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这个即将逝去的美丽世界是把双刃剑，一刃是欢笑，一刃是痛苦，它剖开心灵，将其一分为二。

你或许会疑惑，我们讨论的是“女性和小说”，这似乎与自己的房间毫不相干。容我来解释解释。说到“女性和小说”，我走向河畔，默坐片刻，审视这个词组的深意。或许，可以简化一下，讲讲范妮·伯尼，再谈谈简·奥斯汀，致敬一番勃朗特姐妹，顺带添几笔哈沃斯牧师被雪覆盖的宅邸。再要不然，调侃几句米特福德小姐，再恭恭敬敬地引述一句乔治·艾略特的经典原文，还要旁征博引几句盖斯凯尔夫人的名句，这样就算完成任务了。但细究之下，这几个字远比我想象得复杂。看到“女性和小说”这个主题，大家可能会联想到女性及她们热爱的读物，或者女性及她们热衷的写作，再或者是女性与写作对象均为女性，再要不然是这三者糅杂在一起。当然了，这些都是你们希望我切入的角度。

然而，当我以最后一种也是似乎最有趣的方式探究时，我很快发现了一个致命的缺陷。因为我根本没办法找到合理的解答。我认为我没有能力像一位授道者应有的那样说得头头是道，也没办法洋洋洒洒讲完一通大道理后，再呈上几句至理箴言，供你们装裱成册，永远地束之高阁。我所能做的，顶多就是从一个小角度浅析一下：一个女人要写小说，必须要有经济实力，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可这样一来，各位就会发觉，女性的天性、小说的本质，这两个重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对于这两大问题，我实在力不从心，无法担当这样的大任。女性和小说的问题，在我这儿目前尚属无解。不过，为了做些弥补，我打算继续谈谈刚刚说到的“钱和房间”，以及我是如何得出这样的观点的。接下来，我将尽可能全面、坦诚地向各位展示我的思路，捋清我得出这个结论的路径。也许，如果我把我这观点背后的种种想法，或者说种种偏见，摊在各位面前，各位就会发现，这和女性与小说确实都有些渊源。不管怎样，当一个主题极具争议性时（当然，讨论性别的问题也不例外），很难期望有什么真知灼见。人，无论观点如何，最多只能说几句自己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能给别人的，顶多是让别人有机会认识到说话者的浅薄、偏颇和离经叛道，再反复咀嚼自己的结论。在这里，小说所包含的真理恐怕比事实更多。因此，我打算享受一下作为小说家逾矩、破格的特权，跟你们谈谈我来这里之前的两天是怎么度过的，看看你们把多重的担子撂在了我的肩上，压得我埋头苦思，整日坐立不安。不用我多说，想必各位已经知道，以下所述，子虚乌有。不用我过多赘述，牛桥大学，纯属杜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合称），“费恩汉姆”者，亦复如是。所谓“我”，也只是省事的代称罢了，绝对查无此人。不过，其中未必不夹杂着一些真话，孰真孰假，这就要靠你们自己去琢磨哪些是真话，再由你们自己决定哪些话值得牢记在心。如果都不值得，大可把它们扔进废纸篓，抛之脑后。

所以，就在一两周前，我呢（你们尽可随意称呼，玛丽·贝顿、玛丽·塞顿、玛丽·卡迈克尔，随便你们想叫什么——称呼并不重要），顶着十月明朗的天光，坐在河畔，陷入苦思。先说说我的肩头重轭，也就是“女性和小说”这个话题，一提起就会唤起各种偏见和情绪，让我倍感沉重。但见左右两侧不知名的矮灌木丛，金黄的，绯红的，斑驳闪亮，似熊熊燃烧的火焰。遥望对岸，杨柳低垂，如发丝披在肩头，发出永恒的哀鸣。河面倒映着天光、桥影、红彤彤的树影，清晰可见。有学生划着小船顺流而下，划破了倒影，河水立刻聚拢如初，仿佛从未有人来过。在这里，一个人似乎可以坐一整天，静观日出日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忘却一切。我的思绪，说起来或许有些宏大，它们像一根垂下的线，悠然落入江心，缓缓摆动，分分秒秒不停歇，忽而这里，忽而那里，时而在倒影中摇曳，时而在水草间舞动，任凭水流涨落，直至远去——轻轻一拉，一缕思绪乍现，凝聚在线头，然后屏息凝神地往外扯，再小心翼翼地摆放妥当。哎呀，看啊，就在那草地上！我的这一缕思绪，如此渺小，如此卑微！就像一位见多识广的渔夫捕获一条鱼后，他会将它放回水中，让它长得肥美一些，直等到这条鱼可以下锅上菜再费心地把它捞出来，端上餐桌。因此，我不愿再给你们添麻烦了。不过，如果你们愿意细心倾听我接下来的话，并认真思考，也许会有所收获。

然而，无论这思绪多么渺小，却终究不及它原本的神秘——一旦进入大脑，立即兴奋起来，举足轻重，忽上忽下，左一闪右一晃，翻江倒海般的思想浪潮在大脑中汹涌激荡，欲罢不能。我正这样兴致勃勃地穿过草地，脚步轻快。突然，一个身影闪现，挡住了我的去路。起初，我并未察觉到这个陌生的人在向我比画手势。一个身着燕尾服和晚礼服衬衫的男人径直走向我。这是一张陌生的脸，脸上满是惊恐、愤怒。在那一刻，直觉占据了上风。来者是个牧师。而我，只是个女人。这里，是草地，而步道，在那边。只有院士和学者才有资格踏上草地，而我只配走那边的碎石子步道。不过片刻工夫，我的脑子就这么转了一圈。我一回到那条小道上，牧师的两只胳膊也跟着垂下了，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淡定。我承认，草地是比碎石路好走一些，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这所大学（无论是哪所），我对那些院士和学者们只是有些愤愤不平：三百多年来，就为了保护这修来剪去的草地，居然把我那些小鱼吓得不见了踪影。

我不记得是什么想法使我如此着迷，竟然大胆地涉足这片草地。宁静祥和的氛围宛如一片流云从天而降。如果这祥和的氛围停留在某处，那一定是在十月晴朗的早晨，停留在牛桥大学的场地和庭院里。穿行于那些学院之间，穿越古老的大厅，眼下的坎坷现实仿佛被抹平，身心仿佛被困在一间神奇的玻璃小屋中，声音无法穿透，而心灵则与现实脱节（除非擅自涉足草地），尽情沉浸于与当时景象相和谐的幻想之中。恰巧我想起一篇描述重新踏足牛桥的陈旧散文，于是也想到了散文家查尔斯·兰姆，萨克雷曾举起一封兰姆的来信放在额头上说：“圣查尔斯！”在已故的文人中，兰姆是我最欣赏的人物之一。你可能会想问他：“请告诉我，你是如何写散文的？”他的散文甚至胜过了马克斯·比尔博姆的。在我看来，比尔博姆的散文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的，而兰姆的散文则充满了热情奔放的想象力，尽管不够完美，但其中蕴含的诗意犹如星光般闪耀。大约一百年前，兰姆来到了牛桥。他确实写过一篇散文，标题我已经忘记了，讲述他在这里看到弥尔顿的一篇诗歌原稿，也许是《利西达斯》。兰姆在散文中写道，当想到《利西达斯》中的字词竟然可以更改时，他是多么惊讶。弥尔顿居然会更改诗中的用词，兰姆认为这连想一想都是一种亵渎。这让我想起我所记得的《利西达斯》的部分诗句，并且自娱自乐地猜想：哪个字是被弥尔顿更改过的？为什么要更改？我突然想起兰姆当年所见原稿离这里只有几百米远，我可以追随兰姆的足迹穿过学院的庭院，到保存着那个珍贵手稿的著名图书馆去。不仅如此，当我开始实施这个计划时，我想起，正是这座著名的图书馆，它也保存着萨克雷的《艾斯芒德》手稿。评论家常说，《艾斯芒德》是萨克雷最完美的小说。但是根据我的回忆，那种矫揉造作的风格，对18世纪文风的模仿，却是一种桎梏，除非18世纪文风对萨克雷而言确实是自然的——这是一个通过查看手稿就可以证明的事实，只需看看他的修改之处是为了文体的风格，还是为了意义的完善。接下来必须判定什么是风格，什么是意义——但我实际上已经到了图书馆门口。我一定已经打开了那扇大门，因为立即出现了一位表示异议的慈祥的银发长者，他像守护天使一样挡住了我的去路，但是挥动的是黑色袍袖而不是白色翅膀。他一边挥手示意我后退，一边低声道歉：女士需由本学院研究员陪同，或持有介绍信方可入内。

即便曾遭一位女士的诅咒，这座著名的图书馆亦岿然不动。它庄重而肃穆，所有珍稀的典籍安然地锁在它的心房深处，它自得其乐地沉沉睡去，就我而言，它似乎将永眠。我不会再去唤起那些馆廊中的回音，也不会再去乞求它的款待。当我带着满腔怒火步下阶梯时，我发誓再也不回头。距午餐尚有一小时，我应如何消磨这段时光呢？在草坪上漫步？或在河畔悠坐？这真是个宜人的秋日清晨，红叶轻舞飘落，不论是漫步还是闲坐，皆是乐事。然而，一串乐声突然飘入耳畔。有人在举行某种宗教庆典或庆祝仪式。当我经过小教堂时，那风琴的声音深情而哀怨。在这片宁静而安详的空气中，基督教的音乐更像是对悲伤的怀念，而非悲伤本身；即使是那古老风琴的悲鸣，也似乎被这和平与宁静所包围。虽然我有进入的权利，但我并不想这么做。这一次教会的管理者可能会拦阻我，或许他们要求我出示受洗证明，或是一封由教务长签发的介绍信。然而，这些壮观的建筑物的外表常与内部一样精美。观察教堂中信众的聚会也颇为有趣，他们在教堂门口忙碌地进进出出，犹如蜜蜂在蜂巢入口处忙碌。许多人戴着礼帽，身着长袍；有些人披着毛皮领饰；还有人坐在轮椅上；有的人虽然年纪不大，却已被生活压得变形，让人想起水族馆中那些气喘吁吁、劳苦攀爬沙丘的巨型甲壳类。我靠墙旁观，这所大学确实如同一个避难所，它庇护了许多奇特的人物，若让他们在斯特兰德大街上为生计奔波，恐怕早已被淘汰。我回想起许多关于老学监和老教授们的逸闻趣事，听说某位教授一听到口哨声便会落荒而逃——但我还没有鼓起勇气吹哨，那些令人尊敬的人物已经步入教堂内。小教堂的外观依旧保持其本色。如你所知，其高耸的圆顶和尖塔在夜间亮起灯火，宛如一艘永远航行却永不靠岸的巨舰，在几千米外的山脊上依然可见。也许这所学院的四方庭院和平整草坪，以及这宏伟的建筑，甚至小教堂本身，都曾经是一片沼泽，野草随风摇曳，野猪在土地上觅食。我想，肯定有一队又一队的牛马从遥远的郡县把整车的石块拉来，然后用无穷无尽的劳动把这些灰色的石块堆叠整齐，油漆工们在窗户上装上玻璃，砌瓦工们在屋顶上拿着油灰、水泥、铁锹和铲子忙碌数百年，而我现在就站在这石墙的阴影下。每逢星期六，肯定有人从皮革钱袋里把金币银币倒进老工匠们的手中，他们才能在整个黄昏痛饮啤酒、玩九柱戏。我想，那金银一定如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个庭院，以维持石块的持续供应，并使工匠们不断地工作：平整，挖沟，翻土，排水。当然，当时是虔诚信仰的时代，金银财富仍然滚滚而来，设立了奖学金，捐赠了讲座基金。但现在金银不再来自国王的金库，而是来自商人和工厂主的钱袋。在他们的遗嘱中，慷慨地回馈他们受过教育的母校，以设立更多的教授职位、讲座基金和奖学金。于是就有了图书馆和实验室，有了天文台、气象站，有了昂贵豪华的设备和现在展示在玻璃柜里的各种精密仪器。而数百年前的这里，野草随风起伏，野猪在土地上觅食。毫无疑问，当我在庭院里漫步时，用金银铺就的基础似乎已经足够坚固，通往草地的小径也愈发坚实，头上顶着托盘的男仆们在楼梯间匆匆穿梭，窗前花箱里的鲜花盛开着，从内室传出留声机的音乐。在这种氛围中，简直不可能不陷入回忆——无论你回忆的是什么，它都突然被打断了。钟声响起，是时候去吃午餐了。

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实：小说家们往往让我们相信，午餐聚会的难忘在于人们的聪慧谈吐或端庄举止。然而，他们鲜少详细描述所品尝的食物。这似乎成了小说界的一种惯例。美味的汤、鲑鱼或嫩鸭，仿佛这些细节与故事的发展毫无关联，仿佛从未有人在餐桌上点燃一支烟或品尝一杯美酒。然而，我要冒昧打破这种惯例，告诉你们，这次午餐的第一道菜是几条鳎鱼，盛放在深盘中，覆盖着一层洁白的奶油，但随处可见棕色斑点，宛如牝鹿腹部的斑斓花纹。接下来的一道菜是鹧鸪，但如果你以为只是两只去毛的棕色小鸟躺在盘子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鹧鸪不仅数量多，种类也多，搭配各种调味汁和凉拌菜，口味辛辣酸甜，层次分明；配菜中的土豆片虽然薄如纸片，却柔软可口；而球芽甘蓝则酷似玫瑰花蕾，鲜嫩多汁。刚品尝完鹧鸪及其搭配菜肴，那位默默无闻的男仆，或许就是教区管事本人，以较为温和的姿态现身，立即将甜点端上餐桌，摆在我们面前。它被餐巾包裹着，犹如一团白糖从海浪中涌出。若是把它叫作布丁并且因此联想到大米和淀粉，那简直是对它的侮辱。与此同时，玻璃杯中盛满了花色、红色的美酒，一饮而尽，又满上一杯。美酒犹如暖流沿着脊背流淌下去，直至脊椎的中央，那里是心灵的位置，逐渐点燃了内心的火焰。这并非是来自于我们嘴唇间那被称作光辉才情的小小电光的刻意照亮，而是在理性交流中产生的深沉、敏锐、含蓄之光，不必匆忙，无需刺眼的闪光。除了自我，别无他求。我们都在脱离尘世，升入天堂，同凡戴克为伍——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点燃一支优质的烟，靠在窗边座椅柔软的靠垫中时，人生是多么美好，人生的回报是多么甜蜜，各种琐碎的牢骚和怨言是多么微不足道，志同道合的友谊和交往是多么令人心驰神往。

假如我碰巧手边有个烟灰缸，又或者幸运地不需要把烟灰弹向窗外，那也许就不会遇见一只没有尾巴的猫了。当那短尾猫悄悄地穿过学院的四方庭院时，它的突然出现好像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我的内心，让我的情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好像有人突然放下了一层蒙在我眼前的面纱，也可能是因为那杯佳酿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事实上，当我凝视着那只停在草坪中央的马恩岛猫时，仿佛它也在对着宇宙发问，我感觉有些东西好像不见了，有些东西好像发生了变化。我一边听着别人的谈话，一边在心里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不见了？是什么发生了变化？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必须在想象中把自己带到房间之外，回到往昔，回到战前，回到那个不远处的房间里进行的另一场午宴。每一件事都不同。与此同时，客人们的谈话很热闹，来宾们也很多，他们年纪轻轻，男男女女都有；谈话轻松愉快，大家志趣相投，自由自在，兴致勃勃。在谈话继续进行时，我把过去那次午宴的谈话作为背景，当我把两次谈话进行对比时，我深信不疑：这次的谈话就是上次的继承者，是合法的继承者。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切都一样，除了一件事——此刻我不是完全在听别人说话，而是在留意言外之意和内心的暗流。没错，就是这个——变化就在这里。在大战之前的午宴上，人们谈论的可能是同样的话题，但听起来却截然不同，因为在往昔，谈话伴随着一种吟唱的节奏，虽然不是很清晰，却动人心魄，激发热情。这改变了话语的本质。能否把这种吟唱转化成更具现代感的语言？或许要有诗人的帮助才能够做到。碰巧我身边有本书，我翻开它，不经意间发现了丁尼生的诗篇。我发现丁尼生在这里吟唱着：

一颗晶莹的泪珠滑落下来，

从门前的西番莲上坠落。

她将降临，我的鸽子，我的爱人；

她正向我走来，我的生命，我的命运。

红玫瑰在欢呼：“她近了，近了。”

白玫瑰在叹息：“她迟了一些。”

飞燕草在聆听：“我听见了，听见了。”

百合在低语：“我等待着。”

这是男人们在战前宴会上吟唱的诗篇吗？那么女人们又在何处？

我的心如一只歌唱的鸟儿，

筑巢于嫩芽的湿润之上；

我的心如一棵苹果树，

枝头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

我的心如彩贝，

在平静的海面上漂游；

我的心比这一切更加快乐，

因为我的爱人已抵达我身旁。

这是女人们在战前宴会上吟唱的诗篇吗？

想到在战前的宴会上会有人低声哼唱这些诗句，真是滑稽逗趣。我突然大笑起来，毫不掩饰地指着那只马恩岛猫，将它作为我大笑的借口。它看起来确实有些可笑。那可怜的家伙没有尾巴，却独自在草坪中央徘徊。它是天生无尾，还是在某次意外中失去了尾巴呢？这种无尾猫虽然据说生活在马恩岛上，却是罕见的。这是一种奇特的动物，形态怪异，毫不美观。真是奇怪，没有尾巴竟然会造成如此大的不同——你知道，这种谈话不过是在午宴散场后，人们找外套和帽子时随口说说而已。

这次午宴真是款待周到，竟持续到了晚午。十月的阳光渐渐黯淡，当我穿过林荫道时，落叶纷飞。一扇又一扇大门在我身后轻轻地合上。许多执事把钥匙插进光滑的锁孔，确保宝库平安度过又一个夜晚。穿过林荫道，我来到了一条马路上——我忘了它的名字——如果向右拐，一直走下去就是费恩汉姆。然而现在还早得很，直到七点半才是晚餐时间。午宴吃得这么丰盛，几乎不需要再吃晚饭了。真是奇怪，一小段诗歌竟然能在你心中发挥作用，让你的步伐跟着它的韵律在路上漫游。那些诗句——

一颗晶莹的泪珠滑落下来，

从门前的西番莲上坠落。

她将降临，我的鸽子，我的爱人——

血液中的音符跳跃着旋律，我匆匆迈向海丁利海滩的大道。突然，海堤拦住了海水，激起层层浪花，我吟唱起另一曲调子：

我的心如一只歌唱的鸟儿，

筑巢于嫩芽的湿润之上；

我的心如一棵苹果树……

何等伟大的诗人哪，我不禁高声欢呼，就像在黄昏时分，人们情不自禁地欢呼一样：何等伟大的诗人！

怀着一种对我们时代的嫉妒之情，我想，虽然将当下和过去相比显得愚蠢荒谬，但我还是想知道，谁能说出两位还在世的诗人的名字，就像当时的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那样伟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我凝视着泛着泡沫的海水时，我想，它们是无法相提并论的。那种诗歌之所以能够让人如此激动、如此陶醉，是因为它赞美了人们曾经经历过的某种感情（也许是在战前的宴会上经历过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很自然地产生共鸣，而无需费心去审视那种感情，或者将其与现有的感情作比较。但是，当代诗人表达的情感，是当下创造又被剥离的情感，人们一开始会感到陌生，出于某种原因，还会惧怕这种情感。人们敏锐地审视着它，并将其与我们熟悉的往昔情怀相对比，不免心存猜忌。现代诗歌的难懂也由此而来；正是因为这种晦涩难懂，人们很难记住哪个出色的现代诗歌中连续两行以上的诗句。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也记不住——也没有资料来论证我的观点。我一边继续往海丁利海滩走去，一边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不再在午宴上低声吟唱？为什么阿尔弗雷德不吟唱“她将降临，我的鸽子，我的爱人”？为什么克里斯蒂娜不再应和“我的心比这一切更加快乐，因为我的爱人已抵达我身旁？”

可否归因于那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当那轰隆的炮声在1914年8月响彻云霄时，是否男女之间能看清对方微妙的表情，意识到浪漫的情愫已被扼杀？在炮火交织的光影中，我们曾窥见我们的统治者们的脸庞，实情令人目瞪口呆（尤其对于女性而言，她们或许还满怀对教育等事务的美好憧憬）。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统治者们，他们的模样，看起来是多么荒谬可笑。但不论责任归属于何方，不论归咎于何人，那种追逐着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式恋爱的幻想，如今已比当初更为罕见。如今的人们只需阅读、观察、倾听、回忆。然而，为何要用“归咎”这个字眼呢？如果那场灾难也算是一场幻想，何不赞颂那场灾难？不管那是何种灾难，它毕竟把我们的幻想击碎，以真实填补了其中的空白。因为真实……这些省略号暗示着，我在追寻真实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忽略了应该在这里拐弯去费恩汉姆。真实，究竟是何物？幻想又在何处？我自己也在内心深处探问。比如，对这些房屋来说，什么才是真相？在夜幕降临时，它们虽然模糊不清，红色的窗户却闪烁着喜庆的光彩，然而，在早晨九点钟，孩子们随意丢弃的糖果纸和鞋带让这片红色看上去粗俗不堪。那些柳树，那条河流，以及延伸至河边的花园，因为被暮色笼罩而模糊不清，但在阳光的照耀下，它们又金黄辉映，鲜红绽放——哪一个才是真实，哪一个才是幻象？我并不打算把我曲折的思绪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因为在前往海丁利海滩的途中，我并未得出结论，而当我回过头来时，恍然发现我刚才竟然忘了拐弯，于是我转身改变方向，前往费恩汉姆。

因为，你知道的，我现在正处在十月的某个日子里。我想，改变时间和季节可不是什么小事，毕竟，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让丁香花在墙头舞蹈，或者让郁金香和番红花悄悄绽放。那样一来，读者们可就要对我产生怀疑了，觉得我是在开玩笑，这可严重损害了小说的美誉。你懂的，小说可是要严格按照事实来的，而且听说事实越真实，小说就越迷人。所以，就让我们依然停留在秋天吧，树叶还是金黄色的，仍在不停地飘落。唯一不同的是，这次它们似乎落得更急了点。或许是因为现在已经是黄昏了（确切地说是7点23分），微风也开始轻轻吹拂着（确切地说是西南风）。尽管如此，某些奇妙的元素正悄悄地在发挥作用：

我的心如一只歌唱的鸟儿，

筑巢于嫩芽的湿润之上；

我的心如一棵苹果树，

枝头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

……

或许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句应该为我荒诞的想象负一部分责任，虽然这只是一场美好的幻想。我幻想着丁香花在墙头迎风摇曳，黄蝴蝶在四处翩翩起舞，花粉在空中轻轻飘散。一阵微风不知从何处吹来，轻抚着树梢，使它们婆娑起舞，于是一片银灰色在空中闪烁。这是日光与灯光相互交替的时刻，各种色彩在夕阳的余晖下逐渐深化，紫红和金黄的光芒映射在玻璃窗上，犹如一颗容易激动的心在跳动。出于某种原因，这个世界的美丽显露无遗，然而不久之后就将消逝（现在我推开大门，走进花园，因为那门竟然敞开着，附近似乎没有人管事，这是不明智的）。这个即将逝去的美丽世界是把双刃剑，一刃是欢笑，一刃是痛苦，它剖开心灵，将其一分为二。在春天的暮色中，费恩汉姆的花园展现在我眼前，荒凉而广阔，在茂盛的野草丛中，点缀着水仙花和风信子，随风摇曳，即使在最美好的时刻也显得杂乱无序，如今被风吹得波涛汹涌，似乎连根部也要被拔起。这栋建筑的窗户，在波浪状的红砖之间呈现出圆弧形状，宛如船舱的圆窗。春天的云彩飞快地飘过，窗户由柠檬黄变成银白色。有人躺在吊床上熟睡，有人在草地上快速行走。在朦胧的光线中，他们只是虚幻的身影，像是真实，又像是幻觉。难道没有人想要阻止她吗？然后，露台上探出了个半弯的身影，仿佛是出来呼吸新鲜空气，顺便看一眼花园。她虽然不可小觑，但态度谦和，前庭饱满，衣衫朴素——可能是那位著名学者，也可能是J——H——她本人吗？一切都昏暗而强烈，仿佛黄昏笼罩在花园上的薄纱被星星或刀剑的闪光劈成两半——一种可怕的现实闪光，从春天的心脏中跃出。

我的汤上桌了，在那座庄严的大餐厅里，晚宴正式开始。这不是春日的轻风拂面，而是十月黄昏的凉意。我们聚集在这里，美食即将上桌。首先是汤，一碗清澈的肉汁汤，清澈得几乎能看见盘子里的图案——如果盘底有图案的话。事实是，盘子简朴无华，无任何装饰。接着是牛肉，配以土豆和绿色蔬菜——家常菜里常见的“三位一体”的搭配，让人不禁想起周一清晨泥泞市场上，女人拎着编织袋在牛肉摊前，或是对着叶边儿卷曲、发黄的卷心菜讨价还价的场面。因为供应充足，我们没有理由对日常的饮食表示不满，因为煤矿工人吃得可能更为简朴。接下来上的是梅子干和蛋奶冻。虽然有蛋奶冻来缓解一下，还是有人抱怨梅子干这没营养的蔬菜（它都不是水果）。这梅子干就像守财奴的心脏一样，干巴巴的，渗出的汁水像守财奴血管里流动的血液一样稀薄。守财奴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舍不得去施舍穷人。这抱怨的人应该想到，有些人连梅子干也紧紧抱住不放，不肯慷慨施舍。接下来是饼干和乳酪，大家随意地传递着水壶，因为饼干本身就很干，何况这饼干干到骨子里了。当晚餐结束，每个人都把椅子拖开，发出嘎嘎的声音。大家推门而出，门因弹簧作用猛烈摆动。餐厅很快空无一人，食物也为次日的早餐做好了准备。作为一名客人，一名外人（因为在费恩汉姆学院，我并不比在三一学院或萨姆维尔、格顿、纽纳姆、克赖斯彻奇等其他学院有更多的权利），我能否直言不讳地说，“这顿晚餐实在难以下咽”，或者在玛丽·塞顿的起居室里质问，“为什么我们刚才不能单独在这里用餐呢？”，因为这样的话语，无疑是对这所学院内部经济隐私的一种窥探。对于外人而言，这所学院表面的光鲜亮丽，充满了欢笑与勇气，我实在不应该发表这样的言论。

事实上，谈话的兴致在短暂的时间内就消退了。

人类的构造如今依旧是心脏、身体与头脑拼凑在一起，虽然一百万年后，它们可能各自被置于独立的容器中，但现在并非如此。因此，一顿美好的晚餐对于谈话的质量至关重要。如果餐食不佳，人便难以思考清晰，恋爱甜美，睡眠安稳。脊椎中那盏感知与思考的灯，是无法仅凭牛肉和梅子干就被点燃的。我们死后或许真的能进入天堂，希望能在那里遇见凡戴克——这正是牛肉和梅子干在一天劳碌后所酿造的那种模糊而又冷漠的情绪。幸运的是，我的朋友，一位自然科学教师，她的碗橱里有一个矮胖的酒瓶和几只玻璃小酒杯（当然，最好是先来点鳎鱼和鹧鸪作为开胃菜），因此我们可以坐在火炉旁，稍稍弥补白天的损失。不久，我们便自由地探讨那些奇特而有趣的话题，这些话题通常在某个特定人物不在场时在你脑海中形成，而当你与此人重逢时自然会展开讨论——有人已婚，有人未婚；有人思考这样，有人思考那样；有人学识渊博日益精进，有人却让人惊讶地每况愈下——这样的讨论必然导致我们对人类本性以及我们所处的奇妙世界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推测。然而，在我们讨论这些事情时，我羞愧地意识到，有一种趋势不自觉地形成，并将一切引向它自己的结论。或许人们正在讨论西班牙或葡萄牙，书籍或赛马，但无论话题为何，真正的兴趣并不在此，而在于这样一幅画面：大约五百年前，许多砖瓦匠在一座高楼的屋顶上忙碌，国王和贵族们带来了一大袋一大袋的金银财宝，又一铲一铲地把它们埋到地里。这幅画面总是生动地出现在我脑海中，并与另一幅画面并置——那是一头骨瘦如柴的母牛、泥泞的市场、枯萎的蔬菜、一个守财奴干瘪多筋的心脏——这两幅画面虽不相关，却总是荒谬地同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相互决斗，让我不由自主地听从它们的摆布。与其被它控制，不如将心中的想法表露出来。虽然这些想法一旦暴露在空气中，可能就会迅速消散，就像古代国王的头颅在接触空气时化作粉末一样。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学院中，我们现在座谈的这个地方，底下又埋藏着什么呢？在那些简单的瓷器餐具、牛肉、蛋奶冻和梅子干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力量呢？

“哎呀！”玛丽·塞顿不无厌烦地说，“那是1860年的事了——但你也知道这段老掉牙的故事。”显然，对她而言，重复这段往事足够令人生厌。她接着告诉我，想办女子学院得租房子，召开了筹备会，信封上写了地址，草拟了通知。一次次的会议，一封封的来信，这个人承诺大笔捐款，那个人却连一分钱也不肯掏。《星期六评论》的言辞一直很不客气。我们如何能筹到办公室的租金呢？举办一场义卖会如何？我们是否能找个漂亮姑娘坐在前排助阵？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此有何高见？有无法子说服某报社主编发表呼吁书？某位夫人能否在呼吁书上签名？不巧，那位夫人不在城内。用这一套老办法，她们经过漫长的斗争和无数的时间，好不容易才筹到三万英镑。因此，我们自然无暇品酒食鹧鸪，也请不起头顶托盘端菜的仆人，“至于舒适的生活设施，”她引用书中的话说，“那只能是后话了。”

想想那些女性，年复一年地辛苦劳作，连两千英镑也很难筹到，到最后顶多凑齐了三万英镑，她们的贫困让人不由自主地爆发出轻蔑的嘲笑。我们的先辈们这些年到底干了些什么？难道只是在镜前添粉增艳，或者在橱窗前发呆，或者在蒙特卡洛的阳光下炫耀浮华？壁炉上摆着几张照片，如果那是玛丽的母亲，她可能是个挥霍时间的人——竟和一位牧师生了十三个孩子。然而她那乏善可陈的快乐生活并未在她的面庞上留下太多欢笑的痕迹。她是一个朴素的家庭妇女，披着的格子花呢围巾别着刻花大别针。她坐在藤椅中，努力让一只西班牙小猎犬对着相机，看起来既有趣又紧张，仿佛镜头一响，小犬即将动弹。如果她当年投身商界，成为丝绸商人或股市巨头，给费恩汉姆女子学院留下几十万英镑，今晚我们就能在此舒舒服服地谈论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了。只要塞顿夫人及其祖辈能学会赚钱的艺术并留下财富，用以资助女性专用的研究和奖学金，我们可能就可以在这里享受美酒佳肴，自信地期待一生的快乐和尊严。我们可能在写作或探索中度过，在帕台农神庙的台阶上沉思，或者在办公室和家之间的舒适往返中创作诗歌。但如果塞顿夫人和她的同辈们在十五岁就开始经商，那么玛丽这个人物可能就根本不存在——这正是我论点的漏洞。我询问玛丽对此有何看法。透过窗帘，外面是十月的夜晚，静谧而迷人，在枯黄的树枝间偶尔可以看到星星闪烁。她是否愿意放弃她应享受的秋夜美景，放弃她与兄弟姐妹在苏格兰争闹玩耍的甜蜜回忆——那里空气清新，糕饼美味，她是否愿意牺牲这一切，仅仅通过一笔捐款就让费恩汉姆女子学院获得五万英镑？因为要给大学捐款，就必须压低家庭开支，同时发财和生育十三个孩子——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考虑这些事实吧，婴儿在母体中需要九个月的孕育，出生后又要三四个月的哺乳期。哺乳期后，至少还需要五年时间陪伴孩子成长。我们似乎不能让孩子们在街上无拘无束地玩耍。有人在俄国见过孩子们在街上撒野，那并不是一幅令人愉快的景象。人们还说，人的性格是在一岁到五岁之间形成的。我说，如果塞顿夫人一直忙于赚钱，你们对童年的游戏和争执还有什么记忆？对于苏格兰的新鲜空气、优质糕饼和其他的一切，你们还能知道多少？但是，提出这些问题毫无用处，因为它们根本就未曾存在过。更何况，假设塞顿夫人和她的母亲及祖母都能赚大钱，并将其投入学校和图书馆的基金，可能会有什么结果？首先，经商赚钱对她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其次，即使她们能赚钱，当时的法律也不允许她们拥有自己的财产。直到最近四十八年，塞顿夫人才有权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分钱。在此之前的几百年里，这些都是她丈夫的财产——这种观念可能正是塞顿夫人和她的母辈们被拒之于证券交易所大门之外的原因。她们可能会说，我们赚到的每一分钱都要被人拿走，并按照我们丈夫的想法去投资——可能是在贝利奥尔学院或国王学院设立奖学金或研究基金，因此即使我能赚钱，我对此也不感兴趣。我最好还是把这件事留给我丈夫去做吧。

无论那位望着西班牙猎犬的老太太是否该为之负责，事实显然无可争辩：出于某些原因，我们的母亲们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因此，没有一分钱能用来享受“舒适的生活设施”，诸如鹧鸪美酒、管家绿草、图书雪茄、图书馆以及闲适的日子。她们所能献出的，不过是由干涸的泥土垒成的光秃秃的墙壁而已。

于是我们便站在窗边闲聊，望向窗外，就如同无数人在夜晚凝视远方一样，俯瞰着我们脚下那座名城的圆顶与高塔。在秋夜的月光下，它分外美丽，神秘莫测，古老的石块显得异常的洁白和庄严，让人不禁想象那藏书无数的地下室，壁板镶嵌的房间中悬挂的老主教与显贵的肖像，色彩斑斓的彩窗将球形或新月形的灯影投射到人行道上，那些纪念碑和墓志铭，喷泉与大草坪，还有学院四周那些安静的房间。我不禁也想到了那些令人艳羡的名烟、美酒、宽大的高背椅和华美的地毯。这些都是富裕、独处和闲适生活的产物。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母亲们未能为我们提供任何可与之匹敌的东西——她们发现筹集三万英镑是何等艰难，她们中每位都是圣安德鲁教堂牧师的母亲，每位母亲都育有十三个子女。

待到我返回我的小旅店，穿越那些黑暗的街道时，脑海中思绪纷飞，就像忙碌工作了一整天的人一样。我思忖着：为何玛丽·塞顿没有财产留给我们？贫穷对心灵有何影响？而财富又是如何作用于心灵？我回想起那些早晨见到的、肩膀披着毛皮领饰的老绅士，以及他们如何响应一声口哨的呼唤；我也记得小教堂里风琴的轰鸣和图书馆关门时的乒乓声。我思考着被锁在门外的烦恼，以及被锁在里面可能更为糟糕的情形；我思考着男性的安全富裕与女性的贫困不安，以及传统观念的缺失对作家心灵的影响。最终，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将这一天的争论、印象、愤怒与欢笑，像篱笆一样卷起来扔掉了。夜空中闪烁着无数星星，一个人在这浩瀚的社会中似乎显得很孤单。所有人都已入睡——不论是俯卧、仰卧还是默然无语。在牛桥的街道上，没有人的脚步声，甚至连我推开旅馆大门的手也看不见——连那些为我擦鞋的仆人也没有一个留下来等候，为我掌灯送我回房安寝，因为时间已经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