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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往往会变得无懈可击，因为我们很难对它进行核实。 14 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家一直想知道回声室是否塑造了我们的政治信念，但研究这个过程非常具有挑战性。 15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像戴夫·凯利这样的人，也就是上面描述的喝精酿啤酒的特朗普选民。他的经历典型吗？回声室是由数百万人在杂乱无序的社会网络中协调行为引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复杂的模式演变。即使我们有时间和资源来识别出成千上万的戴夫·凯利，并且看到像他这样的人日益发展出越来越党派化的观点，我们怎么就能确定是回声室塑造了他们的政治信念，而不是反过来呢？如果是我们的政治信念在指导我们如何尝试理解世界，我们真的可以如此轻易地放弃它们吗？如果我们突然开始让戴夫·凯利接触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等进步团体的社交媒体帖子，他会开始缓和自己的观点吗？
无论你如何看待回声室，脸书、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都为研究它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新可能。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社会科学曾被认为是“数据贫乏”的。但现在，有些平台让我们可以在几秒钟内收集数百万人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对观念展开流行病学研究，追踪那些关于世界的看法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型社会网络中传播的。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时代，也就是使用大量数字化数据集研究人类行为的时代，也为基于实验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可能。在社交媒体平台嵌入的随机对照实验表明，计算社会科学家已经能够提高选民的投票率、器官捐赠率和许多其他积极的人类行为。 16 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在提供关于社交媒体回声室的深刻见解方面，这类实验还拥有巨大的能量。
但计算社会科学也有其阴暗面。2013年，心理学家米哈尔·科辛斯基（Michal Kosinski）发起了一项研究，以确定社交媒体数据中的模式——例如关于我们点了“喜欢”的事物信息或我们关注的账号的信息——是否可以用来预测我们的种族、性取向，甚至是智力。 17 科辛斯基和他的团队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允许脸书用户通过其账号中生成的数据对自己进行性格测试。据称，如今臭名昭著的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创建了一个类似的应用程序，用来收集数据，并将其用于非学术目的：发起精准投放的广告攻势，影响政治选举。 18 尽管许多社会科学家质疑此类广告的有效性，但这个故事凸显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计算社会科学的工具可以被重新用于侵犯隐私，并可能操纵不愿成为研究对象的人的行为。 19
计算社会科学还有另一个问题：我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留下的数字足迹所提供的，是一个非常不完整的行为记录。 20 作为一项思想实验，让我们将戴夫·凯利的数据放入剑桥分析公司创建的那类应用程序中。通过分析他点了“喜欢”或“关注”的新闻机构和知识权威，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戴夫是美国共和党人这一结论。一场政治竞选活动甚至可以识别出戴夫观看哪些电视节目，并购买广告来吸引像他这样的人。但我们也会误解与戴夫有关的一些最重要的事情。虽然他的推特让他看起来像一个愤怒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战士，但该应用程序不会透露的是，戴夫实际上也担心气候变化，并对自己所支持的政党对待同性恋者的方式感到失望。你永远不会知道，戴夫认为特朗普是个恶霸，或他甚至担心警察在执法中的种族歧视；你不会知道，戴夫对我在本书开头描述的事件中，白人至上主义者是否真的在附近一所大学游行持怀疑态度，因为他认为媒体机构被经济利益驱动而煽动种族关系紧张局势；最重要的是，你不会知道种族这个议题对戴夫来说特别重要，他因父母中的一方是波多黎各人而在小时候遭受过严重的歧视。我提到这些细节，不仅是为了展示关于我们生活的数字记录遗漏了多少东西；相反，我认为社交媒体与现实生活之间迅速扩大的差距，是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极化最深远的根源之一。
我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作为一名计算社会科学家，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研究社交媒体如何塑造政治极化。几年前，我非常关注政治部落主义，因此我在担任教授的杜克大学创立了“政治极化实验室”（Polarization Lab），这是一支由社会科学家、统计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我们用科学研究诊断社交平台的问题，并开发新技术来扭转局面。我和同事们一起收集了数亿个数据点，它们描述了数千名社交媒体用户多年来的行为。我们已经对自动社交媒体账号进行了新的实验，对来自国外的错误信息攻势如何影响人们进行了一些初步研究，并深入社交媒体公司内部帮助他们对抗政治极化。我们甚至为学术研究创建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该平台允许我们打开和关闭它的不同功能，以识别出让人们更好地连接在一起的方式。
这项工作让我质疑关于社交媒体回声室的普遍看法，但也激发了我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每个人在社交媒体上都显得如此极端？为什么像戴夫·凯利这样的人会花几个小时与陌生人争论，即使他们知道这不会改变任何人的观点？使用社交媒体是一种我们可以摆脱的暂时成瘾状态——类似于吸烟，还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对彼此的看法？再多的数据科学奇迹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相反，我想通过每天都使用社交媒体的人之眼来观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实验室会花费数百个小时访谈像戴夫·凯利这样的人，并仔细重建他们线上和线下的日常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一个最近失去亲人的极端派的故事（他住在汽车旅馆里，每天看着福克斯新闻频道睡着和醒来）和一个温和的民主党人的故事（他对学校枪击事件感到恐惧，但担心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观点可能会让自己丢掉工作）。这些故事不仅帮我更全面地描绘了社交媒体上的政治极化是如何展开的，而且启发了我和同事们去开展新型大规模实验作为回应。
从用户的视角研究社交媒体也很重要，因为他们明显缺席了关于社交媒体和政治部落主义的公共讨论。但是，当前的对话是由帮助构建社交媒体平台的少数科技企业家和软件工程师主导的，这些硅谷叛逆者如今声称他们创造的技术对人类心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些技术不仅将我们困在回声室中，而且影响我们购买什么、思考什么，甚至是感受什么。这些叛逆者声称，脸书、推特和其他平台要么在境外恶意行为者发起影响社交媒体用户的活动时心不在焉，要么故意忽略它们，因为这些活动提升了用户参与度（从而增加了平台的净利润）。对于那些为我们目前的情况寻找替罪羊的人来说，这种叙事非常诱人，但它真的符合事实吗？尽管就我们目前的处境来说，社交媒体公司绝非毫无责任，但关于人们只是精准投放的政治内容、境外的影响力攻势或内容推荐算法的受害者的证据却出人意料地少。
相反，我会论证，我们对硅谷的关注掩盖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事实：社交媒体上政治部落主义的根源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把脸书和推特等平台看作可以寻找信息或短暂娱乐的地方。但在当今这个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日益加剧的时代，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我们用来理解自己和彼此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我们沉迷于社交媒体，并不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炫目的视觉享受或无休止的分心事物，而是因为它帮我们做了人类天生就会做的一些事情：展示不同版本的自己，观察别人对这些不同版本的自己的看法，并相应修正我们的身份认同。但是社交媒体不是一面可以用来观察整个社会的巨大镜子，而是一面折射我们身份认同的棱镜，让我们对彼此以及自己产生扭曲的理解。社交媒体棱镜助长了追求地位的极端派的势头，让那些认为在社交媒体上讨论政治没有什么用处的温和派默不作声，让我们大多数人对观点不同的另一派，甚至是对政治极化本身的范围都产生了深刻的疑虑。
如果社交媒体平台对民主政治如此有害，为什么不直接删除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呢？说不定我会喜欢用信鸽来传达我关于贾斯汀·比伯的最新看法呢。但是删除社交媒体账号是不现实的，因为社交媒体已经如此深入地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它会长期存在下去。好消息是，如果我们这些社交媒体用户是政治极化的主要根源，那么，这意味着我们也有能力反击。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描述我们怎样能学着看到社交媒体棱镜，并理解它是如何扭曲政治景观的。我将解释我们如何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打破社交媒体棱镜，并介绍我和同事们在政治极化实验室创造的有助于做到这一点的新工具。除了这些“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案，我还提供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新路径。我将解释，社交媒体平台在经过怎样的重新设计后可以将我们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把我们推离彼此。但首先，我需要解释为什么打破回声室是一个错误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