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财政为国家的血液、政治的基础，不惟凡百政务，非财莫举，就是一般国民的经济生活，都与财政有密切连带的关系。故国家的盛衰、人民的苦乐，恒视乎财政的能够整理与否。过去埃及之财政枯竭，因而亡国；法国之财政紊乱，遂以惹起革命。稽考我国各代陈迹，财政宽裕则兴，财政穷乏则亡，历史告诉我们，也是昭昭不爽。当其国初创业，政简费轻，虽屡次蠲免田赋，以宽恤民力，而中央财政，常有莫大的余剩，称为全盛时代。降至末叶，子孙不肖，罔恤民艰，滥增官吏，妄兴土木，或则穷兵黩武，遂使军政各费，因而膨胀。到了入不敷出的时候，中央政府，惟有命令地方增加贡赋之一法。但是中央因为财政困难的缘故，政治既已废弛，威信日以坠落，其与各地方的关系，就不能够密切保持，初而隔离，继而抗争，终而至于革命。加以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到处揭竿以起，助其成功。这是汤武以来的所谓吊民伐罪，更朝换帝，考其历史，其轨一也。今就近事言之，前清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虽废除明代各种附加苛税，而其国库盈余，每年有八百万两以上，故天下歌舞太平。即在嘉庆、道光以及光绪初年，中间虽变乱叠出，国用浩繁，然对于一切债务，都能设法偿清，以故其时尚能保持国运于不替。迨至日清战役以后，复有义和团的事变，外债总额，乃达于一亿二千二百万镑，每年应偿还的本利，合计有三千二百六十余万镑，加以乱事定后，厉行新政，经费益臻于膨胀，财政遂陷于穷乏，岁入虽加至二亿九千七百万两，而岁出更多至三亿三千三百万两，竟超过三千六百余万两之巨额，这种财政情形，遂以造成满清的灭亡。民国革命，不能彻底，让位于袁世凯，官僚政治，仍旧未除，更加上一种军阀政治，自中央以及各省，都是军阀掌握，不顾财源，无限制的扩张军备，收入不足，初则专赖外债，外债既绝，次复专赖内债，内债又穷，终乃搾取民财，竭泽而渔，致令一般财政，不惟紊乱而已，更使财源枯竭，不可救药。全国两大收入，如关税、盐税，因作为外债的担保，都在外人监督管理之下，至丧失国家财政权的独立。自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奠都南京，差幸全国统一，财政整理，颇有希望，不意又以内变相寻，战争不息，财政更为膨胀，当攻击阎冯的时候，中央经费，月支至三千万元，支出超过，每月至二千万元之巨，实空前所未见。弥补方法，亦惟有取给于内债募集，迄今不过五年间，募集总额，竟达十亿六百万元，金融机关，无力应付，非强迫摊派，则低价发售，故社会生产资本，吸收殆尽，以致工商停滞，失业增加，而整个社会的经济，为之破产，今即令无内忧外患，只此财政一端，已足召灭亡而有余，谁□为之，孰令致之，瞻念前途，能无心悸。前年四中全会，□决刷新政治一案，表明中央施政中心，在积极方面，除军事善后外，惟集中于财政整理工作，诚为扼要之图，然亦仅有议决而止，不见实行。去冬宁粤合作，沪上开会议和，以整理财政为最重要议案之一，案中规定中央设财政委员会，为全国财政最高机关，负整理全国财政之责。这种财政委员会，与前次不同，其中最大之特色有二。在组织方面，除政府人员外，有金融界代表，工商业领袖，以及经济学者与富于经验之专家等，集合各种人才，将政府收支真相，和盘托出，付之众论，使国家财政，得以实行公开，打破从前秘密财政的传统政策。在职责方面，对于提供军费，只以关于国防及剿匪两项为限，否则有拒绝增加之权。如能照此实行，吾国财政的革新，诚有希望。但是从前所有法规，多是等于具文，如立法院、监察院，在法律上所赋与的监督财政之权，又何曾发生效力。以后如欲这样的财政委员会，能够行使职权，必须附带两种条件。第一须将现在武力支配政治的局面，完全推翻。第二须有真正的民意机关，实行监督职务。如两者不能实现，则财政委员会的权限，无论如何扩大，不过徒使财政上多添一个机关而已，于财政事实上，又有什么益处。今年二中全会，议决施政方针，要点有五，都是注意财政问题：（一）实行财政公开。（二）实行减政。（三）成立财政委员会，并使得自由行使职权。（四）现役军人，不得兼任政务长官之规定，应于最短期间，次第实行。（五）筹设各级民意机关，以导入于宪政时期。因现役军人，兼任政务长官，则财政委员会，就难自由行使其职权。无民意机关，监督政府财政，则所谓财政公开，徒有其名，不能实行。故各项实有连锁因果的关系，二中全会确定这种施政大方针，诚有见乎此也。查欧美各文明国家，在昔以财政不良，常为革命的导火线，故革命成功以后，其刷新政治，首先在财政上根本改革，抛弃武力，尊重民意，使负担纳税义务的人民，获得财政统制权，制定会计预算各种法规，上下共守，成为法治的国家，乃能够长治久安，永保其和平统一。我国从前所谓汤武革命，不过是朝廷的更迭，而非政治的改造，不过为统治者的代谢，而非法制的革新，以天下为私，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故每数十年或数百年，必至变动相寻，一治一乱，为历史上不易的常经。吾党革命，若仍蹈袭汤武，不脱英雄思想，一切政治作用，徒使依赖于人，而不依赖于法，所有财政上的措施，一般民众，都无过问的机会与权利，纯为政府的财政，或一姓一人的财政，吾恐所谓革命，真无意义，且恐所谓革命，亦终无已时也。

罗介夫
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