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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华来到秦涌博物馆馆长杨正卿的办公室，将手帕在桌上铺开，脸上挂着绯红的神色：“杨馆长，你看这是什么？”“发现什么了？”杨正卿从对方的眼神中已感到陵园将有重大的考古发现。
“不甚了了，陵园里发现了铜车马。”程学华用依然颤抖的手，指着桌上的金泡、银泡和金丝灯笼穗说：“这些东西就是马头上的装饰，如果发掘出来，一定能震惊世界……”杨正卿望着面前金光灿烂的器物和程学华激动的面庞，眼睛也随之明亮起来。惊喜中他仍不放心地问道：“你能肯定是铜车马？”“完全可以肯定。除了铜车马，别的陪葬品不会有这些器物。”程学华严肃而认真地回答。
为确切地证实铜车马的存在，杨正卿又找来几位考古队员进行辨别，结论完全同程学华所推断的一样。杨正卿立即将情况上报，同时又让程学华回陵园进一步钻探。
1980年10月15日，国家文物局局长任质斌在陕西省委领导和省文物局局长杨达的陪同下，来秦俑博物馆视察工作。杨正卿让程学华将发现铜车马的情况向任质斌局长作了汇报。
“根据是什么？”任质斌兴奋中提出疑问。
程学华指着出土器物一一分析。这时除金泡、银泡和金丝灯笼穗，经过钻探又发现了有铜车存在的饰有花纹的铜片。
“如果真的是铜车马，我们将会再一次震惊世界。”任质斌说，作出了“先挖探沟，弄清虚实”的决定。
10月18日，考古队长袁仲一和程学华根据钻探的情况，作了周密的计算。在铜车马的覆盖上层上划出一个长方形图路，钻探小分队队员依图路挖了下去。
11月3日，2乘铜车、8匹铜马及2个铜驭手在7．8米深的地下显露出来。尽管经过了2000多年漫长岁月的埋藏，已使铜车马被土压塌变形，但整套车马披挂俱全，银质饰品色泽光溜，金质器物闪闪发光。程学华的推断被证实了，铜车马将由此以它那精美绝伦的稀世身价和神奇风采，跨过漫长的岁月之河走进今世。
11月4日，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领导小组成员张宁鑫和工作人员吴永琪携带铜车马出土的照片，乘飞机抵达北京，火速赶往国家文物局汇报。
正在办公室召开党组会议的国家文物局局长任质斌被悄悄地叫了出来，走进接待室。
“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已在铜车马四周挖了探沟。2乘铜车、8匹铜马和2个铜人已完全暴露出来，请局长过目……”张宁鑫将照片递给任质斌。
任质斌一看，挥手猛地拍了一下茶几，脱口而出：“太好了，这么伟大和珍贵的文物，怎么能不让世界震惊！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说着，他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拿着照片走进会议室。
惊叹、赞誉、议论……会议在这一重大考古发现的新消息冲击中，已无法进行下去。任质斌让张宁鑫、吴永琪速到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找夏鼐所长汇报，同时指派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孙轶清乘飞机赶往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具体处理一切情况。
当张宁鑫、吴永滇在北京向有关部门汇报完情况返回秦俑馆时，秦始皇陵园的景观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在铜车马刚露出土层的当天，消息已在当地群众中风传开来。先是“秦陵挖出了和真马真车一样大小的铜车马”，再是“秦陵挖出了金马金车”，最后变成“秦陵挖出了活马真车”。
消息越传越神，越传越远，很快在临潼和西安市流传起来。当地的农民，西安、临潼的干部、职工、市民，还有不少正在当地旅游的外国人，纷纷赶到秦始皇陵园欲一睹这“活马真车”的风采。陵园内外到处荡动着参观者的身影。
面对这意想不到的局势，为保证文物的安全，袁仲一和程学华在铜车马坑边用干草搭起一座棚子，日夜守护，以防不测。
铜车马出土的位置，正在附近农村社员的麦地中，这些社员眼看着人流源源不断涌来成大军压境之势，青色的麦苗被踩成泥土，便急中生智，立即找来绳子、木桩将铜车马坑包围起来，并在参观铜车马的必经之路设卡堵截，找些废纸胡乱剪成长条，于设卡处兜售，进铜车马坑参观者，需先买票才能进入。票价不贵也不贱，按秦俑馆票价一半销售。远道而来的人参观心切，不顾这卖票者是公是私，是合理还是非法，纷纷掏钱买票，冲进卡内直达铜车马坑边。
整个铜车马坑四周已被当地社员控制，所有秦俑馆工作人员要进入铜车马坑工作，也必须和外地群众一样过卡买票。陕西省文物局几位领导因未遵守规矩，闯进卡内，被当地社员连推带拉轰出卡外，只能远远地望坑兴叹。
面对这混乱紧张的局势，秦俑博物馆派人和当地驻军联系，要求部队派兵守护。
为确保文物安全，当地驻军调拨一个排的兵力进驻秦始皇陵园。当地社员一看自己的发财之地被解放军占领，毫不退让，大有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气概，全力抵抗。
军民纠纷在所难免。
最后的结果是解放军数人受伤，其中一名战士被急送医院抢救才保住性命。
部队无法继续守护，只得退出，重新把控制权让给当地社员。
面对这剑拔弩张的局势，秦俑馆无计可施，不得不派人向临潼求援，希望能够得到支持……
然而，临潼县没有站到秦俑博物馆一边，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场纷争作出裁决：“秦始皇陵园是临潼县管辖的范围，并没有划给秦俑博物馆，临潼县无法对当地农民的要求作出站在秦俑馆一边的仲裁。”事情已很明了，局势急转直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的焦点已不再是谁守护的事情，而是这铜车马应该归哪家所有的矛盾纷争。
秦俑馆只得向陕西省主管部门求援，而陕西省文物局也毫无办法，再打电话向国家文物局求援。此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已从秦陵发掘工地返回北京。和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王廷芳一起，将秦陵发现铜车马和面临的归属权问题，匆拟报告，请中共中央宣传部定夺。
批示没有下达之前，矛盾自然无法解决。秦始皇陵园每天仍有四五千人来回荡动，社员设卡售票依旧，只是秦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越来越难以接近铜车马。只有袁仲一和程学华仍坚守阵地不放，守在车马坑边的小草棚里日夜监护。
临潼县在等待中央的批示。
秦俑博物馆在等待中央的批示。
终于，中央宣传部在反复研究斟酌后向陕西省发出了急电：
秦陵出土铜车马，运至秦俑博物馆进行清理、修复和展出。
电报很快转至秦俑博物馆。秦俑馆立即派人持电报赶往临潼县委和县政府协商，临潼县决定协助将铜车马运至秦俑馆。
铜车马深在地面7米以下，况且已被土层压碎，仅一乘铜车就破碎成1500余块。如何安全、完整、尽快地运往博物馆，成为一个重大而首要的难题。
复杂的现状，使秦俑馆每个人都知道，不能再有丝毫的耽误。博物馆工作人员吴永琪力举，终于在附近一家工厂制成了一个大型钢板簸箕，作为收集迁移的主要工具。
当汽车拉着钢板簸箕驶入工地时，同样受到了设卡农民的阻拦。具体负责迁移工作的张宁鑫拿出中央发来的电报，示意农民放行。
“我们不认中央的电报，只认麦子，把麦子压坏，我们吃什么？”农民的口气依然强硬，汽车无法越过关卡进入工地。
急红了眼的张宁鑫当即决定：“所有压坏的麦子都由秦俑馆赔偿。”“赔偿多少？”农民开始放缓口气，讨起价钱。
“产量的二倍。”张宁鑫回答。
“不行，进一次300元，少一个子儿也甭想过去。”农民毫不退让，提出了惊人的价格。
“就这样定了，进一次300元。”张宁鑫果断而坚决地当场拍板。
“拿现款来。”农民望着张宁鑫涨红的脸庞，伸出了沾满泥土的手。
张宁鑫摸摸衣兜，掏出一个笔记本：“现款我没有带，但可以写条子，你们凭条子到秦俑馆领钱怎么样？”“写吧。”农民放下手，大瞪着眼睛看着面前这位黑大个儿的动作。
按群众要求、汽车进一次工地由秦俑馆副300元现金。
张宁鑫
1980．12
纸条从笔记本上撕下，递到农民手中。
汽车冒着蓝烟，穿越防线，驶向铜车马坑。
随着张宁鑫手中条子的不断书写“付300元现金”，汽车、吊车一次次驶入工地而畅通无阻。
一切准备就绪。铜车马的四周挖出了几条深达十米的宽沟。以4立方米木板的代价，将铜车马连同一米厚的土层包裹起来，成为四个大型木箱。钢板簸箕用吊车放入坑中，簸箕口对着铜车马，板台架设千斤顶，逼使簸箕向铜车马的底层慢慢推进。整个木箱进入簸箕，吊车开始起吊，四个木箱裹挟着铜车、铜马完整地进入汽车拷斗，在一片欢呼声中驶往秦俑馆。4天后，张宁鑫来到当地农村，找农民商量赔偿事宜。
“条子我已经写了，你们看怎么赔偿，是不是按条子写的办？”张宁鑫问。
“秦俑馆哪来的那么多钱，赔偿的事就不要提了。”憨厚朴实的农民回答着，递过一碗热茶。
张宁鑫望着农民们那黑瘦的脸颊和一双双粗糙的手，想起这些天发生的一串故事，心中滚过一阵热浪，似乎这时他才真正认识了这些普通农民的内心世界。
临走的时候，张宁鑫真诚地对那黑瘦脸颊的农民说：“不能让你们吃亏。
我回去和馆领导研究一下，就按五倍的粮食价格赔偿这次造成的损失。”一个月后，秦俑馆按张宁鑫提出的要求，向农民兑现了经济赔偿费。
铜车马运到秦俑馆后于1981年5月开始了修复工作。为保证修复顺利地进行，馆内采取了对外保密的措施，使外界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不知道铜车马运入秦俑馆后的具体情况。
1981年8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发专稿，详细介绍了铜车马的发现和修复情况。这些封闭了近一年的消息一经播出，立即在世界引起强烈震动，中外游客纷纷奔向秦俑馆，争相目睹铜车马的风采神韵。然而，他们没有如愿，秦俑馆仍恪守保密的决策，使无数游客望馆兴叹，扫兴而归。
1981年9月18日，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来到秦俑博物馆，当他走出兵马俑坑时，委婉地向中方陪同团领导习仲勋提出了参观铜车马的请求：“这里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壮观的兵马俑军阵已使我深深地感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如果再能参观一下贵国刚刚出土的铜车马，那将是一生的幸事。”习仲勋理解古斯塔夫的心情，但在此之前铜车马从未对外展出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题。
古斯塔夫国王被安排在接待室暂时休息，习仲勋走出来悄悄和秦俑馆领导人商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秦俑馆不能擅自做主，立即电话请示国家文物局，终于得到了一个今古斯塔夫国王满意的答复：“接待瑞典国王。从今日起，铜车马作为特殊之物，作为外国元首参观的特殊待遇。”古斯塔夫国王终于如愿以偿，面对正在修复的铜车马，他以敬佩和感激的心情说：“这次有幸目睹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西安一行，将令我终生难忘。”1983年8月，经秦俑博物馆修复人员吴永琪、柴忠言等人的努力，被编为“二号铜车马”的1乘铜车、4匹铜马及1个铜驭手全部复原归位。9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在骊山宾馆召开了“二号铜车马清理，修复鉴定会”，并很快通过了鉴定。10月1日，二号铜车马走出修复室，进入展厅，正式接受世人的检阅。
那挽车的四匹铜马膘肥体壮，仰起的额头上戴着光彩耀目的金银络头，圆睁的二目虎视前方，翘起的鼻孔似在喘息中微微颤动，整齐的牙齿紧咬镝衔，耸起的鬃毛在尘风中飘荡。状如削竹的马耳斜立在额头的两侧，似在静心聆听主人的号令，只待一声脆鞭的炸响就毫不犹豫地仰头躬身，撒蹄奔腾。
赶车的驭手面庞丰腴，潇洒自如。两片浮雕式的八字胡须更增添了他的神韵。
头顶的初云冠、腰悬的青铜短剑，又使他严肃而威武。稍弯的秀眉掩护着一双半眯起的双眼，手中抓住六条御马辔缰，长鞭高悬，严阵以待，时刻准备驱车前行。穹式的车盖和车厢四壁，绝妙地绘制着色彩艳丽的变形龙凤卷云纹和丝缕交错的云气纹图案，镂花画凤的银器环抱着车衡两端和驾马的轭钩。轴悬飞铃、马带繁缨。整个铜车马华贵中透出庄重，瑰丽中带有古朴，动中有静，静中寓动，工艺绝伦的造型使2000年前的青铜再度泛起了勃勃生机。而铜车马的冶金铸造技术更令后人叹为观止。制造者根据车马的不同结构，不同用途的构件，把战国以来的冶金铸造技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使铜车马刚柔相济、历两千年依然金光灿烂，映照人影。据测定，铜车马修复后的光洁度达到8—10级，如此高超的工艺技术和冶金能力，不能不令人为中国古代文明而拍案叫绝。这组铜车马为20世纪世界考古发现的最大青铜器，总重量达1243公斤，其形制相当于真马真车的1／2。而如此装饰豪华、完整齐全的古代青铜车马，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它那无与伦比的工艺技术和高超的冶金铸造水平，为同代任何青铜器物所无法匹敌。故此，它在世界引起轰动已是理所当然。1983年10月20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团结阵线代表团团长塔玛拉·多布林作为第一位正式参观的外国知名人士。看了刚刚公开展出的铜车马，在留言簿上兴奋地写道：“我们为此历史性的考古发现而深深感动，它是2000多年前伟大文明创造者智慧的结晶。世界冶金史应重新编写，一切从这里开始。”1983年11月6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东京办事处主任埃克雷斯，在参观后惊呼：“参观精美绝伦的古代铜车马，是一次令人终生难忘的、最愉快的经历。这组铜车马是中国艺术文明的楷模。”1984年8月22日，日本访华团团长井上裕雄，在秦俑博物馆几乎是满含激动的热泪，挥毫泼墨写下了发自内心深处的话语：“我感谢中国古代之文化。兵马俑和铜车马是一棵古树上盛开的两朵鲜花。它们是相互辉映相互媲美的人类瑰宝。兵马俑以它那宏伟的军阵和千军万马的庞大气派赢得赞叹。铜车马则是以它那精湛、神妙的冶金工艺震撼人类的心灵，我为此历史性的考古发现深深感动，我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敬意！”1986年6月16日，秘鲁部长会议主席路易斯·阿尔瓦在秦俑馆铜车马展厅，情不自禁地喊出：“这一文明的再现，使世界感到惊讶！”1986年9月28日，意大利陆军参谋长波利中将，走出铜车马展厅，面对蓝天白云拥抱的万里苍穹，以军人特有的气质果断地作出了结论：“这是世界无敌的奇迹！”轰动，轰动……一切都是预料中的反响。1987年5月，一号铜车马复原后正式展出，它所引起的再度震撼，也依然是预料之中的。
车马走向的昭示车作为一种运载工具，在中国最早发明于何时已无从考证。30年代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小屯出土了数十辆木式战车，是发现车最早的使用年代，距今已有3700多年的历史。此后的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各代，都有车出土，遗憾的是多为木式战车，出土时均已腐朽变质，后人很难辨清古代车驾的真实面目，秦陵铜车马的出土，无疑为今天的人类目睹古代车驾的真实面目，提供了鲜活的见证。
从形制上看，2乘铜车均为单辕。前面有挽驾的衡木，4匹马并驾齐驱，两边的两匹骖马拉车。
根据车的形制结合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认知，一号车应为古代的立车，驭手和乘人都站在车上；二号车为安车，驭手坐在前御室，乘人坐在左右两侧开窗，后部留门的乘室内。从安车车顶那穹隆式的绣有花纹的篷盖和室内铺有质地柔软、状若毯垫的车底衬推断，当为高级臣僚所乘之车。而这两乘铜车只不过是秦始皇陵整个铜车马陪葬坑的一部分，尚有大量的车马没有出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只是秦始皇当年出巡车队的一组，但并不是秦始皇本人所乘之车。从史料中可以得知，秦始皇所乘坐的车为“金银车”，由6匹马并驾齐驱，从属的车队中按阴阳五行分别配制五色立车和五色安车，外加通过窗户的启闭而调节温度的辊车。秦始皇每次出巡，总是先以蒙饰虎皮的警跸车保驾开道，文武百官、近侍宠臣、皇后嫔妃、王子公主随行，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大秦帝国的风貌在这庞大华贵的车队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
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使人们在窥视到秦代卓绝的工艺技术和冶金水平的同时，也不难想象秦始皇一生五次出巡的辉煌宏伟的气势，从而进一步看清这位一代雄主的性格和政治思想领域中更为深刻的内蕴。
3叱咤风云的始皇帝秦始皇一生叱咤风云，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吞灭六国、南取百越、北筑长城、五次出巡等几个清晰宏大的脚印。千百年来，人们赞誉他吞灭六国、统一天下的辉煌业绩的同时，也对他北筑长城、巡示天下、求仙取药提出了种种非议。秦始皇由此成为毁誉不一、争论不休的历史人物之一。
长城被视为中华古代人类文明的象征，已毋庸置疑。面对这绵延万里、穿山越岭的伟大建筑，在让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惊叹的同时，也清楚地看到长城的构想者心胸宽广、勇于探索的开创精神。秦始皇是在世界东方这块黄色的土地上建立起那千古伟业的，他对这块土地的爱恋至死不渝。
但透过他复杂多彩的一生，让人们看到的却是他不断地摒弃本土意识而苦苦探寻更具魅力的海洋意识。这种开放的心胸和思想走向，从长城的修建便可以证明。
万里长城的修建，当然有军事上的考虑，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其主要的指导思想则是秦始皇是利用这堵大墙逼迫他的人民去拥抱蓝色的大海。这种思想的脉络早在秦国大军席卷百越时就已显露。面对东南沿海的这块神秘土地，他命令他的士卒和当地人通婚，在此长期生活、繁衍。这种方式的意义同样不只局限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而更在于使他的人民接触和创造海洋文明。面对秦始皇亲手圈定的帝国版图，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巨型的“簸箕”，牢固地嵌在世界的东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类背对的是一堵坚硬的大墙，面临的则是广阔无边的海洋。后路已被封死，只有义无反顾地前行，奇特的环境和面前的现状无一不在昭示着人类走向蔚蓝色。这也正是秦始皇不顾时人的反对和后人的诅咒，狠心地在中国北部而不在东部和南部修筑万里长城思想的根本所在。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才有秦始皇五次出巡远行，四次走向东海岸的具体行动。从东海岸的会稽岭、琅琊台、芝罘山，碣石岛那高高筑起的楼台上，透过秦始皇看海观景、饮酒作歌的表层，不难发现他对那蓝色文明的幻想与向往。而楼台与长城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的修建，也绝非他的随心所欲，两种不同的建筑格局昭示给后人的是同一主题：让思想与智慧的光芒射向更加广阔的蓝色远方。
东晋史学家王嘉的著作《拾遗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有宛渠之民，自东海乘螺舟而至琅琊。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故名沧波舟。其国人长十丈，编鸟兽之毛以蔽形。始皇帝与之语及天地初开之时，了如亲睹。谓此为神人也。”在这一卷中，作者对宛渠民有极为生动、详尽地描写。宛渠民的沧波舟可“日游万里”，照明设备极端先进，在夜间只需“状如粟”大小的物体便可“辉映一堂”，且这粟一般大小的发光物“若投之于小溪，则溪水沸腾，沸沫流于数十里”。如此之先进的运载工具在当时的地球上是没有的，那么这宛渠之民不是来自外星又来自哪里？
当然，作者王嘉的这段记载，是距他约五百年前的故事。很难令后人相信是历史事实，但秦始皇思想脉络的产生与发展与这些超凡的现象不无关系。
纵观秦始皇短暂的一生，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征服”二字上，并把人类征服的天性发挥到极峰。当他用铁腕在腥风血雨中扭转乾坤，荡平天下之后，征服的欲望并未枯竭衰落，他把目标对准死亡，他要以自己盖世威力，向死神挑战。
这个挑战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悲壮色彩，正如当年荆轲刺秦工一样凶多吉少，但他依然慷慨悲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秦始皇先是派徐福等人到他一直向往的隐藏在蔚蓝色中的神秘天国寻求药物，随之亲自登船到海洋中搏击一切阻碍他取得胜利的力量。他的连弩射向庞大的蚊鱼，同时也射向了一条万物生生死死，生死往复循环的真理。他把人类的天性发挥到极致，以人本身固有的最大张力向自然界的法则发出了挑战。
面对浩瀚的海洋和扑朔迷离的生死之城，他最终没有成功并遭到了平生最为惨重的失败。死神以极大的报复之心，把他和他亲手创建的帝国毫不留情地扼杀了。
这一悲剧性的结局，深谋远虑的秦始皇应该也早就想到了，为此，他的陵墓修建工程经历30年而不断。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行动才越发显得悲壮和令人惊心动魄。尽管他的海洋求仙梦最终走向了破灭，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征服之举，要比哥伦布在海洋中单纯地发现新大陆要伟大得多，意义也更深远。
之所以说他伟大，是因为秦始皇以自身的毁灭做出了人类不满于大自然法则的束缚，而敢于同我们的头脑中既成的认为不可能逾越的所谓真理抗争的范例。他的壮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越来越被事实所验证。
在17世纪之前，存在于世间的真理是宇宙中只有一个太阳，当布鲁诺站出来宣称宇宙中有无数太阳的时候，不但遭到了时人的讥笑，而且布鲁诺本人也被教廷活活烧死。在火车发明之初，有人大肆攻击，认为会惊吓家禽，使坐车的人因缺少足够的氧气而窒死，或者被风折断脖子。著名军事将领拿破仑进攻英国前，美国工程师福尔普敦向他提出了制造蒸汽船的意见，就连伟大的拿破仑也对这似乎违背真理的意见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大加讽刺：“老兄，要造船逆风而行，并在甲板下烧火，原谅我，没有时间听这无稽玩意。”天文学家托勒密在公元前2世纪曾作出了“没有人能通过赤道，因直射的阳光会使海水沸腾、木船着火”的断言。另一位天文学家西蒙尼康在1903年宣布：“空中飞行是无法克服的问题。”数月后，莱特兄弟的飞机便在蓝天翱翔起来。液态火箭专家戈达德曾预言：“终有一天，火箭可到达月球。”却被《纽约时报》攻击为“他似乎没受过中学教育。”1899年，美国专利局局长曾向麦金莱总统要求废除专利局，理由是：“可发明的事物已全部发明完毕”。
人类心中的真理和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条条法规，无不在人类的不断征服中逐渐被突破。人的生死是一个未被解开的千古之谜，人类寿命的极限也依然未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但在人类生息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人类生命极限不断延伸的事实。
旧石器时代，中国猿人的平均寿命为13岁；新石器时代中国北京猿人的平均寿命为14．6岁；夏商时代不超过18岁；西周至秦汉时期仅为20岁；东汉时代为22岁；唐代增至27岁；宋代为30岁；元代为32岁；清代为33岁；民国为35岁。
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普查表明平均寿命为57岁。1981年中国人均寿命增长到67．88岁；1985年全球人口平均寿命已达59．2岁，而发达国家则达到72．4岁。中国男子平均寿命达67岁，女子则达到71岁。
长寿并非神话，人能活100岁甚至更多也同样不是神话。今天的人类理应期望长生，并通过不断地征服自然和自身，到达心中的终点。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文明的进展，人类也将更加客观和实际地评述秦始皇的一生。他所创造的辉煌伟业和对中国的深远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晰。长城不应再是保守、封闭思想的产物，秦始皇的出巡和到海洋中求仙寻药的故事，也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乌托邦式的追求。从历史资料可以看出，秦始皇绝非像大多数皇帝那样沉湎于酒色的丧家辱国之辈。他要励精图治，他要使这个中华帝国永远强大不衰。正是出于这样的愿望，他才去胆大妄为地追求神奇虚幻的灵丹仙药。可惜他手下的臣僚、方士、侍卫都是些鸡鸣狗盗之徒，贪图私利之辈，处处为自己的利益而考虑行事。从而失去了秦代的中国探索和占领海洋的机会。“秦始皇晚年所做的一切，其实是生命和自然掰掰手腕的较量。也许他的乐趣正在于战胜——战胜自己，战胜敌人，战胜死亡。这实则是一种伟大精神和意志的象征。人的阳刚之气正在于战胜；而我们今天所缺乏的也正是这一点。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能真正体会和领悟了这种精神的内蕴，那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人类文明的太阳将会在西方落下，再度从东方升起。”这是一位在秦兵马俑博物馆长大的年轻女服务员的看法。
面对这位22岁姑娘的论断和对前景雄心勃勃的展望，我除了钦佩她的见解之独到之激越之外，不能也不想和她讨论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重生了这种具有阳刚之气的征服精神，中华民族至少会改换一个新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