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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费希特的知识学置于第一哲学的传统中——就第一哲学展示了一种关于形而上学的努力而言（在这里，我们在非特指的意义上来理解形而上学的概念），那么这样做不仅仅是基于知识学的系统性内容，更是首先符合了费希特的自我理解。费希特甚至偶尔将他的哲学描述为形而上学，大约在1798年回顾1794年的知识学时，他写到，知识学宣布自身为“形而上学”，他还展望式地憧憬一门“纯粹的形而上学”。 [1] 在《知识学》（1794）中，费希特将知识学描述为一门“形而上学”，因为它研究“原初的实在性”（Ⅰ286； Ⅰ ， 2 ， 416 ）。在《极乐生活指南》（1806）中，他认为，他的学说研究“所有知识最深层次的根据和要素”，用“学院术语”来说，处理的是“最深层次的形而上学和存在论”（V 416）。他晚期的《伦理学体系》（1812）指出，伦理学需要被贯彻为真正的“ 存在 学说”，也就是说，“探讨真实存在的学说，探讨真正的实在性的学说”，因此能够被称作“形而上学”（Ⅺ34）。
特别是晚期的《知识学》（1812），它已经在术语上将自己界定为存在科学（Seinswissenschaft），由此研究了我们提出的“形而上学还是存在论”这一问题。针对此问题，它的主导性命题是：“一 存在 ，除这个一外，完全不 存在 任何东西”（Ⅹ 331）。这个命题已经隐含了一个在我们看来意义非凡的形而上学工作，“一”通过谓词“存在”而从所有其他的东西中脱颖而出。然而，成为第一哲学或存在学说这个要求在早期的知识学版本中已经可以找到。费希特在《论知识学的概念》这部作品中展示了一个寻找最终奠基的计划，这个计划明显指向这个方向。
《知识学》（1794）已经将自己呈现为关于“存在者”（ ens ）的理论。不过，它只是顺便宣称了自己作为存在科学的特征，因此它尤其需要解释，这样才能够被认识为存在科学。但是，恰恰是它将自己理解为存在学说这点表明了，在涉及第一哲学层面的阐释方面，最早的知识学并不占据很高的地位。但它还是会被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这是因为对费希特自己而言，它展现了他的学说向令人信服的存在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固定起点。如果没有对《知识学》（1794）的理解，尤其是没有对那些从《知识学》一开始就逼迫他进行改进的困难的理解，我们就无法理解此后各个版本的《知识学》。
《新方法》（1798—1799）已经对最初构想进行了全面的改写。《新方法》以及大约与它同时形成的导论性著作将知识学规定为一种“形而上学……就其探究一种对我们的存在的根据而言”（《第二导论》Ⅰ456； Ⅰ ， 4 ， 212 ）。对存在者的存在的追问，也就是说，对使得存在者成为存在者的东西的追问，现在被擢升为知识学的主要问题，并相应地被详细处理。在理论建构阶段，费希特就明确地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因此，我们对费希特唯心论某些特征的导论性概览的绝大部分引用会来自那些可以算作知识学第二阶段的（1796—1797年以后）作品的段落，以作为最早的证据。大部分情况下，早期这些关于存在学说的论述也在后来的导论性著作中得到证明。借助改进过的知识学，那些对接下来的整个作品仍保持有效的立场得以确定。
当然，相对于《新方法》，更靠后的知识学也有一些改进。然而，这些改进更少地涉及对存在者的诠释，更多地涉及存在者的根据的特征。众所周知，费希特在《知识学》（1794）和《新方法》中将自我作为最高根据，而从1801年开始，绝对者占据了知识学的最高位置，甚至自我也依赖于这个绝对者。我们认为，在1812年最终的和完满的《知识学》中，知识学这个三阶段的包含了上帝、自我和世界的模式最清晰地呈现出来——这种新的观点最早出于1801年的版本中。尽管在二手文献中经常被高度重视的1804年的《知识学》在很多方面会被隐秘地提到，但无论如何，它在系统性的精细程度上无法与1812年的《知识学》相提并论。除此之外，晚期的知识学从自身中展现出一套有关绝对者、知识和世界的理论，连贯地呈现为“存在”学说，这就使得我们在《新方法》之后，也将处理1812年的《知识学》以及归属于它的导论性著作。出于上述原因，我们打算把握费希特存在理论的连续性和变迁，并且从整体上谈论“费希特的形而上学”，尽管我们只是简明扼要地处理中期的知识学。
在对费希特的唯心论的一些基本特点进行阐释之前，应该首先概览一些最重要的诠释方向。预先展示一些对费希特知识学的立场，应该可以在我们辨析二手文献对某些文本段落的解释方向时减轻我们的负担。为了进行简明扼要的解释，单纯的报告式的阐释（这些阐释构成了规模庞大的费希特文献的大部分）将会被排除。
[1] 正如《论知识学的概念》（Ⅰ32以下；Ⅰ， 2 ， 159 以下）第二版前言所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