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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雄承认他们自己的能动性

在过去令人遗憾的数年里,我对自己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好这个观念视而不见,而对自己需要去创造一种结构与节奏的观念也充耳不闻。我为忽视这些观念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以说,拒绝承认我需要掌控自己的人生这个事实,让我损失了整整十年的个人成长时间。

如果我能回到过去,我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我的人生。确切地说,我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我的工作。我会在自己的生活里加入一项纪律。

可惜,当时的我完全是心境的奴隶。如果情绪上没有做好准备,我绝不会动笔写作。我会在波特兰闲逛一整天,从一家咖啡馆走到另一家咖啡馆,戴着耳机,听着音乐,艰难地酝酿动笔写下一个段落的情绪。曾有那么几段日子,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我手头上正在写的是什么书,为了能够继续写出下一页,我得花三天的时间去寻找那种对的感觉。

我还记得霍桑大街上的“共识”咖啡馆里有一把椅子。有一天早晨,我坐在那把椅子上写出了一页精彩的文字,于是我便笃信,我只有坐在那把椅子上才能写出好的文字。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有一半以上的日子都会在清晨出现在这家咖啡馆。如果有人已经坐在那把椅子上了,我就会走到隔壁早餐店,点一份墨西哥卷饼,然后坐在靠窗的桌边,直到坐在那把椅子上的人起身离开咖啡馆。

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都很像作家的生活方式,但是职业作家却并非如此生活。斯蒂芬·金、安妮·狄勒德和詹姆斯·帕特森把写作视为一项纪律。他们像蓝领工人一样按时上班,一砖一瓦地搭建自己的书稿。

我为了寻找一种心境而四处闲逛,这其实是一种受害者心态。受害者的生活受制于外在于他们自身的力量。在波特兰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写作生活仿佛完全由情绪的阴晴模式所掌控。我能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一本书,都算是一个奇迹。

不过话又说回来,英雄并不总是像我们想的那样强大。他们常常不愿意行动,需要帮助,充满自我怀疑,而且通常就在他们遇到挑战的那个领域力所不及。

当然,一段英雄之旅会改变他们。英雄还是必须参与其中。他们必须决定踏上旅程。比尔博离开了夏尔 ,尤利西斯 扬帆起航,罗密欧翻墙跃入了朱丽叶家的后院。在一个故事的某一个点上,人物出现了分化,谁将成为受害者,谁将成为英雄,谁将成为反派,谁将成为向导,这一切都变得一目了然。

我永远也不可能把这一点用语言精准地描述出来,但是在我跟我的室友们共住的那段绝望的日子里,已经有一粒种子被埋下了。我需要改变。我需要认真地对待我的生活,遵守某种纪律。

当英雄为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故事负起责任的时候,英雄的转变也就开始了。而只有当他们决定接受生活的事实并以勇气做出回应时,他们才真正地变成了英雄。

可是,我也能理解害怕尝试的心态。如前所述,我也曾很不愿意接纳结构。把自己当成一名受害者可以给我提供一种英雄心态无法提供的东西:借口。

我认为,这是受害者的人生缺乏转变的重要原因。当我们把自己当成一名受害者时,我们就可以不再尝试,因为我们认定自己是无力的。

当我谈到受害者心态时,我所说的当然不是真正的受害者。真正的受害者的确是无力的。他们被囚禁在地牢里,遭受殴打和虐待;他们是真的无路可逃。而在我二十多岁的那段岁月里,我没有一刻是真正的受害者。我只是想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因为这样一来,我就不用非得去尝试了。

我常常想,人们向上帝祈求拯救,而后又怨恨上帝没有帮助他们,会不会总有一天回过头来发现,上帝之所以没有拯救他们,其实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被拯救。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受害者。

控制点

心理学家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描述把掌控权让渡给外部力量这种行为,它叫“外部控制点”。这个词的意思是,放弃掌控权的那个人相信外部力量控制着一切。内部控制点意味着,我们相信我们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自己的命运。反之,外部控制点则意味着,我们相信我们在外部力量面前是无力的。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的一种重要转变。心理学家已经发现,外部控制点与更高的焦虑水平、更高的抑郁发生率、更低的薪水和更差的人际关系高度相关。

与之相反,内部控制点则与更强的归属感、更低的抑郁发生率、更高的薪水和更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正相关。

这些相关性是有道理的。一个不相信自己的生活可以由自己掌控的人,就是一个坐在自己人生的车子里指手画脚的乘客,当“命运”在路上盲目地左右急转时,他只能在座位上被甩得来回摇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正坐在司机的位子上,手里握着人生的方向盘,可以掌控人生朝着更想去的地方前进。

但是人生中我们真正可以掌控的部分有多少呢?

当然,实际上,我们并不能掌控人生的每个方面。我控制不了天气(尽管我可以决定自己是否站在雨中淋雨),我也控制不了其他人(至少如果我想跟他们保持一种健康的关系,我就不能)。我不能控制我何时何地出生,我的身高,我是否有一副唱歌的好嗓子,等等。

但是有些人错误地认为,因为他们不能控制人生中的某些特定方面,他们就完全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企业、政客乃至某些宗教领袖就常常趁机利用这一类人。擅于操纵他人的领袖会设法说服你相信,你的问题都不是你自己的错,而只要你相信他们或他们的思想观念,你就会万事大吉。

社会学家在解释个体的控制力与力量的动态关系时使用了另一个术语:能动性。

能动性指的是我们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的能力。我们所有人都有能动性。能动性可以被诸如社会阶级、宗教和个人能力等因素进行不公正地限制,但是它几乎从不会被完全限制住。事实上,非常幸福的人们都知道一个秘密:人 类拥有多得超乎想象的个人能动性 。一个人对于一组客观环境做出的反应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故事的走向。

回首我的人生,我能清楚地看到我曾在何处埋没过自己的能动性。我在孩童时期曾放弃过能动性。我的爸爸在我两岁的时候离开了我们,而我的妈妈在那时重新开始工作。她没有大学文凭,于是只能在一家炼油厂做秘书。她每天早上很早就起床去上班了,所以我每天都是和我的姐姐一起走路去上学。我们身上穿的都是妈妈缝补过的衣服,因为我们没钱买新衣服。我在食物中找到了慰藉,只要是甜的东西,我都会塞进嘴里。我的体重开始激增,并且毫无争议地成为学校里最胖的孩子。这个情况又自然而然地导致我在校园里遭到了同学的霸凌。

当你受到霸凌时,你有两个选择:你可以反击,或者你也可以躺下装死。我选择了躺下装死。在很大程度上,这招是管用的。如果我是无力的,那就没有人会烦我了。我学会了保持无力的状态,并且更糟的是,我相信了自己是无力的这个谎言。

当然了,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而我也能体谅自己的过去。但是别忘了,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人物的分化点。成为受害者的人物相信他们是无力的,并抱着这样的信念行动。而成为英雄的人物则承认自己的能动性,直视客观环境,奋起正面反击。

我对我的人生感到惋惜的地方在于,我在承认能动性这件事上花了太久的时间。如果我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并能更早地完成那次转变,就能挽回很多荒废的岁月。如果我在少年时代和二十多岁时就已经挺直了腰杆,那我就能在那个时代享受到多得多的乐趣。

事实上,在贫困家庭长大也好,步行去学校也好,包括感到有点被人忽视,这些都不见得一定是多么糟糕的事情。我多么希望我在当时就能像今天一样为自己的养育条件感到骄傲。我的母亲工作很勤奋。她足够爱我们,才会为我们缝补衣物。我们的日子很艰苦,但是,只要你愿意,艰苦的日子就会让你变得坚强。只不过,我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有了这个意愿。

但如果我们真是受害者怎么办?

让我更加惋惜的一点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而与此同时,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真正的受害者。

我的妻子在一家名为拯救自由(Rescue Freedom)的组织里担任理事会主席的职务。拯救自由组织帮助的对象是人口贩卖活动中的幸存者,这个组织协助他们逃离、寻找安全住所以及从创伤中恢复,以便他们日后重新开启充满意义的健康的人生。这是一个真正美好的组织。

每当我想到真正的受害者时,我想到的就是拯救自由组织帮助过的那些孩子。我曾在自己并非无力的时候自视为一个无力的人,现在想想真是令人羞愧。事实上,即便是拯救自由组织帮助过的那些人口贩卖活动中的幸存者也没有被称作受害者。他们被称为幸存者,因为他们就是那样的人。那些孩子是强大的。他们是英雄,只是在奋起反抗压迫者时需要某些帮助。他们是故事里拥有明亮而闪耀的未来的人物。他们不是被施舍的对象。

真正的受害者一旦重获自由,可以很容易转变成英雄。事实上,那些曾经的受害者,如今的英雄幸存者,他们反而是最强大、最勇敢地拥护改变的人之一,因为他们亲历了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压迫和苦痛。

维克多·弗兰克尔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也是一个真正受害者的绝佳案例。他凭借着纯粹的意志力,召唤出英雄能量,改造了自己,活出了一个非凡的故事。

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了一种名为意义治疗的疗法,引导把自己视为受害者的人转入一种有意义的人生。意义治疗指一种引导人找到人生意义的疗法。弗兰克尔使用这种疗法治疗有自杀倾向的病人,而这种疗法奏效了。他的病人开始制订计划方案,参加集体活动,并有意识地重塑自己的苦痛,看到苦痛的益处。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病人经历了一种积极的转变。他教他的病人认识到了自己的能动性。

弗兰克尔认为,即便处于极度的苦痛和折磨之中,人生仍是有意义的。他的学说得到了检验和证明。然而,1938年,正当这名心理学家倾注心力撰写一部阐释自己学说的手稿时,纳粹入侵了维也纳。身为犹太人,他遭到了逮捕。就在他被捕前,他的妻子提莉把他的手稿缝进了他的大衣内衬里,好让他有机会继续自己的写作。可就在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他的大衣和手稿就被夺走了。他的心血付诸东流。

接下来,纳粹把这名心理学家和提莉分开关押,不让他们见面,而提莉当时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然后,她在集中营被杀害了,腹中尚未出世的孩子也同样遇害。弗兰克尔很快便得知,他的父亲和母亲也被杀害了。他的沮丧与难过可想而知,他差一点就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但是,他并没有了结自己的生命,而是认识到他的人生依然可以拥有一个目标。对于自己尚能控制的部分,他承认自己仍有能动性;不知道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但即便身在集中营,他也开始在自己的脑海中重写那份手稿了。强制性的劳动和死亡的威胁围绕着他,但他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写作,不允许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夺走他仅剩的能动性。

在集中营,他认为俘虏们虽然遭到了如牲畜一般的对待,但是他们的人生仍有意义。有的同伴会来找他对质,挑战他的这种观点。

弗兰克尔对这些同伴解释说:“我们的故事会流传出去,而一旦暴行为世人所知,世界就会知晓,这里有一种必须抵抗的恶。即便他们杀死了我们,我们的人生也达成了一个目标。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维克多·弗兰克尔奇迹般地成为集中营的幸存者。重获自由之后,他继续向每一个遇到挑战的人宣讲,人生如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深层的意义感。他鼓励那些在困境中产生绝望感的听众重塑他们自己的故事。他鼓励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要认识到,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人生总是美好的,而我们都能为这种美好的生长做出贡献。

弗兰克尔重写了自己的手稿,出版了《活出生命的意义》这部著作。这本书也成为他的代表作,畅销至今,已售出超过1 600万册。

弗兰克尔的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的能动性。他指出,相信人生有意义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去体验这种意义,前提是我们要围绕一个更大的目标结构我们的生命。

维克多·弗兰克尔帮助我理解了自己从受害者向英雄转变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比他给予我的帮助更大。我写过很多关于故事的内容。另有一位学者,约瑟夫·坎贝尔,他的著作同样卓越,而且确实帮助我理解了故事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如何有效运作以解释生活。然而,弗兰克尔有关意义治疗的思想,则铺成了属于我自己的英雄之路。

如果维克多·弗兰克尔都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受害者,那我就一点借口也没有了。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借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重塑我们的故事,结构我们的生活,从而让我们体验到一种深切而圆满的意义感。

在意识到受害者心态给我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之后,我开始怀着一个更大的目标去写作。我决定把每一个早晨都用来写作,不管自己的心境如何。

我当时还没有为我的人生创造出我将在本书中勾勒出的那种定义明确的结构,但是我确实已经决定我想要出版著作了。于是我写了一本书。一个出版商与我签约,而我为了讲好故事竭尽全力。

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我相信它会成为一本畅销书,而我的转变故事也将由此实现。然而,这本书只卖出了三十七册,其中有二十册都是我妈妈一个人买的。这本书失败了。

但是如果一个英雄不经历挫折,故事就会变得很无聊。 挫折和挑战是一个故事里能够改变我们的唯一要素 。可是我当时还完全不理解这一点。我只是觉得自己失败了,并为此懊恼不已。

说到底,我已经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了。我挺身而出,并严格要求自己写下了所有的文字。命运欠了我一本畅销书,还有一顿跟奥普拉共进的晚餐。

那本书的失败开始了又一段充满诱惑的时光。受害者鱼饵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香味扑鼻。我对自己的天赋估计错误。我花了一年的时间给世界写了一封信,却没有一个人想读。

于是,我的故事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角色分化点。我仿佛能够看到自己眼前有两条路。我可以选择扮演受害者,也可以选择扮演英雄。受害者的路为我提供了一个借口,它用其他人将为我献上的同情来诱惑我。可是我已经知道那边的故事有多么辛苦和空虚了,所以我还是决定选择另一条更好的路。

我开始把眼光投向光明的一面。写过一本没人听说过的书,这让我有了一个茶余饭后的绝佳谈资。

“所以你写过一本书?我能在书店买到它吗?”

“它不在架上。但是如果你去柜台问店员,他能帮你订购。你还可以去图书馆借阅,但是借阅的话,我就没有版税拿了。”

我继续写作。第二本书就大卖了。可我的体重还是超重很多。在我的读书签售会上,等我朗读完毕,读者开始排队找我签名,当我开口询问他们受赠者是谁时,呼吸里都带着汉堡的气味。我穿着大号的毛衣,即使天气很热也不脱下来。我在吸引异性方面依然表现得极其糟糕。但是歪打正着,我因此呈现出一副弱者的面貌,而读者恰恰中意这一点。在读书会上,人们看我的眼神充满希望:一个看起来一边看电视一边不加节制地狂吃冰激凌的人,都能在某一天写成一本书。

我不断尝试。我减了一些体重。我还找了一个女朋友。当那段关系告吹之后,我又找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我开始用更多的纪律来建构我的生活。多亏了弗兰克尔,外加一些其他的作家,还有我用于研究自己缓慢缩窄的肚脐上的绒毛的大量时间,我终于清楚了自己一直以来求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弗兰克尔一语中的: 我一直以来求索的东西就是意义

他给意义开出的药方十分简单。我将在下一章讨论它,并谈及我个人的体验。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要把你自己投入一个故事里,并在其中努力完成某件重要的事情。你接受挑战。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克服这些挑战。

我摆脱受害者心态的过程,跟我的减肥历程如出一辙:缓慢,断断续续,并常常遇到挫折。但是,如果你想在一年里减掉十二磅 ,结果一年过去却反增了四磅,那我还是有办法帮你的。你唯一必须做的事情,就是投入大量的心思。这也许是一场持久的战役,但是直到你减掉体重之前,你可以一直穿着大号的毛衣。

意义也有同样的道理。你承认自己的能动性。你把你的控制点从外部移到你自己的内部。你持续展开有目的性的冒险,你就能体验到意义。你拥有一个目标,你克服挑战,你在打字机里装上下一页纸。你每天早起,把故事情节向前推动。我生活的目的性越强,我的人生方案和每日的结构越聚焦,我的转变就会越大。

在面对写作下一本书的挑战时,我感受到了意义。在教堂里为了要跟一个女孩讲话而心生胆怯时,我感受到了意义。在买一只小狗时,在爬一座山时,在学习划独木舟时,我都感受到了意义。

这与你的实际情况可能有些微出入,但我相信你已经能理解了。为了体验意义,你必须接受自己拥有能动性这个事实,并带着目的进入你自己的人生。

关键在于,当你为你的人生赋予结构并去体会它时,人生就会产生它有意义的感觉。

我在那时开始意识到,人生和故事写作共享着某些规则:如果人物不想要某个东西,不愿意面对挑战,不去尝试艰难的事情并追求成长,那么故事就不会成功。

如果我们不想要某些东西、不愿意面对我们的挑战,不去尝试艰难的事情,那么我们的人生故事也不会成功。

我当时还没有完全了解那些规则是什么。我仍然处在设法弄清楚它们的阶段。但是我确实已经认识到,我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强大的控制力,特别是对自己的态度。还是那句话,我承认了自己具有能动性这个事实。而我的人生也慢慢地开始走上了正轨。

要是人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呢?

那年晚些时候,一个朋友的朋友邀请我们聚到一起谈论写作。他是一名年轻的作家,还没有作品出版。他读过一本我的书,想知道出版流程是怎么样的。我们坐下来聊了一会儿,我渐渐意识到,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拒绝接受人生有意义这个观念。

谈话间,他谈到自己的存在带来的巨大负担,正当他发表不乏诗意的高谈阔论时,我打断了他。

“要是人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呢?”我问。

“你什么意思?”他说。

“我是说,”我说,“有没有可能,人生是有意义的,而你只是不得不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生活才能体会到那种意义?有没有可能,辩证的逻辑推理没法给你答案?”

“还是没听懂。”他说。

我其实不应该采用这样的措辞,但我还是说了出来:“要是人生本身不是没有意义的呢?有没有可能只有你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呢?”

我们在此之后并没有成为朋友,但是我依然认为这是一次站得住脚的洞察。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人生就像一个故事,而你和我都在我们自己脑海中的剧场里,透过双眼的镜头看到故事徐徐展开,而这个故事是否有意义,取决于我们决意要在其中发生的事情?以及,有没有可能:如果我们托付命运来书写我们的故事,它就不会产生有意义的感觉,但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能动性,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结构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充满意义?

我想,我的答案对我朋友的朋友来说还不够好。我想,他是想先拿到人生有意义的证明,然后才愿意去体验那个意义。

但是在我看来,意义可以被体验,但不可被证明,这一整套观点变得越来越有道理。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开始体验到一种强烈的意义感,也无法解释我为什么对每天早起开始工作越来越感兴趣。我只是知道,意义正在发生。

而这一切都在于构想出一个故事并活入其中。这一切都在于像一名踏上征途的英雄一样生活。

我相信,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童年、高中和大学的故事结束之后,他们就坐在脑海中空荡荡的剧场里,看着片尾的字幕滚动,等待着命运告知他们下一个故事是什么。可是一旦我们成年独立,我们的家长、老师和文化环境就不会再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了。我们必须为自己构想出一些事情来。

坐在我们脑海中的剧场里,等待着某件事情发生,这是一种不安的状态。我现在会使用一个专门的术语来描述这种不安,即 叙事的虚空 (narrative void)。不再对你自己的故事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这个故事已经失去了趣味——这是很多人生活的方式。而这真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

这正是我早已开始理解的东西。而且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每一天都对此更加坚信。

我的生活并不比任何其他人的生活更容易,而且我也不总是快乐的。但是,我的人生是否有充满意义的感觉呢?对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它有意义。

很多故事都行不通。每个优秀的作家都曾把成千上万页草稿丢进垃圾桶里。没写好就是没写好。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并不是每一天都会顺利。

但是有很多我努力活出来的故事,它们真的有了绝佳的进展,而我对此感到十分开心。贝兹和我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这本书,我的公司,我们的家。我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人了,因为我选择去生活的故事已经把我转变成了另一个人。

在故事里,迎难而上的人物会发生转变。他们不得不转变。过去的那个人已经不足以战胜如今的挑战了。他们不得不变得更强大、更谦虚、更温柔、更聪明。他们为了翻过那道墙,不得不去改变。

而在随转变一同出现的与日俱增的苦痛之中,也会有一种对意义的体验。

我不能证明这一点。但是回到过去那一刻,我确实开始感受到它。而直到今天我仍然能感受到它。

当我们作为受害者而生活时,我们不会体验到深层的意义感,而当我们作为履行重要使命的人物而生活时,我们就能体验到。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承认自己的能动性,并且用一种可以体验到意义的方式生活呢?我将在下一章处理这个问题。 tVZqNm6pend8pJK5avi/6rIE5KveC9/4sjsAboVRo9rsXZLSM/IKz1NmyfFFbo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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