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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和同事要求戴夫·凯利和其他数百人走出他们的回声室？故事始于2016年11月3日。那一天，根据著名的民意调查网站“538”（fi vethirtyeight.com），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总统大选中击败特朗普的概率达到87.4%。 2 这个数字相当说得过去。我认识的最聪明的政治学家们全都认为特朗普触犯了竞选手册中的所有禁忌。此外，从我每晚浏览的社交媒体信息可以看出，特朗普并没有创造出八年前推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获胜的那种明显的兴奋情绪。在特朗普获得不可思议胜利后的第二天，事后反思很快就开始了。民意调查机构认为调查存在偏差，其他人则指责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对希拉里著名的邮件服务器的调查。还有一些人认为，人们对希拉里获胜的过度自信降低了投票率。 3 这些解释都有其道理，但我脑海里不断浮现出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这么多人为何从未看到特朗普真能获胜的一丝证据？是哪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让我们对希拉里的失败如此惊讶？
回声室的概念提供了一个精妙的解释。如果我的社交媒体上没有包含这么多中间偏左的大学教授的帖子，我可能已经意识到特朗普实际上正在产生与奥巴马相同类型的情感能量。或者，也许我会更清楚地看到有多少选民认为希拉里是如此不讨人喜欢。这种解释也适用于相当多的先例。二战后不久，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发现了同质性原则（principle of homophily），这在现在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的一条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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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教授一直在研究新的媒体技术如何塑造人们的政治信念，他们观察到人们倾向于跟与自己相似的人建立社会联系。为了确立“人以群分”（birds of afeather fl ock together）
的原则，他们的团队花了数年时间访谈他人，以仔细绘制社会网络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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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如果生活在今天，一定会被推特上每天生成的社会网络数据震撼，推特的标志恰好是一只有羽毛的鸟。
像许多其他计算社会科学家一样，我傲慢地认为社交媒体回声室的难题可以用几百行代码来解决。虽然我能够轻松绘制出规模空前的回声室，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想真正了解社交媒体回声室如何塑造我们的政治信念，我们需要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社交媒体网络塑造了我们的政治信念，还是我们的政治信念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我们跟谁建立联系？为了弄清楚社交媒体回声室的工作原理，我和同事们需要打破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