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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建立，这些问题在表面上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唐代都还存在，宦官问题、军阀问题比以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另一方面必须看到，解决问题的制度萌芽却都已经出现。
首先第一点，与皇室分离的政府的权力开始加强并从制度上落实，宰相的权力由中书、门下二省承担，并且各有分工。中书负责定旨出命，即命令权；门下给事中有封驳权，可以涂窜奏还诏敕，称为“涂归”。
此外还有尚书省则是接受命令并负责实施，也即施行权。
钱穆说“以中书、门下较汉代之宰相，以尚书六部较汉代之九卿，在政制上，不可谓非一种绝大之进步。一则尚书六部，乃政府公职，而九卿则是王室私属”这正是政府脱离王室独立，并进一步从制度上完善的证明。
此外唐朝的舆论监察制度，弹劾制度也开始完善。这种舆论监察针对两个，一是针对百官大臣，另一是针对皇帝本人。
“到唐代遂有台谏分职。台官指的是御史台，专负纠察百官之责。谏官则专对天子谏净过失而设。论其职位，谏官还是宰相之属官，而御史台则成一独立机关，不再是宰相的直辖部属了。任用宰相，权在皇帝。任用谏官，则权在宰相。谏官之职在谏皇帝，不谏宰相，也不得弹劾朝廷百官。弹劾朝廷百官是御史台的职分。照唐代习惯，宰相见皇帝讨论政事，常随带谏官同去。遇皇帝有不是处，谏官即可直言规正。如此则宰相与皇帝双方有一缓冲，可免直接冲突。而谏官职分，本来又是要他来谏诤的，所以他尽直言也不会得罪。即使得罪了，宰相可以把他免职降黜，一面顾全了皇帝面子，一面不致牵动到宰相之自身。至于那谏官呢？他也不怕罢免，横竖一小官，罢免值不得什么，而他可博得直言敢谏之誉，对他将来政治地位，反而有益。”
正因为这种政治制度上的发展与完善，钱穆已将其称誉为“宏大而精密的政治机构”。
第二个方面，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有所改变。在两汉时期，地方的权力还相当大，这从汉末以及三国时期的情形就可见得相当清楚，往往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就可以成为一个地方割据势力。而隋唐许多地方权力都收归中央。钱穆说“那时的地方政权，却再不能像两汉般的比较有其独立性。以隋唐与两汉相较，中央统治地方之权，更密更大，实为中央集权更进一步之完成。在此方面，隋唐的统一政府，其实际内容，与秦汉又远异。”
当然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使国家又处于分裂状态，中央统治名存实亡，这又是另一问题，涉及国家究竟如何管理军队，如何使得军队真正国家化，而不仅仅是私人武装或地方武装。
第三个方面，唐代开始实行科举制度，虽在国家政治中尚未取得决定性的重要地位，但已经开辟制度先河。科举制度的实行等于使国家政权向整个社会开放，任何有志于参加国家政治，并且能够付出相应努力，获得知识的人都能够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权，管理国家大事。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事件。
科举制度的出现为国家真正的现代化平民化，以及解决宦官问题，军阀问题，门第问题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
唐代虽然在制度上已经做了各种尝试和创建，但由于文化技术条件的制约，这些制度离真正能够发挥作用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朝代中后期仍旧陷于宦官问题、军阀割据问题中难以自拔，一直到灭亡。随后中国又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
直到宋朝和明朝的建立，才彻底解决了外戚问题，门第问题，军阀问题，宦官问题（关于明朝宦官问题历来有许多错误见解，这在后面会详细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