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没有哪位意大利思想家享有比安东尼奥·葛兰西更高的声望。如果依照学术引用和互联网查阅，他比马基雅维利更有影响力。有关于他的文章和书大约20000篇（部）。面对如此海量的文献，我们能找到方向吗？20世纪40年代晚期，根据主题预先整理，并出于政治考量删减过的《狱中札记》第一次在意大利出版。20世纪70年代早期，《狱中札记》第一次被大规模翻译成外文，昆汀·霍尔（Quintin Hoare）和杰弗里·诺威尔·史密斯（Geoffrey Nowell Smith）译出了《狱中札记》的英文节选，使它获得了全球范围的读者，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查阅最多的单部葛兰西著作。大约四十年过去了，这部作品在世界范围的反响（reception）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且牵涉甚广的学术话题。 ^[1] 在一个与葛兰西生活和思考的时代差异如此巨大的年代，对葛兰西作品的运用达到如此规模，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他的遗产区别于同时代革命者的两个特征。

首先是葛兰西遗产的多面性（multidimensionality）。《狱中札记》涵盖的主题在左派理论文献中无可匹敌——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它们的统治阶级的结构；它们对被统治者的统治（dominion）的特征；知识分子的功能与变异；工人的经验与农民的世界观；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生产与消费的最新形式；哲学与教育问题；传统或前卫（avant-garde）文化与大众或民俗（folkloric）文化的相互联系；民族的建构与宗教的生存；以及超越资本主义并维持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手段。主题范围广博，空间范围同样如此。《狱中札记》同时汲取了意大利北方的先进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南方的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的直接经验，如果换个时间，足以同时面向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读者。摆在面前的选项实在太多了。

这部作品的第二个磁铁般的魅力是它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在监狱中，葛兰西的笔记都是为了那些他永远未能自由写作的作品而记下的简短的探索性随笔。正如戴维·福加斯（David Forgacs）指出的，这导致《狱中札记》富于暗示性（suggestive）而不是结论性（conclusive），有待于后人在他死后进行富于想象力的重新解释，从而将这些作品建构成某种整体（totalisation）。 ^[2] 这些笔记不像一个已经完结的理论那样束缚人，而更像一张有待即兴发挥的乐谱，也因此它们对各式各样的演奏者更有吸引力。吸引的另一面必然是诱惑。即兴发挥到什么地步会破坏乐谱呢？这是本书正文要处理的问题。眼下，有必要解释一下本书的起源、目标与反响。作为一项对葛兰西核心政治概念的研究，本书追随了60年代早期《新左派评论》（ New Left Review ）对葛兰西作品的引介，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他的祖国以外运用他的作品的持久尝试。这些作品将葛兰西的思想应用于分析过去和当代的英国社会，而不止于阐述。但不久，《新左派评论》开始刊登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翻译和介绍，当时的目的是阐释并评估它的主要思想家。十月革命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以外的欧洲发展起来，当时很有生命力，卢卡奇、萨特、阿多诺、阿尔都塞都很活跃。 ^[3] 在这个脉络中，葛兰西占据了中心位置。那项集体事业中的一个产品，是我1974年发表的一篇试图重新开启这个传统的文章《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

一年后，《狱中札记》的第一个评述版本在意大利出版，它是一位持重又高贵的杰出共产主义学者瓦伦蒂诺·杰拉塔纳（Valentino Gerratana）数年细致工作的果实。有它在手，1976年年底，我写了《葛兰西的二律背反》（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之所以用“二律背反”，有语文学和历史学两层用意：我想用一种在解读《狱中札记》时尚未应用过的方法仔细考察《狱中札记》核心概念的用法，并重构这些概念起源以及它们的含义指涉的政治语境。这样做同样有两个效果：展示《狱中札记》那些最引人瞩目、最具原创性的主题中的振荡、矛盾及其可以理解的缘由；以及表明，从政治上来说，葛兰西是一个带有列宁主义印记的革命者，他的战略思想只有在第三国际及其辩论的语境中才能理解。

作为《思考》的续篇，《二律背反》写于1976年年底，1977年年初发表于《新左派评论》。次年，被翻译成 Ambiguità di Gramsci 在意大利出版成书。那时，距离意大利共产党宣布该党与意大利未来的前途在于同基督教民主党（Democrazia Cristiana）达成历史性的妥协已经有一段日子了。1976年夏天，意共在选举中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一的选票，这是该党有史以来最高的得票数。携胜利余威，意共宣布支持朱利奥·安德烈奥蒂（Giulio Andreotti）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这是一个转折点，而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共产党都发生了不同形式的转折。这种转折被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理论化为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然后又帮助波旁君主制在西班牙复辟。法国共产党也有样学样，在那里，欧洲共产主义新学说早就有了行家里手。西欧各国的共产党都拒绝第三国际建立于其上的那些基础原则，都认为渐进的议会改良是在使西欧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意大利共产党还额外宣布效忠北约。在这种情况下，对意共来说，葛兰西是民族的偶像，不能随便放弃，但他的形象必须根据时势的需要有所调整，仿佛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先驱，早就预见到了意共将转而致力于循序渐进的和平改良，以实现更高级的民主。

然而，意大利社会党在新领袖贝蒂诺·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的领导下，不甘心就这样被意共及其历史性妥协边缘化，故意给自己更强大的对头捣乱。1976年秋天，该党月刊《世界工人》（ Mondoperaio ）发表了四篇文章，作者都是著名知识分子：两位历史学家马西莫·萨尔瓦多里（Massimo Salvadori）和埃内斯托·加利·德拉·洛贾（Ernesto Galli della Loggia）以及两位哲学家诺贝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和卢西奥·科莱蒂（Lucio Colletti）。他们祝贺意共的新视野，但呼吁意共不要装模作样扯上葛兰西。出于这样那样的实际考虑，意共已经变成了考茨基和欧洲社会民主意义上的改良主义政党，这是一个很积极的进展，但葛兰西却是一位致力于推翻意共宣布支持自由民主制的坚定革命者。 ^[4] 由于意共一直在解释，为什么自己的立场是对葛兰西遗产的创造性发展，当1977年年初他们看到《世界工人》的文章时，一开始很恼火，被迫为自己辩护，后来顾及全国团结，态度温和了一些，但他们的回应十分蹩脚。这些事情与《新左派评论》发表《二律背反》基本同时，不过我当时没有及时跟踪意大利的政治局势，并不知道上述讨论。

当年晚些时候，为了纪念葛兰西逝世四十周年，意共组织了该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葛兰西思想研讨会，在佛罗伦萨举行，并有大量外国人参与。正如一本最丰富的葛兰西思想意大利传播史著作所说，这场研讨会标志着葛兰西在意大利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但顶峰的另一面是危机。 ^[5] 同一年，爆发了广泛的学生和青年反对历史性妥协的抗议运动，即自主运动（Autonomia）。2月，意共内部的工会派领袖被愤怒的学生驱逐出罗马大学，他曾经劝告工人，为了支持民族团结政府，工人必须作出经济上的牺牲。秋天，博洛尼亚实际上发生了起义。最终，自主运动逐渐退去，但意共却由于同基督教民主党的联姻而在政治情绪高昂的青年一代中一蹶不振。到1978年年底，所谓历史性妥协的彻底失败已经再明显不过了。在次年的选举中，意共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基督教民主党抢走了意共的选票，却没有任何回报，从此意共缓慢趋于解体。

所以，1978年春 Ambiguità di Gramsci 在意大利出版，正处于意共极力证明自己支持民族团结政府的立场完全符合葛兰西，但其政治路线和整体立场都遭到左翼青年激进分子激烈抵制的紧要关头。对后者来说，葛兰西无关紧要。而对前者来说，一切葛兰西与布尔什维克存在联系的提示都会使自己寻求的与基督教民主党的联姻显得尴尬。自然而然，一方无视这本书，另一方则不屑一顾。

不过，大约六年后，一个新的回应呼之欲出。此时，所谓历史性妥协已经被放弃了，尽管没有被明确否定。一位前程似锦的意共知识分子詹尼·弗朗奇奥尼（Gianni Francioni）以 L’officina gramsciana 一书完成了首秀。这本书提议，尽可能精确地确定《狱中札记》写作的时间顺序，在此基础上对《狱中札记》进行重新解释，试图达成两个目标：否定杰拉塔纳的评述版《狱中札记》的顺序，后半部分则致力于反驳我的《二律背反》。 ^[6] 关于第一个目标，弗朗奇奥尼罗列了一大堆图表，试图证明自己的发现很新颖很重要，但杰拉塔纳委婉表示自己并没有被说服。 ^[7] 弗朗奇奥尼对葛兰西在监狱中写作的实际物质和道德条件的发展轨迹完全缺乏考虑，相比于接下来十年里另一位学者劳尔·莫登蒂（Raul Mordenti）敏锐而又动人的叙述，他对葛兰西写作历史的研究乏善可陈。 ^[8]

至于另一个目标，弗朗奇奥尼论证的两个指导原则是，断定葛兰西的概念体系本质上是连贯一致的，并将其从重大的历史语境中抽象出来。关于第一点，弗朗奇奥尼不断重复法国的一位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的忠诚卫道士克里斯汀·布西-格鲁克斯曼（Christine Buci-Glucksmann）的观点，即一旦我们意识到，葛兰西讲的国家概念是“扩大了的”或曰“整体的”（integral）国家，既包括国家，也包括市民社会，他对“国家”和“市民社会”两个概念运用中的矛盾就消失了。关于第二点，弗朗奇奥尼将表明葛兰西的政治视野与当时的意共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所有证据一概标为禁忌，无论这些证据多么清晰。时间顺序上的狡辩，对他的论证根本没什么帮助。作为意共的一项护教事业， L’officina gramsciana 随着党本身一步步走向寿终正寝而很快被现实淹没。三年后，也就是1987年葛兰西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科莱蒂终于可以欣然说道，现在的意大利左派全部是改良主义者，但葛兰西从来不是，于是党顺理成章几乎不可逆转地采取了疏远葛兰西的立场。在意共内部，包括葛兰西研究所主任阿尔多·斯基亚沃内（Aldo Schiavone）在内的不止一位党内权威一致认为，综观党的总体政治，没有留下一丁点葛兰西思想的痕迹。 ^[9] 也可以说，在导致它不久之后灭亡的那些人的脑海中，同样没有留下任何其他重要的思想。

在意大利，意共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公众对该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失去了兴趣。太多机构和学术界的人就靠葛兰西及其作品混饭吃，以至于形成了一个葛兰西产业，不可能因为开创这个产业的意共消亡就偃旗息鼓。整个90年代乃至21世纪，在超然于当代政治的语文学（philology）中，对葛兰西作品的解经（exegesis）一直持续不断，当然这种解经未必脱离过去时代的政治。顶点是2007年，“在共和国总统的大力赞助下”启动的“国家版葛兰西作品全集”（Edizione Nazionale of Gramsci’s opera omnia ）项目。计划一共出版大约十九卷，但十年后只出版了三卷，而且其中两卷都是葛兰西翻译其他作家的作品。照这个速度，要到2070年才能全部出版完毕。编辑《狱中札记》几卷的任务被委托给了弗朗奇奥尼，他终于可以实现自己取代杰拉塔纳版本的雄心了，这位拥有老一辈正派作风的学者被他自己党的继承人冷落了。 ^[10] 一些对葛兰西怀有深情记忆的学者以比较委婉的语气表达了对这个项目的疑虑。弗朗奇奥尼提议重新编排《狱中札记》，遭到猛烈抨击，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武断的个人决定，一方面服务于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已经昭然若揭，且缺乏语文学依据；另一方面，这个国家版是文化部下令编纂的，它的纪念意味 ^[11] 引起了一些本来同情该项目的评论家的担忧：这个国家版的实际效果存在葛兰西被官方束之高阁（mummification）的危险。 ^[12]

意大利最引人注目的另一些关于葛兰西的文献的主旨完全不同，都是关于葛兰西个人生平和政治生涯的传记作品。这些文献最近几乎爆发式出现，因为意共存放在罗马并严格管控的档案，现在放松管控了，尽管可能是选择性的，同时莫斯科也公开了原先封闭的卷宗，尽管可能不完整。大量新的文件证据使真相大白，关于葛兰西妻子的俄国家庭，关于他妻子的姐姐塔蒂亚娜·舒赫特（Tatiana Schucht）和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如何帮助狱中的葛兰西与党联系，共产国际和意共对他采取的措施，他死后《狱中札记》的命运以及许多其他的事。这些档案催生的丰富研究文献包含了很多有趣的东西，但一直受到两个相反的重要动机的撕扯。 ^[13] 在意大利，共产主义也许消失了，但反共主义没有消失，很多这些传记作品只不过是抽打意共或陶里亚蒂（Togliatti）的棍子，哪怕该党早就在政治上成了一条死狗（ chien crevé ）。相反，后共产主义（post-communism）却竭尽全力重塑葛兰西的形象，以此为自己的转型辩护，他们说，葛兰西不仅预见了，事实上已经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以及具体而言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达成和解。 ^[14] 两边都大搞耸人听闻、猜测与篡改。最过分的是，反共阵营居然说葛兰西是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早在狱中就与共产主义决裂了，而且陶里亚蒂不仅默许继续囚禁葛兰西，还在他死后压下或销毁了其中一本清楚无误表明葛兰西皈依西方价值观的札记。这激起了后共产主义阵营的回应，他们发布了一份问题清单，列举了大约二十个愤怒或轻蔑的答复。 ^[15] 双方在媒体上大打口水仗，这对意大利当前的思想生活可不是什么光彩的宣传。

在意大利以外，近几年最有分量的《狱中札记》研究作品是彼得·托马斯（Peter Thomas）2009年出版的《葛兰西时刻》（ The Gramscian Moment ）。该书沿着弗朗奇奥尼的思路并追随布西-格鲁克斯曼的权威，将近一半的篇幅是在反驳《二律背反》。 ^[16] 中心意思仍然是那个观点，即葛兰西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多种用法完全连贯一致，都源于一个包含了两者的“整体的”国家概念。托马斯将这种国家概念追溯至黑格尔，认为对国家概念的这一发展才是葛兰西真正的原创之处，而不是对 hegemony 的关注。对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葛兰西时刻》发挥了大规模介绍托马斯所说的“葛兰西研究学术最新季”语文学成果的作用。 ^[17] 不过，这种作用也着实有点怪异。托马斯评价说，《二律背反》“是英语世界最知名最有影响的葛兰西研究”，“赢得了广泛的赞同”，“呈现了一个广为接受的代表性葛兰西形象”，在该领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试金石”，由此激发了自己的长篇批判。粗略地浏览一下现有的研究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研究路径类似托马斯，足以打消任何这样的看法。

比这个怪异之处更重要的是，一本声称旨在“重新提出一个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计划”的书居然不关心政治（apolitical）。这本书花了整整四百五十页篇幅谈葛兰西，却几乎没有一处具体提及他的政治，更不用说他在意大利或其他地方引发的政治反响——没有一次提到阿托斯·利萨（Athos Lisa）关于葛兰西狱中政治演讲的报告，从很多角度来说都无法忽视（inconvenient）。尽管这也是追随弗朗奇奥尼的脚步，但这种沉默的原因显然不一样，因为托马斯对历史性妥协或之前和之后的事毫无疑问谈不上丝毫同情。那该如何解释呢？答案可能在于作者对当时意大利后共产主义学者圈子的依赖，《葛兰西时刻》赞美了他们的作品，担心采取强烈或明确的政治立场会冒犯他们的感情。 ^[18] 然而，如果把这种心照不宣的联系仅仅归结为礼貌，就大错特错了。一个共同的前提显然在起作用，它在整个思想史上普遍存在，超出了葛兰西研究，这个假设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几乎会不假思索——任何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必然既庄严又连贯一致，评论家的最高任务是证明其根本的内在统一性。现实恰恰相反：一个真正原创的思想家通常会——不是随意地，而是在智识上情有可原地（intelligibly）——表现出与其创造力密不可分的显著的结构矛盾，试图人为地强加或提炼某种同质性只会导致简化和扭曲。显著的例子是现代早期最有影响力的三位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卢梭的命运，他们的所有作品都被某种中心矛盾撕扯着，却深受错误地将戴维森的善意理解原则（Davidson’s principle of charity）应用于他们的作品之害。在这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之下，任何对葛兰西的善意研究，都会变成对其更高统一性的证明，用古代和中世纪的话说叫“拯救表象”（saving the appearances），在这一点上，产生过多少有些独创性的手法。托马斯的书不应该因一个如此普遍的错误而受到特别指责，也不应该被贬低成只有错误，因为这部作品的大部分篇幅是关于《狱中札记》更严格的哲学方面的内容。

就葛兰西而言，葛兰西本人的信念与对他文本的标准用法之间存在明显的反差。且不说党内官僚的篡改，这不全是因为后世阐释者对葛兰西文本的扭曲，而是因为葛兰西的智识探索本身包含很多发散的着重点，而他又不急于进行调和或总结。他并不试图建构一个体系，他明显不在乎可能存在的矛盾以及因审查而出现的一系列隐晦用词和省略。而且，从他选择简短的探究性随笔这种写作形式来看，很显然葛兰西主要对那些历史唯物主义未曾涉足的领域，那些马克思主义传统很少提及的问题感兴趣，因为他觉得马克思主义已经说过的东西大部分理所当然是正确的。这两种情况——整幅图案松散拼接的特征，探索的形式以及某些未言明的背景假设——使葛兰西的作品不必顾及解释上的连贯一致以及共产国际教义的参考规则。如果葛兰西能将《札记》整理出版，他肯定会注意这些。只要看看他入狱之前的作品，就知道我们所言非虚。葛兰西在监狱中采用的思考形式，与一本普通的书没什么不同，这使他的思考很可能并不总是沿着一致的方向，有时会留下一条逻辑路径，得出与他在其他地方所说的不一致的结论。像我一样说葛兰西在这种情况下“迷失了方向”，过于戏剧化，这是为了与《二律背反》全文的修辞线索保持一致。但是，葛兰西本人很清楚自己思考的临时性和潜在的错误。他写道：“这本札记中的笔记，和其他札记一样，都是草草记下作为备忘录的快速提示。它们都必须经过仔细严格的检查和修改，因为它们肯定包含了很多误差、错误的联系、不合时宜的内容。我是在没有参考书的情况下写作的，有可能检查过后发现实际情况完全相反，需要彻底修改。” ^[19]

《新左派评论》发表《二律背反》几个月后，我读到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对葛兰西的思考，我发现我的文章可能遇到另一种不同的批评。1977年3月，他向一场在伦敦举行的葛兰西会议提交了一篇短文，7月发表在《今日马克思主义》（ Marxism Today ）上。12月，意共在佛罗伦萨举行葛兰西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他又将该文扩展为大会演讲，随后于1982年发表。 ^[20] 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最初的伦敦版本成为他201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何改造世界》（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中的一章， ^[21] 但在佛罗伦萨发表的更详细的版本仍然非常重要。在这两个版本中，霍布斯鲍姆只用了十多页的篇幅，以无与伦比的简洁又有深度的笔法，对革命思想家葛兰西进行了最好的总体描述。

他认为，葛兰西的关键原创之处，在于他基于霸权／领导权（hegemony）思想的概念框架，形成了从资本手中夺取权力的革命战略以及建设一个超越资本的社会的理论。只强调第一点而不给予第二点应有的重视，是错误的。葛兰西喜欢军事隐喻，但从来不会受其禁锢，因为“对士兵来说，战争不同于和平，即便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形式的延续，从士兵的职业角度来说，胜利本身就是目的”，而对葛兰西来说，“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本质上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权力的实际转移只是其中一个瞬间”。由此，“霸权／领导权的基本问题不是革命者如何获得权力，尽管这个问题很重要，而是他们如何才能获得认可和接受，不仅是政治上存在的和不可避免的统治者，而且是向导和领导者”。 ^[22] 这里，有必要记住，与马克思或列宁不同，葛兰西在战后的都灵有过在大规模劳工运动中工作以及领导这一运动意味着什么的直接经验，这使他对在没有国际战争的情况下，推翻现有秩序并建立一个持久的新社会所需的文化转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社会主义不仅仅意味着生产的社会化，尽管那是基础，而且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化，将人们社会化为新的人际关系和真正大众统治的结构，消除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障碍。不仅在革命之前和之中需要赢得霸权／领导权，而且在革命之后同样需要赢得霸权／领导权，而这只有通过积极的群众参与和双方合意的教育（consensual education）、“新意识的学校，社会主义未来的更全面的人性”，才能实现。在俄国，这种前景被官僚主义破坏的危险，显然是他在监狱中萦绕心头的一件事。

霍布斯鲍姆评论说，这是一个基于一种马克思主义一直缺乏的一般政治理论的愿景，它将葛兰西与马基雅维利作为创建并变革社会的思想家而联系起来。不过，葛兰西观念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意识到，政治不仅仅是权力——社会不仅仅是经济统治或政治力量的结构，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文化凝聚力，哪怕在被阶级对抗撕裂的情况下依然如此。在现代条件下，这意味着民族（nation）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关键舞台。通常，将民族等同于统治者的国家和市民社会是他们霸权中最强大的因素，而革命胜利的关键就在于成功挑战这一霸权。

从战略上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人运动遭遇一系列挫败以及苏联被孤立的情况下，欧洲工人阶级被迫面对一场阵地战（war of position）。但这不是绝对的原则，如果情况发生变化，也可能出现机动战（war of movement）。另一方面，这也不仅仅是在西方进行革命的临时要求，而且是世界各地一切艰苦革命斗争的必要组成部分。霍布斯鲍姆告诉他的意大利听众，葛兰西既不是渐进主义者，也不是欧洲共产主义者的先声。他在监狱中写作时，正值中欧和东欧的工人阶级惨遭法西斯主义打击，他试图寻求摆脱当时第三国际僵局的出路。但与其他任何领导人不同的是，他看到成败只是一时的，不会一成不变，并且“有可能通过他所谓的‘消极革命’（passive revolution），对进步力量造成更危险的长期削弱。一方面，统治阶级可能会通过满足某些要求来预先阻止和避免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势力可能会在实践中（尽管未必在理论上）承认自己的无能，被腐蚀，然后在政治上被整合进体制”。 ^[23] 霍布斯鲍姆在伦敦讲的这些尖锐的话，在佛罗伦萨听众面前就没讲了。

葛兰西不应该根据战后意共现在或过去的政策来评判，也不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容置疑的权威。他对斯大林时代苏联政权的观察过于乐观，他暗示的针对它的补救措施无疑不够充分。他赋予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和整个历史中以重要作用，实际上并不令人信服。表达这些异议恰恰是效法他的榜样。霍布斯鲍姆在佛罗伦萨演讲结尾时说：“我们有幸能继续他的工作，我希望我们能像他那样尽可能独立自主地行事。”

对葛兰西狱中的思考没有其他令人信服的论述了。以它达到的高度，详细的文本推敲是多余的。《二律背反》更加贴近《狱中札记》，焦点更集中：霸权／领导权（hegemony）的作用以及它与葛兰西设定的任务之间的相互联系，即发展出在西方进行革命的策略，这势必不同于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本书主张，为此，仅仅对他的观念进行文本内部重构是不够的，它们必须置于当时国际革命运动内外激烈辩论的格局中，而这以前从未被关注过。本书没有声称这一探究路径穷尽了葛兰西在智识或政治上的重要性。他关于政治、民族、知识分子、消极革命等更大的概念——这些主题霍布斯鲍姆都触及过——以及美国主义（Americanism）和福特主义，更不用说哲学、常识、大众文化等等，都超出了这本小书的范围，但这种缺失无可指责。排除如何稳定一个后革命政权（postrevolutionary regime）的问题是另一回事。那样无疑从根本上删减了葛兰西对霸权／领导权的理解和关注。在伦敦，霍布斯鲍姆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两组不同的问题：战略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葛兰西试图同时认真处理两者，尽管在我看来，一些（在佛罗伦萨，他补充说“国外的”）评论人士似乎过度关注其中一个，即‘战略’。” ^[24] 鉴于当时对葛兰西的战略思想缺乏任何严肃的批判性分析，很难说什么叫过度。不过，《二律背反》的关注点仍然是片面的，而且一直如此。霍布斯鲍姆含蓄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他提醒，后革命问题对葛兰西来说具有中心地位，这是必要的纠正。在意大利，当本书内容见刊时，塞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Sebastiano Timpanaro）对我作出了同样的评论。

因此，我对葛兰西《狱中札记》处理“推翻”（Niederwerfung）问题时明显随意的态度所给出的解释——鉴于“推翻”（overthrow）原则对第三国际以及其中一个他曾经领导的支队的形成具有核心作用，于是他视“推翻”原则为理所当然，而且在监狱审查员的眼皮子底下也无法详细阐述——是不够的。尽管葛兰西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提出了相当经典的设想，但他认为，某种意义上，在夺取政权之前建立一个革命集团，以及在夺取政权之后巩固新生的共产主义秩序，都是更艰巨、更深刻的任务。从很早开始，他似乎就已经形成了这种信念。部分源于1919年匈牙利和巴伐利亚公社政权的迅速瓦解，这使他思考，破坏旧秩序显然比有效地建设新秩序容易得多；部分源于他鄙视意大利最高纲领派（Maximalists）的煽动性修辞，“他们的言论中三句话不离‘暴力’”，以为那样很革命； ^[25] 当然，后来，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关心“斯美奇卡”（smychka），即俄国工农联盟的命运，以及更一般意义上说，关心列宁逝世后苏联共产党的统治采取的方向。为了防范这些危险，霸权／领导权原则成为能够跨越相反的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之间的鸿沟，统一革命进程的结缔组织。

在那里，我忽视了杰拉塔纳在70年代观察到的情况，他是党内唯一一个观察到的人。迫于意大利社会党组织的《世界工人》研讨会的压力，意共于1977年初组织了自己的葛兰西研讨会，他贡献了会上唯一杰出的文章，修改版随后又收入佛罗伦萨会议的论文集。十年后，该文被提炼成现今所知对葛兰西霸权／领导权概念最精妙的研究，从文本上说比霍布斯鲍姆的文章更贴近葛兰西。 ^[26] 杰拉塔纳将《狱中札记》中的两段话联系起来，指出可以在其中发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霸权／领导权的结构性区别，而我先前认为葛兰西没有作出这种区分。第一段，葛兰西不仅阐明了他著名的支配（domination）与指导（direction）的区分，一个针对对手，另一个针对盟友，第二个甚至可能先于第一个。他举了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中温和派对行动党（Action Party）的领导权的例子，接着评论说，在意大利完成统一后，温和派继续行使领导权，它在议会中的表现形式是转型主义（trasformismo）——“即采取各种不同功效的方法，逐渐且持续地吸收盟友甚至那些势不两立的敌人中的活跃分子”，以此“发展出一个更广泛的统治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只要吸收敌人中的精英分子就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这个群体斩首和歼灭，政治指导就能成为支配功能的一个方面”。 ^[27] 换言之，资产阶级的霸权／领导权越出了盟友，延伸到了对手，指导融入了支配。

无产阶级能否复制这种权力形态呢？杰拉塔纳认为不能，葛兰西在别处指出了原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目的，是通过制造阶级调和的表象，掩盖整个资本社会（society of capital）赖以生存的剥削，他们需要欺骗。相反，马克思主义恰恰揭露了资产阶级文明赖以生存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并要求两者的真相大白。因为它“不是统治阶级借以达成共识并对下层阶级行使霸权的统治工具”，而是“这些下层阶级心声的表达，他们希望在治理技艺方面进行自我教育，他们的兴趣／利益是知道全部真相，哪怕这些真相很残酷，而且不仅要避免上层阶级的（不可能的）欺骗，更要避免任何自我欺骗”。 ^[28] 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既定秩序（established order）理所当然地认为，“说谎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技艺，是隐藏自己的真实观点和目标，释放与自己的真实想法相反的信号的精明能力”，但“在大众政治中，说真话恰恰是一种政治必要性（political necessity）”，因此这两种霸权／领导权形式所依赖的同意类型完全相反：一种是“被动和间接”的服从（subordination），另一种是“直接和主动的参与”（participation）。 ^[29]

这些段落中蕴含的差异实际上是道义论上的（deontological）差异，用葛兰西偶尔使用的克罗齐的话说，是伦理—政治上的（ethico-political）差异。它们探讨的是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应该是什么样的（should be），而没有提出根据现实的历史估计它实际可能是什么样的（could be）经验问题。葛兰西在都灵的工厂委员会时代给出了一个答案，当时他的文章题为《新秩序》（ L’Ordine Nuovo ）并非空穴来风。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考验是，将经理和资本家驱逐出工厂以后，不仅要占领工厂，而且要经营工厂，释放更优越的生产力的能力。《两场革命》写于1920年7月，正处于那年4月和9月意大利北部劳工起义的两次高峰之间，文章明确指出：如果德国、奥地利、巴伐利亚、乌克兰和匈牙利的革命都失败了，那是因为“外部条件的存在——共产党、资产阶级国家的毁灭、高度组织化的工会和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不足以弥补另一个条件的缺失”——“无产阶级群众为自己的政治权力赋予经济权力的自觉运动，以及把无产阶级秩序引入工厂，使工厂成为新国家的核心的决心”。 ^[30]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继续表达了一种信念，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hegemony）必须扎根于生产，但他的领导权概念的重点已经转移。领导权，现在反复与上层建筑联系在一起，尤其成为一个文化优势（cultural ascendancy）问题。工人阶级有希望像资产阶级那样，在夺取政权之前就掌握文化优势吗？意大利以及其他地方对葛兰西的标准解读，认为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确实，他的许多札记都为这种解读留下了开放空间，这也是我对它们的批评。但他的笔记含有相反的暗示，我注意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与它们的写作形式密不可分的差异，即便这放在他评论的总体方向中显得很怪异。同一个副词两次提供了必要的纠正：“即便在奋起反抗的时候，下层群体也总是经受着统治群体的主动权（initiative）：只有‘永久’的胜利才能打破他们的从属地位，但也不是立刻（immediately）打破”——“只有在创建国家之后，文化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才会展现出来，并趋向于形成一个连贯的解决方案”。 ^[31]

杰拉塔纳是1977年意共内部一位有力的针对萨尔瓦多里的批评者，他毫不掩饰他与那些呼吁“超越”领导权的党内要人的分歧，坚决主张需要继续忠于“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变革的一般计划”，而不是单纯“自我满足”的改良主义。 ^[32] 他提醒佛罗伦萨会议上那些已经忘记这一点的人，葛兰西是一位革命思想家。1987年，在苏联解体前夕，他在莫斯科发表了自己对霸权／领导权的最后思考。

*

自那以后，葛兰西一生思考的孪生问题——战胜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已经从视野中消失。生产力没有冲破生产关系；劳工运动成了过去的影子；无论哀悼还是咒骂，十月革命都已经是遥远的回忆。

《二律背反》发表的时候——对霍布斯鲍姆或杰拉塔纳以及我本人来说都是如此——我们正在写的是一个不同的时代：法国刚刚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英国工人起而推翻政府，意大利持续爆发起义，美国败走越南以及葡萄牙发生革命。对社会剧变的希望和恐惧仍然真切，激起了华盛顿和波恩的警惕。这就是卢卡奇在1923年致列宁的颂词中所说的革命的现实的最后时刻。《二律背反》和霍布斯鲍姆的反驳中都提到了葡萄牙。看了我的文章以后，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写的，佛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告诉我，这是对革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恰当告别。 ^[33] 我当时并不是那样想的，但时间站在他那边，一直都在。

是他的一个同辈人，那些年还是他朋友的加利·德拉·洛贾在1976—1977年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未来的发展。他评论说，虽然他们对葛兰西的描述截然相反，但在萨尔瓦多里引发的辩论中，双方都错过了他的真正意义，没有理解他的霸权／领导权（hegemony）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范畴，同时也是一个时代（epochal）范畴。它指明了整个社会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正如黑格尔设想的那样，从一个时代的精神更迭到下一个时代，典范就是现代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全盛时期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葛兰西曾认为，它会被一个足以媲美的世界观——“实践哲学”（philosophy of praxis）——取代。

但是，工业资本主义孕育的社会没有这种意识形态的容身之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霸权无需这些意识形态；它存在于一系列生活方式、行为、要求、需求中，其起源和终点都在商品世界中——它们的生产、消费和分配。大众工业民主没有精神气质（ethos），没有指导思想，不关心个人的内心生活，这些被交付给市场和无意识。葛兰西如此重视的知识分子要么完全脱离了这个宇宙，要么完全沉浸在其中，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和低俗文化（low culture）的载体无法再形成任何综合。它的基本价值是宽容，换句话说就是冷漠。因为意大利在葛兰西时代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他或许认为黑格尔式的愿景可能会继续下去。他太意大利了，太南方了，以至于无法理解“他的”克罗齐、“他的”梵蒂冈、“他的”农民、“他的”知识分子——他心目中所有民族的标配（national furniture）——即将消失。新的霸权将在力量上媲美历史上任何一个霸权。但这将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它稳定吗？基于个人的欲望，它只会导致尖锐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危机，其症状已经可以在学校和家庭中发现。博比奥是对的：民主是一条没人知道通向何方的道路。但假装什么都没有改变是荒谬的。 ^[34]

这一判断的夸大其词本身就足够意识形态化了，但它无可争辩地捕捉到了将在几年内出现并且仍然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后现代资本景观的特征。正如加利·德拉·洛贾所见，下文探索的激情四射的思想和争论的世界属于另一个时代。当然，过去所有重要的政治辩论都是如此，只要进行历史探究多多少少都会有所收获。这个特定的过去在多大程度上只有考古而不是当代的意义，就不那么清楚了。如果说资本在西方送别了任何革命的前景，那么一段时间以来，它也熄灭了革命的那些传统上的替代品。自从80年代以来，“改革”通常意味着引入不是更温和而是更严酷的资本主义，不是更少而是更无情的剥削和忽视。在新自由主义的倒置中，写下了社会民主主义最近的命运。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它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归因于它的福利国家既存在于那些它从未得势的国家——日本、瑞士、爱尔兰、加拿大，甚至美国——以及那些它拥有显著势力的国家。在有利的条件下，它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产生了一组比资产阶级中等规模的社会（bourgeois median）文明得多的小社会，即便这些小社会现在也受到侵蚀。曾经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它的资产负债表不能说微不足道，但也只能说不温不火。至于革命传统，就不能这么说了。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红军从纳粹主义手中拯救出来的，而今天的中国在增长和实力方面的规模比苏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共产主义履历的暴力和灾难，更不用说反讽和逆转，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以第二国际从未做到过的方式改变了世界，这一点同样显而易见。并非巧合的是，对那些对思想感兴趣的人来说，它的思想遗产要丰富得多。葛兰西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

《葛兰西的二律背反》与姊妹篇《原霸》（ The H-Word ）一同发表，正如我在那里解释过的，后者发端于前者。两者有一定的重叠，本书的一些发现在它的姊妹篇中会简单重复，敬请读者谅解。为了可读性，我已经减轻了文本中的一些多余的语言包袱或者说那个时期的修辞，尽管不是全部，但除此之外保持原样，论点不变。在附录中，我首次用英文收录了葛兰西的狱友阿托斯·利萨写的关于葛兰西在狱中情况的报告，没有这份报告，就不可能对他当时的政治观点进行真实的描述。最后，我应该提一下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续集的《葛兰西的继承人们》（The Heirs of Gramsci），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二辑第100期，而《葛兰西的二律背反》发表在《新左派评论》第一辑第100期。本序言引用了该文开头的段落，其余的都可以在《原霸》中找到，除了它的结论。

2016年10月

[1] 除了其他众多著作以外，还可以参见两本文集 Gramsci in Europa e in America ，Bari 1995，以及 Gramsci in Asia e in Africa ，Cagliari 2010。

[2] “Gramsci and Marxism in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I/176，July–August 1989，p. 71.

[3] 参见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1978收录的文章。

[4] Egemonia e democrazia. Gramsci e la questione comunista nel dibattito di Mondoperaio ，Rome 1977，pp. 33–91．萨尔瓦多里刚刚（1976年）发表了迄今为止对考茨基最好的研究，是一部奠基性著作，1979年被翻译成英文，题为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博比奥的宣言 Quale socialismo? 也发表于1976年，十年后被翻译成英文，题为 Which Socialism? ；加利·德拉·洛贾后来创作了一部关于意大利民族认同的最引人注目的作品 L’identità italiana （1996）；科莱蒂，1954—1964年是意共党员，1974年接受了《新左派评论》（I/86，July–August 1974）的采访，后来出版成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年后在意大利以 Intervista politico-filosofica 为题出版，意共在猛烈抨击《世界工人》的专题文集时，说科莱蒂的采访是意大利社会党恶作剧的祸根。

[5] 参见Guido Liguori，Gramsci Conteso. Interpretazioni，dibattiti e polemiche 1922—2012 ，Rome 2012，pp. 269–272。这个值得称赞的平衡叙述是一位忠诚党员的作品，他忠于自己记忆中那个曾经的意共。

[6] L’officina gramsciana. Ipotesi sulla struttura dei“Quaderni del carcere ，”Naples 1984：第17—146页致力于第一个任务，第149—228页致力于第二个任务。

[7] Gramsci. Problemi di metodo ，Rome 1997，“Impaginazione e analisi dei ‘Quaderni’ ，”pp. 143–153.

[8] “Quaderni del carcere di Antonio Gramsci，”in Alberto Asor Rosa (ed.)， Letteratura italiana ，Vol. IV，Turin 1996，pp. 553–629．只要比较一下莫登蒂第580—582页及以后各页的分析表和传记评论与弗朗奇奥尼第137—146页的附录，就能看出区别。

[9] “Oggi non troviamo più una sola delle indicazioni politiche gramsciane alla base della politica complessiva del Pci”．参见Liguori， Gramsci conteso ，p. 310。

[10] 他的后继者甚至没有邀请他参加葛兰西逝世六十周年纪念，这个事件堪比巴尔扎克笔下的情节。杰拉塔纳1919年出生于西西里岛，24岁在罗马加入抵抗运动，在爱国行动队（Gruppi di Azione Patriottica）中战斗并帮助组织重建了该市的意共。他是贾梅·平托（Giaime Pintor）的朋友和同辈人，平托是他们那一代最有天赋的作家之一，1943年牺牲，1950年，杰拉塔纳编辑并推出了他的遗作 Il sangue d’Europa 。英语世界的读者可以从《新左派评论》第1辑第86、101–103、106、111期翻译的杰拉塔纳写卢梭和伏尔泰、马克思和达尔文、列宁和斯大林、阿尔都塞和海德格尔的文章中，感受一下杰拉塔纳作为一位思想史学家的品质。他于2000年去世。

[11] 这里可能借用了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 ）中区分的三种历史：纪念碑式（monumentalische）的历史、怀古（antiquarische）的历史、批判（kritische）的历史。——译者注

[12] Liguori， Gramsci conteso ，pp. 337–343，418–420：弗朗奇奥尼修改《狱中札记10》的提议遭到驳斥，他的修改实际上是一种蒙太奇剪辑，意在将这本札记从对克罗齐的批评变成对布哈林的批评，从而表明葛兰西在斯大林时代敌视苏联马克思主义。

[13] 主要文献包括： L’ultima ricerca di Paolo Spriano ，Rome 1988; Aldo Natoli， Antigone e il prigionero ，Rome 1991; Giuseppe Fiori， Gramsci，Togliatti，Stalin ，Rome 1991;Massimo Caprara， Gramsci e i suoi carcerieri ，Milan 2001; Angelo Rossi， Gramsci da eretico a icona ，Naples 2010; Luciano Canfora， Gramsci in carcere e il fascismo ，Rome-Salerno 2012; Giuseppe Vacca， Vita e pensieri di Antonio Gramsci， 1926—1937，Turin 2012; Franco Lo Piparo， I due carceri di Gramsci ，Rome 2012 and idem L’enigma del quaderno ，Rome 2013; Mauro Canali， Il tradimento ，Venice 2013。杰拉塔纳编辑的斯拉法与塔蒂亚娜·舒赫特的通信集 Lettere a Tania per Gramsci ，Rome 1991，属于不同的类型。

[14] 例如，参见 The H-Word ，pp. 80–81。

[15] Angelo d’Orsi (ed)， Inchiesta su Gramsci. Quaderni scomparsi，abiure，conversioni，tradimenti; leggenda o verità? ，Turin 2014.“后共产主义”一词，一般来说指意共仍然存在时的意共党员身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也意味着放弃与共产主义的一切联系。但在这本书中，和其他地方一样，有一小部分人仍然忠于过去的理想，厌恶民主党——据说是意共的继承人——对这些理想的所作所为。他们通常来自重建共产党（Rifondazione comunista），这个目前还很小的组织在1991年抵制了意共的自我解散，劳尔·莫登蒂是其中一个著名的代表。许多反共文献的一个荒唐特征是，声称自己代表了一种源自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强调蛛丝马迹的历史探究原则（heuristic principle）。对面阵营的弗朗奇奥尼也同样喜欢自负的卖弄：L’officina gramsciana，p. 23。

[16] “安德森的错误，正如弗朗奇奥尼证明的那样……”，“弗朗奇奥尼提供了以下有用的评论……”，“弗朗奇奥尼指出……”，“弗朗奇奥尼认为……”，“弗朗奇奥尼的证明……”；“布西-格鲁克斯曼的Gramsci and the State可以说是对安德森论点几乎逐字逐句的含蓄反驳……”，“正如布西-格鲁克斯曼强调的……”，“套用布西-格鲁克斯曼的一个说法……”，“就像布西-格鲁克斯曼首先提出的……”，“布西-格鲁克斯曼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布西-格鲁克斯曼认为……”，“布西-格鲁克斯曼指出……”，出自 The Gramscian Moment:Philosophy，Hegemony and Marxism ，Leiden 2009，pp. 57，81，97，116，140，220–221，224，238，406。

[17] The Gramscian Moment ，p. 441.

[18] 这本书呈现——或未能呈现——政治的典型方式是这样的套路：“我们在这里的任务不是对陶里亚蒂的复杂政治算计说三道四……”；“葛兰西批评他所看到的，无论公平与否……”，等等，出自 The Gramscian Moment ，pp. 105–106，213。

[19] Quaderni del carcere ，II，Turin 1975，p. 1365.

[20] 伦敦版——“Gramsci and Political Theory，” Marxism Today ，July 1977，pp. 205–213；佛罗伦萨版——“Gramsci and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in Anne Showstack Sassoon(ed)， Approaches to Gramsci ，London 1982，pp. 19–36；原文见 Politica e storia in Gramsci ，II，Rome 1977，pp. 37–51。

[21] “Gramsci，”in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 ，London 2011，pp. 314–333．很奇怪，霍布斯鲍姆说这一章来源于佛罗伦萨演讲，并将它列为以前未发表的内容。难道他记错了？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是因为受众。面对伦敦的听众，需要解释意大利产生葛兰西这样的思想家的特殊情况，在意大利就不需要了，但意大利的听众希望听到更多重构第二国际以及葛兰西面对的马克思主义论辩的政治背景。出人意料，这两个版本托马斯连提都没提一句，可他冗长的参考书目却腾出空间引用了尼采和维特根斯坦。

[22] 伦敦版，第211页；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p. 328。

[23] 伦敦版，第210页；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p. 327。

[24] 伦敦版，第208页；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pp. 320–321，其中有一处直接引用了我的论述，提醒读者共产国际辩论对葛兰西的启发；另一处批评我对阵地战观点的处理，在他再版的谈话中删掉了。尽管对《二律背反》有所保留——抛开政治分歧不谈，细致的文本分析并不是他的嗜好——他并不排斥将文本分析的方法应用于自己的作品。多年后，谈到我写的一篇关于他的自传和四部曲的文章，他笑着说：“你解构了我，就像解构葛兰西一样”。

[25] “La guerra è la guerra，” Socialismo e fascismo. L’Ordine Nuovo 1921—1922，Turin 1966，p. 58.

[26] 出处分别是：“Stato，partito，strumenti e istituti dell’egemonia nei‘Quaderni del carcere’，”in Egemonia Stato partito in Gramsci ，pp. 37–53;“Gramsci come pensatore rivoluzionario，”in Politica e Storia in Gramsci ，II，pp. 69–99，以及“Le forme dell’egemonia”in Gramsci. Problemi di metodo ，pp. 119–126。

[27] Quaderni del carcere ，III，p. 2011.

[28] Quaderni del carcere ，II，p. 1319.

[29] Quaderni del carcere ，II，pp. 699–700，III，p. 1771.

[30] “Due rivoluzioni，”in L’Ordine Nuovo 1919—1920，Turin 1987，pp. 569–571.——对他的整体思想来说是一个奠基性的文本。

[31] Quaderni del carcere ，III，pp. 2283–2284，p. 1863．我在《二律背反》中提醒大家注意的段落，将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崇拜”（statolatry）归因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缺乏长时间独立的文化和道德发展，不足以建立自己的市民社会”。见下文，第78，93页。

[32] 参见 Egemonia e democrazia 结尾他的文章，第211、216页。

[33] A Zone of Engagement ，London-New York 1992，p. xi.

[34] “Le ceneri di Gramsci，” Egemonia e democrazia ，pp. 69–91，题目来自帕索里尼（Pasolini）1957年的诗。今天，作者是《晚邮报》（ Corriere della Sera ）的一位主要的社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