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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能否巩固，其政治的力量，能否推行于全国，纯视其财政有无固定收入以为断。德美联邦的国家，其中央政府，能够永久保持其统一，岁出不至于动摇者，就是以有海关税、所得税、货物税等，为其直接的收入，与其岁出，足以相抵。从前各国在封建时代，各诸侯于其管内，自由征收租税，以一部分贡献于天子，而天子借以支持费用，并以保守中央王者的地位，就是在这种贡献的岁入。一旦天子威信失堕，诸侯因而跋扈，贡献断绝，中央一切财政，由此灭亡，而其王者的地位，也即随之而去。故当时国家不能永保统一，常是一治一乱，且乱多而治少。而我国在封建时代，都是一样。自秦以来，改封建制度而为郡县制度，在形式上，号称统一的国家，而其实质与封建制度，没有何等区别，惟在地方长官系中央政府派遣之一点，与封建世袭制，稍有不同。地方长官的权限，极为强大，国家财政权，为其所操纵。中央政府对于各种租税，因没有直接的征收权，所有岁出，都是依赖于各地方解款，才能够支持，是无异中央政府的命脉，由于地方政府解款决定，其政治力量薄弱，政府不能巩固，纯在于此。故我国自汉朝以及唐宋元明清各代，其国家就是表面上的统一，都是极少，为分裂争乱的时代居多，此系中央政府不能行使其国家财政权，没有固定的岁入，以维持其永久的岁出，为其最大的原因。
中央历来经常岁入，为主由于各地方解送定额而成，即所谓京饷，如中央有新兴事业，需要经费，惟向各省再行派定，各省对于中央派定额，如不肯认筹时，中央也无可如何。就是已认筹的款项，非督催数次，不会解来，中央政府的财政权，既如此薄弱，则其政治力量，自不能强大。
在前清开创时代，中央政府岁出，仅五百万两而足，乾隆年间，增至八百余万两，光绪初年，尚不过二千万两，而岁入税目，亦不过五六种。迄至光绪二十年以后，因清日战争，遂使外债负担极重，中央财政穷乏，乃与年俱进。于是政府改正关税，以图增收，并命各省分担政费，增加其贡纳额，各地方迫于中央政府追求，新立税目不少，遂有二十余种之多。到其末年，中央收入，达于七千万两内外，当时改革政治，预备立宪，施设经费，益为多大，这种岁入，仍不能应著大膨胀的岁出，于是再命令各省分担送银额，竟超过八千万两，但是常多缺乏，不能如数解来，而中央实收额，仍不过七千万两内外。政府无以为计，惟仰给于外债收入，因而外债激增，至宣统二年，仅本利偿还额，已有四千五百六十四万余两，于是中央政府依赖外债生活，从此开始，而利权外溢，也从此更甚。民国继承清末财政穷乏之后，更因各省独立，送银断绝，加以一时膨胀的军费，与革命善后的资金，遂要巨大的支出，政府穷于应付，惟兴外债以求维持其新统一的局面，结果，民国政府成立，不过两年间，政治借款，已达于四千五百八十余万镑的巨额，益使中央岁出增大。当时如关盐两大税款，虽归中央直接收入，然扣除外债本利偿还额，实无剩余。其后适因欧洲战争勃发，各国财政，自救不暇，于是惟赖外债以支持财政的中央政府，益感困难，岁入既不足以应岁出，又无外债可借以资弥补，不得已，一方面削减各部冗费，他方面改定各省送银定额，严厉催促，其解款办法，对于贫瘠省份，如新疆、甘肃、云南、贵州、广西、黑龙江等省，概行免除，其他各省定额，分为五等，合计有三千六百四十万元，加以处分国有财产，新设各种税目，如验契税、印花税及烟酒税等，也有多少收入，在于岁计上，务求收支适合。幸而入于民国四年，政局稍定，政府经费，略有定额，且各地方畏袁氏威势，对于中央解款，不敢截留，故经常费出入，尚能相抵，即岁出每月约六百万元，而岁入各省解款约三百万元，盐税剩余金二百万元，官业收入一百万元。至于临时费岁出，除外债费外，每月约二百余万元，而岁入验契税及官有地卖出等收入，共一百五十万元，尚有其他杂收入约五十万元，出入也足相偿。民国四年度，中央实在岁出入，据政府所发表数目如下表3-2-1、表3-2-2所示：
表3-2-1 岁入
表3-2-2 岁出
自袁氏死后，中央政府威势，更为堕落，累年岁入缺陷，既无法填补，而内外债要偿还的金额，又在七千万元以上。加以地方解款，渐次减少，在民国四年度，为一千九百一万三千二百二十五元，五年度为一千八百九十万六千一百二十五元，六年度为九百八十七万八千六百十七元，七年度为六百四万二千七百三十元，八年度为五百五十五万三千四百八十七元，九年度为四百九十一万七千四百五十六元，十年度不过为三百四十四万一千四百四十七元，十年以后，全然断绝。于是中央政府的财政，纯为政府所在地的财政，岁入惟崇文门税收一项而止。
我国财政无组织，无系统，各省革命独立后，中央解款激减，实为当然的归结。于是中央政府，更陷于苦境，乃企图改革旧来依赖于地方解款的制度，务求增加中央直接收入，特设立中央专款制度，如烟酒税及印花税等，定为中央直接收入，又恐该税款如委于地方官代为课征，有被其截留的危险，因另行设立征收机关，由其直接管理解送，地方财政厅长，没有干与的权力。但是政治不能统一，中央政府力量微弱，新制施行，决不容易，所谓中央专款制度，到底无法举其实绩，仍被地方截留。中央政府所赖以偷安旦夕，而延长其生命者，惟恃外国银行团政治借款，或流用经济借款。
民国七年十二月，驻在北平各国公使，互相约戒，今后不再应中国政治借款。于是北平政府乃由于外债生活的传统政策，转为内债募集，或从内外银行为一时的借款，并发行特种国库券、烟酒特种券、印花特种券等，向各银行低价押借，以图苟安于一时。当时中央为主岁入，关盐两税外，仅烟酒税、印花税、京师税务及官有官产诸收入。据十二年度预算编成标准案，关税收入，虽超过六千万两，除去税关行政费及以该收入为担保的借款本利支付，其剩余额，不过三百十六万余两，而该剩余金，依于十年三月国务院令，定为拨入内债偿还基金，不能充当政费。盐税全国收入，虽有九千余万元，各省截留，在三千万元以上，更为扣除费用，中央实收额，仅五千万元内外，而以该收入为担保的借款本利支付，尚有一千余万元，其剩余额，不过三千余万元，在民国十一年，该剩余金作为盐余公债基金，并以充特种库券本息其他支付，尚虞不足。烟酒税实收入为一百四五十万元，印花税三十余万元，矿税二十万元上下。至于解款与官产，殆无收入可言。其比较确实者，为京师税务收入，十一年，实收二百三十四万七千八百六十二元，除去经费三十一万七百七十八元，纯收入为二百余万元。这是中央的岁入。
而在于岁出，每月军事费五百八十八万余元，行政费三百十二万余元，合计需九百万元，但在实际上，据民国十三年，财政整理会会长，向借款团代表说明，中央政费，每月北平治安维持费百万元，海陆军费百万元，各机关经费百万元，共计三百万元，足以支持。自是年始，所有中央解款及专款，与各直属机关收入，概被地方截留，就是每月三百万元，也无法可设，其力量之微弱，可想而知。名为中央政府，其实不过为北平所在地的政府而已。
国民政府自奠都南京以来，注意扩大中央直接收入，各种税款，增收不少，十七年二月，实行海关等级税制，每年增收，约在九千万元以上，十九年二月，对于进口税改用金单位征收，年可增收约八千余万元，此款因与金价昂贵，支付外债本利之损失，足以两相抵销。二十年一月，宣布关税自主，更行改订税率，年可增收一亿元内外。盐税收回各省附加税捐，并整理盐务机关，每年增收，约在六千万元。实行统税制，年可实收七千五百余万元。整理印花、烟酒等税，每年约增二百万元上下。是中央岁入，已来多大的增加。各省有特派员之组织，实行划分国地两税，并以统一中央一切税收，政治上的力量，自然比较强大。如国中再无分裂现象发生，则中央政府，想可以渐次巩固。不意政府当局，仍抱武力统一主义，中央直属军队增加甚多，每月经常军费，膨胀至二千五百万元。
五院制成立，行政组织，也为扩大，每月党政经费，增至五百五十万元。加以二十年一月，实行裁厘，中央直接收入损失，如复进口税、常关税及邮包税等，每年约一千九百万元。各省征收新税，不足补偿厘金损失，要求中央补助，自亦不少。因而中央岁出入，仍是不能相抵，每月不足额，约在两千万元。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于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开会，实行紧缩政策，规定军费减为每月一千八百万元，党政费每月减为四百万元。但是岁入因受暴日侵凌的影响，大为减少，每月除支付内外债本息事，净收不过六七百万元，故岁出入仍是相差甚巨，每月不足额约一千六百余万元。孙科任行政院长时，组织中央特委会，为中央政治最高机关，对于财政议决案，每月军费，更缩至一千六百万元，党政费更缩至二百万元，每月尚需一千八百万元，不足额，仍在一千万元以上。因上海事变发生，银根紧急，政府公债，不能发行，财政当局，实无以为计。于是二十一年四月，国务会议，复议决军费减为一千万元，党政机关，照一中会议议决案，仅发给生活费，而四月份预算案，入不敷出，尚有一百七十五万余元，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在沪设法筹补。中央财政，既如此困难，宜趁此时，通力合作，为根本上的改革。支出巨额军费，对于外寇，仅获一不抵抗的结果，以全国收入，给养这种军队，实无意义，应该对于没有御侮能力的军队，尽量裁汰编遣。其余则发足饷需，使练成劲旅。今不为区别，饷项概以四五成发给，即使比较良好的军队，也将感于给养困难，渐次腐败。全国上下，骈枝机关林立，冗员栉比，岂仅尸位素餐，并以鱼肉乡里，为害之烈，不亚于军队，应该彻底归并淘汰，不惟可以节减经费，并可集中人才，增进其政治效能，使成为健全的政府。今只闻减政，不见裁员，所有各机关人员，概行发给生活费，贤否无分，劳逸不均，更使政治涣散，将成为无人做事无事可做的局面，以此而求共赴国难，实南辕北辙，吾恐更将有以助长寇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