经济日益发展，而财政基础，也同时日益巩固。
第三为公开主义。各国近来一方面社会上的舆论机关，渐臻完备，政府所有收支，概行登报发表，使为公开的讨论与批评。一方面人民参政的议会制度，日益发达，其重要责任，惟在监督财政，对于政府所提出的预算案与决算案，须经严密的审核检查，然后予以通过公布。故一般民众，莫不了解财政上的实在情形。因而提高政府的财政信用，并助长人民纳税义务的观念，故逃税弊害，自然为之减少，而政府税收，也自然为之增加。这是近代各文明国家，变更从前的管理原则，使政治修明，国家强盛，人民与政府，合为一体，不致再发生激烈的反抗运动，都由于此。
我国现在财政管理情形则如何。自秦以来，废封建而为郡县，各为统一国家，其实政治组织，依然未改。如租税征收权，中央政府委任各省，省政府委任各县。省以定额解送于中央，县以定额解送于省，所有剩余，则归自己消费，中央对于各省，省对于各县，除解送定额以外，究竟实际收入若干，支出若干，无法查悉，并无权过问。各地方征收人员，关于征收期限与货币换算率，可以自由决定，每每上下其手以饱私囊。就是现在的中央各部会，类多自由收入，自由支出，如司法部的诉讼费，教育部的学费，财政部的造币余利，实业部的矿区税与登录税，建设委员会的公营企业收入，都与国库毫无关系。而关务署，盐务署，与烟酒税处等，为中央特殊财务行政官厅，与赋税司独立，各省分设此项机关，各管其收支，与地方财政最高机关，也是毫无关系。人私其财，政于何有，支离破碎，不可名状，此为极端的分散主义。
我国历来是消极政治，以无为而化，刑期无刑，为政治上最高的美名，即号称财政，也无所谓政，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毫不相干，人民除纳租税以外，与政府没有一点关系。政府并不知什么是人民的利益，什么是尊重人民的利益，但因历史上以租税的轻重，卜政治的善恶，故当开创时候，为收揽人心起见，常常轻减赋役，如满清入关时，将明末所加苛税，概行免除，并谕后世永不加赋，其目的是想消灭汉族的反满运动，非有意尊重人民的利益。降及末年，入不敷出，遂起临时捐与附加税，责成各地方输解，人民有无这种负担力，并不过问。以收入而论，田赋厘金，为其大宗，田赋则假手于胥吏，厘金则操纵于签丁，对于纳税人民，勒索留难，无所不至。以支出而论，尽滥用于军政消费，没有丝毫投于生产事业，使人民沾染利益。民国以来，军阀掌政，其财政方针，变本加厉，只知扩张军额，以为抢夺地盘的工具。到了财政困乏，其惟一无二的手段，就在搾取民财，或则苛捐杂税，预征钱粮，为直接的搾取，或则乱发纸币，滥铸铜元，为间接的搾取，甚至公开赌博，贩卖鸦片，为变态的搾取，此为极端的聚敛主义。
自孔子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政治学说一出，历代帝王，奉为金科玉律。一切政治，讳莫如深，而于财政尤甚。租税以田赋为主，全国土地，皆天子私有，予取予求，莫敢予违。收支由政府任意支配，无法律的规定，也无公布的必要，沿袭既久，成为传统政策，朝廷虽更，内容不易。其在收入，省县惟以定额解送，余皆化为私有，上下相朦，视为固然。至于支出，前清时代，省对于中央，有所谓奏销，县对于省，有所谓销算，概系虚伪报告。末年虽有预算制度，不过搜集这种报告编成，纯为架空的数目字。民国以来预算，都是照此数目，意为增减，事前无详细的审核，事后无严密的检查，与各文明国的预算制度，完全不同。既没有预算，决算更无由说起。且这种预算制度，系采用纯预算主义，全部实在收入几何，费用多少，不能查悉。纳税者究归何人负担，无从测定。虽有会计法颁布，至今不见实施，虽设立审计部的监督机关，至今徒有其名。自国省议会解散以后，人民没有参政的机会，对于国家财政，不惟无权审核，且无法过问，此为极端的秘密主义。
我国财政历史，既是如此，革命以来，仅仅改换一个民国招牌，其管理财政的原则，古今一贯。承前清困乏之后，政府无以为计，除借债弥补外，别无方法。因而更引进列强的利权争夺，经济侵略，国家坐是积弱不振，尚不急图整理，实无以救危亡。考察现在财政上最大的弊害，就是省县各自为政，今设法整理，决不是枝枝节节所能奏效，必须通盘筹划，为整个的进行，故非先将全国财政完全统一，实行中央集权主义，无从着手。但吾所谓中央集权者，并非袁世凯时代的中央抢钱主义，所有大宗款项，都攫归中央收入，置地方死活于不顾，为一种强干弱枝的办法，不过是实行国家财政的管理权与监督权，使乱七八糟的现象，变为有系统的组织，渐入轨道。至于款项分配，须中央与地方视为一体，统筹兼顾，不使有所偏枯，这是着手整理的第一步办法。
近数十年来，军阀官僚，交相为政，徒事搜括，毫无建设，加以战争蹂躏，土匪烧杀，使商业衰颓，农工凋弊，达于极点。财政以经济为基础，社会经济，全部破产，税收自然短绌，民穷国亦穷，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故今日财政，空言整理公债与改良税制，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财政政策，实在毫无益处。非抱定尊重民益主义，切实保护税本，培养财源，不足以言根本上的整理。
政府非人民拥护，自然不得巩固，人民非信用政府，也自然不会拥护。而人民信用政府的关键，纯为财政问题，现在政府财政，无论中央与地方，都是严守秘密，使人怀疑，故与一般民众，不特毫无合作的可能，且立于仇敌的地位，人民视政府人员，几如盗贼一样，视缴纳租税，几如绑票赎金一样。所有动产，恐被敲诈，类多存储于外国银行，不敢从事于工商业。政府发行公债，非摊派押借，竟无人消受。人民对于政府的信用，堕落至此，又怎么能够使其拥护。故今日财政，非实行公开主义，不足以恢复信用，而巩固国基。但吾所谓公开主义者，不是所有收支数目，仅为形式上的公报发表而止，必使一般民众有参与财政的机会，对于财政增加，有承诺权，对于财政事实，有审核权，对于财政官吏，有弹劾权，才算是财政公开，才能够使一般民众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