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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伯克对于审美的偏好不代表他有意构建一种美学本体论。他早期作品的现实指向非常明确。“伯克写的是政治的，而不是哲学的作品。” [1] 他总是关心这种理论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后果。抽象理论是一种智力上的游戏，而将抽象理论运用于现实是一种严重的不负责。1759年，伯克在他主持编撰的《年鉴》（ Annual Register ）中就这样评价卢梭：“在目前的作家中，没有人比卢梭拥有更多的才华和学识，但他和世界都很不幸，他的那些作品，虽然引起了最大的轰动，为作者赢得了最高的声誉，但对人类却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和好处。” [2]
审美最终需要在道德和现实的限制下展现自身。伯克最终不得不面对一个古老的问题，即这些道德和习俗究竟是什么。伯克拒绝抽象理性偏爱的定义方式。“即便定义达到了描述事物本来面目的目的，为了对事物做最好的了解，我们也最好把它作为探究的结论，而不要在我们的探讨之前运用它。”
他自然更偏好以一种历史生成的方式对道德和习俗进行描述。从这一点看，《一篇关于英国历史节选的文章》（以下简称《英国史散论》）体现了伯克思考难以避免的转向。他需要对英国的历史进行梳理，为道德和现实提供辩护的理由。
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伯克早期的长篇作品之一，《英国史散论》既没有在他的生前出版，也没有完成。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休谟已经出版了《英国史》相关，是一个难以探明的问题，但这却影响了学者对于这部作品的关注程度。很多伯克的研究者往往跳过这部作品，直接聚焦进入议会的伯克。本章则试图指出，《英国史散论》蕴含了伯克很多道德和现实观点的基础。在伯克的整个议会生涯中，他几乎没有脱离《英国史散论》所塑造的基本框架。“为了最大限度地理解伯克后来的政治著作，每个研究他思想的学生都必须研究他早期著作的一个主要主题，伯克在那里为他一生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和科学理性主义的强烈怀疑奠定了基础。”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