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的改善

对于伯克而言，1757年是忙碌的一年。刚刚出版完《美与崇高》的他与当时著名的出版商罗伯特·多兹利签订了一项出版协议，撰写从恺撒大帝时代到安妮女王统治末期的英格兰历史。在签订出版协议不到一个月内，伯克和自己的天主教妻子简·玛丽·纽金特结婚。写作《英国史散论》可能同时也带有养家糊口的现实需求。

伯克为何没有完成《英国史散论》是一个迷雾重重的问题。其中一种解释认为这与休谟出版的《英国史》有关。虽然伯克与休谟之间的信件可能不存于人世，但通过休谟给其他人的书信，我们可以确认在18世纪50年代两者就已经建立起友谊。比如休谟在写给亚当·斯密的信中，就声称自己非常熟悉伯克。 ^[4] 顺带一提，伯克与斯密之间的友谊也是休谟将《道德情操论》寄给伯克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我们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伯克在了解到休谟的英国史撰写计划之后，选择暂停本书的写作。事实上，在1761年的《年鉴》中，伯克就大力赞扬了休谟的《英国史》，认为这填补了英国历史叙述的缺失，“把我们的国家从耻辱中解救出来” ^[5] 。伯克可能认为休谟在英国史上的造诣高于自己。但问题是休谟《英国史》最早的一卷在1754年就已经出版，如果基于上述动机，伯克没有必要在1757年签订出版合同。

另一种解释是，由于诸事缠身，伯克没有充足的时间完成这部作品。虽然这部作品的截止日期被预定为次年的圣诞节，但考虑到伯克在这两年中完成了从结婚到生子一系列事件，他可能无法抽出足够的时间放在写作上。紧接着，在1759年伯克被引荐为下议院议员汉密尔顿（William Gerard Hamilton）的私人秘书，开始踏入政治界。私人秘书的繁忙工作，让伯克的写作时间变得更为窘迫，伯克与汉密尔顿的决裂也与此密切相关。用伯克自己的话说，“在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六年里，他让我放弃了对文学声誉和财富发展的一切追求” ^[6] 。再之后，伯克成了罗金汉姆侯爵的私人秘书，并进入下议院，这种紧密的过渡使得伯克不再有时间继续完成《英国史散论》。

评价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阿克顿勋爵就非常遗憾这一缺失。当然，也有学者对《英国史散论》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部用糟糕英语写成的乏味作品。对《英国史散论》进行历史考据不是本书的重点，本书更关注的是伯克在《英国史散论》中的基本立场。《英国史散论》只写到大宪章时期，但伯克用自己之后一系列的作品在事实上延续了它的立场。宗教改革之后的英国国教和光荣革命是伯克整个生涯一直讨论的问题。换而言之，伯克在关于辉格党、关于议会改革、关于法国革命等一系列问题中，完成了没有写完的部分。

作为一个简单的例证，在爱尔兰问题上，伯克强调，“最为反常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是宗教改革期间，在他们最为严肃的法案中，英格兰的君主们发现他们的头衔是这样被授予的，他们要求爱尔兰人民的服从，不是来自征服的原则，而是作为附庸（vassals）以及教宗与爱尔兰人民之间的中间领主（mesne lords）” ^[7] ，这与他在《英国史散论》的立场完全一致。他写道：“由于他（指亨利二世）从教宗那里获得了对爱尔兰的授权，条件是使其服从于圣彼得的便士（Peterpence） ，他知道迅速履行这一条件将大大有助于他恢复罗马宫廷的好感。” ^[8]

伯克对于历史问题的关注不单纯是一种现实生活的需求。在写作《英国史散论》之前，他已经和他的朋友威尔·伯克（Will Burke）合著《欧洲人在美洲定居的记述》（ Account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s in America ）。从伯克的思想演化看，从美学研究转向历史研究也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过程。

正如第一章所指出的那样，伯克关注的焦点不是美学本身，而是审美对道德和现实的实际影响，这是他在《改革者》中奠定的基本思路。在接下来的思想发展中，他进一步拒绝了近代理性主义者的思考方式。这种方式往往先假定存在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再从历史中寻找支持自己理论的材料。伯克批评这种不公正的裁剪处理。“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气氛，伴随着从普通经验的圈子中抽取的庸俗推理和概念，这非常适合一些能力狭隘的人，也适合一些懒惰的人。但是，当对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进行痛苦而全面的调查时，这种优势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因为这需要多方面的考虑。” ^[9] 问题是，在拒绝上述方式的同时，伯克事实上认为存在某种历史的真实样貌。换言之，他必须回答，历史的真实样貌究竟是什么。

《英国史散论》试图以英国的宪政制度，尤其是法律的变迁为主轴，以统治者的更替为纪年，描述英国历史的变迁过程。伯克认为他的描述方式不是一种偶然。首先，“很少有任何好奇心的对象比人类法律的起源、进展和各种革命更合理。政治和军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类的野心和暴力的描述；这是一部关于其律法的历史” ^[10] 。其次，君主的行为最能够体现这种律法的变迁。在进入近代制度以前，绝大部分的律法都是由国王的意志所决定的。最后，通过回溯这种法律或者制度的来源，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今日事物的了解。“这种法学以如此丰富和充沛的洪水，浇灌和充实了整个国家。” ^[11]

整部作品以恺撒征服高卢作为其开端。伯克认为，在恺撒征服之前，与高卢一样，“我们的英国祖先没有正规的政治体制，没有常设的强制性权力” ^[12] 。狩猎和放牧是早期不列颠人的基本活动。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德鲁伊宗教构成了一种粗糙的秩序。通过偶像崇拜，德鲁伊将一种关于灵魂不朽的认知贯穿于不列颠人的本性之中。今日英国民众对于占卜的迷信就受到了这种古老宗教的影响。在恺撒之后，由于不列颠偏僻的位置，远离了罗马秩序。直到近一百年后，克劳狄乌斯皇帝才重新进行了征服运动。

在不列颠人屈服之后，总督阿格里科拉（Agricola），也就是塔西佗的岳父，成为实际的统治者。《英国史散论》高度评价了他的统治。通过将英国的习俗与罗马的制度相调和，他成功地让不列颠人接受了罗马的统治。“他把那个狂暴的民族逐渐塑造成温和的社会习俗；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澡堂、花园、豪宅，以及有教养的生活中所有宽敞雅致的东西。” 这种改变如此成功，以至于半个世纪之后，不列颠完全成为罗马世界的一部分。这是英国历史第一次重要的转变。

英国历史的第二次转变则来自罗马帝国的解体和撒克逊人的入侵。罗马秩序的崩溃使得英国重新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中。“这个不幸的国家失去了它的居民，被它的主人抛弃，被剥夺了它的艺术品，被剥夺了它的所有精神，处于一种最悲惨和绝望的境地。” 不列颠人自身的软弱无力，使得他们同意撒克逊人进入英格兰。撒克逊人很快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以武力征服英格兰。虽然无法确定详情，但《英国史散论》认为，“古代宗教和语言的突然消亡似乎足以表明，英国一定比欧洲大陆上的任何邻国遭受了更多的苦难” ^[13] ，以至于基督教需要重新在英格兰生根发芽。但是，英格兰的巨大损失不等于历史的彻底中断，《英国史散论》观察到，传统的不列颠人依旧保留了下来，作为次等民族而不是奴隶存在于法律之中。

基督教的重新传入再次赋予不列颠以秩序。爱尔兰修道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一，爱尔兰修道士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将基督教重新带入不列颠。与阿格里科拉一样，他们没有彻底根绝异教的习俗，反而是用一种柔性的方式将其慢慢边缘化。甚至，异教习俗以各种方式被融合在了英格兰教会的仪式之中。“没有什么比这些规定更谨慎的了；它们确实是在对人性的完美理解下形成的。” 第二，爱尔兰修道士以自身的节俭作风和实际劳作作为感召，增加了真正的道德说服力。第三，爱尔兰修道院同时承担了墓地的职能，为生者和死者建立起桥梁，从而赋予了它额外的保护。第四，爱尔兰修道士通过知识的保存和传递，重新带领英格兰进入了文明社会。

《英国史散论》的下一个重点是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对英国的塑造。阿尔弗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几乎奠定了所有英国制度的雏形。从郡议员到治安官再到陪审制度，英国宪政制度在这一时期奠定了自己极为粗糙的基础。《英国史散论》试图表明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方面，撒克逊法律是极为粗糙和原始的，“对伯克来说，这个原始的模型远非一个好模型，它只包含了我们宪法制度的一些模糊和不正确的轮廓” ^[14] 。另一方面，撒克逊法律的很多习惯渗透到英国的制度之中。

一直被强调的撒克逊自由传统亦在其中。《英国史散论》强调，这种自由实质上是撒克逊部落转型的结果。撒克逊部落以军事征服作为基础。由于部落首领权力的有限性，在征服的过程中，他需要通过授予土地财产保持追随者的忠诚。在长期的征服过程中，部落首领逐渐演变成君主。君主权力的有限性和大量自由民的存在，使得英格兰的撒克逊制度充斥着一些粗糙的民主制度要素。“因为他们的政府形式是通过不断更新的联盟来维持的；所以当法律制定后，为了执行法律，必须再次求助于联盟，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政府的伟大原则，而且我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原则。” ^[15]

英国历史的第三次转变来自诺曼人的征服。征服者威廉成为英国国王对英国的国内和国际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国内，威廉在承诺保持一定程度的撒克逊式自由时，大力加强了国王的力量。这不仅在于引入诺曼法和法语，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于庄园和税收的强力掌控。“一个君主拥有如此多的手段来折磨敌人，满足朋友，并且拥有如此充足的收入，完全不受臣民的影响，无论政府的外部形式如何，在实质和效果上一定是非常绝对的。” ^[16] 英国人的自由受到了更为严格的限制。《英国史散论》将这种对自由的限制归咎为威廉对于反叛的潜在担忧。

在国际上，威廉彻底改变了英格兰与欧洲大陆政治相互隔阂的局面。在作为英国国王的同时，身为诺曼底公爵的他也需要承担作为法国国王封臣的权利和义务。法国国王与这位强力封臣的关系很难用融洽来形容。威廉也不得不反复在海峡两边跳跃，尽可能保护自己的权益。这深刻改变了自罗马衰弱以来，英格兰和欧洲大陆之间的疏离感。“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交流因此被打开，自此在一系列持续的战争和谈判中得以保存。” 金雀花王朝的崛起和英法百年战争，更是将英国完全拖入欧洲大陆的政治游戏之中。

亨利二世与教宗权力的反复博弈体现了中世纪政教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英国史散论》认为通过设立巡回法院压制大贵族，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平民的自由。“狮心王”理查一世（Richard the Lionheart）则将重点放在十字军东征之上，对治理领地缺乏兴趣。很快统治推进到无地王约翰（John the Lackland）时期，这一时期最为具有历史价值的事件就是《大宪章》的签订。

《英国史散论》指出，约翰由于自身性格和先前的叛乱，使得他的统治缺乏足够的欢迎。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不恰当的政策导致了内乱的发生，他被迫接受主权的削弱。除了《大宪章》外，教会权力的扩张是一个经常被人忽视的地方。约翰在对世俗贵族让步之前，已经对罗马教廷作出了许多让步。1209年，约翰就因为大主教选举的问题与教宗英诺森三世发生冲突。四年之后，因为法国入侵的压力，他不得不屈服与教宗的权威。“教会法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它的全部力量。扩大教宗的特权是这一法律的主要目标。” ^[17]

紧接着，由于1214年对法战争的失利，约翰一世选择与叛乱的贵族谈判签订《大宪章》作为权宜之计。《大宪章》以及随后而来的《森林宪章》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它首先解除了王权的无限特权，奠定了英国自由的基础。” 其次，它的目的不是创造新的东西，而是恢复英国过去所享有的自由。“这些自由是他们的祖先通过以前国王的自由特许权获得的” 。换言之，这种自由不是基于某种抽象的自然权利，而是历史上对于土地的授予和拥有形成的。最后，这份文件同样是粗糙和不完善的。它设计了一系列制度限制国王的权力，却没有提供足够的担保。“贵族们想不出任何措施来保障他们的自由，除了那些与君主政体相违背的措施。” ^[18] 这直接导致了约翰与贵族的再次内战。通过1217年和1225年的两次修订，一份更温和的《大宪章》才逐渐融入英国的政治生活之中。

《英国史散论》对于现实历史的把握最终可以被总结为征服和统治不断循环的过程。至少，在伯克看来，英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模式。前者被视为一个激烈而又短期的状态，基本上只持续大约一代统治者的时间；后者则更多被视为一个稳固而又长期的状态，这个状态虽然也存在强烈的斗争，但政权具有明显的连续性。

在这两种不同的状态中，伯克展现出明显的不同偏好。在征服问题上，他体现了一种接近于马基雅维利式的冷酷现实主义倾向。

《英国史散论》暗示了强力征服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征服是文明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 ^[19] 罗马人、撒克逊人、诺曼人的统治都是建立在对于原有统治者的征服之上。这同样也体现在日后英国对于爱尔兰、印度等一系列地区的征服上。被统治民众是否同意这一过程，这一过程是否符合某种规范，都无法改变征服这一事实。

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史散论》否认这种征服和道德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征服过程存在一系列违背道德的行为，甚至是普遍的暴行。无论民众是否满意，统治者只要能够对该地区的土地和人口进行控制，就已经实现了征服。它以征服者威廉为例指出，“征服者非常清楚，他的征服对所有人的财产和政府的普遍议程中产生了巨大的革命，这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20] 。英国民众可以反抗威廉将一种语言和制度强加给他们，但只要威廉能够有效进行镇压，他就保有统治权。正当性或者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似乎无足轻重，以至于《英国史散论》根本没有花费笔墨讨论这个问题。

在统治问题上，伯克又强调有效的长期统治依赖于道德教化与习俗相互匹配。除了对征服的描写之外，《英国史散论》花费大量篇幅描述各种统治者如何对国家和民众产生影响。它高度赞扬那些能够将政治制度与道德习俗相互糅合，从而实行有效道德教化的统治者。不列颠的罗马化和英国的再基督教化是典型的例子。通过一种柔和的方式，在带来文明的同时，他们也让被统治者真心接受了新的统治秩序。

在伯克晚期的作品中，对于道德因素的强调变得更为明显，以至于他似乎暗示有道德的统治是统治者应该努力实现的目标。“培养出一群有价值的人，使他们在科学和道德方面有所提高，使他们更加幸福和富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光荣。” ^[21] 伯克批评黑斯廷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统治者，缺乏对于道德教化的重视。“以往根本没人试图去了解印度这个国家的历史，领会它的法律和习惯的内涵和精神，把握它前进的脉络，从而制定一套合理有序的发展方针。”

伯克的倾向十分直接。“很明显，伯克欣赏的是改善征服的过程，而不是它所产生的粗暴的原生态。” ^[22] 他为纯粹的暴力征服大开绿灯，但也期待一种更具道德光辉的征服。《英国史散论》似乎继承了伯克在道德和现实中反复游移的特征。不过，它的确为道德和现实的关系提供了进一步的说明。伯克似乎暗示我们，现实的残酷性和道德的重要性之间虽然经常出现紧张，但不等于两者是完全的互斥关系。历史的厚度本身已经为容纳两者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如果没有人类在历史中展现出的妥协和让步，作为理念的权威和自由将难以找到和解的可能性。 Unlb6iH577HCt5wAObCIG2ikfBZo0ER4XaB6AI2YXgHn6qFWz3P5mgf9BlUgt+8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