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所以做出这一论断，是因为要直面去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近年来，尤其是自2022年3月以来，俄乌冲突双方及其背后的国家，以国际经贸规则、规制、标准及管理为武器进行制裁和反制裁，使世界经济陷入体系性动荡之中，加之新冠疫情的反复肆虐，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选择。经济全球化抑或经济碎片化，乃至经济冷战，因之成为全球的焦虑。

对中国来讲，这一焦虑尤为深切。40多年前，中国终于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十年浩劫，通过“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踏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在义无反顾地进行市场导向性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勇敢投身于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洪流。中国推动了先是以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为目标、后是以加入WTO为目标的谈判，面向世界，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与国际惯例接轨。改革推动了开放，开放促进了改革，46年的凤凰涅槃，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2023年已达到1.26万美元，由一个低收入国家快速成长为站在高收入门槛前的国家，与之相对应，中国也由当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落后经济体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

46年的经验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而和平稳定的世界环境则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两种体制的对立消除了，两个市场的平行终结了，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全球自由流动的局面得以形成，经济全球化蔚然成势。这种气象使人们日益相信，整个世界正在变好，一个“超级全球化”的世界正在向我们招手。对中国来讲，由于世界是平的，走向世界的道路正由过去的崎岖坎坷变得日益平坦光明，而且明天会更好。中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从容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平稳且几乎无摩擦地加入世界经济体系。而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似乎又印证了这一点，在中国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受到经济全球化鼓舞的各国资本也蜂拥投向中国。当时国际资本市场流行这样一句话：“为什么资本要到中国去？数数上海浦东的塔吊就明白了。”弦外之音便是，中国的市场是未开垦的处女地、是投资的洼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贸易是自由的，投资是无障碍的，当然要到经济增长最快，从而盈利前景最好的中国去。依此逻辑，投资贸易自由化使世界变平，因为世界是平的，所以未来的道路会更加平坦。即使现在走起来仍有点颠簸，那也是局部的、暂时的，是出现彩虹之前的降雨，是可以通过现有的国际治理，例如WTO争端解决机制加以处理的。由此，世界经济将进入一维的线性增长过程，历史正在终结。

经济全球化奠定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坚实基础。它也使得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氛围下养成的不尚空谈的中国经济学界，进一步树立了务实求真的学风，很少从多学科交叉的宏大叙事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来审视中国与世界的体系性关系，取而代之的是更倾向于从纯经济技术的角度进行工程性的操作安排与分析及讨论。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相信世界是美好的，明天会更美好，即使有摩擦也是无伤大雅的，是可以解决的，构成福山“历史终结论”弥漫的温床，从而对全球格局的结构性变动和体系性变化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心理准备。于是，当世界经济体系因中国的努力融入而产生不适时，摩擦、不满、抱怨随之而起。世界，尤其是中国自然感到茫然和委屈。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国际抱怨不再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指责式的批评，而是开始理论化、系统化，并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争辩，并分野为不同的流派。在海外华人中，尤其是中国问题研究界，掀起讨论所谓“中国模式”的热潮，且一浪高过一浪。其中，“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论调甚嚣尘上，互不相让。相反，处于问题中心的中国经济学界面对这场国际辩论并被迫卷入时，却是一头雾水，而在明白原委后，仍是不以为然。在崇尚务实的中国经济学界的眼中，这些言论和推理全然站不住脚，都是虚无缥缈的猜测，不值一驳，只能一笑置之。

真正引起中国经济学界警惕的是2013年前后西方国家开始质疑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按照2001年《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十五条，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15年过渡期结束后，于2016年生效。但西方国家不仅质疑这一条款，欧盟甚至提出立法对此要重新审议，致使今日中国虽然是WTO的主要成员，但仍未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由此，中国经济学界开始担心去全球化邪风会对世界经济造成损害，尤其是在美国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将中国排除在外后，这种担心开始加重。但是“怕什么来什么”，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去全球化由思潮变为建制化的安排，而中国则首当其冲。起初，中美两国之间还只是发生贸易争执，但这种争执很快就演变为贸易战，出现了惩罚性的关税和经济制裁。在新冠疫情发生后，中美摩擦又蔓延到非经贸领域，特朗普甚至在声誉上污蔑中国，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在大加指责的同时，要求中国赔偿道歉。拜登政府上台后，上述态势并未得到缓解，甚至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有变本加厉之势。美国将长期形成的国际规则作为制裁武器，与此同时，开始了以科技脱钩、全球产业链重组以及国际治理准则重塑为核心的“小院高墙”构筑，以期减弱对中国经济的系统性依赖，即所谓的去风险进程。这种将所谓的安全凌驾于发展之上的地缘政治经济考虑，正在颠覆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越来越明显的迹象表明，时代主题也开始由“和平与发展”转向“安全与发展”。于是，与追求经济效益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价值观开始至上，“同谁做生意比做生意本身更重要”，中美之间的竞争进而上升为世界范围内涉及价值观的战略竞争。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其普适价值观，进而本国利益和全球领导力的“体系性挑战”。美国还认为中国要么是新的体系性领导者，要么成长为自带体系的大国的催化剂，企图恢复明清时期的“朝贡体制”。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是“体系性竞争”，既包括完备的竞争策略——“该对抗时对抗，该竞争时竞争，该合作时合作”，又包括培育强劲的竞争力。不同于冷战时期内政服务于外交，也不同于经济全球化时期内政外交相对分离，美国认为应将内政与外交统一起来，形成一切为了使“美国再次伟大”的合力。与此同时，美国认为这种战略竞争也应包括建设全球性的竞争体系，使中国承受的战略对抗、竞争合作的压力不只来自美国，更来自国际体系。

毋庸置疑，美国这种价值观至上的国际经贸规则和治理方式，分裂着世界经济，使其团伙化。更为重要的是，价值观至上的冷战思维使去全球化变成了去中国化，类似于冷战时期那种两个平行市场的阴影再次笼罩世界，并迫使发展中国家选边站队。世界经济正在政治化，甚至意识形态化。凡此种种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大为错愕。“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2021年3月，在美国阿拉斯加中美对话中，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代表中国所说的开场白，正是对这种情形的愤慨。这一表达不但充满了对美国行为的失望和遗憾，更透露出对世界前景的焦虑和担忧。于是，“世界怎么了？”成为普遍的疑问。“抬头看路比埋头拉车”更重要成为共识。这一共识表明，时代需要方向感。

对方向感的需要，在中国显得尤为迫切。中国是一个文明不曾中断的大国，曾一度领先，其GDP在康乾盛世时期就为全球的1/3。然而，这是农耕文明的盛世，在世界现代化总进程中，随着工业文明的崛起，中国日渐成为落伍者。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对外作战屡战屡败，国力每况愈下，积弱积贫成为常态。怀着对民族复兴的热切期望，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了对现代化道路的不屈不挠的探索。经过近百年的流血奋斗，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新中国，奠定了实现现代化的基础，而46年来坚持不懈的改革开放，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上新高度，使当前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在这一历史关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当然为之焦虑，当然迫切需要方向感。这不仅事关中华民族的前程，也反映出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责任担当。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世界经济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一方面，全球正处于技术革命的间歇期，第三次技术革命已进入尾声，而新的技术革命尚未开启。黎明前的黑暗使世界经济表现低迷，增长乏力，因此诱发并强化保护主义倾向，形成了去全球化的世界氛围。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崛起改变了既存的“中心-外围”的传统世界格局。在这一“中心-外围”格局中，南北问题既是国际治理的基础，又是国际治理的对象。但是，目前就GDP而言，发展中国家的GDP已占世界的一半以上，不仅超过发达国家而且还在增加中。这自然会冲击国际治理体系，也预示着世界经济金融治理的变革。上述两方面的变化加之如全球气候变化等人类面对的共同命运问题，使中国的经济航船驶入了一片未经探明的水域，充满着不确定性。因此，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广为流传这么一句话：“在当今不确定的世界，唯一可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然而，时间不会倒流，航行必须继续，中国还要发展。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奋斗史告诉我们，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能听天由命、随波逐流，而是要从历史中寻找未来发展的线索，以期扼住命运的喉咙，这是因为“历史尽管不重复，却总是押着韵脚”。梳理历史，在世界现代化总进程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明白我们从哪里来，了解我们现在在哪里，才能找到走向未来的时代方位。对社会的发展如此，对经济航船更应如此。

于是，“让历史告诉未来”就成为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家的新任务。好在工作习惯使我们这些一线职业经济研究者在时刻追踪并不时讨论经济形势的同时，不断形成工作备忘和会议记录。职业要求我们在及时分析数据并向市场提供预测的同时，撰写理性的研究报告。久而久之，形成了有言在先、有据可查的研究资料积累。尽管这些积累起来的研究资料不足以支撑宏大的历史叙事，但在新形势面前，重新检阅这些记录和报告至少可以从微观历史的角度还原当时的场景。在还原的过程中反思其中的含义，在回溯的航程中寻找其中的逻辑。简言之，用历史的必然性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或许可以廓清前行的道路。本人曾是中银国际和中国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因此有抵近市场的自身观察与研究，并且作为博源基金会一线经济学家例行座谈会的主持人，负责总结来自国际市场各个前沿的观察与思考并形成纪要，同时作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成员，可以经常接触到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想法及思路。如果以这些研究积累为基础，重述当时研究的背景，梳理当时讨论的线索，厘清当时问题提出的含义，是否有助于明了当前的形势，前瞻未来的航程呢？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同行的督促下，以时间顺序为主线，以形成可供回溯的路标为前提，将自己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所公开发表的文章及研究报告重新整理。内容和文字仍基本维持原样，除做出一定的删减外，不做大的调整。与此同时，为了使问题更加聚焦，使线索更加清晰，在形成章节的同时，每章第一节类似于引言，说明当时情景下问题提出时的所思所想。通过重现过去，期望体会今日之处境，建立事关前程展望的讨论基础。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正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中华民族正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承担起世界历史民族的责任。在此之际，我们这一代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经济学工作者，也即将告别历史舞台。离别之际，以自己亲身感悟所形成的研究心得作为小小的路标留给后来者，唯望节省气力，助其前行，既是心愿，也是责任。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使这一心愿得以实现，责任得以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