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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雷厉风行的治国手段

朱元璋不仅开杀戒,杀掉许多功臣,而且还从政治体制进行了诸多改动,采取了一系列固权措施。一是改革官制,撤销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把这两个主管行政和军事的要害部门分成几块,擢升六部为一级机构,各部首长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助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又把亲王派往各地监军,这样,权就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手了。朱元璋对这个措施很是得意,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使朱姓家族牢牢掌握权力魔杖,保持政权千秋万世。朱元璋为了防止权旁落的确费尽了心机,他想方设法把权力集到皇帝一人身上,可问题恰恰出在皇帝身上。

其二是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施行严刑峻法。都察院的权力是纠察百官的得失,监察御史的官品虽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官都可以告,凡是臣奸邪、擅作威福,人构陷、扰乱视听,以及贪赃枉法,变乱祖制和学术风气等都在纠劾的范围之内。

《明律》的许多规定,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十分残酷的,例如:凡奸邪进谗言使未犯死罪而致死的人处斩;如有人犯了死罪,有人用巧言进谏,使之免于死罪的,进言者也要被处斩;即使是掌管刑律的官员,如果听从了上司的指使,减轻或是加重了罪犯的刑罚,也要被处死,并将其妻子充作官奴,家产没入官府。对于贪污,朱元璋的认识十分深刻,认为这直接关系到政治风气乃至国家的生死存亡,他说: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认为此弊不除,欲行善政,绝无可能。于是,《明律》规定,官吏必须廉洁奉公,即使因公出差乘坐公车,也不能捎带私人财物,附载衣服等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5斤打十鞭,十斤加一等,直至笞至六十。凡贪污者,至轻之罪也要发配到北方边地,如果贪污数额折价超过六十两银子,处以枭首、剥皮、实草之刑。其具体的做法是把犯官先砍去头,然后再剥下皮,把头挂在杆子上,把皮包上草秸,放在衙门口旁边的土地庙外,或是摆在公座之旁,其用意是警告后来的官吏,不得再行贪污。朱元璋的这一招虽不太人道,但却十分有效,这种法令实行不久,吏治果然有所好转。

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官吏胆敢以身试法,1385年,有人告发二司与户部侍郎郭桓勾结贪污,朱元璋迅速查勘,追出赃粮七百万石。朱元璋怒,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处死。经过拷打,又牵连了许多人,最后杀人总数,包括官吏和地主竟达数万人之多。在这种严刑峻法和运动打击结合的综合治理下,洪武年间的吏治总算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其三是对官吏实行特务统治。国古代政治思想本来就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战栗的诏狱和廷杖。

诏狱就是由皇帝直接指挥的皇家特务组织锦衣卫,后来又增设相同性质的东厂、西厂和内厂等非正规的司法系统,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这些特务组织最初是负责监视百官动静的,只是负责调查及逮捕谋反妖言奸恶之人,后来发展到专门用于迫害在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这些特务组织相互交错,密如蛛网,遍布全国的各个角落。这样,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吵架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这是我国前所未有的现象。

一次,博士钱宰罢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做得好诗!不过我并未'嫌'你啊,改作'忧'字怎么样?钱宰一听,连忙跪下叩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朱元璋并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责,而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钱宰才算没有倒霉。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已是无所作为,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常派锦衣卫去监视他。一天,一个特务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问讯道:这里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吗?那老人措手答道:我吴琳便是。朱元璋得到了这一消息,知道吴琳并无异志,十分高兴,奖赏了吴琳。

学士宋濂是著名的学者,对朱元璋可谓赤胆忠心,但朱元璋还不放心,经常派特务监视。一天,宋濂在家请客,特务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全都列单汇报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宋濂请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把所请客人和菜肴情况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十分满意地说:宋学士所说皆实,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监视他的人认为有可能是对皇上不满,就偷偷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交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何故生气,宋讷做了解释,朱元璋知道他生闷气与朝事无关,才不追究。宋讷非常奇怪地问太祖怎么知道他的家世,太祖就把那张画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宋讷几被惊倒。

就这样,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动辄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谓的慎、独,哪里还敢有不臣之心呢?

对人权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即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打罪犯的屁股。这是一种痛苦难忍的刑罚,受刑人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胡须能全被磨脱,情形惨不忍睹,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在杖下毙命,侥幸不死也要割去败肉数碗,医治半年以上。肉体的痛苦也许是次要的,最难医治的还是心灵的创伤,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下身并呼天抢地,那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无法接受的羞辱。在廷杖制度下,上自王公臣,下至平民百姓,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

朱元璋还设立了巡检司,让巡检司专门负责盘查全国各地的过往行人,人们被限制在方圆一百里的活动范围之内,如有超出,须事先弄得引路,这是防止人民串联造反的重要措施。

其四是实行舆论控制,以建立他在人们意识的崇高地位。在时人看来,朱元璋的出身十分微贱,祖祖辈辈都是替地主干活的农夫,而且朱元璋本人还做过和尚,因此,朱元璋做皇帝,不仅不符合当时的标准,简直对民众是一种侮辱,尤其是许多贵族出身的文人,更是看不起朱元璋。至于出来做明朝的官,他们更是不干。对于这部分文人,朱元璋毫不留情。

例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两人为了找借口不出来做官,竟致把手指截断,朱元璋听说了,就特意把他们招来,当面质问:过去世道动乱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他们回答说:红寇窜乱之时,我们住在闽、赣一带。朱元璋一听,勃然怒,他起自红巾军,夏伯启竟敢把红巾军称为寇,实色胆包天,当即下令把他们处死,并命令凡是不听征召,不与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一律杀头抄家。

如果无意当冒犯了他,甚至被人无生有地构谄,朱元璋也横加杀害。例如,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的《万寿贺表》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之句,其法坤读作发髡,即剃去头发,朱元璋怀疑是讽刺自己当过和尚,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这位教谕当然也就成了枉死城里的新鬼。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有送瞻帝扉,帝扉可读作帝非,朱元璋也怀疑这是吕睿暗示他不能当皇帝,也将之杀头。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东宫赐宴笺》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其式君父可读作失君父,祥府县学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有取法象魏,其取法可读作去发,朱元璋都以为是对自己不敬,均处以死刑。逢年过节或是谢恩上表,总免不了要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谁知这些文人却遭其殃。最为怪诞的是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为本府起草的《贺表》里有溥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这本是极尽颂扬的话,谁知朱元璋见了发其火,他说:'生'者,僧也,这是骂我当过和尚;'光'则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音近贼,是说我当过盗贼。这位拍马屁拍到驴腚上的教授,只好呜呼哀哉了。在这种严酷的文字狱的统治之下,文人学士只好缩头缩脑,别说高谈阔论,发表什么政治见解,就是平时说话作文,也要信心万分,否则,不知什么时候,横祸就会飞到自己的头上。

朱元璋识字不多,却特别忌讳文字上冲撞他,对于能合他心意的一些诗文词句,他也格外喜爱。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访,到了江淮一带的多宝寺,见寺多宣多宝如来的佛号,就对侍从说: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随行的学士江怀素知道太祖又在考较群臣,就马上趋奉道:国号明,无更明皇帝。朱元璋一听喜,把江怀素提升为吏部侍郎。朱元璋在江淮一带遇到以前的故友陈君佐,陈君佐少有才名,朱元璋就带他出入淮扬一带。一天,朱元璋在一家店吃饭,忽有所思,又出对道: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陈君佐脱口而出对道: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朱元璋极其高兴,想让他随侍左右,当一词臣,陈君佐过惯了逍遥自在的生活,却不愿意,朱元璋也未勉强。又过了几天,朱元璋遇一士人,见他文采风流,相问之下,知他是重庆府监生,朱元璋便命他属对,自出上联道: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那士人也不假思索,开口对道:一人为,邦国明君。朱元璋闻言喜,第二天,就遣人送去了千两黄金。

朱元璋用这些手段改善了吏治,巩固了他的统治,树立了他的威信。

另一方面,朱元璋还建立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腐蚀了知识分子的灵魂,确立了官本位价值观念。

国文化最阴暗最丑陋的部分就是官本位价值观,而最终确立官本位价值观的正是朱元璋。在明朝以前,官吏虽然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同,但具有真才实学的诗人、画家、医生甚至是不愿做官的山林隐士一样得到世人的尊敬。东晋的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田,凡是经过九江的社会名流或达官贵人都要去他的草屋登门造访,以表达自己的礼敬。唐代的诗人李白不愿也不会做官,可全社会的人依然对他敬慕有加,连唐玄宗李隆基也对他表现了极大的尊敬。自明王朝以后,官职才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在集权专制社会,官性和人性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在多数情况下甚至还成反比,官的不是依据其才能和贡献,而是依据贿赂和打击他人的权术,这样道德水准越低的人官反而当得越好,得到的待遇和礼敬也越高。具有道德勇气的人,加速度地被排斥出政府之外,或被诬陷在诏狱之。这真是国家最大的政治悲剧。

通过竞争性考试即科举制度选拔官吏是我国对人类文明的一项贡献,可科举制度到了明王朝却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一种僵化制度。唐宋科举考试范围很广,既有政治策论等从政艺术,也有诗词歌赋等反映人情感修养的文学艺术,有时还考天文地理历史知识,能够较为公正地衡量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明王朝的科举考试则对题材和体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考试范围极为狭窄,只以四书五经为题材,四书五经又以道学家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试卷格式则硬性规定使用八股文。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地禁止独立思考,只要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从四书五经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作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宝一拉,押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测落第而归,下次再来。通过这种途径考的知识分子是难得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四书五经也不接触,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情感,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了。

知识分子自此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为社会的阻碍力量。如果说先前的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春秋,站在时代前列的话,明王朝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则叫人肉麻,为皇帝制春药和为太监当奴才的知识分子应有尽有。

明王朝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或部长级官员,也就是说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当官。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一目了然,它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明王朝统治阶层即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职为标准,一种贻害无穷的官本位价值观自此形成。

为了使官本位价值观成为社会的唯一尺度,朱元璋还不准人当隐士,不准主动辞官,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围绕着官打转。 0VVtuOrvJ5WrlFVmPkKaDBGrrzma4qn+ett3dMcs/JISKqQy3/Eo9uGKC+psVY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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