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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写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这句话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把《资本论》看作一部写给工人阶级的书，而不是为了参与经济学理论的争论而写的学术著作。但马克思过于乐观了，1867年面世的《资本论》第一卷，不仅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一部难啃的书，即便对于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者们而言，也是一部难以窥其堂奥的巨著。为什么会这样呢？在笔者看来，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论》并不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是一部由马克思本人创立的崭新的历史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正是《资本论》的副标题）的研究著作。对这门新科学的理解，要求超越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范畴思维，而这种超越，对于未曾把握到马克思所完成的哲学革命的人来说，只有经历了资本历史的客观进程之充分展开，才是有可能理解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生活于21世纪的我们，亲身经历了金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危机：资本市场的投机和冒险、超出经济学理性范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由恐怖主义国际化和社会内部贫富分化加剧而引发的逆全球化趋势，这一切总是不断地使经济学对资本经济所作的理论断言成为笑话，总是不断地使《资本论》成为让当代读者感到亲切的著作。
虽然《资本论》愈益让人亲近，但研读它仍然是一件让多数读者望而生畏的事。本书作者的场昭弘写道：“事实上要读《资本论》并非一件易事……自称读过《资本论》的人很多，但真正完整阅读过整本书的人又有多少呢？它的语言晦涩难懂，而且，即使有些能看出是专业用语的内容对我们有一定难度，但用这个时代的世界观难以理解的内容则更多。”其实，马克思本人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那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写道：“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资本论》不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这一点必须再度强调。那么，它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其实，它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科学”。
1844年至1846年间，马克思发动了哲学革命，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时的马克思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切可能的历史科学之哲学前提，而《资本论》学说是历史科学中的一种，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资本论》的前提。
的场昭弘应该是知道这一点的。例如，他在本书（日文版）第二版序中写道：“阶级斗争与经济学领域并没有直接关联性，所以经济学家们也从不关心这类问题。可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在很多方面都与国家权力、法律、政治之类的问题密切相关，而这些问题与经济学理论也没有直接关系。这类问题都会出现在具有激烈的阶级对立的领域。如果非要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一种超越历史的社会制度，那么，国家、法律、政治这类非经济类问题就可以忽略不计。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这个概念对于马克思的学说而言是非常关键的。”这段话表明，的场昭弘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所阐述的科学理论之思想基础，只是他没有将这一点予以透彻而简要的说明。依笔者看来，我们只要指出如下一点，就可以把这件事讲清楚：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还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本身的再生产方式，它是当代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当代政治国家的再生产，当代法律体系的再生产，当代意识形态乃至当代教育体系的再生产。
由此推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无论是其起因，还是其后果，都不可能在一个被抽象出来的纯粹经济关系层面上得到说明，而应该在具有感性对抗性质的资本社会本身的生产方式这一维度上被把握和揭示。如果说经济学研究的是在经济逻辑中的“经济关系”，那么《资本论》研究的就是作为真相的、感性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人格化存在，便是阶级关系。由于生产关系本身具有对抗性质，那么自然而然地，在阶级关系中即包含阶级斗争。正因为如此，的场昭弘说了一句非常正确的话：“马克思是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阶级斗争的问题来研究的。”（见《〈资本论〉轻松读》第三卷后记）
也许，“阶级”“阶级斗争”这样的词语会让有些读者感到不舒服，感到刺耳。这样的读者可能有一颗善良的心，抱有对一个永远和谐的人类社会的期待，所以反感任何阶级斗争学说。但是，正如王国维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世界上有两类学问，一类可爱而不可信，另一类则可信而不可爱。马克思的学说正属于这第二类。
的场昭弘这本书日文原书名为《超译〈资本论〉》。他所谓的“超译”，其实是从《资本论》中精选原文，随即加上“插话式解读”。其解读的重点，并不在于解释被选的原文，而是提领出一条供思考的线索，使读者以不偏离此线索的方式循序理解原著内容之精华。
的场昭弘之所以能做出如此类型的“超译”，其基础在于他本人曾经翻译了马克思的许多原著，并同时对这一学说的内涵有深入的理解。这是其一。其二，他对《资本论》与当今资本社会的经济问题的内在关联以及由之引发的一系列思想争论有清楚的把握。在此基础上，他着眼于普通读者的需要，简明地勾勒出一条隐含在《资本论》三卷中的问题线索。与此同时，力求尽可能清晰地展示马克思本人在这条线索上的思考。这是的场昭弘此书的最大价值所在。我们应当感谢他所做的这一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追求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目标。但是，在朝向这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中，我们倒是需要经常反思一下这个目标本身的真实内涵。何谓一种非吾族的学问或思想的中国化呢？有助于对此问题的反思的，是历史上一个现成的例子，即佛学的中国化。佛学中国化的最高成果是禅宗，这一点没有疑义。禅宗源于古印度的佛陀，但它已完全可被称为“中国的佛教”了，因为它事实上已是中国思想的一部分了。佛学中国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努力地做到让佛经说汉语。这是一个巨大的努力，到了唐朝基本成功。第二阶段就是让佛学的思想深入中国民众的内心。这一阶段的真正完成，是在禅宗第六祖慧能那里，正如毛泽东所称赞的那样：“《六祖坛经》是一部人民群众的佛经。”
与此相类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阶段也已完成，我们确实较为成功地汉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就是说，我们基本做到了让马克思的学说讲汉语。接下去就应当是第二阶段，即让马克思的思想深入中国普通百姓的内心。若这一阶段未完成的话，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非少数学者、专家的学术工作，而是要让马克思的伟大思想融入中国思想、融入中国文化精神，以应对一个由资本带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同时也建构我们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家园。兹事体大，是思想的事业。思想的事业是在民众的生命实践中展开的，其中就包含马克思学说在中国民众的广大范围内得到理解。我们相信，这也是马克思本人的心愿，因为他相信人类解放属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他晚年对东方社会历史进程的关注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看来，的场昭弘的这本书给我们中国学者做了一个榜样，中国的马克思学说研究者不也应该在接近民众这个方向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和贡献吗？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王德峰 教授
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