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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经济的热点是通货膨胀及其预期。自然，对通货膨胀风险的辨识就成为第一要务，尽管对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源存有异议，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都认为此轮通货膨胀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如果说中国物价上涨是一种货币现象，它不完全是人民币问题，而更重要的是美元问题，由于美国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疲软，形成全球通货膨胀，具体的表现是全球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进口商品，尤其是石油、铁矿砂等能源原材料价格高企。从这个角度观察，目前中国的物价上涨基本是成本推进性的。”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对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是有意义的，但对控制物价上涨却作用不大。“鉴此，对CPI而言，货币政策似无进一步从紧的必要。”经济学家当时的预测是因“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大幅度增长的难度加大”，同时2008年下半年通货膨胀已有走低的趋势，“可在第四季度适当放松货币政策，缓解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局面”。
进入2008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呈现出动荡的态势，导火索是金融问题。当时，美国的次贷危机发展趋势如何、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尚在猜测之中。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高盛前总裁约翰·桑顿表示，“现在在危机的什么阶段？最糟糕的时候是否已经过去？现在无人知道确切答案”。经济学家回顾了次贷危机发生的过程，认为它已开始引致美国经济进入衰退。以次贷危机为标志的“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经济中居高不下的债务负担”。“此次金融危机是对美国过分透支未来的自然调整，是对过去积累的风险的集中释放，而由于债务对GDP的比率如此之高，其调整的幅度自然变大。”预测“此次周期可能下降幅度较大，调整时间较长，一般估计此次周期将呈现L形或U形，乐观估计为W形，但在W的前半段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同时，这一危机“将有可能威胁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主导货币的地位，这不仅会恶化美国金融形势，而且美国的金融危机会演化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对中国而言，“实业发展仍有较大的潜在空间。如果内需扩大，将会将这些潜在的空间变为现实的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有可能与西方经济的周期脱节”。
2008年9月15日，以雷曼兄弟倒闭为标志，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危机来势汹汹，势如海啸，四处肆虐，“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判别其成因、走向以及应对之策刻不容缓。值得注意的是讨论并未局限于对金融危机过程的描述，也集中于金融危机产生的背景——经济全球化以及因此形成的以中美两国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在过去十年中，美国的低储蓄、高消费、大进口和中国的高储蓄、低消费、大出口形成了镜像对称关系。这意味着一旦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难以为继，中国依靠出口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也将不可持续。在这个意义上，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不再是周期性的，而是具有深刻的结构变动含义，需要重塑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其中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重塑全球监管体制以及世界经济“再平衡”变成不能再回避的严肃问题。鉴此，从全球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从全球情况看，尽管资本市场包括投资银行和投资者在内的去杠杆化已步入后期，但信贷市场的去杠杆化才进入高潮，而消费者以储蓄率提高为特征的去杠杆化才开始显现。”“在去杠杆化的作用下，世界经济已经进入衰退。由于此次衰退的主要原因是过去渐已形成的经济全球化的结构和格局调整，涉及的因素广泛而深刻，从而不能从传统的经济周期或商业循环的角度加以解释，特别是在当前西方国家居民储蓄与消费行为急剧改变的情况下，不排除衰退后出现长期萧条的可能性。”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开始全面显现。它不仅使长期以来的依靠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而且外需的下降或消失，造成中国经济突然下滑”。中国经济以这种方式将其与全球经济的水乳交融般的联系突然展现在人们面前，“此次金融危机也构成了中国经济新一轮波动的起点”，“在未来两年间，中国宏观经济很可能会像1998年和1999年那样，出现W形波动”。“克服通缩将成为宏观经济政策重心”，“而国内最终需求的提升是主要方向，其中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提高包括农民在内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应是政策重心”。
经济学家对全球经济失衡的程度和再平衡的时间做出了估计，认为“全球重新恢复平衡的关键还是需要观察美国储蓄率的变化及其影响”。“如果美国储蓄率恢复到8%，大概就是美国17年之前的水平。”从消费者的角度看，相当于减少超过6000亿美元的支出，“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2009年全球贸易萎缩可能已成定局，出口行业的压力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会一直持续”。在“全球金融市场还可能出现一些概率较小但是对市场冲击较大的金融事件的同时，美元会阶段性走强”。对中国经济而言，全年实现保8%增长的目标，“从政策的优先次序看，保稳定、保就业应当优先于保增长”。其中地方政府的投资迅速弥补外需下降和房地产调整所带来的增长缺口是关键。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出台了规模达“四万亿”的一揽子计划。经济学家讨论了中国反危机政策的效果，认为金融危机第二波出现的可能性不大而中国政府的应对及时有力，已初见成效，经历2009年第一季度的大幅下跌后，“中国经济最坏的时点已过”。从环比的角度来看，第二季度将会出现大幅反弹。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一反弹是用再杠杆化手段实现的。而银行贷款增速很快，这会引发潜在通货膨胀率升高、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化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从2008年12月到2009年3月，“过去四个月的贷款增速无法持续，也不应允许其持续”。政策导向应从刺激经济短期回升转向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而要及早考虑政策体系由危机模式转向正常模式。经济学家建议“稳定现有政策，不再出台新的经济刺激措施，既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又保持政策的可持续性”。
进入2009年下半年，全球范围内的“去杠杆化”已趋稳定，全球经济因此进入“可预见”衰退。经济学家开始把一些中长期因素纳入视野。大家的共识是“此次全球经济危机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将不会重现2002—2007年低通胀、高增长的局面”，并且“全球已经进入通货膨胀时代，但通货膨胀率在两年内不会过分高企”。由于“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使出口导向经济不可持续”，因此要“从产能过剩的角度出发，考虑和调整经济刺激政策组合”，并“着眼于长期，使经济刺激政策组合立足点转移到民生方面”。2009年7月后，经济学家进一步认为，“中国经济率先恢复增长已成定局”；经济增长中新的风险因素开始显现，“应提前考虑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向正常状态的过渡”。并特别提出“资产价格上涨和国际收支顺差增长是2009年宏观经济政策关注的热点”，其中“处理国际收支顺差扩大问题需从长计议，全面考虑”。“在汇价水平调整和汇率形成机制的选择顺序上，后者，即汇率形成机制应处于优先考虑位置”。在讨论中，经济学家特别关注短期反危机政策和长期增长政策的衔接问题，认为从长期来看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既是给定的，也是有意义的。但从短期来看“这一投资带动的增长路线是否可持续主要取决于通货膨胀的水平”。结论是“在今年底明年初是反危机宏观经济政策淡出的时机。为保证反危机政策顺利淡出，应做好相应的政策准备”。
专家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已经触底，并出现了复苏迹象”，但“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仍在”。“预计美国经济走势将呈现出前高后低的局面。”就中国经济而言，随着世界经济的好转，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负贡献将转变为正贡献，并且贡献率加大。由此，经济下行风险基本解除，但上行风险开始显现，主要体现为通货膨胀、资产价格上涨和产能过剩。其中，后两者对2010年中国经济的威胁最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维持高强度投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正在下降。后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政策应着眼于长期。诸如高投资率、消费不足、产能过剩和国际收支双顺差等长期因素在未来十年间均有可能发生变化，“根据这些长期因素的变化趋势、各自的变化速度以及相互关系因势利导，以调整结构推进改革为重心，分阶段进行政策新组合。这一组合不是简单急刹车式的反危机政策‘退出’，而是有目标的调整，即宏观经济政策在总体上呈现一个转大弯的态势，又在实质上进行重心的转移”。
2009年末，随着世界各国经济陆续复苏，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产生：是否应对金融危机的非常政策可以退出，亦即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应该回归常态？对中国经济而言，自2009年第二季度起，经济开始强劲回升，那么经济早复苏是否意味着政策退出也要早？保增长不再是主要矛盾，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经济复苏较欧美早6~9个月，如果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退出过晚，中国“有可能在拉动欧美经济的同时陷入经济过热，从长期看会出现产能过剩，从短期看，房地产泡沫令人担忧。为了避免这一局面的出现，货币政策的收紧已十分有必要”。其中包括利率、汇率在内的资金价格的上调是重要手段，而这又牵涉整个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于是，在宏观经济开始复苏的背景下，启动改革议程至为关键，并应将改革的任务和顺序放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面对的重大问题的框架中予以明确。在未来十年中，中国经济至少面临以下几个重大挑战：第一，人口结构的变动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消退；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所带来的劳动成本的上升；第三，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形态变化及农民工市民化；第四，全球经济失衡而使中国扩大内需不可避免并由此导致居民收入需要持续提高的压力；第五，中国经济发展而不得不面对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开放的挑战；第六，全球产业向低碳方向升级以及由此形成的清洁贸易机制的中国追赶问题。对中国经济而言，研究这些新因素并制定长远的战略安排已十分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