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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望过去，翻阅一下近年来的中国经济文献，可以看到，早在21世纪初，中国经济学界就已经隐约感到不安。随着中国成功加入WTO，中国经济摆脱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再次踏上了高速增长之路。与之相对应，中国宏观经济的内部和外部不平衡问题也日趋显现：表现为在经济快速增长中，中国国际收支对外部世界持续的双顺差。
在中国的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同时长期保持顺差，虽然罕见，但成因却十分清晰。在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全球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中国可以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通过将成本低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纳入经济全球化，从而更大规模地再现了东亚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经常项目顺差因货物出口的快速增长而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为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特别是其在出口产业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所吸引，外资纷纷涌入中国，并重点投资出口产业，使中国常年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资本项目顺差也因此持续增长。更令人吃惊的是，中国的双顺差规模如此之大，增长速度如此之快。20世纪末中国还苦于外汇短缺，鼓励创汇产业发展一直是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还在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期间曾奉命就创汇产业发展进行调研，分配到的课题是云南花卉产业创汇问题。当时这虽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产业，但也需要就其体制改革及创新做专门安排，其中就涉及斗南花卉市场的拍卖机制政策制定。可见，当时全国上下为创汇消费可谓费尽心力。然而，2001年中国加入WTO，废除了2000多个管制条例，与国际惯例接轨，不仅使出口爆发性增长，而且外资大幅涌入，中国外汇储备先是超过1万亿美元，进而又持续增长到2万亿、3万亿美元，高峰时甚至超过4万亿美元，迅速跃居世界首位。
中国国际收支不断增长的双顺差，虽然原因不难理解，但带来的挑战却十分深刻，它日益明显地反映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双重不平衡性：
就中国经济而言，伴随着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增长的是经济过热现象的出现。200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就高达9.8%，此时出口带动的中国GDP增速也创历史纪录，达到13.4%。随着以经济过热为代表的宏观经济不稳定现象日趋严重，“宏观调控”这一经济学术语成为常见的政策与媒体语言，自2005年起，频繁出现在红头文件及报刊电视中，既成为经济政策的官方宣示，也成为街头巷尾的民间谈资。更使人忧虑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也初现端倪。在出口导向的引领下，中国的经济结构日益外倾化。进出口规模占GDP的比重一度高达70%，在世界大国中绝无仅有。对外需日益扩大的依赖，以居民消费为核心的内需持续不足，两者并存，不仅扭曲经济结构，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加剧，也使经济的脆弱性不断提高，给金融稳定、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日益加大的压力，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人人可以感觉到雾霾天气不断增多，并大范围出现。由此，“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成为中国政府统筹城乡、人与自然、区域经济社会、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方针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
就世界经济而言，伴随着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增长，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性也日益明显。中国这一巨大的经济体，以能源原材料和销售市场两头在外的方式与世界连接，以出口导向模式加入世界市场，是史无前例的。规模之巨大，融入之快速，世界经济因此出现了体系性的不适。以中美贸易为例，双方既是世界最大的两个贸易体，又互为贸易顺逆差的最大发生国。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曾长期占中国全部货物贸易顺差的大头，而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也曾长期占美国全部货物贸易逆差的大头。这种格局显然会引发经济贸易摩擦，并产生全球性影响。2007年，伴随着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原材料的暴涨，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的迹象开始显露，西方舆论宣称这是由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的，认为中国对能源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以及中国廉价商品出口的持续增长成为威胁世界经济平衡的最新最大因素。随后爆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又印证了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危害，“中国威胁论”便由此开始在全世界传播。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下，一国的国际收支能够长期持续保持双顺差，不啻为一件新鲜事。国际经济学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体系应具有国际收支顺逆差自我调节功能，从而一国的宏观经济应该是内部和外部同时均衡，表现为国际收支的总平衡。换言之，即使在期限上当年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或者在结构上国际收支某一科目出现顺逆差，也会因世界经济体系的这种自我调节功能而很快实现平衡。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现行的世界经济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而市场经济理论上是可以自动实现均衡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体制的一致性使全球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推动先前以减少关税壁垒为主的关贸总协定发展成为促进投资贸易自由化的WTO。在WTO框架下，体制的一致性首先表现为汇率制度的一致性，WTO成员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在浮动汇率下，一国顺差增加预示着本币具有升值倾向，从而起到抑制出口、促进进口的作用，致使经常项目顺差减少直至消失，反之亦然。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汇率与利率是平价关系，在价格具有充分弹性时，本币的升值倾向意味着自然利率，即维克塞尔利率的升高。这会使投资成本升高并摊薄利润，而预期回报的减少会弱化投资冲动，致使外资流入减缓，进而资本项目顺差减少乃至消失，反之亦然。
然而，事情却是如此吊诡。现实情况表明，尽管浮动汇率制可以发挥国际收支调节功能，但对中国的作用却十分有限。自中国加入WTO以来，随着出口不断扩大，外资大幅流入，顺差因此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出现了内外的不均衡。为纠正这一局面，中国启动了新一轮外汇体制改革。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一次升值2%的基础上，改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浮动幅度由日加减0.3%扩大到日加减0.5%。在此后三年间，也就是从2005年7月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的2008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由8.28元兑1美元升值至6.8元兑1美元，升值幅度接近20%，幅度不可谓不大。并且，在进行汇率机制改革的同时，还推进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了利率做市商制度，目的是使利率更具有弹性，相应地提高利率和汇率之间的敏感度。然而，双顺差并未因这些措施而得到扭转，反而呈扩大之势。到2007年中国已经连续15年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当年的经常项目顺差达到4206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9.8%。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外商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也出现连续10年的资本项目顺差。于是，在中国经济现实面前，理论与实际出现了极大的反差。
把中国作为一个单独的个案来看，双顺差所带来的国际收支平衡的理论与现实的反差或许显得突兀，甚至吊诡。但是，放眼全球，就会发现这不是中国的个别现象，而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普遍性存在。不同于冷战年代，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普遍持续升高，与此相对应，发达国家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普遍持续升高。两者呈现为对称的镜像关系，形成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全球经济不平衡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伴生物，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机制性表现：经济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因冷战的结束，投资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贸交流变得更加便捷，合作更加密切，而包括投资在内的国际贸易条件改变使发达国家逆差和发展中国家顺差，两者的发展表现为对称性存在。这表明世界经济是一个日益紧密的各方相互依存的整体。国别意义上的不平衡形成了全球意义上的相互依存的平衡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与此同时，国别意义上的不平衡发展又引发了前所未见的全球性新问题，例如气候变化、金融稳定、经济危机等非一国所能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这要求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共同面对，破旧立新，创新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推动经济全球化向高层次迈进，正是这一全球经济平衡又不平衡的大背景，说明了中国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经济全球化系统性特征的缩影。由此，中国经济问题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不能再拘泥于国别框架，而应将其置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理解和讨论。
此前，在冷战年代，世界经济的基本矛盾呈现为东西南北问题。所谓东西问题，是两种对立的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两个平行的市场，是意识形态中谁战胜谁的问题；所谓南北问题，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心与外围的结构中发达与不发达的关系，是现代化的实现及其道路选择问题。在冷战年代，“东西问题”主导着“南北问题”，因世界呈现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从而不存在统一完整的世界经济。但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状态毕竟是需要面对的客观存在，并因此构成了“南北问题”的底色。按照“中心-外围”理论的提出者劳尔·普雷维什的看法，世界经济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在这种中心与外围的结构中，工业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并不像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是互利的，恰恰相反，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同表现，这两个部分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并系统地表现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始终处于逆差状态，成为外围区对中心区依附性发展的典型表现。从这个意义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状态是由发达国家经济发达造成的，呈现为产业结构单一化、市场高度集中化的出口依赖性畸形经济，在这样一个由发达国家经济主导的畸形经济发展中，自然会孕育出发展中国家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沃勒斯坦、阿明、弗兰克、阿瑞吉等人将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发达与不发达现象解释为“一枚硬币的两面”，认定为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系统性特征。其逻辑结论是不打破这一体系，不建立新的体系，就不能挣脱依附性发展桎梏，就不能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这不仅成为发展中国家20世纪70年代争取世界经济新秩序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而且随着这一思想的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其本身也日益意识形态化，成为东西方冷战中反帝、反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思想动员工具。
区别于冷战年代，经济全球化是在东西方政治军事对峙瓦解、市场经济体制全球普遍采用的条件下出现的，由于冷战的结束，谁战胜谁的问题被取消了，意识形态的争执被淡化了。与此同时，“南北问题”不再从属于“东西问题”，成为单纯的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甚至经常被理解为时间维度上的现代化进程中的逻辑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投资贸易自由化，既意味着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力布局，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将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竞争优势充分地纳入其中。显然，两者结合，相得益彰，将会极大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改善乃至改变南北差距。事实上，在世界可贸易程度不断提高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开始大幅流入发展中国家，全球产业出现了自西向东、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向亚洲地区转移的态势，从而相应地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三个板块：
首先是亚洲新兴经济体板块，以中国和印度最为典型。冷战的结束使它们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纳入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国际大循环。国际资本与本地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改变了以往资源配置中劳动力资源丰富而其他资源，尤其是资本严重匮乏的局面。亚洲地区的工业化因此得到格外的加速，成为提供物美价廉商品的世界工厂，不仅加快了全球经济增长，而且降低了世界通货膨胀率。从而亚洲地区在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体现为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不断增加。
其次是资源出口国板块，以石油输出国组织最为典型。随着亚洲地区成长为可以与西欧和北美等发达地区比肩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它也成为初级产品的强劲需求者，加入了国际市场的竞争。这使处于外围区的资源出口国可以不再全然依附于传统欧美市场，大宗商品市场集中度反而因买方市场的分散而降低，由此打破了传统单一买方价格垄断，使其国际贸易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仅石油价格每桶由20世纪90年代的20美元左右上升到2007年的154美元左右，10年内上升近7倍。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不仅使资源出口国出现了贸易顺差，而且鼓励全球资本投资矿产资源及相关基础设施，工业化因此加速。于是，这些资源出口国在初级产品供给上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使自身的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改善，形成了巨额的外汇储备。
最后是传统发达国家板块，以美国最为典型。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开启，各国的竞争优势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现。因劳动力成本高，美欧的制造业处于竞争劣势，但其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却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经济全球化使其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也全球化，从而改善了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供应，降低了融资成本。发达国家在通过金融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成为全球物质产品的消费中心，表现为进口额远大于出口额，出现常年的经常项目逆差。
由上，相对于冷战年代的平行市场格局，经济全球化是一种结构变化。结构决定状态，上述三个板块构成了不同以往的新的世界经济结构，产生了不同以往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国际收支顺逆差新的状态，表现为两者经常项目顺逆差占GDP的比重同步持续升高的镜像关系。如前所述，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这种镜像关系是对称的，从而意味着全球资产负债表意义上的平衡。然而，更进一步来看，在这一对称性全球平衡的背后却是投资与消费在全球不同类型国家分布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持续升高，表明它的经济是投资驱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带动投资，投资拉动出口。背后的经济学含义不仅在于它们具有动员国内外储蓄进而投资的能力，而且意味着本身人均国民收入低，消费薄弱，内需不足，呈现出投资过多而消费过少的结构性特征。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持续升高，则表明它的经济是消费驱动的进口导向型经济。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带动进口，既预示着人均国民收入高，更意味着有发达的金融帮助居民透支未来收入，通过负债的方式支持当期消费。背后的经济学含义是负债消费及其产生的债务累积，从而呈现出消费过度而投资不足的结构性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上述三个板块虽然因结构性特征不同而相对独立，但更是相互依存的：首先，在实体经济意义上，这种相互依存是全球产业链所形成的全球供应链。这表现为亚非拉资源出口到亚洲加工制造，再到美西方进行产品销售。其次，在虚拟经济意义上，这种相互依存则是全球单一方向的资金流动。这表现为资源出口国和亚洲制造业中心积累的外汇顺差，持续不断地流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市场。最后，由上，这种相互依存是一个全球性的商品与资金的相逆运动的双循环。传统发达国家板块以贸易逆差为代表的消费市场扩张，使其他两个板块实现以美元为代表的经常项目顺差，支持了发展中国家由投资驱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其他两个板块的经常项目顺差又返流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构成了发达国家的资本项目顺差，既支持了其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又压低了其市场利率，使其居民更愿意负债，消费更容易扩大。由此，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发达国家的消费、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与发达国家的资本项目顺差被有机地联结在一起，两者水乳交融式的结构性相互依存，造就了全球一体化的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构成经济全球化运行的底层逻辑。
面对这一底层逻辑，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和主张。如果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表现为两个不平衡：一是以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持续升高为代表的全球性投资和消费的不平衡；二是发达国家居民实际收入不足，而依靠透支未来收入来支持消费的资产和负债的不平衡。这两个不平衡都在增大世界经济的运行风险。无论是在供给端处于投资中心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条受阻，还是在需求端处于消费中心的发达国家的金融杠杆维持困难，都会使前所述及的世界经济循环淤塞或中断，导致全球性的经济或金融危机。为防范危机，世界经济必须主动实现再平衡。与此相对应，如果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看，上述两个不平衡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当代世界经济体系运行的结果，全球性的经济或金融危机是这一体系内在矛盾的外化。如果将不平衡视为一种偏差而认为需要纠正的话，那么纠正的办法只能从全球发展入手，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视野，解开国别经济的羁绊，在超级全球化的高度上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跃上新层次，在实现人类共同利益最大化的进程中化解不平衡，建立新平衡。由于中美两国是利益攸关者，可由中美两国率先相向而行，形成战略合作，改善全球治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学术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史里克共同创造了“Chimerica”，即“中美国”这一新词，意指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现象，美国作为世界消费大国，中国作为世界储蓄大国，两者相互依存，中美已进入“共生时代”，客观要求“中美共治”，走向超级全球化。也是在这个形势下，中美两国政府开始建立战略对话机制，2005年8月，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随后，2006年9月中美双方又发表了《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2006年12月，主题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
当人们还在对世界经济前途进行紧张讨论时，灾难却发生了。更使人猝不及防的是，与先前流行的普遍认知不同，灾难是以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式肇始的。2008年，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居民负债消费的杠杆难以维持所引发的系统性崩溃，使整个世界经济陷入金融海啸。它的发生不在供给端，而在需求端，不在实体经济，而在金融，实属意料之外。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因此，皆无幸免。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幕：2008年11月，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不久，英国女王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向在场的经济学家发问，“这么大的危机，为什么你们这些经济学家都没能预测出？”在随后的2009年6月，英国皇家学会召开了专家学者的特别座谈会，讨论如何回答女王的问题。会后专门起草了一封给女王的回信，信中说道：“没能预测出危机到来的时间、幅度和严重性，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误。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学者，虽然对许多具体的金融产品有详细的分析和评估，但失去了对整体经济系统的一种宏观把握，未能将系统性风险看作一个整体，成为人们一厢情愿和傲慢自大的一个最佳例证。”
所谓金融危机是一种新型危机。区别于以往在世界经济史中多次出现过的、以生产过剩为特点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表征是资产负债表的快速衰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单项资本的积累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资本的集聚转变为资本的集中，借入资本经营，即负债经营成为通行的经营方式。由此，整个社会出现了不断扩张的4张相互关联的资产负债表：首先是企业的。当企业自有资本积累满足不了经营规模的需要时，负债经营就是必然的。其次是金融机构的。实体经济是金融生成与发展的基础，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因此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相辅相成，企业的负债就是金融机构的资产。当企业借入资本经营时，其资产负债表需求促进金融机构及其产品的发展，决定后者的发展方向。再次是政府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不仅要维持其传统功能的财政收支活动，更重要的是，因承担宏观经济管理职责，频繁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其资产负债表功能日趋多样、结构日趋复杂和规模日趋庞大。最后是住户部门的，即家庭资产负债表。在现代社会，核心家庭成为基本单位，其资产负债活动却有增无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经验表明，在这4张资产负债表中，因某种原因，其中任何一张出现了去杠杆，均会连带其他几张相继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如果衰退速度快且规模大，将会形成表现为宏观经济严重不稳定的金融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形式的危机。肇始于美国住户部门即家庭资产负债表的衰退，资产价格泡沫尤其是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导致恐慌性的去杠杆。但追究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会发现助纣为虐的是美联储为刺激经济繁荣而长期奉行的低利率政策和支持房地产发展的宽松监管安排。早在冷战结束前，支撑美国经济的三大支柱——钢铁业、汽车业和建筑业的竞争优势，已在日本、德国的竞争下，三去其二。钢铁业和汽车业在日本的强劲竞争下，日益沦落为夕阳产业，美国为此曾惊呼“日本世界第一”。国际竞争压力迫使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涌现出以互联网等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在这些新型产业的带动下，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长达106个月的战后最长繁荣期，被冠以“新经济”的称谓。然而，在2000年新经济终于为高科技泡沫破裂所拖累，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雪上加霜的是2001年的“9·11”事件更使美国经济步履维艰。为防止经济深度衰退，美国从两方面加大了对经济的刺激：第一，大幅使用传统的反周期手段。美联储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连续31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到历史性的低点1%。第二，动用非传统手段支持房地产的发展。2002年6月，小布什总统发布了《美国住房挑战》白皮书，号召房地产商和金融机构共同努力，在2010年前至少增加面向550万户少数族裔家庭的住房。2003年12月，《美国梦：首付款法案》获国会通过，美国政府就首套住房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补助以降低支付额，同时允许将住房抵押贷款利息进行税收抵扣。利率的降低和政府的补贴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住房价格也因此一路上扬。结果是在美国家庭住房拥有率达到历史高位69.2%的同时，美国GDP的增长也在加速。
房地产需求和价格的上升，吸引金融机构投身于此。一方面，住房价格的上升使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衍生的证券化产品收益水平比国债高，信用评级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住房需求增长和低违约率刺激金融机构放宽信贷条件、刺激住房抵押贷款迅速发展，并衍生出大量结构越来越复杂的证券化产品，吸引全球大量的资金投入，催生并迅速壮大以大规模使用高杠杆方式负债融资的对冲基金。更有甚者，连一向谨慎的商业银行和创设衍生工具的投资银行也经不住诱惑，大举投资并深陷其中。由此，形成了一个怪圈：房地产的需求和价格上升吸引大量的金融投资，而大量的金融投资又进一步推高房地产的需求和价格，泡沫越吹越大。
然而，泡沫终究是要破裂的。2004年6月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开始上升，与以往的房地产周期相同，利率上升，月供额增加，购房意愿下降，需求减少，房地产价格就会下跌，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以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的证券价格下跌。与以往的房地产周期不同，由于创设发行担保债务凭证（CDO）的金融机构无法通过再融资发行新的CDO，泡沫便无法为更大的泡沫所覆盖。无法偿还CDO投资者的资金，杠杆融资从放大盈利转变为放大亏损，尤其是在“市场对价”和“资本风险权重”的会计准则下，资产减记会以超调的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放大亏损，顷刻吞噬各金融机构的资本金，金融机构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家连着一家倒闭。其中一些大的金融机构，例如雷曼兄弟因拥有清算支付网络而具有清算功能，从而具有系统的重要性。它的倒闭产生了爆炸性的连锁反应，清算中心的坍塌招致与其相关联的金融和工商业机构集体陨落。预计到这种前景，投资者像躲避瘟疫一样，恐慌性的出逃在所难免，出现了一致性抛售而无市场接盘者，金融市场由此出现了系统性崩溃。
在历史上，这种资产负债表衰退曾是生产过剩危机的伴生物。当总需求严重不足而出现实体经济衰退时，企业因销售困难而收入锐减，致使其现金流不能覆盖债务利息，造成金融机构原来匹配的资产期限与负债期限发生了不匹配，债权债务链条因此不能维持而崩溃。但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却不一样，它不是由实体经济衰退，即经济周期性变化引起的，而是金融市场过度扩张所导致的自身崩塌，出现了恐慌性的去杠杆。在引起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快速衰退的同时，也造成实体经济的衰退。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由金融原因引发的经济危机是历史罕见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发生过，但那是一国的。此次金融危机却是全面的、世界范围的，不仅涉及所有国家的金融市场，而且是金融危机的三种形式，即银行危机、债务市场危机和货币危机并发，不仅成为英国女王发问的原因，更使许多银行同时面临挤兑而不得不大面积违约，资本市场上发生了有价证券一致性抛售而无交易对手接盘的极端情形，外汇市场上出现天量交易而迫使一些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或价值重估。这三种危机同时发生引发了一个共同的症状——市场流动性枯竭，不是本币流动性枯竭就是外币流动性枯竭。这种全球性的流动性枯竭使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转陷入严重的困难。因流动性枯竭，国际债权债务难以维持，并迅速传染；因流动性枯竭，国际贸易难以支付使生产活动快速萎缩。结果是，在发达国家表现为资产负债表衰退式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则表现为外需严重不足的产能过剩式经济危机。
经济全球化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顽强地表现着自身，使“环球同此凉热”。它表明，世界经济是一个整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际金融危机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挑战，自然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应对。由此，催生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合作的G20峰会。2009年，G20峰会在伦敦召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次一致表示要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地增长，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也出台了号称“四万亿”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一时间，国际社会勠力同心、通力合作，蔚然成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