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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船属于重装备军事器械。车是车兵的主要装备，但步兵和骑兵中也有相当数量用途不同的车。船是水兵的主要装备。
车在军事上有广泛的用途，是军队的重要装备之一。它的起源很早，传说黄帝时代就有了车。不过那时的车是用来“引重致远”的，作为交通运输的一种工具。后来，随着战争的需要，车才广泛用于作战。如春秋之时战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驰骋在战场上的有千百辆战车，它成为当时各国军队的主要作战装备之一。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车七百乘”。《左传》宣公二年：“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乘”。《左传》昭公十三年：“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乘”。可见，当时已有“百乘之国”“千乘之国”。战车数量的多少，往往已成为衡量各诸侯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之一。
战国以后，尤其是到了秦汉时期，由于战场扩大到险阻地区，兵车这种只利于在平原旷野地区行动的装备，虽然与骑兵十几万相比相对要少一些，但各类军用车辆仍大量使用，凡重大的军事行动所使用的车辆仍然很多。秦始皇兵马俑坑，陈有大量的车，汉代反击匈奴时所动用的车辆以数千计或万计。文帝时，“匈奴寇边，杀北地都尉印。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人。”武帝时，匈奴浑邪王归附，“汉发车三万辆迎之”。《汉书·汲黯传》曰：“汉发车二万乘。”东汉永元年间，窦宪领兵北击匈奴，所部辎车“万有三千余乘”。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仅张梁部下的军车即达三万余辆。这种一次出动数万辆军车的状况，既反映了当时战争规模之大，也说明车的生产和使用也较大。
秦汉时期用来装备军队的车辆种类很多。例如：
轻车：据《后汉书·舆服志》曰：“轻车，古之战车也。洞朱轮舆，不巾不盖，建矛戟幢麾，辄弩服。藏在武库。大驾、法驾出，射声校尉、司马吏士载，以次属车，在卤簿中。诸车有矛戟，其饰幡籠旗帜皆五彩，制度从《周礼》。”徐广注曰：“置弩于轼上，驾两马也。”轻车是车兵的主要装备，它常常成为车兵兵卒的代名词，谓“车士”，是独立的兵种，有自己的将领和军官。如武帝时李蔡“为轻车将军”，率领轻车兵击匈奴。又《汉书·百官公卿表》：“虎贲校尉，掌轻车。”又由于战车是军容的标志、国威的象征，所以，每当天子出巡时，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也有装饰华丽的轻车，以显威仪，以备急用。故平时“藏在武库”。
武刚车：《后汉书·舆服志》在记述了上述“轻车”的情况以后，紧接着曰：“吴、孙《兵法》云：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武刚车者，为先驱。又为属车轻车，为后殿焉。”此下记载，明确区分了武刚车与轻车的不同，即武刚车“有巾有盖”，轻车“不巾不盖”。《汉书·卫青传》说，“（卫）青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张晏注曰：“兵车也。”看来武刚车也属车卒用的战车之一。
戎车：《后汉书·舆服志》曰：“戎车，其饰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冑甲弩之箙。”注引《汉制度》曰：“戎，立车，以征伐。”郑玄注引《既夕》曰：“箙，车厢也。”刘熙《释名》称：“元戎车在军前启突敌陈，周所制也。”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在“元戎车”条下，注引皮锡瑞曰：“史记集解引韩诗薛君章句曰：元戎，大戎，谓兵车也。车有大戎，十乘谓车缦轮马被甲衡轭之上尽有剑戟，名曰陷阵之车，所以冒突先启迪家之行伍也”。可见，戎车是战争中用于前面冲锋陷阵的兵车。
——云车：《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昆阳之战中，“遂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注曰：“云车即楼车，称云，言其高也，升之以望敌，犹《墨子》云公输般为云梯之械。”它是用转轴把两个各长二丈以上的梯子连接在一起，并固定在车架上而制成的，因它备有车架和轮子，可以推动，高十余丈，登上云车可以俯瞰城中，观察敌方的城防虚实。故这种车也谓楼车，是借用其高来查看敌情或爬城的一种战车。
橦车：《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或为地道，冲輣橦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注曰：“冲，橦车也。诗曰：临冲间间。”可见檀车也谓冲车，是冲突敌人守城防线用的车，还可在上面放弩矢，杀伤守城之敌。
辎重车：《汉书·韩安国传》注引师古曰：“辎，衣车也。重谓载重物车也，故行者之资，总曰辎重。”秦汉时战争规模扩大，纵深加大，战线拉长，有大量的车随后运输辎重，这些车统称其为辎重车。如楚汉战争时，韩信击赵，广武君李左车断定汉军运粮车队必在后，建议出奇兵，“从间道绝其辎重”。说明当时步、骑兵出击作战，其后必有辎重车辆以保障补给。这种情况史书上记载很多。如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121年），霍去病击匈奴有功，武帝诏令益封，说道：“辎重大众慑慑者弗取”，即自诩因辎重物资之雄厚，以致不必向降服的敌方勒取。李陵任骑都尉，汉武帝以为其有李广之风，欲使为李广利将辎重。可见，辎重车队在远征中的地位。东汉初，邓禹破河东，获河东都尉所辖辎重达千余乘。张步军号称二十万众，辎重至万辆左右。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领兵北击匈奴，所部辎车“万有三千余乘”。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青、徐黄巾三十万众入渤海界，欲与黑山合。瓒率步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今沧州市），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贼弃其车重数万两”。当时不仅中原军队大量用辎重车，而且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西北方少数民族，也普遍使用辎重车辆运输军需。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匈奴闻卫青、霍去病北上，“乃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又赵充国击先零，先零“望见大军，弃车重”，赵充国一战即缴获“车四千余两”。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耿夔破南匈奴三千余人，“获穹庐车重千余两”。据《汉书·李广传》记载，李陵攻匈奴围，曾“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沈钦韩曰：“陵以此车载辎重，固行阵，备冲突”。“要其临斗，乃用步骑，未尝以车战也。”可见，辎重车是随作战部队保障军资的一种大车，必要时可同前述武刚车一样作为障碍物防遏敌骑奔冲。
指南车：据《北堂书抄》卷140引崔豹《古今注》云：“指南车法具在尚方故事，汉末丧乱，其法中绝，马钧悟而作焉。”黄今言先生等认为“因为它具有司南，的功能，可以用之辨方向，对行军作战有重要作用”。确实如此，秦汉时深入大漠与匈奴作战，容易迷失方向，指南车的发明无疑给军队行军作战提供了较好的辨别方向的设备。
厨车：司马迁批评霍去病出征时曰：“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色”。王先谦《汉书补注》以“太官主膳食”及下文“重车余弃粱肉”，判定“此赍宇专以食言”。看来此数十乘赍车即为汉代军队中为高级军官所备的厨车。它的出现，标志着后勤装备有了新的发展。虽然这种厨车仅限于高级指挥官使用，但毕竟说明了后勤装备上的创新。
秦汉时造车业比较发达，既有官营，也有私营。封建国家所需的战车，通常以官营为多。中央和地方均设有专门的官方制车机构。秦时由司空役使刑徒制车，这可从云梦秦简《司空律》多有保证车辆制造、维修等法律条文中得到证实，说明秦时司空主制车。汉时与秦时一样也设有制车机构。例如，武帝时：“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招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汉书·刘屈氂传》记丞相公孙贺：“使内郡自省作车”。对此，师古注引服虔曰：“诈令内郡自省作车转输也。边屯无事之时，宜自治作车，以给军用”。
除上述官营制车外，民间造车业亦有相当规模发展。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不少豪商、富人之家，往往可以自行造车。例如，东汉彭城相袁贺家便有专门的“造车匠”。王褒《僮约》：“持斧入山，断揉裁辕”。又山东嘉祥洪山汉画像石也有以表现地主田庄中工匠制作车辆为题材的画面。此外，当时，地方官吏也鼓励民间造车。如颜斐担任北京太守期间，就曾下令：“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
造车的工序比较复杂。如据记载：“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车最多”。这表明，先秦两汉时期，造车业不仅普遍使用铁工具，而且内部分工也已相当明确和细密。
秦汉时对车辆的制造要求甚严。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曰：
（城旦春）为大车折（輮），辄治（笞）之。
大车殿，赀司空啬夫一盾，徒治（笞）五十。
也就是说，工徒在制造大车时，若折断了“輮”，要予以笞打。所造的大车如果质量不合要求，而被评为殿，即下等，则罚司空啬夫一盾，徒笞打五十，处罚甚严。对于民间车辆的制造也有要求，官方管理机构也要过问，以便战争需要征用时能保证其质量。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曰：
道㑥（易）车利，精而勿致，兴之必疾，夜以接（接）日。观民之诈，罔服必固。（《为吏之道》）
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的注释，“这两句大意是说要考察百姓所制作的车辆，使之坚固耐用。”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官府对公车的修理、保养、折损上报和废弃，法律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如《睡虎地秦墓竹简》：
传车、大车轮，葆缮参邪，可殴（也）。韦革、红器相补缮，取不可葆缮者，乃粪之。（《金布律》）
大车辕不胜任，折轱上，皆为用而出之。脂、攻间大车。（《司空律》）
车辆不行了要及时修理，使用过程中要经常给车轴上油脂保养。《盐铁论·国疾》说：“车器难就而易败”，又说“车不累綦”，强调车器制作工艺复杂而又易于摧败毁损，如果连续运行，正常使用时间往往不能超过一年。而当时从事转运者则大多“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田。这么远的路程，车辆不保养维修，很难保证其不损坏。所以，看到边郡长途转输的车辆，常携带斧、斤、锯、钳、椎等修理用工具和易损坏的轴承、承轧等一类备用部件，以便于及时维修保养。如《居延汉简》载：
——第二长别田令史德车一两釜一
斧二桷二
斤二樐六输索豫十不输
锯一·少一承轴一车屋三不输
唯一·少一承（扛）一小木五驷相二·少二
《居延汉简》中还有“甘露元年十一月所假都尉库折伤承车轴刺”，“户关破坏治车辐”等记载，进一步说明车具“折伤”最多的是轴和轮等频繁运动的部件。这些易损的部件一旦受损，小者可用携带的斧、斤、锯、钳、椎等修理用工具维修，大者不能维修的就用携带的相同备用部件予以更换，说明当时如承轴、承靶等这一类的易损车辆部件可以通用。显然车器零部件制作规格当时已经标准化，并且当时的车辆制造业也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
船是水军的主要装备。在中国出现很早，相传黄帝时代就已“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迄至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吴越、楚等国皆建有“舟师”即水军，将船舶大量用于军事行动。
秦汉时期的造船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不仅设有专门的造船机构和吏员，如都船、船司空等，而且造船业的地域分布很广，许多地方成为重要的造船基地。
首先，长江沿线的巴蜀、庐江、江陵、会稽等地，都有造船的历史，是造船工业集中的地区。
巴蜀早在战国时期，造船业就很发达。据《战国策·楚策一》记载，巴蜀可以“舫船载卒，下水而浮”形成对楚地的威胁。《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公元前308年，秦国派遣“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人，大舶舩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另据《后汉书·公孙述传》记载，公孙述割据益州，曾“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可见巴蜀地区兵船的制造能力很强。
庐江设有楼船官。《汉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故淮南……属扬州……有楼船官。”因庐江郡设有楼船官，造船能力很强。所以，淮南王刘安等谋反，有为“南收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之议。《汉书·严助传》也有闽越王“入燔寻阳楼船”的记载。显然，夹江而治的庐江郡是生产能力较强的兵船制造场地。
江陵一带，造船业也非常发达。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汉初吴王刘濞以其富足的经济实力与中央政府抗衡，曾“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云：江陵地区因造船条件便利，形成了所谓“以江汉为池，舟楫为用，利则陆钞，不利则入水”的军事优势。
至于会稽郡是春秋时期的吴越故地，具有从事舟船制造的传统。至秦汉时，会稽地区的造船业更为发达。当时许多次大规模水战船队都以会稽郡为出发地点。例如：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汉武帝诏令朱买臣到会稽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与俱进”。《汉书·严助传》记载，汉武帝“遣（严）助以节发兵会稽……发兵浮海救东瓯”。可见，会稽的造船业为秦汉水军对闽越、南越、东粤的海上攻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舰船保障。
其次，东南沿海的南海、青州等地，由于水上交通方便。也是重要的造船基地。
南海郡的番禺（今广州市）和合浦郡的徐闻县（今广东省徐闻县西）是秦汉王朝与南洋诸国海路交通的重要都会和港口，更是秦汉王朝水军征战百越的军事要地。这里设有大规模的造船工场，广东汉墓出土的各种船舶模型以及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发现，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例证。广州造船工场遗址有三座船台，平行排列，均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枕木，用以扩大受力面积，避免船台局部下沉；木墩，约一米高，支架船体，以便于在船底进行钻孔、打钉、捻缝等作业；滑板构成倾斜的滑道，船只建好后可平稳地沿滑道下水。且滑道的宽距宽度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调节，使得各个船台既可分别制造大小不同的船只，也可制造同一规格的船只，充分反映了秦汉时期较高的造船技术水平。说明这一地区船只的制造业很发达，且规模很大，应该是全国技术水平较高和生产能力较强的造船场地之一。
青州的齐地，也有相当规模的造船业。《史记·朝鲜列传》载：“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率水军五万征伐朝鲜。汉王朝水军能有这么多的战船从齐浮渤海攻朝鲜，说明了当时该地区具有发达的兵船制造业。正因为如此，故三国时期，魏明帝诏令“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
此外，关中的长安、渭河沿岸及河南洛水一带的造船业也有一定的规模。
《三辅黄图》卷4引《庙祀》载：“（昆明）池中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献帝传》说：沮授、田丰曾建议袁绍“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治器械”，说明洛阳附近黎阳即黄河白马津一带有发展战船制造业的基础。又史书上曾有杜畿在孟津一带的陶河“试船”的记载。（杜畿）受诏作御楼船，于陶河试船，遇风没。帝为之流涕。诏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谷而山死。故尚书仆射杜畿，于孟津试船，遂至覆没，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赠太仆，谥曰戴侯。再次说明当时洛阳附近可能也有较为集中的造船能力。
从上述战船制造场地分布情况看，均位于江河之畔或沿海之地，有利于军事后勤漕运和军队水上作战等各种用船的及时保障。
秦汉时期，随着各地造船经验的积累，使得造船技术有明显提高。例如：过去造船用木钉、竹钉连接，这时已被铁钉连接取代，并开始使用油灰捻缝技，术，以增加船舶部件之干结强度。从长沙出土的西汉木船模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有钉孔存在。广州造船工场的遗址发掘，已出土了一些铁钉、铁凿、铁锛等造船材料和工具，这种用铁钉连接船体的技术比外国早得多。至公元15世纪，阿拉伯各国造船仍然使用皮条和绳索捆扎的落后连接工艺。阿拉伯作家伊本·朱拜尔谈过船的制造方法：“用椰索缝制，即将椰子树皮捣烂成线，再搓成索，用以缝船。”马可·波罗曾描述这种船：“其船极劣，常见沉没，盖其固无铁订，用线缝系所致。”可见当时国外所造的船根本无法与中国坚固的战船相比。不仅如此，而且秦汉时期所造的船，已使用了舵、橹、帆、锚等先进设备，这更是造船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
舵是用于控制船行方向的设备。据考，长沙203号西汉墓中出土的木船模和广州近郊出土的东汉陶制船模，船尾都有舵。《释名·释船》曰：“其尾曰杝，杝拖也，在后见拖曳也，且言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也就是说杝能纠正船行方向，使其不偏离航线。说明秦汉时对舵的认识已经有相当的深度。
橹是一种高效率的推进设备，这是一件带有突破性的发明。《释名·释船》云：“在旁曰橹，橹臂也，用臂力然后舟行也，”就是说用臂力摇动橹就能使船前进。用桨则要“划”，划桨时桨叶入水做功一次后，则要离开水面移动到原来位置再第二次做功，所以是间歇做功产生推力，而橹摇动时能连续不断地产生推力，因而，橹的效率比桨高。此外，橹还可以用来调整船的航向，这是船只推进设备的一个重大创新。
帆是船利用风力行驶的一种设备。《释名·释船》曰：“帆泛也，随风张幔曰帆，使舟疾泛泛然也”，《后汉书·马融传》云：“方余皇，连舼舟，张云帆”。说明汉代使用帆的船舶已很普遍了。更令人惊叹的是，当时还出现了外国没有的密杆硬纵帆。《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三国东吴太守万震所著《南州异物志》说：“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向前，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意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这些都说明，汉代的大船已开始采用多桅多帆和用卢头木制成的硬帆，并能利用侧向风行驶了，这是船利用风力的又一大进步。
锚是船只停泊时起固定作用的设备。从广州出土的陶船可清楚地看到汉代锚的构造。在石两旁加以木钩构成两个锚爪，还有一根横杆与两个锚爪所构成的平面相垂直。它与近代的锚非常相似。其优点是用较小的锚获得较大的抓力；同时锚以任意角度入水，都能有一个爪入泥底而产生大的抓力。汉代的锚抓力大，已脱离了锚的初级阶段，接近于近代锚的水平。
秦汉时期，在船上增添的这些新工艺、新设备，是技术上的重大创新。
秦汉时期造船业的发展及其造船技术的迅速提高，为军事活动及漕运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据载，秦始皇发五十万士卒“南攻百越”，靠的是“使监禄凿灵渠运粮”汉高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靠的是“萧何发蜀汉米万船以给助军粮”；汉武帝大举攻匈奴，征伐西域，依赖的是从全国各地大力征调粮饷。秦汉王朝为保障军队作战从全国各地征运粮草，运输的方式主要是陆地车运、水上船运（即漕运）。陆地车运用力多，成本大，运费贵；而漕运则运输量大，节省劳力，运输成本低廉。因此，秦汉时期往往大量利用船运。如《汉书·枚乘传》说：“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汉书·武帝纪》中有“舳舻千里”的记载。杜笃《论都赋》云：“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当时，出现了水中船只一艘接一艘、连绵不断的壮观景象。
秦汉时期不仅制造了大量的漕运船，同时也为水军制造了多种类型的战船，为水军装备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考之史籍，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小型快速攻击的战船。这种小型战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存在。如《越绝书》载：“阖闾见子胥敢问船运之备何知？对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舡、桥舡，今舡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舡者当陵军之行楼车也，桥舡者当陵军之轻足剽定骑也。”子胥将水战中的各种战船比作陆战之各种战车，为当时战船作了浅显明了的分类。秦汉时期，为保障军队水上作战的需要，制造了各种小型战船。如冒突、朦冲、走舸、赤马等。其中有的是在以前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改进，并普遍使用。
冒突：《后汉书·岑彭传》曰：“冒突露桡数千艘”，说的就是这种船。同书注引《方言》曰：“冒突，取其触冒而唐突也。”主要用于袭击敌船。岑彭攻伐公孙述的水战中，用的主要船型之一就是冒突。
艨冲：刘熙《释名·释船》曰：“外狭而长曰朦冲，以冲突敌船也”。唐代杜佑《通典·兵法》和李筌著《太白阴经》皆云：“艨艟从犀牛皮蒙覆船背，两相开掣棹孔。前后左右开弩窗矛穴，敌不得近，矢石不能败，此不用大船，务于速进，以乘人之不备”。由此可知，艨冲轻便快速，是水师中的小型战船，可在水战中做开路先锋，冲杀敌阵。
走舸：《太白阴经》曰：“走舸亦如战船，船舷上安重墙。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士精锐者充。往返如飞，乘人之不及。兼备非常救急之用”。又《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曰：“又预备走舸，各系大船后”。说明走舸是配属于主力舰船后，作突击或备急之用的一种小型突击战船。
赤马：《释名·释船》曰：“轻疾者曰赤马舟，其体正赤，疾如马也。”王先谦《释名疏证补》曰：“吴校删舟字”。即“赤马舟”为“赤马”，如马之在陆地上奔驰，行速很快。可见赤马是水师中一种快艇，全身漆成红色，行驶如快马，也是小型快速攻击战船。
二是大、中型战船。如楼船、戈船、舰等。这类船只，有的虽亦是起于先秦之时，但秦汉时期有了较大的改进和发展。
楼船：其规模很大。该种船的结构，一般为三层。如《释名·释船》称：“楼船的一层曰庐，二层曰飞庐，三层曰雀室。”《通典·兵十三·水战具》也说：“楼船，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外覆毡革。”在《太白阴经》书中，对楼船结构及其武器装备作了大致相同的描述，谓“楼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在楼船的甲板上建楼有三层，每层四周设有一米左右高的女墙，与城墙相似，还设有战格，并有弩窗矛穴。主要武器是抛石机、弩、矛，作战时可居高临下向敌船进攻，“置抛车、垒石、铁汁，”即投掷石块和抛洒熔化的铁水。有些楼船还达十余层，高十余丈。如《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上均记载：“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资治通鉴》卷41光武帝建武四年载：“又造十层楼船”。总之，楼船是一种非常高大、壮观的战船，为秦汉时期水军作战的主要装备。当时有“楼船将军”“楼船士”之称。如《汉书·武帝纪》记载：“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攻打南越。
戈船：《三辅黄图·池诏》引《三辅旧事》曰：昆明池“中有戈船各数十……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葆麾盖照烛涯涘”。《史记·南越列传》曰：“元鼎五年秋……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说明汉代设有“戈船将军”，且戈船至少在汉武帝时还是保障水军作战的主要战船之一。
舰：《释名·释船》曰：“下重庆（版）曰槛（舰）。四方施版以御矢石，其内如牢槛也”。《玉海》释舰为“版屋舟”，《广韵》释舰为，“御敌船”。《太白阴经》曰：“斗舰船舷上设女墙半身，墙下开掣棹孔。舷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亡又建女墙，重列战格，人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战船也”。《通典·兵法》亦载：“船上设女墙，可高三尺，墙下开也，船内五尺，又建栅与女墙齐，栅上又连女墙，重列战格，上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此战船也”。可见，舰是水师中防护装置很强的大型的作战船。
三是供作战用的侦察船。如斥候即属此类。《释名·释船》曰：“五百斛以上还（环）有小屋曰斥候，以视敌进退也”。所谓“斥，度也”，“候，即侯望”，可见斥候是水师中一种侦察战船，船上有视探军情用的小屋。
四是载重运输船。如舫船。史籍中有时对舫船也称杭、航、方舟。“舫”本身就是“方舟”二字的合体。《说文·舟部》：“杭，方舟也。”段玉裁注：“并两船曰方舟。”司马贞《索隐》云：方船谓并舟也。《淮南子·氾论》云：“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高诱注，“方，并也。舟相连为航也。”《太平御览》卷七七〇引《说文》曰：“舫，并舡。”张仪说楚王，曾宣传秦国水运优势：“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至扞关。”《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亦曰：“蜀汉之粟方船而下”，军运优势十分明显。由此可得出结论，方船就是一种多舟相并、体积较大、浮性与稳性均较好的船，是水上载重量较大的运兵和运粮工具。
秦汉时期，不仅战船的种类多，而且数量显著增加，为当时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军提供了装备保障，因此，水军规模不断扩大。司马错率秦军顺江而下攻楚，有“大舶船万艘”。秦始皇发大批“楼船之士南攻百越”。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 12年），“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元封二年秋（公元前109年），“天子募罪人击朝鲜”，“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这两次用楼船数量也应该很大，击朝鲜虽然只用5万人，但是浮渤海攻击，除进攻战船外，物资保障船也应该有相当大的数量，并且船的质量也应该相当的好。东汉时期水战出动的战船，也动辄数千艘之多。例如：汉光武帝建武九年（公元33年），岑彭军与公孙述军于荆门对峙，“装直进楼船、角突露桡数千艘”。马援伐交趾，“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东汉末年，“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孙策攻皖城刘勋，“收得勋兵二千余人，船千艘”，又讨黄祖，得“船六千余艘”。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威迫孙刘，“操悉浮以沿江”。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紧接着又于同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军，沉舟万艘。”其辞曰：“浮飞舟之万艘兮，建干将之铦戈。”显示出水军船队之浩大。
综上所述，秦汉造船业的发展，为当时军队的漕运及装备水军提供战船，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