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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对文官的这种优待笼络政策造成了什么后果呢？从理论说，由于宋代给予文官集团的这种优厚待遇，文官集团本身就成了一个独立的特权阶级。一旦平民知识分子当官以后，他完全可能因为当官特有的优厚待遇，当官特有的经济利益，而脱离其原有的阶级，脱离其原本附属的利益集团（比如工商业集团），而成为为政府为皇帝效力的这个特权官僚阶级中的一员。
但实际上的情形却并非如此简单！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阶层向来就有所谓君子小人之分，国学大师钱穆也曾经把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分成真士和假士。君子与小人也好，真士和假士也好，这些区分并非仅仅只有字面上的意义，实际在政治上，这种区别也有重大影响和作用。
所谓君子，首要一个条件就是不自私，除了能想到自己的利益，还能想到自己从小生活在其中，耳濡目染，目睹其甘苦的同阶层人民的利益；其次一点是君子是不能够用金钱权势地位优厚的待遇这些东西来收买的，也是不能够用严刑惩罚剥夺生命这些来威胁的，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就是说这个了。
这两点，造成了什么结果呢？那就是，君子即便当了官，即便享受到了当官的优厚待遇，他也并不会因此蜕变成为这个独立的特权官僚阶级中的一员，他的思想倾向，政治立场仍旧和原先所属的那个阶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直接充当原先所属阶层在政府内的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在君子看来，这是自己不忘本的表现，是自己当了官也不忘民间疾苦的表现，是自己能够为民代言的高尚品德之反映（当然这里的“民”自然是这个君子“从小生活在其中，耳濡目染，目睹其甘苦的同阶层人民”）。
不要小看这些君子的力量，君子们往往能够赢得舆论支持，他们本身也确实为人正派，清正廉洁，更容易赢得同情。而一旦他们赢得舆论的支持，一些中间派，摇摆不定的人都能被他们裹挟着一起走，这样形成的势力就更加巨大。所以君子在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正因为由于这些人的重大作用，所以并非宋代实行了对文官笼络优待的政策，文官们就自动全体成为和皇帝合作默契的一个特权官僚阶级了，远非如此。这中间还是要有很大曲折的。
现在再来说小人，小人首先自然是自私自利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亲戚朋友都可以出卖，那么当然不会去顾虑自己原先所属的阶层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只要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就足够了。所以小人是可以用金钱权势来收买，也可以被威胁的。所以小人当了官之后，享受到了当官的优厚待遇，确实可以蜕变成为一个独立的特权官僚阶级中的一员，他的思想倾向，政治立场完全以自身利害关系为转移，而和自己原先所属的阶层之间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推行一个政策，对他本人有利，那么即便这个政策损害了原先他所属阶层的利益，他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同样不要小看小人的力量，小人善于见风使舵，善于察言观色，同时也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些是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优势。更重要一点是他们在人数上可能更为众多，毕竟大部分人都有自己人性上的弱点，那些真能做到置笼络优待于不顾，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毕竟还是少数。
在宋代，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官集团已经控制政权，皇权已经极度衰弱，这点是不成问题的。但问题是，文官集团内本身就有分化，如果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君子和小人两股力量之间的抗衡。我们可以说这两股力量本身大致上势均力敌，而这个时候，皇帝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天平上砝码的作用，这个砝码本身分量虽轻，但是无论放在哪一边，力量平衡都会被打破，天平就会向哪一边倾斜。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来看宋代几次改革失败与成功，也就能理解其背后实质性的原因。
北宋前期，皇帝倡导下进行的两次改革，都是以失败告终。这失败的原因并非如传统观点所说什么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或者什么积重难返回再或者是改革者个人能力不够以及皇帝支持不够坚决之类滥调，关键的问题正在于文官力量过于强大，早就压过皇权，而皇帝又过于重用君子。
为了说明问题，先拿西汉时期的情形做一个对比，西汉开国是在公元前206年，以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任命桑弘羊担任大司农主管国家财政工作，推行均输平准政策（此前不久已经开始实行盐铁专卖和算缗告缗政策）算起，此时距离开国已经96年。
也就是西汉时期，即便在开国96年以后，只要皇帝愿意，依然可以通过推行削弱剥夺商人豪强经济利益的政策来增强国家实力，把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国力，并达成打击外来野蛮民族侵略的目的。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呢？因为这个时候，皇权的力量还相当强大，政治还并不那么民主，皇帝还可以依靠外戚亲信贵族的力量以及私人化的军事武装（即只从属皇帝或皇帝亲信的军队）和民间的既得利益阶层、民间的经济力量相对抗，强硬推行财产转移分配的政策，来加强国家的实力。
那么宋朝的情形又如何呢？宋朝前期有两次类似目的的改革，一次是庆历新政，一次是王安石变法，两次改革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庆历新政是“庆历三年（1043）九月，宋仁宗批准范仲淹所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的改革方案，庆历新政由此展开”。这年距离宋代开国是83年，比西汉时期桑弘羊的改革还早13年，从朝代周期发展的规律上来说还占据优势，但是结果如何，仅仅到了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富弼、杜衍等新政领袖就被罢免。过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又有王安石变法，结果同样是以失败告终！
是皇帝不支持新政吗？错！事实恰恰相反，新政从一开始就是皇帝大力主张和推动下，才得以开展的，范仲淹等人反而倒是显得被动消极！
我们来看看钱穆的记载“仁宗正值辽夏交侵，而国内财政到达将次崩溃的时候，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治的意见。”也就是皇帝有很迫切地通过改革来增强国力，为抵抗外侵提供财政支持的愿望，所以才任命范仲淹等人。然而范仲淹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这态度就很暧昧了，至少是慢悠悠，心里一点不着急的样子。钱穆评论说“是韩、范等虽有改革政治之大志，而审慎回翔，未敢轻举”。宋仁宗看见自己如果再不催促他们，范仲淹等人恐怕就这么不紧不慢地一直拖延下去，于是也就不再和他们含糊了。“一日特开天章阁，诏对赐座，给笔札，使当面疏奏”。范仲淹等人看见皇帝已经把面子拉下来，催促到这个地步，于是“不得已，始请退而列奏”。正因为如此，钱穆评论说“可见宋朝变法，亦由皇室主动，不仅神宗与王安石如此，即仁宗与范仲淹亦然”。
范仲淹的新政虽然也试图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但从其具体内容来看，还是小心翼翼，唯恐越雷池半步。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政见，钱穆将其分成三类“前五项是澄清吏治，后三项属于富强，最后两项，系属前八项之运用”。澄清吏治不必多说，这应该是属于在原有范围内，通过澄清吏治来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管理，所谓富强的三项是什么呢？“厚农桑、修战备，减徭役”。这三项可以说毫无新意，甚至给人的感觉是讲了等于没有讲，有点用陈套来敷衍的感觉。
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极尽敷衍谨慎之能事的改革方案，也在一片反对的声音与浪潮中，迅速失败倒台。
说实话，对于我们的论证来说，范仲淹的新政并不典型，但也正因为它并不典型，所以虽然失败了，范仲淹受到的攻击毁谤也还不少，范仲淹本人的品格道德在当时也还是受到推许的。相形之下，王安石的变法就更具有典型意义了！
王安石变法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我们来看他的这一段话，或许有启发性。
王安石说“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尤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行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阡陌闾巷毫无身份地位的平民百姓，都能够把获取和付出的权利收归私有，都能擅自获得各种物品流通贸易的利润，来和皇帝争夺百姓，放纵他们无穷的欲望，而不必显贵强悍之后才能做到这些。这样的话，身为天子而不失去百姓的支持，也不过只剩下一个名号而已。就算吃蔬菜穿破烂的衣服，成天憔悴忧愁，为国事操劳，以使天下人人能吃饱饭，使国家安宁，政治平稳，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才必须选择官吏，控制管理天下的财务，即便是尧、舜也不能不把这作为要紧的事情来办，更何况后代呢？
王安石的这段话可谓是切中要害，一针见血，甚至可以说是指出了后来明朝灭亡最关键最根本的地方。尤其把这段话与崇祯皇帝的遭遇做对照，不能不说王安石是个天才的预言家。
应该说王安石的想法是很正确的，而他的变法措施也正是力图贯彻他的想法，通过加强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控制干预管理，来增加财政收入，为政府行使国家职能如抵御外敌侵略，救济灾民，文化教育提供充沛的财政支持。当年汉武帝正是通过任命桑弘羊，实行类似的政策，才得以完成对匈奴严厉打击的连续不断的军事行动。
然而在宋代初期的时候，在政府内部主要是真士也就是君子控制政权的时候，（王安石其实本身也是一个“真士”，也是一个“君子”，只不过他是“真士”中的“真士”，不仅超脱于个人的利益之上，而且也超过于一般的阶级和小集团利益之上，而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实行这种性质的改革，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注定要失败！无论领导者的才能多么卓越、品德多么高尚（王安石的才能不能说不卓越，品德不能说不高尚），皇帝支持的决心多么坚定（宋神宗支持改革的决心不能说不坚决），都无法改变结局。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就出在到宋朝的时候，中国政治制度的进化已经过于超前，已经先进得有些过头了！皇权过度削弱，政府过度开放，政治过度民主，平民力量过度上升，等级制度过度破坏，舆论力量过度强大，（再加上一点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但思想意识却根本没有成熟，像一个被惯坏了孩子一样）所有这些都导致以加强国家对私人经济控制为目标的改革在大批自认为民请命，以平民以及私人工商业集团利益代言人自居，以君子自居，置个人得失于不顾的文官集体反对之下是不可能成功。
政府过分开放，再加之文官中那些自认为是“为民请命”的君子占据要位，控制舆论，结果就是政府内从上到下充斥的文官多是各阶层的利益代言人，尤其是商人市民阶层的利益代言人。这些人从自己所代表的本阶层的利益出发，对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控制这一点是深恶痛绝，竭力反对的。皇权过度削弱的结果是，皇帝除了依靠政府的文官系统，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离开了文官系统的支持，皇帝在政治上在国家大事上要想有所作为就几乎寸步难行，甚至即便是皇帝和宰相结成联盟也都是如此，你上面尽管竭力推行吧，下面基层的文官系统照样对你阳奉阴违，你有什么办法？更何况上层的文官照样和你捣乱，让你焦头烂额，应接不暇，你就算是有三头六臂，想要成功，那也是做梦！再有一个舆论监督力量过于强大，你的政策尚未推行，就已经被骂得狗血喷头，批得一文不值，试问你还怎么推行你的政策。就算推行了下去，稍微有点差池，稍微有点纰漏，就被人抓住把柄，拿来大做文章，被攻击得体无完肤，试问你的政策还怎么坚持下去？偏偏皇帝还无法操纵控制舆论，皇帝和宰相的联盟都无法操纵控制舆论，这就叫一个死活都没有办法！
这时候支持王安石改革的都是所谓小人，反对王安石改革的都是所谓君子，为什么呢？理由前面已经说过了“因为君子都是不自私，除了想到自己的利益，还能想到自己从小生活在其中，耳濡目染，目睹其甘苦的同阶层人民的利益”。而一般工商业阶层、市民阶层、资产阶级阶层通过科举而进仕途的概率更大，机会更多（因为一方面有经济上支持专心读书的可能，另一方面有通过读书来改变无权无势的决心和毅力，尽管在事实上宋朝是不允许商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但具体落实过程中，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执行是很成问题）。所以这些君子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自然竭力反对国家对私人经济活动加强控制管理的举措。再加上既然是君子，自然不畏强权，反对皇帝反对宰相这两点就足够让他们热血沸腾，正义感十足。而小人呢，是自私自利的，“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亲戚朋友都可以出卖，那么当然不会去顾虑自己阶层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只要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就足够了”，既然迎合皇帝与宰相能够得到重用，那就当然去迎合了！这也是为什么支持神宗和王安石的小人居多。
从皇帝本人的立场来看，当然是希望改革，当然是希望国家通过加强对私人经济控制来增加财政收入，来使自己这个皇帝当得更威风，更体面。这是皇帝本人所处的地位和利益所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神宗以后的皇帝不考虑太后因素，多喜欢任用新党，至于这个新党是不是小人，那就顾不上了，其中也实在有不得已的原因。
宋神宗还是放不开，他任用的王安石本身还是一个君子（尽管这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君子），个人品德操守以及才华文采都是一流的。所以在打击那些反对改革的文官，打击政敌的时候，有些手脚还是放不开，有些文章还是做不到家，改革的领袖是君子，下面的喽啰是小人，最终把君子的劣势和小人的劣势都合并在一起，根本无力和文官中的君子阵营相抗衡，这样的改革当然只能以失败告终。
而到后来的宋徽宗，手脚就放开了，既然任用君子无法推行改革，就只能彻底使用小人来推行了。并非皇帝不知道君子品德高尚，君子的个人操守令人感动，并非皇帝不喜欢君子，但实在靠君子，解决不了财政问题啊。于是干脆直接任用蔡京等人，在宋崇宁四年（1105年），把元祐年间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文彦博等309人列为元祐奸党，并且下令在全国刻碑立石，“以示后世”。通过这种方式，将文官集团中那些所谓的君子，那些置优待笼络于不顾，置个人得失于不顾，而一心成为私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的官员全面地打压下去。重新把文官集团整合成以小人为核心骨干，能脱离开原先所属阶层利益关系的一个独立的特权官僚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完成了王安石想完成但没有能够完成的财政改革，才使得国家对私人工商业的控制上升了一个台阶，解决了国家的财政困难。
历来一般对蔡京的评价，只说他是个奸臣小人，空挂着一个新党招牌而已。但实际上，说蔡京是小人可能不错，但若说他空挂着新党招牌，则不对。实际上蔡京此人是有真才干，在宋代的财政改革上是有真作为的。关于这一点，仅仅从蔡京实行的茶法改革上就可见一斑，具体可见黄纯艳所著的《论蔡京茶法改革——兼论宋代茶法演变的基本规律》一文。这里不妨引用其中的几句话来说明问题。叶适说：“宋财赋之入比唐增倍，熙丰以后又增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注：《水心集》卷4《财总论二》。）其中茶利就是重要部分。王应麟也说：“崇宁以后（茶利）岁入至二百万缗，视嘉祐五倍矣，政和元年正月并习引法，置都茶场，岁收四百余万缗”“蔡京茶法自身所经历的由垄断收购向以引榷茶转变的过程代表了宋代茶法演变的基本规律。东南茶法和四川茶法在南宋都采纳了蔡京政和合同场法以引榷茶的基本模式，使宋代茶法最终全面走上了以引榷茶的轨道。”“蔡京改法以后，实行以引榷茶，由太府寺和京师都茶务垄断茶引印卖。榷茶的主要收入即卖引钱完全归于中央。卖引钱以外的茶租和茶税也归于中央。所以王应麟称蔡京茶法是‘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矣。’南宋的以引榷茶制虽允许地方卖引，但朝廷给予地方的茶引都‘登载文历，出入明白，为辖官者不过谨出纳之吝而已。流通则桩管月廪，阙乏则告急于朝，（地方官）虽有他巧无所施之。’（注：《宋会要》职宫41之68。）卖引钱及引钱外的其他茶利仍统归中央。李纲评论蔡京的茶盐法改革时说：‘崇观以来茶盐之利在朝廷，则朝廷富实’，‘比年走商贾，实中都，朝廷之用所以足者，以茶盐之利在朝廷也。’”
但皇帝的砝码偏向小人，固然是能把财政改革推行下去，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但也却因此带来了另一个相当严重的大问题。那就是以小人为骨干的文官集团，虽然在与皇帝达成合作的默契更容易，但这个文官集团本身却也因此变得更加的涣散腐败，本来已经是打不能打，杀不能杀，贪污了不能严厉惩罚，渎职了不能严厉惩罚，现在再加上小人本身就是自私自利，缺乏自我约束，缺乏道德约束，那这样一个文官集团控制下的政府，纵然没有财政危机，那也只能是一个相当软弱无能散漫的政府，根本无力把巨大的财政收入转换成强大的国力，于是蔡京当政，固然使宋朝政府在财政收入上获得更大的成功，但随之而来的是北宋的灭亡，好在还有南宋接续。但南宋本质上又是北宋末期情况的继续延续。于是就这样一直拖到了蒙古入侵，宋朝彻底灭亡。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即便在宋代，在对文官集团极尽优待笼络之能事的情况下，让文官集团站在皇帝的立场，站在国家的立场，通过加强对私人工商业控制的改革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开始宋朝的皇帝主要依赖文官中的那些君子，范仲淹是君子，甚至王安石也是君子，结果是行不通，在文官集团的强大力量面前，这些改革只能以碰壁失败而告终，然后皇帝干脆依赖蔡京等文官中的小人集团，这才取得了成效。但这个成效本身又是以相当大的牺牲和代价来换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