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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回到宋朝，宋代同唐代相比，政治结构又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是什么呢？
第一，科举制度地位的提高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录取人数有了巨大提高，第二是被科举录取者的地位前途也远好于以前。
“隋唐初设进士，岁取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寻复古。开成中连岁取四十人，又复旧制。进士以外，明经中科者亦不过百人。在宋太祖开国时，进士登科寥寥，岁无十数。其时进士甲科亦不过授司寇，或幕职官。至太宗时，亲御便殿临试贡士，博于采拔，待以下次。太平兴国二年，赐进士诸科五百人遽令释褐。或授京朝官，……。进士中第多至七百人，或遂为例。”
“应进士试者，太平兴国八年多至万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万七千三百人。进士应试已遍及全国，遂定三年一试之制。”
所以在宋代，科举对于国家的文化政治来说已经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人们对科举的重视程度，科举成功以后获得的荣耀也是前所未有的！
“唐虽以进士、明经二科取士然其时贵族门第势力，尚未全消，有地方长官得自辟署，仕进路广，不专科第。……宋则贵族门第已灭，地方官亦不能自辟署，用人之权集于中央。社会文教之风更普遍。”“状元及第更为士人无上光荣。”
科举制度地位的提升对国家社会所起到的作用，我们下面还会详细论述！
第二，中央集权的加强
许多原本属于地方的权力都被收归中央，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财政，军事，和人事管理。
吏治、兵权、财赋三项，脱离了地方军权之分割，而统一到中央来，中国始渐渐有了一个像样的上轨道的中央政府。
从财政来说各州置转运使，处理各地方财政，除诸州度支经费外，悉输京，毋占留。从此地方财富亦归中央。
兵权方面，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各地军阀将领的权力，众所周知。同时由中央政府派遣文臣出守地方，“号知州军事，而地方长官遂得重用文臣”。“又命诸州县各选所部兵士，才力武艺殊绝者送都下，补禁旅之缺，其老弱者始留州。从此地方兵力亦移归于中央。”
吏治方面“凡地方军民政务，均需通判协议连书，方许行下。……县令亦分由朝官兼摄，称为知县。”
“知州、知县，论名义皆属临时差遣，非本职。故宋代州县守令，皆带朝中职事官衔，从此地方官吏，又均得中央任命”。
第三，相权的进一步分割，对宰相舆论监督的加强
按照钱穆的说法，宋代宰相的权力比起唐朝来是大大降低了，许多原本属于宰相职权范围内的事务都被分割到其他部门去。
“宋初宰相，与枢密对称两府，而宰相遂不与闻兵事，又财务归之三司，亦非宰相所得预（三司者，为户部司、盐铁司、度支使司）……兵财以外，莫大于官人进贤，而宋相于此权亦绌”。
此外对宰相的监督也大大加强。甚至原本用来针对皇帝的舆论监督的职位现在也全部用来针对宰相。这点也是钱穆大为诟病的地方“宋代这方面，又远不如唐代。那时规定台官谏官均不得由宰相推荐，于是谏官也不属于宰相，他们的职分，变成不是与皇帝为难，而转移锋芒来和宰相为难了。于是宰相无法纠绳皇帝，除非是和皇帝直接冲突。而宰相身旁，却多了一个掣肘的机关。因御史只限于弹劾违法和不尽职，而谏官则职在评论是非，两职显有分别。在唐代是谏官帮助宰相，在皇帝前面评论皇帝之是非。在宋代是谏官在宰相旁边，来评论宰相的是非了。照理，政府各部分职务上的是非得失，各部分负责人都有发言权，谏官则专用来对皇帝谏诤的，那是宰相的一分职。本来用意，该是用相权来限制君权的，而现在则转成君权用来限制相权了。这一制度之转变，显见是出于皇帝之私心。而且谏官职分本来在评论是非，评论错了也不算违职，也不算犯法，如是则政府中横生了一部分一专持异见不负实责的分子，形成了谏官与政府之对立，即谏官与宰相之对立。”
以上是对宋朝在政治方面三个最显著的变化，仅仅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方面的引用陈述。我们对这些变化却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要深入到本质，看看这些变化的前因后果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这些变化得以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们本身造成的后果影响又是什么？
⑴、科举制作用上升的原因与后果。
首先我们来看宋朝科举制度规模扩大，影响上升，地位提高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制度本身的继承和积累，宋代的科举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隋唐制度上的开创，以及长期实践积累下的制度上的经验教训，也就不会有宋代把科举制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第二个是技术进步上提供的可能性，最关键的就是印刷术的全面普及导致文化在全社会的推广有了可能，这为科举制在规模扩大，影响力增强上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群众基础。
宋代科举制规模扩大，影响上升造成的后果是，使得政府真正意义上向全社会开放，一切对政治活动有兴趣有抱负，并且有足够的毅力和才能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可以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并且掌握相当的政治权力，一切不同阶层的利益代言人都有机会通过科举加入政府中来，为捍卫自己阶层的利益而活动。科举制度的普及本质上是政治民主化的标志。从实际来说，科举是比现代西方选举制度更纯粹更公平更开放的民主政治的表现。
同时科举制度的广泛实施也使得较高文化素质成为政府官员必需的条件，这也大大提高政治活动的效率，同时也使得文官集团的势力在中国破天荒地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了垄断地位，势力空前庞大。这一点对历史的发展是有关键性作用。
⑵、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的原因与结果。
原因同样是两个方面。第一是通过唐朝中晚期以及五代十国军阀割据混战，整个社会动荡混乱两百多年的惨痛教训，无论是下层普通百姓，还是知识分子以及上层统治者，都普遍感到有加强中央政权，防止地方割据局面不断重演的必要性，甚至这已经成为时代精神共同呼声。正是在这种普遍的加强中央政权的迫切性必要性意识基础上，宋朝政府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的种种举措才得以实施。第二个方面，科举制度规模的扩大，文化的普及，具有向心意识的文官阶层群体人数的增多，也为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提供了技术上可能性。
中央集权加强的后果是，一方面使得中国政治制度进一步向现代化的国家制度靠拢，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也更现代化。另一方面由于中央管理负担的加重，导致皇室政治权力的进一步萎缩，为文官集团权力的空前膨胀提高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把原先地方分散的矛盾集中浓缩到了中央，产生了新的问题。
⑶、相权分割以及对宰相约束监督机制加强的条件与后果。
事实上，和钱穆的非议批评相反，宋代相权的进一步分割，并不是什么唐朝制度的倒退，恰恰相反是时代进步，社会发展趋势导致的必然结果。中央集权的加强，导致中央需要处理的事务远远多于过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既要避免宰相一人负担过重，又要避免出现宰相个人独裁的局面，最合理的办法当然就是在中央层面实行权力的分散化，本质上这是把过去分散在各个地方的权力，现在都集中到中央，然后在中央再进行分散。这也是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导致的结果，而并非什么人主观意志主导的结果，更不是什么宋朝皇帝对宰相的猜忌心理就比过去的皇帝更重。
对宰相约束监督机制的加强也是同样的道理。过去是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制衡约束关系，而在宋朝，地方已经完全从属于中央，即便宰相的一部分权力已经被分割出去，但宰相决策的责任和造成的影响依然比过去要大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宰相约束监督机制的加强也就成为必然。而事实上，由于宰相是皇帝任命的，本身就可以看成皇帝在政府内的代理人，如果宰相令皇帝不满意，皇帝就更换宰相，如果宰相令皇帝满意，皇帝就继续任用这个宰相，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政治的角度上，说对宰相的舆论监督本质上就是对皇帝的监督。
钱穆自己说的一句话也能证明这点，“相权究竟即是君权之化身，后来宋神宗信用了宰相王安石，竭力想推行新法，而一辈谏官，横起反对，连神宗也无奈之何。这是皇帝自食其果了。”
之所以没有专门设立对皇帝的舆论监督，是因为这个时候王室对国家的政治干预能力已经被降低到最低限度，整个国家真正走上由国家政府来进行管理的正轨。即便是皇帝本人，他的任何政治措施都必须通过政府来进行，他无法绕开政府，另起炉灶，通过自己另外一套班子去实现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干预。这个时候中国社会也完成了从战国时期，国为家的扩大，官员大臣就是王室的家务官到王室与政府分离并立对峙，再到政府真正全面掌握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控制权的过程！
这也导致皇权的削弱，或者说导致政府内难以形成一个独裁专制的力量，甚至是宰相和皇帝的联盟都难以做到这一点。这个意义上说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本质上不过是把原先在地方上的分散现在摆到中央的层面上进行分散。
以上所说的变化造成的结果中，文官势力的空前庞大以及皇权的削弱应该说是格外重要的两点，而且这两点和许多人一般的对中国古代的观念想当然的看法也不符合，所以应该更详细地用事实证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