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一直是富有争议性的人物。他曾经是美洲革命的强烈支持者，也是少数在英国本土支持美洲独立的人士。他写道：“任何事情都比一场没有结果的、无望的、不自然的内战要好。据说，这种屈服的方式会让位于独立，而不会发生战争。” ^[1] 当所有人都将他视为革命的支持者时，他却站在反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第一线。直到今天，他的《法国革命论》依旧广为流传。

伯克身份的复杂性远不止于此。他承认英国对于印度的征服，又控诉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在印度的残暴统治。他是奴隶制度在18世纪的反对者，也是印度种姓制度的支持者，甚至他可能是18世纪少数批评向中国出口鸦片的政治家。伯克指出：“鸦片的销售被贸易委员会裁定的明确目的是在孟加拉而不是在中国销售，并将这种销售的产品用于生产原始商品的国家的制造业。” ^[2] 可是黑斯廷斯违背议会的指令，将鸦片非法销售给禁止鸦片进口的中国。

伯克多变的态度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在他反对者的眼里，多变是投机取巧和缺乏原则的同义词。马克思就曾经评价道：“他忠于上帝和自然的规律，因此无怪乎他总是在最有利的市场上出卖他自己。” 在他的支持者眼里，这种变化是政治灵活性的真正体现，是对于具体事态的尊重。柯克（Russell Kirk）将其视为保守主义长存的原因之一：“保守的信念在两个世纪里一直保持着政治和思想的连续性，而那些憎恨传统的激进政党已经相继解体。” ^[3] 在对于伯克的两极化评价中，所有人都承认伯克是一个难以标签化的人物。他尤其不适合用一种固定的政治光谱进行衡量。

伯克的多变性没有损害他的声誉。他是少数能够在死后不断提升自己声誉的人。19世纪是伯克备受吹捧的时代。“他在大西洋两岸都很受敬仰，在整个19世纪，特别在维多利亚晚期几乎达到了顶峰。” ^[4] 他的道德勇气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典范。“尽管同时代的人都认为伯克是哲学家、政客和政治家，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却认为伯克是一位伟大的英雄，他团结了自己的同胞，投身反（对法国大）革命事业，拯救了英国和帝国的宪法，塑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政府体系。” ^[5]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在20世纪早期，对伯克的评价迅速降低。他被认为是一个局限于自己时代的政治投机分子；或者更善意地说，他是一个对充满希望的未来裹足不前的犹豫者。约翰·莫雷（John Morely）这样从维多利亚时代一直活到20世纪早期的政治家更能够反映这种变化。他写道：“伯克便是如此，他没有预见到他的时代里道德和政治主体的最终走向。他也没有意识到，以当时活跃的社会条件，他关于最佳征服的构想，一个符合民意的血统贵族政体，从长远看，终将被完全抛弃和消解。”

对伯克兴趣的重新挖掘来自“二战”后政治格局的影响。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二十世纪，伯克在很多场合都被投入使用。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的反极权主义言论被美国保守派所采纳。” ^[6] 事实上，今日大部分人对于伯克的印象都是由他们塑造的。他们从伯克的思想中看到对抗意识形态主张的可能性。伯克在印度和法国问题上的道德热忱则激发了美国保守主义者对于现实政治的道德想象。

伯克的历史价值只是研究伯克的一个原因。对于今日的保守派而言，伯克依旧存在重要的现实价值。他几乎奠定了一切今日保守派的思想基础。传统保守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是两个差别巨大的分支，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态度也南辕北辙。但这不妨碍他们都宣称自己是伯克思想的正式继承人。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这样的传统保守主义者就宣称：“保守主义顾名思义就是：试图保守我们所拥有的社区——正如埃德蒙·伯克所说的，我们必须为了保守而改革，不是在每个细节上，而是在所有确保我们社区长期生存的事情上。” ^[7]

与伯克的重要性相比，学术界对伯克存在一定程度的轻视。这可能与保守主义本身缺乏对理论的重视密切相关。受到伯克的影响，绝大多数保守主义者更看重实践的结果。用伯克自己的话说，“我认为，在理论上错误而在实践中正确，这是毫不奇怪的；我们也乐于看到这样的情况” 。伯克的态度从根本上挑战了以哲学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如果政治哲学最终是由实践的结果进行评判，那么政治哲学家的首要任务不是构建理论，而是参与政治的实际运作。

伯克态度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更深刻的怀疑，即政治可能无法成为一种科学。伯克认为，将政治视为一种科学意味接受抽象理性的宰制。抽象理性必然会寻找普遍有效的答案。用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话说，“从我们天性中两个原则性的部分，理性与激情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学问，数学的和教义的。前者远离矛盾与争论，……而后者之中没有任何东西不会引起争议” ^[8] 。但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决定了在现实政治领域建立标准答案是一件几乎不可行的事情。政治只能与具体的事态相关。抽象个体对于自我推理的自信可能导致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这直接唤起了一种与宗教狂热类似的理性狂热。在这种理性狂热背后，至高无上的个体意志成了真正的主宰者，它将政治拖入纯粹意志的决断之中。

当代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由于个体意志至高无上的地位，每一个意志都将追求自己的支配地位，这很难产生自我谦卑和自我牺牲的可能性。问题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共同情感恰恰依赖于这种可能性。在今日的政治中，共识日益破损。“在政治理论的迷宫中，那些没有形成自己道路的人，在思想上破坏了所有的顺从，这是有害的后果，他们拒绝了这条道路，蔑视了向导。” ^[9] 越来越多的激进派从政治光谱的各个方面粉墨登场。这种共识的破碎更是蔓延到几乎所有的国家，身份政治的大行其道就是最直接的表现。性别、阶级、民族将所有人划分为一个又一个固定身份的小团体，试图维持共识的人则会受到小团体愈发强烈的攻击，正在逐渐从西方社会泛滥到中国的“性别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伯克可能不自觉地感受到个体意志泛滥的潜在危机。抽象理性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实践性。奥克肖特写道：“现在，如我所理解的，理性主义主张，我称为实践知识的东西根本就不是知识，严格说来，它主张没有知识不是技术知识。” 抽象理性对个体意志的放纵只能产生无尽的虚无。这促使伯克进一步远离哲学家的政治哲学，他选择了一条被他称为“行动的哲学家”的道路，这种“行动的哲学家”就是参与实践的政治家。伯克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烈的亚里士多德倾向。他认为政治不仅是为了生存，它的目标应当指向德行的完善。伯克特别看中政治审慎的必要性，将其视为实现现实和道德共融的关键方法。

伯克的政治理论是否正确，以及我们是否接受伯克的态度，是需要自行判断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今日还想要了解保守主义，将保守主义作为严肃的政治派别来对待，那么伯克就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本书试图指出，在伯克多变的态度背后可能存在一致性的解释，这种一致性在早期伯克的思考中就已经奠定雏形。议会中的伯克将这种雏形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伯克的目标始终是在思考如何将道德和现实有效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对既定秩序的不断改善。

考虑到伯克作品的性质，本书在以专题作为章节基础的情况下，尽可能兼顾时间线上的连续性。不过，由于伯克对许多问题的关注贯穿他生涯的各个部分，在时间线上将不可避免出现反复的跳跃。

第一章主要聚焦在早期伯克的困惑。这一时期的伯克没有直接涉足政治，而是将自己的焦点聚焦在审美问题上。但在他审美问题的背后，爱尔兰民众的生存现状才是伯克真正关心的问题。伯克在利用审美改造习俗提升道德品位的同时，也重视习俗对社会的积极价值。

第二章则集中在伯克兴趣的历史学转向上。伯克对于习俗和道德的依赖使得他必须进入历史中去发现习俗和道德的合理性。在这一时期，伯克奠定了他对于英国历史事件的基本看法。他将历史分为征服和统治两个循环往复的阶段。比起征服，伯克更重视统治改善的重要性，这种改善是现实和道德共融的重要基础。

第三章的重点是进入议会后的伯克对于英国政治制度的思考。伯克对历史学的偏爱最终使得伯克必须确定谁是历史的解释者，他最终在罗金汉姆辉格党上找到了可能性。通过将志同道合的人联合在一起，党成了英国政治制度最有效的捍卫者。通过进一步的浪漫化，产生了伯克所描述的自然贵族，这种贵族可以被视为历史或者上帝的代表。

从第四章开始将分别讨论伯克政治生涯中最值得关注的四个问题，即美洲问题、印度问题、法国问题和爱尔兰问题。伯克对这些具体问题的思考，没有超出他在前三章确立的基本框架。他一直从不列颠殖民帝国的角度思考这些问题，试图解释习俗和道德究竟应该如何适应新的全球帝国模式。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思考，进一步丰富了伯克政治思想的具体内涵。

在第四章的美洲问题中，伯克强化了共同情感的作用，维护政治制度是为了保证现实和道德的共融。单纯的制度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问题，共同情感才是支撑制度有效运作的直接原因。共同情感本身依赖于长期共同生活所依赖的习俗，而习俗受到了具体地理和历史的影响，这反过来意味习俗存在特殊性。

习俗的特殊性是第五章伯克和黑斯廷斯争论的焦点。伯克试图通过习俗的特殊性论证黑斯廷斯的统治违背了印度的习俗，黑斯廷斯则反过来利用这一点强调自己的统治和改革符合印度的惯例。在两者漫长的争论中，伯克不得不求助于普遍的德行，这种普遍的德行可能隐藏在他与自然法之间暧昧不明的关系中。伯克的折中主义立场也显示现实和道德和谐一致在现实政治中的巨大困难。

第六章的法国问题是伯克思想一直被关注的焦点。伯克在印度问题和法国问题上看到相似的问题，认为两者的暴政是对于现实和道德的严重威胁。法国革命对于抽象理性的盲目狂热放大了暴政的严重性。这场革命代表一种全新的原则，这种原则和传统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伯克消极地认为这种冲突将会对现实和道德的融合而产生前所未有的威胁，必须尽一切力量对抗可怕的前景。

针对第七章谈到的爱尔兰问题的思考则贯穿了伯克的一生。这一问题的重点在于爱尔兰独特的天主教特征。英国本土的强制改宗策略是对于爱尔兰习俗的严重损害，难以避免地破坏了爱尔兰原有的家庭秩序和道德规范。伯克试图寻求一种新的宽容范式，这种宽容重视本地区宗教对于习俗和道德的价值。对各地区宗教传统的保护，为现实和道德的共融提供了稳定的条件。

第八章的结论在于强调伯克对道德和现实关系的重视是他一生的重点。作为爱尔兰人和大英帝国的一分子，伯克的目标就是在承认既定帝国秩序的情况下，不断改善帝国的统治。但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下，伯克的方式被视为对抗抽象理性个体意志泛滥的方式，他的思想也为保守主义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永恒的动力。

[1] Edmund Burke, “Letter to the Sheriffs of Bristol”,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3 , General Edited by Paul Lang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323.

[2] Edmund Burke, “Ninth Report of Select Committee”,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6 , General Edited by Paul Lang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284.

[3] Russell Kirk, 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Eliot ,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1, p.458.

[4] Jesse Norman, Edmund Burke: The First Conservative ,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p.103.

[5] Frank O'Gorman, Edmund Burke: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1.

[6] Jesse Norman, Edmund Burke: The First Conservative ,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p.107.

[7] Roger Scrton, Conservatism , New York: All Points Books, 2017, p.12.

[8] Thomas Hobbes, The 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 Edited by Ferdinand Tonn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8, p.xvii.

[9] Edmund Burke, “Appeal from the New to the Old Whigs”,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4 , General Edited by Paul Lang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15, p.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