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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央财政最高机关，在前清时代，尚民财不分，所有民财两政，统归户部管辖，末年改为度支部，专司款项的出纳，民国元年，始改为财政部，为有政治的意义。财政部长，为全国财政最高级长官，负有确定财政方针保持预算均衡的职务。如财政部长权力薄弱，对于各部预定经费，不能够削除变更，则支出自然流于膨胀。支出与收入，一失均衡，则财政必至于混乱，一切计划，无由施行。政治以财政为中心，财政如已混乱，则全般政治，必随之而腐败。故现在财政整理的国家，其财政最高级长官，在各部中常居优越的地位，名义上有财政最高监督权，而实际上附与特殊的力量，不特对于各财政机关，能够直接指挥，关于全国预算编制，有削减变更并监督施行的全权。
英国财政总裁，通常以首相兼摄，地位极高，权力甚大，其财政最高监督的职权，实行自易，故英国财政基础，异常稳固。欧洲大战后，各国财政，都到了危险的状况，当时英国出款更大，而财政基础，反未至于动摇。日德意各国，其地方财政最高级长官，都是立于中央财政部长监督之下，受其直接指挥，而执行事务。全国预算编制审核权，都归财政部长完全负责，故其财政系统，不至紊乱。欧战后，德国规定新会计法，财政部长的权力，更为非常扩大，除最高监督权外，对于现有官厅组织，财政部长为求预算上收支相符起见，得要求缩小范围，对于已付阁议或提交国会的法律案，依巩固财政基础的理由，得要求撤回，故使已破产的财政，能够恢复。从前法国，在法律上，财政最高级长官，不认有优越权，关于支出预算，各部回送时，无修正变更的权限，其能够保持预算均衡，惟恃财政长官个人的才具道德，足以制服同僚，否则财政容易紊乱，内阁也容易崩坏，故其财政长官背后，必组织独立的财政委员会，才有救济的办法。欧洲大战后，法国财政，因输入超过，通货暴落，几陷于破灭的状态，财政长官权力微弱，时常动摇，无法整理。乃举国觉悟，各党派协力，主张根本的救济策，惟在财政独裁，扩大财政长官的权力，所有租税增加，税率变更，不交议会议决，仅依于财政长官自由决定施行，于是财政整理，才发生效力。比利时与奥大利，其救济财政的危机，也是与法国一样，实行财政的独裁政治。
我国现在财政部，据其组织法，直隶于国民政府，为全国财政最高机关，管理全国财务行政，对于各地方最高级行政长官，凡关于财政部所管的事务执行，有监督指示的责任，如于其命令处分，有认为违背法令，或逾越权限者，有呈请国民政府予以变更或撤废的权限。从条文上观察，中央财政部长的职权，似亦广大，与从前北平政府财政部直隶于大总统，管辖全国的财政事务，其职权范围，大致相同。但财政部长，与各地方最高级行政长官，立于对等的地位。如在前清握地方财政上的实权为督抚，直隶于皇帝，民国以来，在北平政府握地方财政上的实权，为省长与督军，直隶于大总统，现在国民政府握地方财政上的实权，为省政府与主席，都是不受财政部长的直接指挥，故所谓财政最高权，实等于零。财政部长在政治上，既无优越势力，对于全国预算，不能有削除变更的权限，对于全国决算，也不能有审核查究的实力，遂发生各处经费妄自膨胀的弊害，尤其是军费特别扩张，财政混乱，全由于此。前清末年，有根本的改革计划，第一着手办法，发布清理财政章程，基于该章程，一面讲求中央集权的政策，以统一全国的财政组织，一面扩大度支部的权限，编成预算决算，以企图收支适合。然因末年政治力量微弱。积年宿弊，遂不能一朝扫除。
民国以来，中央财政部长的权力，更为薄弱，所有专款解款，都被地方政府截留，各地方财政，几为完全独立的状态。
国民政府在广东时代，确定救济办法，以财政部长只负筹款的责任，另外设立预算委员会，为支配军政各费的决议机关。奠都南京以后，于十六年十月，设立财政监理委员会，为中央财政最高机关。十七年，实行五权政治，而财政部不过为行政院内之一部，财政部长的地位与职权，尤为缩小，更无力足以支配全国财政。十七年九月，复将财政监理委员会，改为预算委员会，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理全国预算审定及实施事宜，由国民政府任命委员十三名组织之，内互选常务委员三名，以一名为主席，关于全国预算，与特别会计预算，都须经其审核查定，如有认为不当时，有取消修改的权限。十八年二月，仿法国成例，又改为财政委员会，以中央政治会议会员三名，合财政总次长共五名组织之，并扩充权限，不特有议决预算权，即关于重要财政政策，有指导全国财政机关执行的职责，中央财政委员会，既握财政上的最高实权，而财政部长，不过为该委员会委员之一，仅得参与其实权而止，是比较从前财政部的权力，益为削减。且既为委员会组织，而财政监督的责任，更不分明。中央财政部的实力减少一分，即各部与各地方的财政独立性，更发达一分，而全国财政的紊乱，更增加一分。名为救济，其实是助长之。十九年，又撤销财政委员会，以议决预算权，移归中央政治会议，而表示特别郑重。但各会员，类皆任重事繁，不能顾及繁琐的预算事务，而实际上编制预算及实施预算，仍为财政部，乃又无权实行，故各年度预算，终不能编成，多由于此。且政治会议，为全国政治最高指导机关，并非财政专管机关，不能负执行财政监督的重大责任，自不待言。又对于预算案，仅为议决原则大纲，而审定细目，归于立法院的权限，立法院在法律上所谓有议决预算权，仅能审定细目，未免名实不符。各国议决预算权，为一民意最高机关，监督责任，自为分明。今分而为二，则所谓财政监督机关性质不明，责任不分，自难收实行职权的效果。二十年遵照四中全会刷新政治决议案，又成立主计处，为编审全国预算的最高机关，直隶于国民政府，与从前预算委员会及财政委员会不同的地方，为与财政部完全独立的机关，财政部长，没有参与行使职权的机会。不知财政部长，为全国财政上的最高责任者，负这种重大的责任，就是在编制预算，能够分别各部分事项的轻重缓急，修改删除，使收入适应于支出，以维持预算的均衡，并以表示行政的方针。又财政部有财政最高监督权，而实行这种监督权，也就是在编制预算，对于各部分要求经费的内容，适当与否，事情虚实与否，能够审核查定，使经费不至于滥用。以达到财务行政的目的。且预算制度，与实际政治，有密切的关系，预算施行者，必须为预算准备者，因精通财政的状况，才能够使事情适当。今另设主计处，专为编审全国预算的最高机关，使这种负有财政上的责任者、监督者、与经验者，概行抹杀，是财政上的执行机关，与财政上的事实，将背道而驰，欲推行尽利，实不可得。
有人说编审预算，须有最高权力，今吾国现在财政部为隶属行政院之一部，非与五院并立，财政部长，不能为国民政府当然委员，其地位甚低，其职权太小，实不足以支配预算，特设立主计处，专为编审预算机关，在名义上，由国民政府直接负责，而实际事务，使主计处执行，则经费支配，无人反抗，而后能使预算易于编成，并可使财政部专心其他财务行政，如改良税制、整理公债、统一货币金库等的事项，责任专一，则事功易成，此为一举两得之计，系五权制度下的当然办法。不知财政部既为全国财政最高机关，权力薄弱，自应在本身上扩张权力着想，如客卿甘末尔氏在财政部设计委员会，关于财政组织，拟就草案，设立主计总监部，为执行财政最高机关，其长官由国府会议选任，并对国府会议负责，同时为当然兼任财政部长，则财政部长的权力，自然提高。今行政院长，类似责任内阁总理，如仿照英国办法，财政部长，以行政院长兼任，则财政部长的权力，自足以支配政治，今不此之务，必须另立机关，才能够执行编审预算的职权，则从前设立预算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用意何尝不是如此，成绩究竟安在，画蛇添足，又有什么益处呢。
今年基于上海和平会议，又设立全国财政委员会，其重大的意义，固在实行财政公开，而对于全国财政，负有积极监督与消极监督的职权，实为中央财政最高机关。但其中审核预算，及公债发行，与稽核报销等，与立法院监察院的权限，不免冲突。至于整理财政云者，范围至为广大，所有改良税制，紧缩经费，与整理公债，以及国有财产国营事业等，莫不包括在内。则以后财政部的职权，更大为缩小，其惟一无二的任务，仅为接受各处解送的款项，与分配各部会的经费而止，实等于国库出纳课，只有所谓财，无所谓政，与前清度支部名实相符。法德两国，救济财政上的办法，惟有扩大财政部长的权限，才能达到目的，今我国事实，与之相反，以此希望财政整理，无异缘木求鱼，安有成功的可能，徒为添设机关，虚糜巨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