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各省岁出入

大凡政治上的公共团体无论其为下级机关，都有独立的生存，与各别的事业。在财政上，都应该有固定收入，才能够维持其生存与事业。况现今地方自治，日益发达，各种公益事件，日见增加，地方财政，应有固定的岁出入，更为重要。英国为地方分权主义的国家，地方自治，极为发达，各地方都有独立的财源，固不待言。就是日本为中央集权主义的国家，不特上级的郡县地方团体，有固定的收支，即下级的乡村地方团体，也是一样。故各地方事业，都能够平均发展。

我国历来财政征收权，虽为地方政府所操纵，但是地方政府所有征收的租税，及其他收入，都为国家的收入，即各省支付地方的经费，都不外国家经费，各地方既无固定收支，故一切政治都抱消极主义，毫无积极的施设。在前清时代，各省岁出入，都规定于大清会典，末年，各地方留支定额，共不过六千万两内外，其支出科目，大别为坐支、给领、协解及估拨四种，所谓坐支者，即州县因必要经费，而支付其所贮存的银两，所谓给领者，为充特定的事项，由于藩库发给办理，所谓协解者，系由于一省补助他省的经费，所谓估拨者，系对于特定事项，预先购入必要物件，然后从于需要而供给的费用。各地方以留支定额，为其岁入，以四种费用，为其岁出，是为前清时代各省的岁出入。这种岁出入，都是规定于大清会典，毫无活动的余地。且除支出外，如尚有剩余，可归其私有，故地方官吏，对于公益事件，如修筑道路、改浚河川，以及奖励教育、振兴实业等，概不举办。民国二年，始划分国地两税，地方政府，才有固定的收入，但范围极为缩小，毫无发展的余地，适袁氏死后，中央势力微弱，遂不见诸实行。民国十二年，修正划分标准，较为适合。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公布划分暂行标准案，更为进步。但是各省自袁世凯以来，都是军阀掌政，军费激增，连年内争，农工商业凋弊，收入锐减，没有一省不是入不敷出甚巨，国地税虽划分，而中央解款与专款，概被截留，尚虞不足其岁出，入的紊乱，可想而知，兹为分别述之。

江苏 为我国最富裕的省份，在前清及民国初年，不惟出入相抵，且尚有剩余。自归北洋军阀统治以来，军政费日益膨胀，岁入遂告不足。在民国九年，省库不足额，尚不过四百三十余万元，十一年七月末，计算有一千余万元，十三年五月，组织财政委员会，实行清理，有一千三百六十九万余元。于是该会整理预算案，对于各项经费，大为削减，以谋收支适合。不幸是年发生江浙战争，及齐燮元的变动，不特整理预算案，归于水泡，而岁入不足额更甚，十四年一月，有二千八百六十六万元，三月更增至三千六十八万余元。加以是年秋，因对奉战争借债，合算每年利息，竟达四千万元之多，遂为该省财政致命的打击。十六年，入于国民党治下，数年整理，财政稍见统一，但亏欠额仍是甚巨。十九年度预算，经常临时岁出入，共为二千四百余万元，表面上，虽收支适合，而在实际上，则不敷甚巨，如将积欠旧额本利偿清，则不足额，尚有五百余万元。二十年度预算，以再征漕米折价税，与请中央指款补助，为其弥缝政策，均归财政部审核批驳。而不敷之数，尚无法救济也。

浙江 浙江与江苏，同为东南富庶省份，在民国二三年，岁入尚有剩余。自五年政变后，增加军队，添设行政机关，并扩张警察司法等临时费，岁入遂告缺乏，截留中央解款全部，尚虞不足。当时填补政策，惟向银行借款。民国八年末，岁入不足额，仅一百二十万元，十年度，增至三百二十万元，十一年度，更加至四百二十五万元，十三年度，因江浙战争勃发，财政更感困难，政府无以为计，只有屡行募债政策，旧债未还，复募新债，于是借款本利偿还额，遂为该省重要的支出。十四年夏，合计借款共一千九十余万元，加以各机关经费计算，岁入不足额有一千二百万元。该省总收入，共二千七百万元，其内国税有一千五百余万元，须全部解送中央，地方收入，仅一千二百余万元，以充本省支出，相差甚巨。十六年二月，国民政府又命每月协款五十万元，省政府因穷于处置，乃谋收入增加，于十七年四月，设立军事特捐，加课地丁及抵补金，并以偿还各种借款及整理税收为名，发行省公债六百万元，经是年六月，省政府会议通过。十八年，发行建设公债一千万元，十九年，发行振灾公债一百万元，二十年，发行清理积欠公债八百万元，除陆续偿还本利外，现在借款额，尚有二千四百八十七万三千元。十九年度，据该省当局报告，岁入不足额，竟达二千万元。查该省收入，以营业税、契税、田赋为大宗，现营业税、契税及一切杂税，既已概行抵充公债借款基金及押款，仅赖田赋一项。但上年年关，因发放军政各费，绍兴、杭县田赋，又抵借五十万元，各县再按月坐支政费，并划支司法、教育、驻军各费，其能解省者，为数实属有限。在十九年度下半年，张难先任主席时，厉行紧缩政策，裁并骈枝机关，核减不经济支出，并切实整理田赋，剔除中饱，凡各种建设事业，合于民营者，概归民营，腾出经费，发展其他必要事业。一切省款收支，集中省金库，各机关不得自收自用，及另设其他经理机关，于是岁出渐次减少，岁入渐次增加。鲁涤平继任，萧规曹随，未曾更改，故至二十年度预算，全年收入二千一百万元，支出二千五百万元，不敷仅四百万元。但实际上，收入中须除去债款基金及积欠约二百万元，又现据各县呈报，因受水灾影响，田赋收成减少，估计损失，亦在二百万元内外，是收支不敷，将在八百万元以上。

江西 该省自民国元年至六年，收支尚能适合，自七年起，军费大增加，因而收支相差甚巨，年额不足约六百余万元，至九年累计，约二千万元。当时整理政策，发行十年公债八百万元，自十年至十三年，中间复亏欠一千四百万元，合计从前未偿还额，共二千七百万元，再发行新公债一千万元，在十三年度，负债余额，尚有二千三百万元。当时该省岁入，合临时计算约一千三百万元，岁出，仅军费一门，有一千一百余万元，他如行政教育各费，约五百万元内外。在蔡成勋时，其填补政策，除借款与发行纸币外，并设立苛捐杂税五六种。十四年，方本仁继为督军，对于税捐全部，继续施行外，并新加盐税附捐等。十五年，邓如琢为督办，更增加税捐共有十七种之多，并皆课以重税，年额增收，计有三百余万元，在著著进行中，即为革命军所占领。是年十一月，革命军政府，召集财政委员会开会，议决重要事件，有四：一、各统税局，及各种杂税征收，依投标法，使商人包办。二、江西银行纸帮，使商会及金融团体，讲求适当方法，政府负维持市面责任。三、江西银行，不许再发行纸币。四、在江西银行公私存款，除学校及慈善团体外，暂行停止支付。其后虽开会数次讨论，因戎马仓皇，对于岁出入，没有根本的整理计划，一切苛捐杂税，概未铲除，因而民不聊生，为以后匪共猖獗的根子。十六年度预算，岁入不足额，约一百九十余万元，但是内有杂收入，约五百万元，占岁入半数，没有何等说明，想系鸦片收入。十七年以后，共党渐次蔓延，至十九年，该省八十一县，被其占领，划分为剿匪区域者，有三十一县，而各县田赋，因临时剿匪，费用浩大，解省甚少，省政府收入，仅有屠宰等税，每月不过一万余元。而政费开支，每月需三十万元，除中央每月补助十万元外，不敷甚巨。自十九年后，即未编造预算，一切收支，漫无准则。该省收入，向以田赋为大宗，年约九百余万元，即在歉收年成，实征数，历年来，都有七成左右，其他杂税，每年可收六七十万，故总合一切收入，至少可得七百万元。无如近年以来，计政失修，经征官吏，又多肆意侵蚀，遂使省税收入，不及四百万元，而各县县长，亏短交代之数，竟达三百余万元。政府当局，每遇经费支绌，辄赖借款，或发行短期库券，以为挹注，因基金不定，偿还失信，库券价格，降至四折左右。到了二十年度，在收入方面，已至山穷水尽，即悉举本年内全部赋税以充还债之用，尚虞不给。在支出方面，因无整个预算，故请款人，得凭借权势，任意取求，致使支出数目，更为扩大。而各机关自有收入者，类多坐支，不愿报解，纵属领款有着，亦巧立名目，借图核销。因而岁出入的紊乱，日益加甚，不图根本改革，该省财政，终无整理之望。

湖北 该省在民国十三年，据其当局报告，岁入约七百十余万元，因水旱各灾，及受时局影响，实收额，不过八成，约五百七十余万元。岁出，军费约八百四十九万元，行政费与教育费，约三百六十余万元，合计在一千二百十余万元以上，岁入不足额，达六百三十五万余元，政府除鸦片收入外，惟以借债弥补。且该省收入，多用铜元，而以银元支出，为官吏极有利益的换算。故岁入归其中饱，不在少数。十六年十二月，国民政府，迁移武汉，当时中央与地方的界限，划分不清楚，所有中央财政，都是仰给于一省，党军政各费浩大，财政更为困难，虽实行二五附税，及其他各种新税，尚无以应巨额的需要。于是步军阀后尘，设立中央银行，滥发纸币，并采用极乱暴的金融政策，发布现金集中条例，结果，使汉口银行与钱店，概行休业，物价飞腾，纸币暴落，政府财政，更陷于穷乏，无以为计，每月收入不足额，竟达于九百四十一万余元，仅赖发行纸币及国库券六千三百万元，借款七千三百万元，以为应急手段。国民政府在武汉期间，所有借款及库券钞票发行额，共一亿二千四百五十八万八千四百三十二元。宁汉合作后，十七年，全国财政会议，决定对于流通钞票，发行十七年长期金融公债四千五百万元，以为整理之用。十七年，桂系当局，军队增加，岁入不足额，达三千三百万元。十八九两年，军费由中央负担，省库相差尚微。二十年，自奉令实行裁厘后，省库来源，日益枯竭，每月损失，约八十万元。而营业税，因事属创举，未收实效，不能抵补，加以各县匪患蔓延，应征赋税，几等于零，故省库每月可靠收入，仅为中央协款三十万元，特税附加二十六万元，各项田赋税捐及牙当屠宰税等，共约六万余元，营业税十万元，合计不过七十余万元。而每月省库开支预算，因剿匪经费，及其他临时费，日益加增，并教育行政费，约需二百二十万元，两抵不敷洋，每月约一百四十余万元。

河南 该省财政，久无余裕，在第二次奉直战争时候，吴佩孚因军费浩大，施行巨额的征收，遂使该省财政，益陷于穷乏，李济臣假后援军名义，更为苛敛。十四年，复有国直战争。所有军费，索于民间，搜括几遍全省。是年九月，省议会要求审查十四年度预算案，以各处预算，都未送来，仅有政府口头报告，只军费一门，据督办署方面计算，经常费年额，最少限度，要五千四百万元，全省国地两税，虽尽力征收，不过二千万元，以全额充军费，尚少三分之二。十五年四月，虽有缩军计划，未见施行。当时政府，惟以发行票币，预征田赋，滥铸铜元，公卖鸦片，并加征税捐等，为弥补政策，其收入实数，从未宣布。十六年四月，奉军驱逐吴佩孚，而入河南，复诛求无厌，不数月，国民军又击退奉军，代以冯玉祥，军队更为增加，兵饷无着，惟乱发流通券，强制通用，市价低落，至二成五，人民受损失甚大，而各种苛捐，仍旧征收，全省农工商业，破坏大半，故政府收入，为之锐减。十七年，规定军政费月额，军费一百四十万元，政费四十万元，共一百八十万元，都无法筹备，因按县分派，尚有不足，预征二十年分丁漕半额，以资弥补。十八九两年，复因中央攻击冯玉祥，战争不息，农工商业，更为摧残无余，人民有十室十空之叹，全省收入，不到三分之一。十九年下期，军费完全由中央负担，未裁厘以前，省库出入，尚可相抵，二十年，则相差甚巨。该省每月政费，定额为七十万元，来源纯系仰给于田赋征收，在冯玉祥时代，有预征至民国二十六年者，加以最近匪灾、兵灾、水灾接连不断，以致田赋减收，每月解省额，不到三十万元。前由中央在特税项下，按月拨三十万元补助，后因特税办理不善，没有余款接济。近来再与中央交涉，允在国税项下，按月拨给十万元，而每月不足额，尚约三十万元上下。

安徽 该省在民国十二年预算，收入年额，约九百余万元，而实收额，不到七百万元，为我国中部最贫弱的省份。当时军费总额，约四百万元，占全收入六成以上。十三年，更为扩张，年额为五百二十八万元，合附属军事机关经费百万，共六百余万元，实占总岁入大部分，加以教育费一百五十万元，实业费四十万元，行政费二百五十万元，合计约一千万元。而岁入不足额，最少有三百万元，当时教育、行政各费之拖欠额，常在四个月以上。十四年，因孙传芳与奉军战争，军费益增。十五年，因援助江西损失，约三百万元，于是岁出入更为紊乱。十六年，在国民政府直接势力之下，更增加各种负担，岁入不足额，除预征田赋外，依于公债发行与鸦片公卖等方法，得以弥缝。十七年以后，军政费，有加无已，以致入不敷出，为数益巨，故十九年度预算，支出超过收入，竟达四百七十余万元，即收入总计一千一百三十七万二千元，支出总计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二元。而二十年度预算案，系以十九年度实支数为新预算支配标准，在表面上，虽收支适合，而实际上，支出总数，为二千二百余万元，较十九年度预算，约增加五百余万元，综计收支不敷，约为一千余万元，其惟一的填补手段，系公卖鸦片收入。

山东 该省自民国初年，即有亏欠，其填补手段，全赖内外借款，与截留中央解款等，从元年起，至十二年止，收入年额，常在八九百万元内外，而支出常在九百万元以上至一千万元不等，故十二个年间的亏欠累计，有一千八百七十余万元。十三年秋，因第二次奉直战争，与江浙战争的勃发，当时督军郑士琦，虽宣言中立，避免直接战祸，但因有军备充实，与军事行动的必要，军费遂急激膨胀，其填补政策，除向各银行为短期借款外，并设立税捐，与预征田赋，尚不足以应浩大的支出，亏欠加算，乃突破二千万元以上。十四年初，张宗昌入省，更为猛烈的搾取，在金融上，设立山东省银行，发行不兑换纸币，并军用票一千八百万元，无利息金库券数百万元，强制公债二千万元。在财政上，强制各县分配借款三百七十九万元，田赋附加，比较正供，多至七八倍，房屋税捐，一次二次不已。并因鸦片公卖，强制各县栽培罂粟，有六百四十余万亩。当时实在岁入几何，岁出几何，都不明了。十七年五月，国民军占领山东，适有济南惨案发生，外交未了，政治不统一，更无财政可言。十八年，济南案件结束，日兵撤退，始克成立省政府，但复杂军队，布满全省，军费更增加，而收入减少至七百万元，支出超过一半以上。十九年，复因中央攻击阎冯，山东为战争中心点，两军进退数次，财政金融，破坏无余。收入更为减少。自韩复渠任该省主席以来，财政厅长王向荣，乃建议省政府，励行紧缩政策，非必需的经费，一律停止支付，而各机关正项开支，均能照常发放，故二十年度预算，收支各二千四百五十七万元，尚能相抵。而十二月省金库，尚有存款十余万元，值此全国各地财政竭蹶之时，而该省独充裕若此，殊为难能可贵。

河北 该省在民国八年度，国家收入，约一千万元，地方收入，约二百万元。合计一千二百万元，支出相等，岁出入尚能保持均衡，自九年曹锐为省长以来，财政状态，遂急激恶化，岁入不足，惟乱行借款，至十三年末，借款总额，达一千七百万元，因乱借结果，利息极高，故当时利息年额，在二百万元以上。加以九年的皖直战争，十一年的第一次奉直战争，十三年的第二次奉直战争，军费益增大，遂使财政上陷于破产的运命。其后继起军阀，如李景林、孙岳、褚玉璞，各时代的岁出入，更为紊乱。李景林用极端的增税政策，征税种类，至二十五种之多，褚玉璞更甚，岁入增加，至达四千万元，而军队扩张，岁出更为膨胀，收支仍是不敷，新添借款，约一千九百三十余万元，合计借款额，在三千万元以上。增税借款尚不足，乃发行一种军用票，市面流通额，有一千百余万元，因毫无准备金，兑换价格低落，使物价腾贵，威胁小民生活，紊乱市场金融，莫此为甚，因而政府财政，也受影响，岁入减少。十七年六月，国民革命军夺取京津，改直隶省为河北省，依委员制，成立省政府，虽倡言裁兵，但未实行，苛税也未完全铲除，仅将最重要的，如讨赤费捐、军事特捐、军事善后特捐等六种废止，合计年额二千三百万元。是年七月以后，每月收支不足额，在六十万元以上，除由各县借用二百万元弥补外，到十八年四月末，军政费拖欠额，有三百余万元。为整理起见，发行五百万元公债，于是年五月经省政府委员会通过，分配各州县销售。二十年一月，因奉令实行裁厘，岁入更为减少，支出不足额，每月约一百二十万元，填补方法，除营业税外，初拟征收特种消费税，经中央明令停止，嗣办理特种物品产销税，复因商民竭力反对，卒未能行。

山西 该省在民国初年以来，即抱保境安民主义，任何方面的动乱，概不加入，财政上虽无余裕，也未告不足。自十三年起，因受他省压迫，才着手扩张军队，是年末，军队即比较从前增加二倍，经费骤然膨胀，因而入不敷出甚巨。于是召集财政会议，议定经费筹出方策有三：一、现在军人减俸三成；二、新设家屋税，商号登记税；三、增征烟酒税，及各种厘金。实行这三种增收方法后。岁入不足，尚有二百万元。十五年夏，因与冯玉祥战争，军备益扩张。十六年，讲求财政应急手段，征收富户捐，及商号捐，各二百万元，地亩临时加捐六百万元，合计一千万元。十七年七月，天津大公报发表该省岁出入状况，收入总计为一千四百九十一万元，支出总计为二千八百五十八万四千元，不足额，有一千三百六十七万四千元。此外，尚须支出绥远步骑兵各师军费，年额二百八十万元，故岁入不足额，大共有一千七百余万元，军费约当岁入两倍，可谓暴乱已极。其后因十八年，加入讨奉，十九年，与中央军战争，军队更无限制扩张，军费几当岁入三倍以上。其后实行编遣，军额仍有十四五万人左右，而所增加之各税，因受裁厘影响，岁入仅一千六百万元，内有六百万元，系指定为该省公债基金，由保管委员会保管，故岁入只余一千万元，除政教各费外，所剩不过三百余万元，以充军饷，相差甚远。

湖南 该省自民国十三年，财政渐告穷乏，十五年更甚，因北伐成功，军费急激增加。在民国八年度预算，军费年额，尚不过三百五十六万元，至十五年，军队扩张至十一万人，军费月额须三百万元，所有收入全数，以之充当，尚虞不足。当时所采用填补政策，为预征田赋、整理湖田、盐票登记费、米禁开放等，田赋为寅支卯粮，其余都是临时收入，以充经常军费，其岁出入的紊乱，可想而知。十七年，鲁涤平任主席时，组织财政委员会，讨论整理财政办法，第一缩减军费，为月额一百三十万元，财政上犹不能收支适合，更议决军费八成发给，每月至多不得超过一百万元。是年度预算案，基于中央政府命令，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以国家税支给军费等，以地方费充当本省政费。当时国家岁入，盐税九百万元，特税三百六十万元，二五税，烟酒税，印花税，共二百四十余万元，合计一千五百万元。国家岁出，军费减为月额一百万元，属于中央机关政费与党费，月额十余万元，年额总计，约一千三四百万元，收支扣除，尚有余裕，故不至动用地方款项。因之地方收入，更有剩余，提出一百万元，作为省银行资本金。并恢复第一纱厂等，社会经济，日见发达。不幸桂系发生变动，驱走鲁涤平，令何健继任，复无限制的扩张军队，岁出入又陷于紊乱，军费膨胀无着，遂将两年来当局苦心孤诣所撙节的省银行资本、教育基金与赈款，及省库预备金并第一纱厂赢余金等，概行挪付军费。十九年度预算，收入总额，为一千六百三十余万元，支出总额，为二千四百余万元。后因收支相差过巨，经省政府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切实审核结果，支出总额，减为二千零三十二万余元。但收入项下，有盐税地方附加五百九十八万余元，前本系省库收入，因财政部严令划归国库，减去此项数目，实在收入，总额仅为一千零三十余万元，收支不敷，有一千余万元，地方政费，益感窘迫，故是年积欠政费，达一百余万元。二十年一月，复奉令实行裁厘，每月更减少收入六十余万元，营业税因事属创举，又各处商务衰败，不能发展，每月收入，不过十余万元，于是政费完全无着，各机关伙食，也不能够维持。政府无以为计，一方面厉行紧缩政策，裁并机关，各费折减发给，并停止加设各县法院。他方面复活厘金制度，实行产销税，并争回盐税附加银三百七十余万元，要求中央特税五成解部项下，全部留作军费，按月补助银增加至五十万元。而二十年度预算，岁入经常为一千三百六十八万三千七百六十六元，临时为四十三万九千九百三十八元，合计为一千四百一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四元。岁出经常为一千零九十五万九千六百零七元，临时为六百一十六万四千一百万零七元，合计为一千七百一十二万三千七百一十四元，收支两抵，不敷银有三百万元，不敷之数，发行省公债三百万元，以为填补政策。

福建 该省财政紊乱，为我国南部第一省份，基因于财政权，完全不能统一，历来为海军根据地，所有土著军队，各占有一定地盘，施行自给自足政策，国地税不为区别，预算全然不能实行。在十四年前后，省财政厅的势力范围，仅有全省半数，约三十余县。据十二年财政厅的财政状况说明书，全省收入，年额七百七十五万元，实际收入，仅能得十分之六，即四百五十万元。省政府除中央专款全部截留外，并设立种种苛税，如赌捐、人头税，为我国历史上未曾有的恶税。十五年秋，入于国民革命军治下，设立临时财政整理处，后改为财务委员会，所有旧军阀苛捐杂税，不惟全部继续施行，并增加新税十余种，仍不能救济财政之穷乏。十六年度预算，国家收入全部，作为军费，尚有不足，地方收入，约九百万元，内有三百万元，即三分之一以上，为借入金，其岁出入的紊乱，自不待言。十七年春，国民政府，以整理该省财政为目的，在第五十次常会，通过财政部提出整理计划案，组织整理财政委员会，该会议决整理大纲十二条，以分配军费，取消苛税，及统一财政征收权，为主要问题。基于这种整理方针，陈财政厅长，先图统一征收机关，在从来海军管辖泉厦各地财政全部，自十七年八月一日起，统一于财政厅，在泉厦设立办事处。每月收入国地两税，由该处代理财政厅分发该地方各机关，及支付借款外，如有剩余，扫数解送财政厅，在形式上，财政权渐见统一，岁出入颇有头绪，其实与前无异。十九年，有卢兴邦变叛，省委捕去大半，省政府成为无政府状态，财政权更为分裂，所有收支实数，无从查悉，岁出入更为紊乱。其后政府改组，虽得调解下去，而财政仍是乱七八糟，没有方法可以整理。自二十年一月一日，奉令实行裁厘，每月损失，约在四十万元上下，而中央所允月拨补助费，不过二十五万元。于是政府经费，更为困窘，加以各处盗匪横行，民生凋弊不堪，财政受其影响，收入为之锐减，如田赋、屠宰杂捐及契税等收入，均一落千丈。契税从前每月收入，总在两三万元以上，当时废除比额，改包办制为委员制，综计六个月收入，仅二万元，与前比较，不到二十分之一。财政厅长何公敢虽勇于任事，也是束手无策。当时财政厅全部收入，约六七万元。加以中央协款二十五万元，两共岁入约三百八十余万元。而省会军政等费，年额最少需六百万元，故收支相抵，不敷银在二百万元以上，而各处变相厘金的苛征，仍是层见迭出，中央无法禁止。

广东 该省自民国二年以来，省内军队林立，各在其势力范围内，截留税款，并擅自设局征收，财政紊乱，达于极点，岁出入无从稽考。民国十二年度，总岁入不过一千零三十一万六千五百六十七元，十三年度，更为减少，仅七百九十八万六千九百五十二元。至民国十四年，国民政府召集财政委员会，讨论全省财政统一办法：

一、划分国地两税，属于国家税种类，归财政部直接管理征收，属于地方税种类，由省政府财政厅直接管理征收。

二、由军事委员会议决，严令各军长官，嗣后各种正税附税，不许截留，并禁止在其防地自行设局征税。

三、所有军费筹措，政府负完全责任，由财政部长宋子文与各军长官磋商，从前截留税捐，须尽缴纳政府。

是年末，全省财政，渐见统一。十五年度，岁入遂见跃进，除公债库券收入有三千零五十二万六千元外，其他收入激增，至六千万元以上，而当时岁出军费，达七千余万元，岁出入虽不足以相抵，而相差不甚远。其后中央政府移建南京，为进行革命事业，需费甚巨，该省仍是重要财源地，负担供给的责任。十六、七两年度，比较十五年岁入，更为增加，约七千万元内外。其后因中央命令攻击桂系，增加军队甚多，军费因而膨胀甚巨，岁入渐告不足。二十年一月一日，实行裁厘，财政上更为困乏，厘金为该省收入大宗，自然影响不小。在二十年度上半年，国税方面，每月预算收入，为三百五十八万四千元，但实际收入，平均仅能得二百六十万四千元。裁厘后，每月短少约八十万元，是每月收入只一百八十余万元，加以中央每月补助四十万元，共约二百二十万元。而军费支出，每月即需四百二十七万九千元，连中山大学经费及恤金等，共需四百五十余万元，收支相抵，每月不敷银，约二百三十余万元。至于省税方面，每月预算收入为二百三十万元，实际收入二百一十四万元，支出预算，每月三百零七万余元，收支相抵，不敷银有九十三万余元。两年以来军费增加，国库支绌，其由省库拨借者，在二十年一月，已达四千余万元，省库既竭，不特政治刷新无望，就是现状也无术可以维持，而苛税及赌饷，都无法废止。

广西 该省在前清宣统三年试验的预算案，岁入为四百五十三万五千两，岁出为五百八十四万五千两。民国革命以来，动乱无间，军费渐增，民国七年，突至一千万元。十四年度预算，岁出总额，为一千二百五十三万七千八百余元，而岁入不过四百九十七万九千五百余元，不足额，有七百五十五万余元，全部依鸦片收入填补。十六年，行政制度，照国民政府所规定组织法施行，于六月成立省政府，大部分军队，随中央北伐，军费规定，每月由广东补助五十万元，其后实际上未履行，岁入不足额，惟发行省银行纸币以为弥补政策。十七年度预算，岁入总额，为二千三百万元，岁出总额，为二千二百五十万元，除党费十万元，军费一千一百万元外，其余一千一百四十万元，系全部充当政费，故地方交通事业，大有进步，教育经费，亦甚扩张，其岁入增加的原因，多系鸦片收入增加。十八年以后，从前北伐军队，在湖北受中央军攻击，有一部分败退回省，因而军费激增，而岁出入的均衡，遂无法可以维持矣。

云南 该省自民国初年以来，即受动乱的余波，每年用兵不息，财政渐告困乏。在民国五年，该省国家预算，岁入为二百九十余万元，岁出为六百余万元，而省库收支未公布，究竟几何，不能明了。到了十三年度更甚，当时政府，召集财政会议，议决准据是年度金库实收额七百五十六万元，因规定支出月额，以六十万元为限度，但实际上的支出，至九十三万元，年额需一千一百十六万元，岁入不足额，有三百六十万元，以地方贫瘠，无法筹措，惟发行富滇银行纸币，以为填补政策。至十五年六月，其发行额，达于三千七百五十万元，纸币愈增加，物价愈腾贵，不特下层人民痛苦日深，而政府支出，因而加多，财政更为困难。于是设立增征整理金融借款的计划，即对于各种税捐都增征一倍，其所增加的税金，附随募集公债，预计一个年，可得一千一百万元，以两年收回纸币，从十五年八月一日起实施。其后滥发纸币，虽为收回而岁费不减，每年亏欠如故，终无以救济不平衡的岁出入，近年来，当局采保境安民主旨，不再侵略邻省，军队稍为减少，省内政治，渐次统一，收入亦颇增加，而岁入不足额，比较从前减少，以鸦片公卖收入，足以弥补。

贵州 该省在前清时代，为受他省协款极贫瘠的省份，国家与地方收入，总计年额，不过五六百万元。民国七年，岁出渐次增加，在十一年度，岁出入共七百六十余万元，为最高额。十三年度岁出为六百五十六万元，而岁入仅三百三十四万元，不足额，有三百二十一万余元之多。但地方收入，常有剩余，因国家军费过多，以地方剩余部分，全数流用，尚有不足，因地方贫瘠，不能增税，惟向各方面借款，以为弥缝政策。在民国十四年，借款现存额，为二百二十二万七千余元。以后军费益增加，岁入不足额更甚，借款亦更多。十七八两年，周西成主政时，以严厉手段，解散不良军队，并用兵工政策，以兵修路，交通事业，大为发达，军费日见减少，各地方盗匪，渐次肃清，各种税收，均有增加，岁入不足额，以鸦片收入，足以弥补。其后内争复起，军队又增加，岁出入的紊乱，比较从前更甚。

四川 该省自民初以来，即变乱不绝，至十三年更甚，不统一的复杂军队，起伏于各地方，莫不擅行苛敛。在民国十年与十一年，全省军队，不过三军九师十一混成旅，收入年额，二千六百六十余万元，支出军费二千三百五十万元，占总收入九成以上，行政费仅二百十余万元。其后经几次战争，军队激增，至十四年，全省军队，有三十一师、二十二混成旅，二十一独立旅，十四司令，两统领，兵数在三十万人以上，军费年额，要三千数百万元。是年依人民请愿，召集临时善后会议，关于财政问题，作成预算表，临时收入，以鸦片罚金与租税预征为主，共二千余万元，在表面数字上，虽勉强凑成收支适合，而实际上，到底无法施行。十六年，改换青天白日旗，号称奉行三民主义，但军队仍各自行增加不已。十七年三月，在京川籍党员，请愿于中央政府，谓现在兵力，约四十一万，军政费，年额在一亿元以上，各军割据，到处设立税捐局所，自重庆至遂宁，路途不过四百五十里，须纳税二十六次。食盐为人民生活必需品，加征无已，田赋预征，至三十五年，滥铸恶质铜元，种类极多。二十年一月，国民政府虽通令严厉裁厘，而现在变相厘金，到处皆是，全省收入，究竟实数几何，无从查悉，其岁出入的紊乱，实为全国第一。

陕西 近年以来，该省遍地旱灾，赤地千里，加以军队林立，骚扰不堪，各种税收，除省会数处外，几等于零。十九年以后，地方秩序，虽渐次恢复，而财政困难，不堪言状。二十年一月一日，奉令实行裁厘后，更告缺乏。全年计国地两税，及特项收入，并新办盐务督销，与特种消费两税，共为一千零十八万余元，全年政费支出，约六百余万元，军费计国防省防各师，年需银九百余万元，合计岁出为一千五百十二万元，收入不敷约五百万元。且现在实际收入，不过五六成，故岁入不足额，几在一千万元上下。二十年三月，财政厅拟就整理财政计划，经政务会议通过：一、实行划分国地两税，以清界限；二、审核全省预算，切实缩减，俾免浮滥；三、整顿各县财务行政，以除收支流弊；四、明定各县附捐种类，以期取民有制，轻重适均；五、详订收支程序，务求严密，以昭郑重；六、采用西式簿记，务求简当，而便稽考。该项整理计划，渐次实行，收入虽日见增加，但巨大的军费，不能缩减，而求岁出入适合，终无办法。

辽宁 该省在前清末年，财政即紊乱穷乏，民国以来更甚，从前官吏，讲求救济，都是不彻底的弥缝政策，且多以整理为标榜，徒肥私囊，故毫无效果。民国六年五月，王永江任财政厅长时，洞察个中情弊，纯由于收支官吏舞弊营私，遂枪毙不正官吏数人，以肃纲纪而新耳目。在于消极方面，抱极端的紧缩政策，尽量节减岁出，在于积极方面，奖励开垦，整理官营事业，以谋收入增加，因而地方财政，着着进步。并召集财政会议，发行五百万公债，以充财政整理资金，至九年末，除偿还借款外，尚有一千一百万元的剩余金。不意逐年财政顺调，即为奉直战争的造因，第一次奉直战争后，财政上尚有余裕，王永江战后财政政策，缩小军政各费，严守预算，并讲求诸税增收，一方与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截留解款与专款。当时国地两项，合计岁入二千六百七十八万七千九百五十八元，岁出一千八百二十三万九千二百二十一元，两相抵消外，岁入剩余金，有八百五十四万八千七百三十七元，而临时收入，尚不在内。其后为再战准备，扩充兵工厂，设立航空处，并购置各种军器军需，虽要巨额的支出，而蓄积金尚有一千万元。至十三年秋，奉直再战，遂将这种蓄积，尽行消耗，战事终了后，王永江在善后会议，提出财政改革意见，以缩小军费、振兴实业、与民休养生息为根本政策，因张作霖及其主战派反对，王遂辞职而去。是王永江整理财政的结果，徒为增长张作霖的野心，再三弄兵，浪失莫大战费。当时岁出，兵工厂经费二千三百万元，经常军费一千八百万元，张作霖机密费一千万元，合计有五千一百万元，而岁入不过二千三百万元，加以连年苛敛，再无增税的余地，遂不得不求之于纸币之滥发。十六年春，奉票发行额，激增至七亿元，致使奉票价格，日益低落，人民损失甚巨。十七年夏，奉军撤退关外，军事行动，告一结束，张学良与翟省长协议结果，规定经费节减政策有三：一、缩小兵工厂办法，减少年额九百八十万元；二、各机关顾问咨议其他事务员，裁去三分之一，减少一百万元；三、实行裁兵，减少军费一千五百万元。合计年额，节约二千五百万元，用以充当奉票整理基金，计划五年内，恢复该票原状。其后因以大兵入关，兵虽未裁，而辽宁军费，实减少一半，兵工厂经费，也略为减少，计划尚未完全实行，而国难遂作。

吉林 该省在民国初年，财政状态，极为顺调，岁入超过，元年度有三百万元，二年度有一百万元，自民国三年，孟恩远为督军，遂急激扩张军备，累年军费增加，财政上，遂成为反比例，岁出超过，是年一百万元，六年三百万元，七年四百万元，八年六百万元。其后继起督军，如鲍贵卿，孙烈臣，都是一样，岁入不足额，惟以省立永衡官银号借款为填补政策，至十四年，其融通额，达于四千万元。十五年度预算，岁入总计，为一千四百四十四万九千四百一十九元，而厘金、杂税与田赋三种，占总岁入百分之九十，岁出总计为一千五百万元，军费一千一百八十万元，内务费一百四十万元，合占总收入百分之九十，其他财务、外交、司法、教育、农商各经费，共不过百分之十，军费过多，足为惊异。自张作相就任后，以荣厚为财政厅长，其财政方针，一方面树立增税计划，增加岁入，一方面努力削减军费，节约岁出，今据其报告，三四年来，该省租税及其他收入，逐年增加。十七年度，岁入有二千三百万元，岁出仅一千四百万元，该年度剩余金，达九百万元，最近省库现存金额，有二千万元，全部使用于吉海铁道敷设，及水道工程费，故社会经济，日见发达，而政府收入，遂年有增加，该省财政整理顺调，实为全国第一。

甘肃 该省地处边陲，交通梗塞，历来财政困难，在前清时代，系受他省协饷，革命后，协饷停止，始自谋维持，平日无事，省库收入，尚可敷衍现状。民国九年之大地震，为造成财政穷乏的远因，而军费无限制的增加，为造成财政穷乏的近因。统计现在军队数目，最少当有九万五千人，又纯为无系统无纪律及不集中的军队，各地驻军，莫不视其防地为自己势力范围，把持财政机关，任意诛求，无所不至，省库税源，无一不受其破坏，故最近省库愈空，人民愈穷，财政亦愈困。全省收入，合国家税地方税而言，年额计为一千三百一十三万八千八百零七元，而实际收入，则仅八百八十万二千二百四十八元。在支出方面，每年共计一千一百一十八万零三百七十元，军费一项，年达八百六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四元，即占全部支出百分之八十上下，若以实际收入而论，则全部收入，仅能当军费一项支出。至于其他各项支出，政费年八十九万二千七百二十四元，当全支出百分之八弱。党费年十八万零八千元，司法费年十一万零一百一十二元，均当全支出百分之一而不足，教育费年五十八万四千三百五十元，当全支出百分之五.二，各县行政费，年四十九万三千五百元，当全支出百分之四.四，财务行政费，年二十四万元，当全支出百分之二强，是党政费与军事费比较，不啻天渊之别。且近数月来，所有财政机关，因应付军费浩繁，莫不演成实拨虚收的状况，即所有收入机关，皆拨付军费，款项到手，军需即强迫提去，所谓收入若干，不过是一笔帐，故各党政机关的欠费，直无法可以清理，其日常生活都几不能维持，所谓比例上的支出，亦是徒有规定的而已。

查各省岁出入的紊乱，都是由于军费过大。在十四年度，据各省国家预算报告，计算平均军费，占总收入百分之七十二以上，其后各省变乱更扩大，军费更无限增加，如河南、四川、福建等省的军费，占经常岁入总额一倍乃至二倍以上，其弥补政策，除苛捐外，类多以借款，与公卖鸦片、发行纸币，以及其他临时收入充当，致使财源枯竭，金融恐慌，并以戕害民命，不仅岁出入紊乱已也。今欲整理各省岁出入，救济这种弊害，非裁减军费，实无第二办法。 wdR0mOSMcZA8c4SrH5Vi+uilT51eCyY48eUtrhFPUgybta0bfnE88CmJu9XvfD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