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17年11月，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以中文和英文在封面上写着“中国赢了”（Chinawon），这是在全球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杂志首次在封面上同时呈现两种文字。这篇封面报道认为，“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导国际体系的美国模式更为完备，甚至更可持续”。
毫无疑问，这个封面立刻风靡全球，引起了世界对中国奇迹的新一轮关注与思考。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多年。改革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力量，能在40多年的时间内让一个东方古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此，如何理解中国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活力，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智力课题。
中国是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世界进入工业化的历史阶段，面对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构建经济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这一挑战，人类创造了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社会制度安排。迄今为止，针对同样的问题，由于制度安排的原则和进入路线不同，两种体制运行的绩效因此迥异。百余年的历史经验表明，计划经济对运行条件要求苛刻繁复，难以及时同时满足，运行效果不如运行条件相对简单明了的市场经济。这构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内在倾向，并成为改革的动因。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中国改革开放为代表，形成全球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大潮。
按照人们积累的经济社会知识既定模式，如果改革是体制转轨，自然既是既往历史的停止，也是新历史的开启。中断意味着跳跃，它是一次性跨越历史的壕沟。事实上，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转型遵循了这一逻辑，以“休克疗法”纵身一跃。且不论是否到达彼岸，仅从过程来看，代价是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表现为GDP的一度大幅下滑，人民生活质量的急剧恶化。同理，按照人们积累的经济社会知识既定模式，如果改革仅是对原有体制的改良，则意味着是对既往历史的延续，不仅难以脱胎换骨，而且由于原有体制的惯性，往往使改革陷入行政性放权的逻辑，呈现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无出路运动。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许多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尤其以苏联、东欧国家为代表，屡次发动改革，但屡次半途而废，并未明显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这不仅是这类情形的写照，而且往往引申为“计划经济体制不可改、改不好”的理由和抱怨。
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则超越了人类积累的经济社会知识既定模式。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采取的激进式改革，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呈现出路径依赖式的“连续性”，并因连续性而使GDP呈现出不断增长过程，同时也使经济社会秩序呈现出持续稳定有序状态。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苏联采取仅在体制内的“改革的尝试”，中国的改革又是“革命性”的，其目标模式具有明确的市场指向，具有超越传统仅在体制内收放循环的能力。由于这一超越能力，中国与既有计划经济体制渐行渐远，与市场经济体制渐行渐近。改革进程由此呈现为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
这种极具特色的改革路线，不仅使改革具有了特定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使改革成为一个不间断的演化过程。每一步的改革是有限的，但却为下一步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每一步的改革是上一步改革的自然结果，又是下一步改革的过渡基础。由此，步步衔接，首尾相贯。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获得目标的同时获得动力，并由于改革有限目标的连续实现，体制在蜕变的过程中获得新生。这些构成了中国改革成功的奥秘。
理解中国改革奥秘的钥匙在于中国改革的哲学以及由此产生的改革推进方式。从经济学理论意义上讲，制度变革是有收益的，否则就不会变革，同时制度变革是有成本的，否则变革就会无关痛痒。换言之，由于变革成本巨大，不到变革收益能覆盖变革成本之时，变革就不会成功，这让“变革是间断的”成为人们既定的认知模式和刻板印象。
然而，这仅是世界多样性中的一种模式。变革的成本是预付的，变革的收益是预期的，当收益不能时时处处覆盖成本时，变革就会间断。如果变革的收益能时时处处覆盖变革的成本，变革便可称为一个自维持的过程；如果变革的收益不仅能时时处处覆盖变革的成本，而且还有剩余，变革就会成为一个自生长的过程，成为多样世界的另一种模式。中国改革的哲学就是要让老百姓获得实惠，亦即在理论意义上变革收益时时处处覆盖成本并有剩余。由于改革使老百姓获得实惠，改革就获得支持，由于实惠逐步扩大，改革就会加速。改革由此具有了内生动力，并因此决定了改革推进方式不是外在推动，而是内在驱动，呈现为滚雪球式的自生长的演化过程，而有别于传统的间断性变革模式。
真理是简单的，其简单性就在于历史的进程与逻辑的进程是一致的。囿于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在1978年改革开放初始时，中国是一个具有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经济体，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等二元特征，被高度集中的计划包裹在一起。换言之，行政性的强制像麻袋一样装入一堆马铃薯，而马铃薯之间甚少联系。其中最薄弱的环节又在农村、农业和农民。用当时的语言表达，“小农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用现在的语言表达就是，个体农户具有“穷则思变”的动力。中国改革先在农村突破，承认农民的利益并允许农民去追求这一利益，鼓励农民寻找最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组织形式，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户为基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并蔚然成势，冲击并瓦解了原有的非自然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进而导致了基层行政体制的变革，使基层组织具有经济导向性。伴随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产品产出的上升，农民的货币收入快速增长。受工业化规律的支配，农民投资工业，形成中国式的农村工业化组织形式——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强力冲击以国营工业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诱导国有企业行为方式的变化。国有企业不再是附属于政府的生产单位，而开始具有营利动机。相应地，在新形势下巩固政府的公信力，地方政府的治理目标与方式也在悄然变化，经济绩效成为重要的考核目标。乡镇企业进城、对外开放扩大，各种经济成分加入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形成了极具目标竞争力的加工制造业，改变了城市原有单一的经济格局，尤其是当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以农民工的身份加入到这一新型城市化的进程中时，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而且是底层向上流动。由此出现的迁徙自由、择业自由，改变的不仅是经济结构，也包括社会结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称谓被创造出来：种田能手，万元户，农民工，乡镇企业家，星期日工程师，北漂一族，下海经商，停薪留职……这些新名词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对社会结构的引领作用，就像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所言：“中国经济改革的故事是坚强的民营企业家的故事，是勇敢的零星社会试验的故事，也是谦逊又刚毅的中国人民为了美好生活奋斗的故事。”
当改革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尝到甜头，有了获得感，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在发生变化。向往改革成为集体意识，投身改革成为集体行动，不墨守成规、勇于改革创新成为社会风气，中华民族从未如此自信、开朗，对未来充满信心。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汲取动力，改革具有了不可逆转之势。中国改革因此成为自生长过程，不断地在边际上引领整个体制的转轨，市场经济指向在滚雪球式的改革过程中日益强化。改革由此逐渐从自发转变为自觉，成为一个自为的过程。它表明改革不仅可持续，更重要的是，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可扩展的秩序安排。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改革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有机生命过程。
从有机生命过程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是可解释的：第一，改革是问题导向的。每一步改革的发动是针对当前最为紧迫的经济社会问题。换言之，危机引发改革，改革是逼出来的。第二，解决问题的办法本身就蕴含在问题中，它们一同产生，并一同消失。换言之，实事求是，以调查研究发现真问题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三，老问题的解决会在新层次上产生新问题，又会带来新的改革诉求，又需要解决新问题，依次循环上升不断地用改革解决问题。换言之，改革是一种梯次向前滚动推进的过程。第四，这一改革过程实质上是沿着帕累托最优改进路线进行的。在初始阶段，在不改变既定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尽量扩大增量，在增量扩大的过程中不断吸纳存量，最终实现“市场轨”取代“计划轨”。换言之，通过增量改革在边际上引导存量改革，使改革过程呈现为“一轨变两轨，两轨并一轨”的特点。由上，“双轨”是理解中国改革过程的核心。
需要说明的是，“双轨”虽然是改革发生的土壤，但它也是一种“混沌”状态，而“混沌”意味着无序、意味着混乱。使混沌状态有序化，成为真正的发育，是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式改革推进的关键。这不能不提及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理论上，改革不是不承认既定利益格局的“推倒重来式的革命”，也不是肯定既得利益格局的“温情脉脉的改良”。改革是在既定利益格局的基础上不承认既定利益永久性的变革，介于上面提到的“革命”与“改良”之间。其中，度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而政府就是掌管这一阀门的操作员。它要求政府既有目光长远的前瞻性，又有脚踏实地的可操作性。
就中国改革经验而言，就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稳定是基础，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政府需要密切关注进展、顺应形势，及时应对、协调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原则是“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急功失大局”。中国把这种积40年改革之经验称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尽管当代中国政府的上述作为尚未有政治学学理意义上的满意解释，但日益引发各国的关注及反思，“世界向东看”成为新的全球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同，中国的成功使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更具多样性，“给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路径和可能性”。
在市场自发倾向的双轨、混沌中，政府诱导市场经济发育，市场与政府在包容与互补下相互试错、相互协调，改革不但在改革过程中实现目标，而且修正目标；目标与目标相衔接，在目标不断滚动过程中，无限逼近初衷。改革因此成为一种不断自我生长的“可持续过程”，构成新的改革任务以及改革契机，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展现出新的可能性空间。它构成了理解中国40年改革故事基本脉络的钥匙。
由上，中国改革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改革的可持续性。它既不是机械相加的“物理反应”，也不只是产生新事物的“化学反应”，它是“生物学反应”的生命过程。改革是通过自我扬弃式的新陈代谢，不断汲取“负熵”，让多重元素并存的混沌状态不断地走向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有序化，改革是通过体制创新不断克服无序化的“熵”，使整个体系充满活力，不断向上。在这一生命过程中，静态的目标模式已经不再重要，中国改革展现出的正是不断应对挑战、解决问题从而适应外界变化的能力，这本身就意味着“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用官方的话来说就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作为一个“生命过程”，要义是包容性，中国文化则展现出极大的包容性，把周边不同的民族都卷入到中国历史叙事中，并使中华文明延续5000年，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断代的文明体系。可见，包容性支撑了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中华文明的生长方式。在今天的语境中，改革的过程同样需要通过兼收并蓄的包容方式产生适应性变迁，解决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包容”这个关键词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开放联系起来，尝试着“以中国为方法”来解释中国改革、讲好中国故事。事实上，当用“包容性”这个极具东方智慧的词语来解释中国改革时，人们会看到，它是多维展开并相互融合的“非驴非马”的过程，是一个真实存在并继续生长的过程。
以经济学基础性的元概念产权为例。中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不是传统计划的“一大二公”，也不是典型西方市场经济的“纯私有”，农地的所有权依然是集体的，但使用权却是农户的。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是中国创造的产权安排形式，不合乎既有市场经济理论的规范形式，但它却是有效的。不仅因为它的激励性扩大了当时的产出，而且因为它还可以演进、分解，衍生出使用权的流转、收益权的重新组合等新的演进形式，成为一个持续生长的过程。或许，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将这一过程提炼为“骡子”的概念，但“包容”却是跳出司空见惯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起点，因为它孕育了演化的种子，蕴含着演进的意义。
自生长能力的表征是包容，包容的内涵是演进，它体现了生命过程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是否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是衡量一个制度体系是否有效率的根本标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兴旺发达的根本标准。由此观之，在40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的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过去40年获得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下一个阶段是未来如何维持可持续发展能力。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正从“自在”阶段进入“自觉”阶段，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及时跟上人民诉求变化的步伐，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社会、民生、文化等领域进行更加综合性的改革，用一种更加包容的方式顺应变化、维持可持续发展能力。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历史交汇期。投资拉动、资源环境、人口红利……40年来，这些中国高速增长的驱动力正在减弱，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回顾已往的改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培育和维持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而中国已往40年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改革的方式、改革的进程是无法坐在办公室里空想出来的，但一定可以在改革过程中找到答案。因为中国改革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充分发挥每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他们会找出合意的组织方式并推动其演进。40年兼收并蓄包容式的改革是一个生命过程。而生命过程具有无限生长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