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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起，中国经济经历了自19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过程，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并被称为“中国奇迹”。一般看来，这一奇迹由以下五个特点组成：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快。在这一增长过程中，GDP年均增速为9%。近年来，虽然中国经济增速已有所放缓，但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仍然超过了30%。二是持续时间长。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了40多年，其长度超过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高速增长时期。三是就业水平高。在这一增长过程中，不包括农民在内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5%以下。四是通货膨胀水平低。在这一增长过程中，通货膨胀率平均在2%左右。五是经济增长质量高。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宏观经济波动明显变缓，不仅GDP增速始终保持在8%以上，而且波峰和波谷明显收窄。
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持续的高速增长，与初始条件密切相关。1949年，新中国成立，发展经济成为民族振兴的头等大事。一如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落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发展工业，即走工业化道路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又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刚成立的新中国选择了“国家工业化方式”，期望借用国家的行政力量来加速工业化，采用的措施是：在农业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农业剩余”，国家确定了农产品的统一收购和统一销售，通过控制农产品价格来控制原料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国家采取了户口制度并辅以人民公社，通过控制农村人口的流动来降低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在工业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以投资带动投资的“大推动”，国家采取了重化工业优先战略，并通过国家的直接投资来实现这一诉求，从而形成了在工业部门国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格局。在金融方面，为压低投资成本，国家采取了资本便宜化安排，不仅有存贷利差控制，而且有按产业政策的贷款配给安排，并为了使这一产业优先顺序下的金融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动员和有效的使用，国家采用了直接占有形式，不仅金融机构为国家所有，而且日益财政化。与此同时，为使这些措施的效果得到有效发挥，必须使经济活动封闭化，与国外经济的联系需要压缩到最低限度。
从比较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这是有意无意地模仿苏联的体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共同点方面来看，这两种体制具有相同的运行特征，即企业为国家所有，成为政府行政的工具；竞争性的价格为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所取代，市场不再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体现在宏观经济上，则是政府财政的主导。从不同点方面来看，苏联的体制是在工业化较发达的基础上建立并运行的，苏联不存在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而中国的体制则是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上建立并运行的，二元经济结构不仅使这一体制更依赖于国家行政力量，而且使其运行出现变异。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中国农村并没有像苏联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那样高度组织化和高度依赖农业机械。中国农村虽然有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但实质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人民公社仅是装家庭马铃薯的麻袋”。
中国经济体制与苏联的异同，既反映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必然性，同时也孕育了不同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道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由于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的内在缺陷而使经济僵化、效率损失，而且人为的城乡分割、工农分割必然使二元经济结构加深乃至断裂，进而与工业化和现代化背道而驰。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1978年中国工业产值占整个经济的70%以上，而中国70%以上的劳动力仍在农村，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表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失效，改革成为历史必然。与此同时，由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完全有效地覆盖农村，农村成为最易突破束缚的薄弱环节。于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进而向其他领域扩展，呈现出渐进式的特点，并因此有别于苏联那种全面的激进式的改革。
中国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过程可以归结为“一轨变两轨，两轨并一轨”的过程。改革始于农村，农民自发地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逐步取代以人民公社为单位的土地集体经营，并由此突破了农产品国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传统体制，以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农产品市场机制开始形成。随着农民收入尤其是货币收入的提高，农村出现了与其他亚洲国家类似的“农村工业化”过程，农民投资工业，产生了以民营资本为主的乡镇企业，并因此形成与传统国有国营工业相对照的“双轨制”。“双轨制”从企业微观运行机制开始，延伸到商品市场，进而是要素市场，并随着代表市场力量的民营企业壮大，使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出现了“两轨并一轨”的过程。自此，中国的由国家力量驱动的“国家工业化”终为由市场力量驱动的、以“农村工业化”为特征的典型工业化所取代。
在这一过程中，一如其他亚洲国家，对外开放被纳入工业化战略，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来实现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不断转换，实现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变，并通过这一转变实现经济一维性的高速增长。
由上，可以认为，从1978年起的中国工业化过程是由非典型的工业化模式向典型的工业化模式转换的过程。它深刻体现为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亦即二元经济结构不再以固化、深化的形式存在，并受工业化规模的支配，经济对外开放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一如其他亚洲国家，中国因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变出现了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是亚洲经济增长模式的再现，并呈现出与其他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样的结构特点，即制造业为整个经济的基础部门，而且制造业是以出口为导向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处于高速增长状态，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奇迹”。大量的国内外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奇迹与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奇迹相比，增长方式的共同点都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但是各种迹象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正趋于终结，并由此使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呈现减速趋势。
第一，由于人口规模还在增大，对商品和劳务的社会总需求仍在上升，但劳动力供给有下降趋势，人口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出现背离，从而供给方面的增长率低于需求方面的增长率，差距会导致物价上涨的趋势长期化。尤其是35岁以下的劳动人口的持续回落，会使低端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快于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致使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的物价上涨速度快于平均物价上涨速度，从而会对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成本造成更大的影响。由此，人口变化对通货膨胀的含义是，物价总水平有可能持续上涨，而农产品、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价格上涨幅度更大，未来的情况是蔬菜比鸡肉贵。这就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从支持经济高增长转变为控制通货膨胀。
第二，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同时意味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抚养比将再次上升。由于全社会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加大，储蓄率将呈下降趋势。而储蓄是投资的来源，储蓄率下降意味着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不仅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趋势，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工资上升导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另一方面工资上升和人口老龄化均会推高消费，拉动进口，从而使贸易顺差较快下降。由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变化将直接影响国际收支变化，这就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密切关注国际收支，协调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第三，在上述情况下，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既意味着创造财富的人口减少，也意味着需要抚养的人口上升，从而人均财富有下降的可能。根据中国以往的经验测算，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增长0.115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人口老龄化抚养比的上升与人口年轻化抚养比的上升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对于14岁以下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一方面，抚养成本低于人口老龄化抚养成本，据测算，人口老龄化的抚养成本为人口年轻化的抚养成本的2倍以上，而且会有瞬时峰值冲击，例如平均每人的医疗费开支的80%发生在个体死亡前两年。另一方面，人口年轻化抚养比上升意味着未来进入劳动力队伍的人口增加，抚养成本可以偿还，并且还有结余，而人口老龄化的抚养成本是净支出，偿还基本无望。由此，对于人口变化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开支，偿还来源片面，不仅会使当期社会运行成本上升，而且会对包括家庭、企业和财政在内的全社会层面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产生意义深远的冲击，其中对财政的可持续性威胁最大。这就需要从长远着眼、从现实着手立即开始规划构架，关注包括家庭、企业和财政在内的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是由非典型的工业化模式向典型的亚洲工业化模式转变。由于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高；由于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可以顺利转换，依照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综合结果是工业化加速并且质量有所提高。
第二，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受亚洲典型工业化模式内在规律的制约，有利的增长因素正趋于消失，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开始动摇，这不仅导致高速增长阶段接近完结，而且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第三，由于中国是规模巨大的经济体，这一方面意味着经济持续增长对增进人均意义的福利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意味着有强大的内需潜力可以动员。而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催生改革，改革推动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提高居民收入以扩大内需，这不仅构成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前提，也为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创造有利条件。
国际经验表明，当先行的亚洲经济体告别高速增长阶段时，其人均GDP已处于较高水平。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但人均GDP仅为4000美元左右，刚刚脱离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25年，中国经济总量有望超过美国，但人均GDP仍然位于世界后列。与此同时，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阶段，极易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会长期停滞不前。于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约束出现冲突。寻找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模式就成为急迫的问题，而首要任务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众多，有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收入差距过大、中等收入阶层过小可能是主要问题。从拉丁美洲的教训看，收入差距过大，居民消费能力有限，内需不足。若想加快工业化发展，必须依靠外需，久而久之形成出口导向型工业结构，而一旦外需发生不利的变化，必然出现经济困难。这不仅会使宏观经济发生波动，更重要的是出现结构性危机。因此，经济学的逻辑结论是：中国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途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能力，从而扩大国内市场，使经济发展不完全依赖于外需。
上述分析表明，欲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是关键。这就意味着，中国当前经济政策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系统性调整，即从供给推动的角度转向需求培育的角度。相应地，经济结构将由以第二产业为主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核心是消费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人口抚养比再次上升，储蓄率有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投资驱动的“一级火箭”开始减速，启动消费的“二级火箭”的迫切性日益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