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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五月花”号纪念邮票
1620年9月，一艘破破烂烂的，排水量只有180吨的帆船，从英国的普利茅斯港启航了。
船上的旅客有102名，其中35名是清教徒分离派成员，剩下的是农民破产者、渔民、犯人，还有14名英国的契约奴隶——当然，无论是什么人，伦敦公司总是友好热情地接待，只要你能付得起船票，就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这一次的目的地依旧是那传说中大家都发了财的弗吉尼亚。
不过，当时无论是伦敦公司，还是这艘船上的客人，都不会想到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什么，也没有人会预测到，他们很多人的名字一不留神就被刻在了历史大舞台上，永远地被后世美国人景仰。
在继续讲述这些人的故事之前，有必要先解释一个概念——“清教徒”——其实这应该是美国历史上论重要性排名第一的单词，任何别的词汇都必须排在它的后面。
那么，何谓“清教徒”呢？这事儿，必须从基督教说起。基督教在创立之初，和其他宗教一样，是很受排斥和打击的，连创始人耶稣也被罗马人钉到了十字架上处死了，基督教的历史可谓是十分辛酸的一部发家史。
到了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的国教，结果基督教一跃成为帝国第一大宗教，发展十分迅猛。
后来，狄奥多西这位罗马皇帝临死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把好端端的一个大罗马帝国咔嚓一下，分为两半给了两个儿子。
西边这个叫西罗马帝国，东边的那个自然就是东罗马帝国。基督教上上下下各种神职人员也就跟着慢慢分成两半了。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认为自己是正宗的，就称呼自己叫“东正教”；西边的那个不甘示弱，也给自己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天主教”。
没过多长时间，西罗马帝国就被北边的日耳曼人给灭掉了。不过国家和皇帝虽然都灰飞烟灭了，还有一位基督教公认的领袖在，那就是教皇大人。
教皇这个身份在当时的欧洲也算是奇货可居，在西欧群雄争霸的过程中，各国的皇帝都想拉拢一下教皇，但是历代的教皇也不傻：你拉拢我，那我就利用你。
从西罗马灭亡的公元476年，一直到16世纪初这1000多年里，天主教在教皇的带领下，势力越来越大。如果你生活在中世纪的西欧，不信天主教那不是出门丢不丢脸的问题，而是丢不丢命的问题。
问题是，天主教后来变得相当腐败，他们规定《圣经》只能用古拉丁文写，而且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必须让神职人员在你面前领着你读，然后给你解释——换句话说，教会直接垄断了话语权。
普通老百姓想和上帝沟通一下，汇个报，做个忏悔什么的，那是必须通过这些神职人员的。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由此你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和天堂打电话这样的好事岂是那么容易实现的？结果就是大量的神职人员腐败贪婪，横行不法，欺男霸女，公开包养情妇，公开索贿受贿。
更过分的是，他们居然由教皇带头，出售一种叫“赎罪券”的东西。你可以想象一下，几个神父站在街头，嘴里叫嚷着：“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一张小小的赎罪券，只要一张，就可以让你直接升入天堂。”热闹不？
到了16世纪初，也就是欧洲人登上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正忙着抢劫的时候，欧洲同一时间发生了四件和基督教有关的大事。
第一件大事，1517年10月31日，欧洲维滕贝格大学教堂大门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后来称为《九十五条论纲》，因为这张大字报写了九十五条，主要内容一是要求废除教皇的赎罪券，二是坚决主张《圣经》可以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写这张大字报的人，名字叫马丁·路德。
在马丁·路德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叫约翰·加尔文的人，他和马丁·路德还有其他改革派一起反抗罗马教会，并创建了多个宗教派别。所有这些派别最后有一个统称，叫“新教”。后来，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并称为“基督教三大教派”。
第二件大事发生在1534年1月，英国当时的国王亨利八世宣布英国脱离天主教会，改信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提倡的新教，起个名字叫“英国国教”，自己兼任国教最高领导人。这件事意味着基督新教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支持，从此有了和天主教分庭抗礼的资格。
第三件大事，1580年左右，英国出现了一批信奉新教加尔文派的人，要求清除英国国教中天主教的残存因素。这批人使用了拉丁文里面的“清洁”一词作为他们的自称，因为这个词，中文里就把这个派别叫作“清教”，他们这些人就有了一个统称“清教徒”。
实际上，我们很难说这是一个派别，还是一种生活态度。这些人接受加尔文的新教教义，只承认《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权威，强调所有信徒无论平民还是国王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要求废除主教制和偶像崇拜，减少宗教节日，提倡勤俭。现在美国国内，大部分都是这一派的信徒。
但问题是，当时这些清教徒内部也不团结，有一些天天要求激烈改革，如果周围的人不按照他们的想法和道德标准要求去生活，他们就会自己走开，或者赶走其他人，我们把这部分非常生猛的改革派称为“清教徒分离派”。
第四件大事是，1608年后，英国斯克鲁比小镇的一伙清教徒分离派，因为觉得在英国遭到了当时国王詹姆斯一世在宗教上的迫害，决定逃亡，先是到荷兰，后来又决定离开欧洲，迁往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弗吉尼亚定居。
现在你知道了，我们在本文开始的时候说的那35名乘客，就是这群来自英国斯克鲁比小镇的，坐在这艘叫“五月花”号的帆船里，即将前往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清教徒分离派成员。
开始的时候，“五月花”号航行还算顺利，不过到了旅途的后半段，这些清教徒们就开始大呼倒霉，因为他们遇上了一个叫琼斯的糊涂蛋船长，船不但偏离了航线，还偏离得很严重，最后船上食物短缺，饮用水即将耗尽，而且走了两个多月，时间已经是深秋了。
这时候，琼斯船长判断他们的船只离目的地弗吉尼亚还有300多公里，船上的补给是肯定支撑不到那里了，必须立刻停船靠岸。这个判断是作为船长的耻辱，但是对于美国历史，影响深远，至少后世美国人认为这是“最伟大的错误”。
当时他们靠岸的地方，是现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马萨诸塞州，也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麻省”。当时这里属于英国马萨诸塞公司的开发地盘，但是荒无人烟，施工队还没进驻，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所以，这些“五月花”号上的乘客们上岸之后，马上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下一步是走，还是留？
留在当地，那就要干垦荒的活儿，换句话说，用双手在土堆里要饭吃，而且当时已经是深秋，能不能在这荒凉之地顺利度过严冬，大家心里没有把握；但如果是继续前行，走路去弗吉尼亚，那也要冒巨大的风险，首先就是会不会迷路的问题，其次，路上的补给、环境和野兽的侵扰都是问题。
最后，两个名叫“威廉”的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叫威廉·布鲁斯特，另一个叫威廉·布拉德福德，都是清教徒分离派成员。在他俩的劝说之下，船上的所有人最后都同意留下来，决定共同在当地建设美好家园，而且还给当地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新普利茅斯”。
在两个威廉的主持之下，这群人制定了后世大名鼎鼎的《五月花号公约》。
很可惜，这份公约原件早就不见了。不过也没关系，因为它不长，现在流行的几个版本基本大同小异，全文大概是这样的：
以上帝的名义，我们这些签约人，是信仰的捍卫者，是上帝保佑的国王詹姆斯陛下的忠顺臣民——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我们的国王和基督信仰，我们越海扬帆，在弗吉尼亚北部开拓这个殖民地，因此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公民团体。为了让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并发展，将来制定和实施有益于这个殖民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和平等法律、法规、条令、宪章与公职，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
据此于耶稣公元1620年11月11日，我们这些人在科德角签署。姓名如下，以资证明。
下面就是41个男人的签名，这个短小精悍的公约，在后世获得了无数人的赞颂。
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五月花号公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中体现了两个精神：
一是自愿精神。它开创了一个先例，新普利茅斯这地方的人是基于自愿的原则，接受新政府的管理。换句话说，这不是按照国王的命令，而是按照被统治者的意愿自愿建立的殖民地。
第二个精神就是法治精神。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制定符合大家总体利益的法律和法规，大家都同意了，然后集体遵守和服从。
几百年来，很多人把这份公约当作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利坚的基石，据说后来很多自治群体都参考这份公约制定规章制度，这份公约的地位既神圣又崇高。
我这里要问一句，“五月花”号上的船员当时为什么要制定这份公约？答案可能一点儿都不神圣，因为这份公约很实用，在什么方面实用呢？那就是解决当时最紧迫的矛盾。这种矛盾既有在漫长旅途中积累下来的鸡毛蒜皮的矛盾，也有对自身前途选择的矛盾。
你要知道，留在冰天雪地的马萨诸塞开荒，而不是去温暖的弗吉尼亚种植烟草，这件事本身就暗藏了一丝诡异。这些人当时手里拿着的可是大英帝国颁发的弗吉尼亚地契，伴随它的，本应该是一份舒舒服服摆弄烟草的职业，有舒适的屋子，可口的饭菜，还可以赚一些噹噹作响的金币。那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从头开始受苦呢？而且，这事儿还不合法，因为大家的暂住证上面写的是弗吉尼亚。
想要解释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他们之中，谁最想留在当地垦荒？很明显，就是清教徒分离派成员。这些人的愿望就是建立一个以他们为核心，以他们的道德标准为社会准则的理想国。
那这片如同处女地一样的荒野就是最理想的地方，如果去了弗吉尼亚，万一那里比较严格地信奉英国国教，他们反而又变成异类了，到时候怎么办？
可是，如果采取民主的办法，愿意走的就走，愿意留的就留，那也比较麻烦，因为他们一共才102人，其中老人、妇女、小孩占了一半还多，这么点儿人，分开行动，那大家的存活几率绝对是直线下降。
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坚持留在当地的清教徒们是一个极度抱团的战斗群体，他们在两个威廉的带领之下，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然后，出于长治久安的考虑，也就是怕其他想去弗吉尼亚的人将来反悔，在半强迫半自愿的情况下，签署了这么一个《五月花号公约》。
你这时候再看这个条约，最后的内容才是重点：一切法律、法规、条令和宪章，我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大家全都被套上紧箍咒，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是所谓的契约精神。
可见，《五月花号公约》的签署，原本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那么后来为什么逐渐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理想主义，是美国精神的象征呢？极有可能，100多年后，当这片大陆上的新教徒和清教徒越来越多并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有人忽然发现，原来很久之前，就曾经有过意志坚定的同门师兄，他们不是为了利润和金钱来到北美洲的，而是为了创建一个理想的家园，他们还写下了“自愿”和“法律”这样的神圣字眼，而这些正是美国独立时迫切需要的。
就这样，《五月花号公约》这个最初为了解决内部矛盾而订立的约定，在后来的历史里，就逐渐被神化起来，最终成为美国精神的一个象征。
当然，无论如何，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的殖民地成员，当时肯定都是满怀热情的，毕竟，脚下的这块土地，从此之后就是自己说了算。
新普利茅斯的生活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个冬天下来，和最初的詹姆斯镇殖民地一样，新的殖民地人口锐减了一半多，只剩下54个人，原因是饥饿和寒冷，北美洲的冬天和中国的大东北差不多，如果你不知道在这种环境下如何搭建房屋和寻找食物，那肯定是相当难受。如果他们撑不下来，历史是不会记住他们的。这一次出来救场的，是当地真正的主人，印第安人，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当时附近的印第安人部落叫万帕诺亚格，首领的名字是马萨索，他们在春天开始的时候，走出营地一看，新邻居怎么就死了一半呢？出于怜悯之心，印第安人开始教这些英国人种植各种北美洲作物，教他们捕鱼，用当地的材料搭建房子，让他们顺利安家，然后双方开始结盟，约定守望相助。
实话实说，这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盟约，印第安人需要这些外来者的武器援助，以便对付其他部落；而新来者需要和平的环境和生存的技能。
到了1621年的秋天，也就是“五月花”号船员登上新大陆的一年之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一场丰收。
这之后，“五月花”号的船员在新普利茅斯过上了稳定生活。但十几年后，1637年，英国殖民者和当地的另一个印第安人部落——佩科特人发生了严重冲突，直接导致几百名印第安人丢掉了性命，这是后话。
1630年，约翰·温斯罗普在一次著名的基督教布道仪式上，引用了《圣经》中《马太福音》的一句话“你们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然后对大家说：“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将成为一座山上的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这段演讲，后来被很多美国政客引用，而美国人从此经常夸自己的国家是“山巅之城”，注定要成为全世界的榜样。今天的马萨诸塞州有一个温斯罗普镇，著名的哈佛大学里面也有一座温斯罗普大楼，都是以这位17世纪的马萨诸塞总督的名字命名的。
总之，当时“五月花”号上的一些清教徒们终于活了下来，虽然日子依旧清贫，但却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