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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全国的舆论与宣传，秦始皇实行了文化专制，以稳定政权。他采取了李斯的建议，实施焚书坑儒政策来巩固皇权。
公元前221年，六国的遗老遗少和贵族大肆引经据典谈论朝廷政事，虽然朝廷法令严酷，但时间一长，他们也就胆大妄为了。特别是那些儒生们，他们借用兴办私学名义，借古讽今，惑乱百姓，给朝廷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大量的舆论宣传直指新政权，秦始皇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他要寻找解决这种局面的有力措施。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召集群臣举行宴会庆贺自己北筑长城、南伐百越的功绩。博士仆射周青臣首颂秦始皇神灵圣明。他说：陛下统一海内，灭亡诸侯，改设郡县，无战争之患，百姓人人感到幸福快乐，这是前所未有的盛事。这样的帝王之业，可以传至万世。然而旧势力的代表人物淳于越却提出：商、周的王位能够传一千多年，是因为分封制的实施。现在陛下设郡县、去分封，假如有的人突然起来篡权，没有辅佐怎能相救呢？并借机攻击道：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群臣一片哗然。秦始皇也让众臣放开思想，各抒己见。但是，丞相李斯却力排众议，对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反对派论调进行了严厉驳斥。他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治国方法各异。如今，天下已定，法令统一，百姓积极而努力生产，儒生们本应学习法令，为国效力，相反，以淳于越为代表的愚儒们却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这些人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他又提出，这些以淳于越为代表的愚儒们是秦朝政权和国家顺利发展的绊脚石，应当及早除掉。之后，他又提出了焚书的建议：史书除《秦记》之外一律烧掉；《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的藏书都限期集中到郡，由郡守、郡尉监督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在禁列；有敢相互谈论《诗》《书》的，判处弃市的死刑；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秦始皇听后觉得李斯的话很有道理，立即采纳了这项建议。于是，全国各地青烟滚滚，大批古代文献、典籍毁于大火之中。
在焚书之后的第二年，又实施了坑儒。由于大量焚书，引起不少儒生和方士的不满，他们继续大造舆论，谩骂、攻击秦始皇，说他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贪于权势等。秦始皇对这些敢于反抗、继续散布妖言、以乱黔首的儒生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手段，先后逮捕了1160多个儒生和方士，把他们全部活埋于咸阳。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进谏说：“天下初定，远方百姓还未安定，诸位先生都诵法孔子，陛下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望陛下三思。”秦始皇非但不采纳，还把他赶出咸阳，让他到北边的上郡去执行监军任务。
不仅士人，百姓也极端痛恨秦始皇。楚地流行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诅咒秦王朝灭亡。公元前211年，东郡落下一块陨石，有人在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知道后，派遣御史追查刻字人，由于无人承认，便把陨石附近的居民全部杀死，然后销毁陨石。如此，百姓的怨恨更深了。
焚书坑儒，尽管对于巩固国家统一、消除割据意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秦始皇采取这种野蛮的、残酷的手段，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文化一次极为严重的摧残。
在焚书坑儒之后，禁办私学是秦始皇进行舆论控制的又一种手段。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曾仿照齐、鲁等国的制度，设置了博士官职。但充当博士官的这些人都是当时各个学派的知名人士，没有行政实权，可以议论政治，有保藏图书、教授诗书等责，他们可以举办私学，招收弟子，传授学问，有的博士官的弟子多到100多人。因此，在秦王朝都城——咸阳的孔孟一派的儒生队伍不断扩大，成为当时文教机构中的一股重要力量。鉴于此种情况，李斯指出：不少儒生大多是通过私学来进行反动舆论宣传的。焚书之后，书籍没有了，但这些儒生人还在，思想还在，如果让他们继续举办私学，那么他们就会继续以古非今，伪言诽谤，大造反动舆论。因此，必须把教育大权收上来，严禁私学，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私办教育。教育只能由官方举办。
李斯在焚书的建议中表明，禁止传授《诗》《书》等百家思想，所有的官办学校必须以吏为师，以法令为教材，不得随意讲授其他内容。
秦始皇禁办私学，规定官办教育，对于控制舆论、宣传统一思想，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文化专制，更多的是对中国古代教育的一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