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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志敏写的《清贫》手稿
质地：纸质
时间：1935年5月
尺寸：27厘米×21厘米
★ 方志敏写给胡逸民的信
质地：纸质
时间：1935年
尺寸：15.9厘米×27.5厘米
方志敏（1899—1935），原名远镇，号慧生，江西弋阳县人，中共早期的优秀领导干部，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土地革命时期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1928年，参与领导弋横起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红十一军政委等职，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创造了一套建党、建军和红色政权经验，开辟了“方志敏式根据地”。1935年1月，方志敏率部在北上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堵不幸被俘，8月英勇就义，时年36岁。2009年，方志敏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呀！
——方志敏
这是一位共产主义殉道者在就义前遗留下来的手稿，纸张已经泛黄，字迹也已斑驳，但其标题依然清晰可见，“清贫”的光芒始终闪亮。《清贫》这篇文章曾入选小学课文，伴随着几代中国少年的成长，几乎每一个孩子都知道作者的英雄事迹和他的清贫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就曾说道：“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清贫》中记述了这样一桩“趣事”：“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方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你骗谁！像你这样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坚不相信。‘决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哪里，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地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我再次向他们解释。”
《清贫》的作者方志敏，是中共早期的优秀领导干部，土地革命时期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从方志敏的履历当中可以看出，他长期身居要职、位高权重，而且在担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时还曾兼任财政部部长，“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都用之于革命事业的。”方志敏不爱爵位，不爱金钱，清贫到什么程度呢？他自述有几件“传世宝”，分别是“几套旧的汗褂裤”，还有“几双缝上底的底袜”，而即使这些唯一的“财产”也已交由妻子藏在深山里，生怕国民党军队抢去。很难想象一位苏维埃省政府的主席“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为了共产主义信仰“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宁愿居住在简陋潮湿的草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包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也许一些国民党的高官对此很难理解，认为未免太过夸张，但在他的心目中，这正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
其实，方志敏不只自己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其亲人也没有跟这位“大官”沾到什么光儿。方志敏的家乡在江西弋阳县湖塘村，方家在这里世代务农，属于贫苦人家，后来由于方志敏闹革命，发动“弋阳暴动”，家里自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大伯遇难，房屋被毁，生活十分困顿。有一年赶上灾荒，方志敏的母亲打听到儿子已经当了“大官”，迫于生计便在他的婶婶陪同下，一起赶了几十里山路来找儿子，希望能要些银两贴补家用。看着含辛茹苦的母亲，方志敏既难过又愧疚，因为他没有权力动用为革命事业筹集的一分一厘，只能含泪说道：“我是省苏维埃主席，可当的是穷人的主席。饷银嘛，将来会发，现在没有。家庭生活困难我也知道，但都是暂时的艰苦，将来会过上好日子的。”
还有一次，方志敏的一位朋友景德镇商会会长陈仲熙拜访方家，将随身携带的一块墨绿色平绒布，送给他的妻子缪敏作为见面礼。缪敏很是喜欢，但她知道方志敏的脾气，从来不肯占别人便宜，便希望丈夫能买下来，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了。谁知方志敏听了以后大发雷霆，冲着妻子厉声说道：“花钱买也是变相受贿。”说完，竟然拿起布，一路快马加鞭追赶陈仲熙，将原物奉还。缪敏委屈得大哭一场，方志敏回来后连忙劝解，对她说：“谁让你是我方志敏的妻子呢？”
1935年1月，方志敏部在江西玉山县怀玉山区遭到国民党重兵围困，不幸被俘。方志敏在狱中面对各种威逼利诱、酷刑折磨，甚至面对家破人亡的危险，始终坚贞不屈，反而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利用写“口供”的机会，以残破之躯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16篇文稿和信件。
可是，方志敏在狱中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视，这些珍贵的文稿又是如何躲过国民党的层层看守，穿过牢房的铜墙铁壁，成功“越狱”的呢？其实，方志敏在被劝降的同时，也尽一切可能，抓住机会对前来劝降的“狱友”、监狱的看守进行教育策反，用坚贞的品格与信仰感化他们。一天，狱中来了一个叫“永一”（胡逸民）的囚犯。此人大有来头，不仅当过国民党中央监狱长，还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因得罪蒋介石而入狱。这时，他接到一个“将功赎罪”的任务，就是充当国民党当局的说客，劝降方志敏。但经过几次接触，胡逸民感到方志敏是一个了不起的共产党人，非常敬重他的为人，而方志敏也觉得对方有正义感，可以信赖。一来二去，两人反倒在高墙内成为了朋友。就在牺牲前夕，方志敏从床底下取出一些文稿交给胡逸民，托他出狱后交给鲁迅先生，并亲笔写下一封信，反复叮嘱对方“请你记住你对我的诺言，无论如何，你要将我的文稿送去，万不能听人打破嘴而毁约！我知你是有决断的人，但你的周围的人，太不好了，尽是一些黑暗朋友！……大丈夫做事，应有最大的决心，见义勇为，见危不惧，要引导人走上光明之路，不要被人拖入黑暗之潭。”而胡逸民也不负所托，出狱后几经周折，将这些烈士文稿辗转交给了党组织。
还有一个叫高易鹏（又名高家骏）的看守所文书，也对方志敏崇敬有加，曾冒着生命危险，将方志敏在狱中给宋庆龄、鲁迅和李公朴的三封书信，托付女友程全昭送至上海。
就这样，方志敏在狱中完成的手稿得以见到光明，让我们知道《可爱的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让我们懂得“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周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