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爱尔兰的改革者

以宗教宽容著名的洛克（John Locke），依旧有自己不宽容的对象，天主教徒就是其中之一。洛克认为，天主教徒一定会面临在君主和教宗两个主权者之间二选一的问题。这将违背国家作为一种契约的基本要求，从而导致国家的瓦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教宗至上论者不能享受宗教宽容的收益，因为在他们拥有权力的地方他们认为自己一定会去反对其他人” ^[3] 。

公正地说，英国本土对于爱尔兰的征服与压迫并存。光荣革命后的英国进一步将这种压迫系统化。1695年的教育法案禁止天主教徒将子女送出国进行教育；1704年的教宗法案则确立了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长子优先继承地位，并要求所有受领文职和军职的人宣誓放弃天主教信仰；1728年的剥夺公民权法案更是直接剥夺了天主教徒在议会投票的权利。从这一点看，辉格党政府的确很好完成了洛克对于宗教宽容的限制，它在爱尔兰塑造了一个实际上的圣公会或者说英国国教徒特权阶层。

1729年，一个名叫埃德蒙·伯克的孩子出生在一个都柏林的律师家庭中。这个家庭的宗教关系有些复杂。为了继续执业成为律师，伯克的父亲决定皈依圣公会，他的母亲则依旧保留传统的天主教信仰，这使得伯克必须以一种矛盾的情感看待自己的周边环境。一方面，作为国教徒出生的伯克天生就是特权受益者，在现实中他享受到了特权秩序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他亲眼观察到英国对于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普遍压迫，认为这在道德上存在缺陷。直到晚年，伯克都没有放弃批判他所谓的新教徒优越地位（protestant ascendancy）。在给儿子理查德·伯克（Richard Burke）的信中他写道，“这不外乎是爱尔兰的一部分人决心把自己当作联邦中唯一的公民；并通过把其他人降为绝对的奴隶，在军事力量下保持对其他人的统治” ^[4] 。

在六岁的时候，伯克被送到信奉天主教的舅舅家抚养。科克郡乡村的童年生活是早期伯克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1748年给友人的诗中他写道，“宁静的乡村是多么幸福，草地是他的床，天空是他的华盖” ^[5] 。1751年从爱尔兰来到伦敦的他面对烦躁的城市生活写道，“野蛮的守夜人在门口吼叫。在这样的折磨下，他渴望乡村的幽静” ^[6] 。

伯克略带感伤的浪漫主义气息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爱尔兰文学潮流是合拍的。由于受到普遍的压迫，爱尔兰文学缺乏启蒙主义的乐观态度。它更多呈现出一种软弱和受伤的形象。“在适当的时候，这种不恰当的人类弱点的表现成为浪漫主义的主题，最好的情况是被归为怀旧和遗憾的叙述，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被归为沉闷的忧郁症，凯尔特人被认为对这种情况过于敏感。” ^[7]

这种对于乡村生活的浪漫怀念没有进一步转化为对文明社会的绝望。伯克没有许多城市中产阶级对于乡村的景观想象，他清醒地意识到，乡村和城市生活都不是完美的存在，两种生活都需要安排在一定的秩序范围之内。部分学者会将伯克对于秩序信仰解释为神圣天意的结果。“社会是人类创造的。但它是在历史上，在天意的指引下，由人类的实践理性所创造的。” ^[8] 考虑到伯克很少在其作品中谈及自然法的问题，这一点并非没有争议。但伯克的气质既没有转化为一种愤世嫉俗的离群索居，也没有转化为毫无收敛的无政府主义。他热爱乡村，也不否认城市作为文明社会的产物。“在18世纪的思想家中，他是很少见的，他既理解了两者的优点，又不将两者理想化。” ^[9]

顺带一提的是，保守主义对当代动物保护主义的批判就隐含对这种景观想象的讽刺。居住在城市空间的人士往往容易将自己对于宠物的喜爱投射到野生动物之上，赋予自然过于温柔的面纱。无论是将动物拟人化还是赋予动物权利，本质上都是一种人类自我的共情。斯克鲁顿不无辛辣地表示：“多愁善感所涉及的自欺欺人的剂量太大，以至于不允许批判性的智慧进入其辖区。” ^[10]

十一岁时，伯克进入由贵格会校长沙克尔顿开办的学校，并和校长的儿子理查德成了终身挚友。作为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保守主义政治家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也是在贵格会的教育下长大的。十四岁时，伯克返回都柏林，进入三一学院就读。除了表现出对于历史和诗歌的偏好外，他还参与组建校园辩论俱乐部。俱乐部每周集会两到三次，定期对政治和贸易等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辩论。

除了辩论俱乐部外，伯克在都柏林学生时期的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参与并出版了报纸《改革者》。这份报纸以同时期都柏林皇家剧院上演的话剧作为评判对象，目的是改变都柏林日益乏味的戏剧现状，建立一种合适的审美品位。在这份报纸中，伯克和他的伙伴们涉及一个美学中的经典问题，即审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在第一期《改革者》中，伯克就鲜明地表示，审美必须与道德联系在一起。他写道：“品位的堕落和道德的堕落是一样严重的，尽管纠正后者似乎是一种更值得称赞的设计，也更符合公众精神；然而，它们之间存在着如此强烈的联系，一个国家的道德对他们的品位和著作有如此大的依赖性，以至于加固后者，似乎是建立前者首要的和最可靠的方法。” ^[11] 戏剧是当时都柏林上流社会的重要娱乐节目。针对当时戏剧表演中很多不道德的情节，《改革者》认为有必要通过文学批判的方式，促进爱尔兰审美品位和道德水平的提高。

是否认可《改革者》的立场是一个缺乏公论的问题。这种主张背后的逻辑更值得关注。它实际上暗含了三个重要的前提。

首先是存在客观或者说通用的审美评价标准。伯克写道：“我们并不是要假装垄断品位，而是要让它变得普遍。” 后来伯克在《美与崇高》里很好地继承了这一原则。他开篇就强调，“表面看来，我们可能彼此之间在理智和感觉方面差异很大：但尽管有这种差异存在——在我看来，这仅是一种表面现象而非真实——，还是可能有某种人类理性与趣味的共通标准” 。换而言之，伯克否认审美品位是纯粹个体化的事务，它存在某种公共性的讨论空间，至少是一种公共性的效益。

其次是，审美的标准受到道德原则的限制。伯克在这里首次表达了对于道德原则的强烈偏好。与今日的许多保守派类似，伯克认为戏剧的创作者和表演者往往借托艺术之名进行一些令人在道德上感到不快的表演。他们必须依赖于这种刺激才能吸引观众。“因为诗人既要依靠自己的声誉，又要依靠人民的生活，常常不得不以牺牲自己的判断力为代价来取悦人民。” ^[12] 这种情况反映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审美匮乏。伯克通过对比爱尔兰和法国的处理，称赞法国在戏剧表演上对于接吻情节的限制。“法国人虽然在天赋方面不如我们，但在礼仪和规矩方面却一定超过我们。” 一个有教养的民族需要显示出这种审美品位的优越性。当然，伯克绝对想不到当时年仅七岁的萨德侯爵以后会给法国文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最后是审美品位可以进行教化。伯克在强调作家和演员应该引导审美品位的同时，也承认审美品位本质上受到公众偏好的限制。“人们之所以赞成这些东西，与其说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判断，不如说是出于习惯；我敢说，如果他们过去习惯于更好的戏剧和更好的风俗习惯，他们一定会像现在赞成这些东西一样鄙视它们。” ^[13] 这句话的意思直截了当，但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早晚期伯克思想分裂的证据之一。尤其是考虑到晚期伯克对于习俗和偏见更为积极的态度，而《改革者》中的习俗却是一种需要进行革新的东西。又比如，早期伯克对于习俗的道德教化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分子所奉行的道德教化之间又存在何种区别。这些问题最终演变成为伯克研究中一个争论不已的主题，即伯克的思想是否具有一种内在一致性。

全面回答这一问题不是这里的重点。伯克在习俗问题上的摇摆是他始终在道德和现实之间挣扎的表现，但他的态度并不完全矛盾。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的伯克，他都没有承认习俗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习俗本身不完美不代表它一无是处，改善习俗也不等同于否定习俗。“伯克意识到，习惯和人为的联系缩小了个人自由的范围，但它们也是社会生活的黏合剂。” ^[14] 道德和现实的复杂关系只能在具体的事态中进行处理，对于道德或者现实进行抽象的讨论缺乏实际的价值。

伯克一生都非常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一个善良而有智慧的人，在学习之后，首先要思考的是如何使他们对人类有用。但他通常会遇到许多人的骄傲或愚昧带来的许多障碍，以至于他必须坐下来满足于有学问的称号。” ^[15] 他不满足于这种知识上的充足，并认为有必要通过行动对社会产生影响。创办报纸向都柏林民众进行宣传就是一种伯克式的实践。随着伯克日后对于现实日益深入的参与，他对抽象道德的厌恶愈发明显。在数十年后关于一位论者的批评中，他不无讽刺地写道：“政治家与大学里的教授不同。后者只有关于社会的普遍观点。” ^[16] 莫雷对于伯克评价充满了自由主义的视角，但他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伯克对哲学家阴谋集团的憎恶和轻蔑并非通常所说，是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结果。”

在撰写《改革者》时，无论伯克是否意识到道德和现实的复杂关系，它确实已经成为他讨论中挥之不去的主题。他从审美品位切入可能也与他对古典诗歌的偏爱存在一定联系。我们不应该过分放大伯克这一学生时代作品的重要性，毕竟这份报纸仅仅出版了数月之后就宣告中断。

《改革者》更多展现出伯克思想一些可能的出发点，那就是所有的阅读和思考都不可能离开道德和现实这两个相互纠缠的因素。伯克倾向于赋予自己的行动以道德和现实的必要性。“一个国家的财富不是由其贵族的华丽外表或奢华生活来估计的；而是在一个民族中散布的统一的丰富资源，最贫穷的人和最伟大的人都有份，这使他们幸福，使国家强大。” ^[17] 改变都柏林爱尔兰人的品位是爱国者的责任，这种态度也为我们解释《美与崇高》提供了更多的路径。 /VGpu9s5fEMgGrAsn8a2/2H2RLSObSuMBOaghdwOBGi60msSAjIvxyHOBSshJi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