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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突如其来，前所未有地冲击世界经济，也使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过山车”般的急剧变化。在这一年年初，中国经济过热进入新状态，通胀问题不再是孤立事件，而是和全球通胀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以美元计价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持续推动国内的生产成本上升。CPI和PPI在上升的同时，也推升了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通胀成为当年宏观经济稳定的最大威胁，并因此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着力点。然而，话音未落，形势就急转直下。2008年9月15日，以雷曼兄弟倒闭为开端，发酵已久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爆发并肆虐全球，“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在这一年年底，国务院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笔者应邀参加。记得在会上，总理用沉重的语调指出：“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出口快速下滑，许多企业订单不足开始关门，沿海地区预计有两千万以上的农民工会失业回乡。因此，保增长就是保就业，必须全力以赴。”中国经济急速下滑，迫使宏观经济政策迅速切换，由控过热到防过冷。中国出台了号称“四万亿”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短短一年内，风云突变，冰火两重天，至今令人唏嘘。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当挽狂澜于既倒，不免要追问狂澜因何而起，当扶大厦之将倾，当然不应再立危墙之下。在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同时，中国经济学界开始反思其背后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含义。“在过去10年中，美国低储蓄、高消费、大进口和中国高储蓄、低消费、大出口形成镜像对称关系，这意味着一旦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难以为继，中国依靠出口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也将不可持续。在这个意义上讲，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不再是周期性的，而是具有深刻的结构变动意义，正在重新塑造世界经济格局。其中，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再造全球监管体制，以及世界经济再平衡已是不能再回避的严肃问题。鉴于此，从全球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当从全球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发展成为时代的需要时，中国最国际化的银行——中国银行开始设立首席经济学家岗位，统筹全球全辖的研究。笔者有幸成为第一任首席经济学家。此外，笔者还担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职务以及兼任民间智库——博源基金会理事兼首席经济学家。这些身份使笔者可以在自身研究的基础上，组织业内市场人士及一线经济学家进行研讨。这种研讨会一般以博源基金会的名义召开，以经济学家圆桌会议的形式进行，通常由笔者主持。会议在全面分析全球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展望中国经济并提出建议，以纪要形式提交有关决策部门参考。
通过上述研究活动，从全球视角观察中国经济，我们达成了以下共识：
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因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一组条件，使潜藏于中国内部的经济活力释放的结果。概括起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一如其他发展中国家，农业与工业进而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正是因为这一二元结构，通过工业化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追求，也正是因为这一二元结构，中国具备了实现工业化的初始条件，从而推动传统的以农业、农村为主的二元经济社会向一元的现代经济社会转变。而与此同时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又是这一转变的推进剂，使这一进程得到格外的加速。所谓改革，就是将过去由计划主导的国家工业化转变为由市场主导的全民工业化。由于参与工业化的主体更多，在市场导向的激励和竞争的强化下，会迸发出更大的经济活力。所谓开放，就是有意识地将民族工业化进程纳入经济全球化进程。通过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层层递进式的交互推进，加速产业升级，使产业结构快速高度化，即通过空间结构上的产业快速升级推动时间维度上的经济高速增长。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是通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工业因其技术经济性质有基本规律。遵循这一基本规律就使各国的工业化进而现代化具有了共同特征。其中之一就是经济高速增长。坦率地说，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并非中国独有，在亚洲的工业化进程中，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经历。它们都是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受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工业化规律支配的结果。所谓中国特色，只是指中国以大经济体的样式在更大体量上重现了“亚洲增长奇迹”，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中国是大国，具有更大的经济规模、更大的经济范围、更加复杂的内部经济结构，从而产生了超大经济体特有的经济问题，并因此使共同的亚洲增长奇迹呈现出不同于小经济体样式的“中国特色”。
所谓更大的经济规模，首先体现为人口规模巨大。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近1/5，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尤其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中国将会从中低收入社会走向高收入社会，日益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消费模式及偏好开始影响甚至引领世界。所谓更大的经济范围，突出表现为幅员辽阔、地理构成多样，造成了东、中、西部区域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在这一差异的基础上，形成了生产要素的组合密集程度不同的产业区域分布，呈现为自西向东的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分布连续状态。所谓更加复杂的内部经济结构，是指在巨大规模的需求与供给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成为一个从手工生产到高科技产品制造的产业门类齐全的唯一国家，并由此预示着，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中国经济可以通过从手工生产到高科技之间的相互渗透并加速迭代，形成新的产品，产生新的技术，发展新的行业。例如，现代信息技术渗透到传统农业的无人机田间管理，以及现代信息技术渗透到传统金融业的非现金手机支付等。正是中国这一超大经济体的上述特点，产生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有路径及相关问题。这突出表现为亚洲中小经济体可以充分通过外向型经济将工业化绑定在全球化上，用全球化带动现代化，但对中国来说，重走亚洲中小经济体完全外向型工业化的道路，起步阶段尚可，中期则显得艰难，后期几乎行不通，从而需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事实上，区别于亚洲中小经济体，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失衡以及需要再平衡的呼声本身就是中国这头大象进入游泳池的折射，而作为这一失衡产物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则是此路不通的标志。
从中国自身发展的角度瞻望前程，我们看到了以下挑战：
国际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需求有机地嵌于以工业化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发展之中，构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同时也使中国呈现出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征。表现在宏观经济上，当把投资、出口叠加在一起观察，可以发现，投资并非拉动经济增长的独立自变量，而是依附于外需的因变量。当出口增长时，出口带动了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当出口下降时，为拉动经济增长和应对产能过剩，国有部门就必须投资。长期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决定了短期宏观经济运行的出口引领特征，并日渐形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宏观经济政策被迫锁定在出口波动上，以刺激或控制投资作为应对出口波动的手段，而使用的工具主要是依靠国有部门投资的进退。这意味着，如果不加快结构转变，不把经济增长的基础放在国内消费上，就难以摆脱宏观经济政策由出口引领的路径依赖，宏观调控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我们注意到，在去杠杆的作用下，世界经济已经进入衰退，由于此次衰退的主要原因是过去逐渐形成的经济全球化结构和格局的调整，涉及因素广泛而深刻，而不能以传统的经济周期或商业循环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情况下不排除衰退后出现长期萧条的可能性。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开始全面显现，它不仅使长期以来依靠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而且外需的下降或消失造成中国经济突然下滑，中国经济以这种方式将其与全球经济的水乳交融般的联系，突然展现在人们面前，此次金融危机也构成中国经济新一轮波动的起点。其含义是出口拉动投资、投资推动出口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在中国为全世界准备的产能出现过剩的同时，全球经济再平衡将因此在中国展开。
第一，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的产能是为全世界准备的。一旦全球需求不足，一旦全球需求持续低迷，中国的产能过剩就是长期的，表现在出口上就是出口增速的下行。事实上，全球协力联手应对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有了暂时性的恢复，但2010年便开始持续下行。
第二，中国之所以能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有丰富但质量相对较高的低成本劳动力。改革开放使中国将这个竞争优势纳入经济全球化，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尤其是向沿海出口加工业的转移，推动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形成、价格低廉却质量不错的大规模制成品生产，由此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奥秘。然而，21世纪以来，这个竞争优势正在减弱。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农村劳动力已有50%以上离开农村进入城市，预示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过了拐点，而不再充沛，结果就是各地最低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平均每年的涨幅都在10%以上，并且几乎不存在中西部和东部沿海的最低工资水平的涨幅差别。
第三，中国经济增长是投资驱动型的。其中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人口年轻，因抚养比低而储蓄率高，加之儒家文化所具有的较高的储蓄倾向，奠定了较高投资率的基础。然而，中国开始进入老龄社会，抚养比再次提高，而且趋势是越来越高。这意味着储蓄率低，进而投资能力会持续下降，势必影响经济增长。如果要保持经济增长势头，就要透支未来以维持较高的投资强度，从而必然使整个社会的宏观杠杆率加大。
第四，中国的自然禀赋畸高畸低。改革开放前，人力资源十分丰富并有过剩之嫌，而石油、铁矿石、淡水以及土地等却十分匮乏。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变在国内配置资源为在全球配置资源，既发挥了人力资源竞争优势，又缓解了资源瓶颈制约。但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在成就工业化奇迹的同时，也导致了资源、能源的大规模消耗。随着经济的增长，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可持续性堪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其严峻性开始显现，中国曾日趋加重的大面积雾霾天气就是例证。
在全球金融危机肆虐前后的日子里，笔者曾多次受邀参加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面对面地将我们在国际市场一线的观察与思考直接汇报给最高决策层。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及时出台以“四万亿”计划为代表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安排是有力有效的。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时点过去，中国经济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从长计议提上日程。换言之，维持高强度投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正在下降，后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政策应着眼于长期。诸如高投资率、消费不足、产能过剩和国际收支双顺差等长期因素，在未来10年内均有可能发生变化。我们建议，应“根据这些长期因素的变化趋势、各自的变化速度以及相互关系，因势利导。这一组合不是简单及刹车式的反危机政策的推出，而是有目标的调整，即宏观经济政策在总体上呈现出不是一个转大弯的态势，并在实质上进行重心转移”。
需要说明的是，全球金融危机平复时期又恰好是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准备时期。参与国家五年规划准备是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例行的重要工作。在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和学者认真讨论和详细论证后，关于“十二五”规划的一致思路逐渐成形：中国经济要面向未来，只有通过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将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扩大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有两个：一是调整产业结构。第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但重点是发展服务业。采取有力措施，继续维持服务业增长快于GDP增长两个百分点。二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重心是扩大消费，而扩大消费的主要途径是增加居民收入。在“十二五”规划中，特别设立了两个约束性的收入增长指标，简称“两个提高，两个同步”，即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
对“十二五”规划所确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的经济转型战略，中国经济学界在抱有信心的同时，认为改革必须深化。之所以抱有信心，是因为工业化进程就是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在二元经济结构中，边际劳动生产率趋于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受工业较高劳动生产率而产生较高报酬的吸引，自愿卷入工业化。相应地，工业的壮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就意味着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亚洲工业化成功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业化也就是城市化，只要农村剩余劳动力未被工业吸收殆尽，亦即城市化率未超过75%~80%，工业化和城市化就仍在进行中，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是可期的，而且是可维持的。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0%，与日本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相似，当时的日本在这一城市化水平上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10年内，GDP和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成就了日本经济的黄金年代。相较于当时的日本，中国的人口更多，内需潜力更大，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50%的城市化率中尚有1/3左右是农民工。换言之，当时中国的城市化仍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远未完结，国民经济仍有潜力，较好的经济表现仍有可能。之所以必须深化改革，是因为中国经济的现实表现令人深思。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就开始了下行。虽然低迷的外需致使中国经济不会回到此前的高增长状态，但城市化的增长潜力还在，现实的经济表现也不至于就像成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后的其他亚洲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经济所出现的持续性下行现象。20世纪80年代后的日本和20世纪90年代后的韩国，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完成，经济结束了起飞，经济增长速度由两位数回落到一位数。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中国这种具有增长潜力但增长潜力又未能转化为现实的增长表现的唯一解释只能是制度的束缚。只有深化改革，才能释放增长潜力。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的聚集地是城市，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伴而生，在这个意义上，工业化就是城市化。但中国的情形却不大一样，工业化虽然也带来了城市化，但两者却是不同步的。工业化带来了“地的城市化”，但却不完全是“人的城市化”，并集中体现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劳动力群体——农民工的存在。数亿农民进城务工，工作在工厂，但身份还是农民，收入在城市，消费却在农村，城市只是暂时的栖息地，永久的居住地仍在农村。农民工这种身份的二元性，不仅造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对分离，影响了经济的成长，更为重要的是阻碍了现代社会的发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造成了新的发展困境。面对这一困境，在中国经济的新阶段，改革的指向就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共同发展，改革的关键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支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体制依托。显然，这一改革的诉求不单纯是经济体制，也包含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体制的改革，是全方位地全面深化改革。
面对这一巨大的改革工程，顶层设计是必需的，要认真梳理改革的重点领域和重要环节，妥善安排改革顺序，协调整合，循序推进。为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往的成就及不足、经验及教训需要认真总结：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取向的，但有别于其他曾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的改革进程，它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均与经济体制这种特殊的改革方式及其演进路径相关，而双轨制及双轨并轨是这一改革方式的鲜明特征，其演进路径可以这样描述：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中，政府逐步放松行政管制，市场力量开始自发生长。起初发生在农村，进而延伸到城市，逐渐形成了与国有国营“计划轨”相对相伴的民营经济“市场轨”，出现了双轨并存，其中最活跃的市场轨在经济活动中起边际引导作用。由于这一引导，在市场轨扩展的同时，自然地将计划轨纳入并消化，从而呈现出一轨变两轨、两轨并一轨的渐进市场化特殊路径。这种渐进式改革的优点在于立足实际，使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至于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阻碍经济发展，也不至于过度超前脱离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丧失合理性。由此，经济体制随经济发展而不断滚动演进，从时间上看是渐进的，从空间上看是过渡的。改革任务在任何时候都是问题导向的，从而是有限目标的。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形成新的改革目标，目标与目标的前后衔接，使改革小步快走，不断逼近市场经济体制的理想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时点或阶段上的体制安排都是过渡性的，其合理性不仅取决于是否支持了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对未来的体制改革是否构成障碍。经验表明，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的改革方式，虽然不是理论上的最优模式，但却是实践上的平稳安排。相对于其他实施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激进的改革方式，中国的GDP是持续增长的，社会是持续发展的，老百姓是获得实惠的。结果是，因改革的收益始终覆盖改革的成本，改革为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使改革始终在深化的路上，不断地向理想模式逼近。
但与此同时，不能不指出的是，这种双轨渐进并轨改革模式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双轨的价差，就是权力的价格。在渐进式改革中维持双轨并存，前提条件是官员的政治忠诚和道德操守，而不是体系性的制度约束。一旦官员经不住双轨价差的诱惑，权力介入市场，腐败便会发生。特别是在唯GDP的政绩导向下，各级政府自身就是投资主体，在挤占资源的同时，以权力涉租、寻租现象频繁发生，并且日益规则化，滋生腐败。在20世纪80年代，双轨主要发生在商品领域，倒卖电视机、钢材成为腐败的突出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商品领域双轨并轨的完成，双轨延伸到生产要素领域，倒贷款倒外汇随之产生，金融领域的秩序混乱直接造成海南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进入21世纪，随着汇率的并轨和利率的逐步市场化，双轨更多地出现在征地收费及各种审批上。更为严重的是，长期以来官员缺乏纪律约束的松弛权力有了更深地介入市场的倾向，开始与资本结合，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不仅延缓了改革的深化，阻碍了经济潜力的发挥，而且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诱因。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的关键是权力尚未被关进笼子里，本质是市场尚未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建设由此成为时代的需要，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招。
基于上述理解，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社会共识开始广泛形成，改革目标分为长期目标和中期目标两个层面：长期目标是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中期目标则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完善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重点是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建立以供求关系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及相应的财税体系，以减少经济结构的扭曲和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另一方面是建立一个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政府配置财政资源的体制。保护产权，提供公平公正的创业就业的投资机会，完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体系，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中的均衡性。无疑，长期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中期目标的达成，而中期目标达成的关键则取决于明晰政府与市场各自的功能并界定两者的边界。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启了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改革。在经济体制方面，改革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任务，并规划了60个方面、336项的改革事项，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这是一次凝聚改革共识和决心的大会，指明了改革方向，规划了改革路线，确定了改革时间表，鼓舞了改革士气。中国改革开放由此进入新阶段，踏上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