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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传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首领，司马迁以后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杰出的诗人和哲学家。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他出身于小官僚家庭。贞元八年（七九二），二十五岁的韩愈考中进士，到二十九岁才开始做官。先后担任过汴州（今河南开封）观察推官、四门学士、监察御史等官职。后来由于上疏指斥朝政，被唐德宗贬为阳山（属今广东省）县令。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八一七），韩愈因跟随御史中丞裴度平定淮西叛乱有功，升为刑部侍郎。二年后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今广东省潮安）刺史。直到八二一年唐穆宗即位，他才被召回京城，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和吏部侍郎。因此人称“韩吏部”。死后谥号称“文”，所以人们叫他“韩文公”。韩愈自称是昌黎人，著作有《韩昌黎集》。
韩愈的政治思想比较复杂。他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统一；提倡“仁政”，反对官吏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这都体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进步思想倾向。他猛烈地排斥佛学，提倡儒家正统思想，客观上也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作为剥削阶级思想家的韩愈，在思想意识上又有着陈腐落后的一面。他曹极力宣扬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糟粕，如“天人感应”说和“性三品”说，等等。此外，韩愈在政治上也是保守的。他支持大宜官的腐朽势力，反对王叔文为代表的革新派。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为开创唐代散文新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所提出的“文以明道”“不平则鸣”等具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主张，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古文”的概念也是由韩愈提出来的。他所提倡的“古文”，实际上是取法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和当时流行的浮华不实的骈体文截然对立。这种新型的“古文”，要求注重思想内容的表达，做到形式和内容统一，形式服从于内容；“文从字顺”，在写作技巧上有明显的独创性，显然是正确的，有积极作用的。
韩愈不仅有文体革新的理论，而且有实践其理论的大量创作。他的散文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他的“杂著”和政论，发挥了散文的战斗性功能，观点明朗，议论精辟，感情饱满，结构严谨，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完整的统一。许多应用文也往往借题发挥，议论纷纷，或庄或谐：随事而异，实际上起到了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效果。叙事散文中更有许多文学性较高的名篇，如《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获麟解》等，就一直为世人传诵。他的抒情散文也比较成功。
韩愈是我国古代运用语言的巨匠之一。他善于批判地吸收古代语言中的有益成分来熔铸新词，也善于提炼加工当时口语中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从而使自己的文章用语灵活多变，生动形象，很少陈词滥调。他创造出的许多语汇，有不少已经变为成语，至今都为人们口头流传和使用。当然，韩愈的散文中也有少数篇章由于在文字上过分追求新奇古臭，而造成生涩难懂的毛病，这是不足取的。
韩愈还是一个在中唐诗坛上别开生面、勇于独创的诗人。他为探索诗歌的新形式、新风格，费过很多心血，也付出了不少代价。通过努力，他的确在李白、杜甫之后为诗歌开拓了又一条新的道路，创作了一些独具风格的优秀诗篇。他的描写自然景物的古诗和近体诗，形式多变，格调新颖，意境浑厚，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读来很有风味。但由此也带来了作诗常发议论，追求“奇特险怪”等不良风气，以致影响了后世许多人。
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是我国散文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摧垮了骈体文的长期统治，开创了散文的新传统、新风格，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使散文在传统的著书立说之外，又在表现日常生活的写景、抒情、言志、叙事等方面，找到了广阔的园地。这是十分可贵的。
二十年寒窗
中唐时期，文坛上出了一位顶了不起的散文家、诗人，他的名字叫韩愈。这韩愈学识非常渊博，文名传遍天下。他的散文写得好，竟可以同杜甫的诗歌相提并论，被人们称作“杜诗韩文”；他的诗歌风格独特，在唐代诗坛上也单独树起了一个流派。到了清代，人们把唐、宋两朝的八位散文名家并称为“唐宋八大家”，韩愈便是其中的第一家。
韩愈能有这样大的文学成就，是如何得来的呢？“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韩愈的成就完全来自他的勤学苦练，奋发上进。
韩愈，出生在一个小官僚家庭。他的父亲韩仲卿曾经做过县令一类的小官，在他三岁时，父亲便去世了。此后，他就跟哥哥韩会和嫂嫂郑氏过日子。时隔不久，哥哥也去世了，由嫂嫂一手把他培养成人。
韩愈从小就很有志气，酷爱读书。由于童年、少年时期家境贫寒，他上不起官学，便在嫂嫂的辅导下发愤自学。那时，他年龄虽小，但读书的热情很高；加上天资聪颖，在六七岁的时候就能够“日记数千言了”。年龄稍大一些，他便熟读了“六经”（《诗》《书》《礼》《乐》《春秋》《易》），熟悉了诸子百家（先秦时期的散文家）的著作。接着，又去阅读汉代的经史典籍。他最喜欢司马迁、扬雄等人的著作，曾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反复地钻研过。
韩愈的学习精神是非常顽强的。年纪很小的时候，他读书就有股子“恒”劲。每天嫂嫂给他规定的学习任务，他总要坚持完成；完不成，就不去吃饭、睡觉。以后，随着年龄和兴趣的增长，韩愈读书更加积极和自觉了。他一天到晚常埋头在书案上，孜孜不倦地苦读和思索；就连走在路上或坐在饭桌旁，也不忘吟诵诗文、思考一些问题。韩愈是一个好读书而意求甚解的人。他每读一篇文章，都要认真地动一番脑筋，下功夫去做笔记，有的还要写出读后感。常常是一本书读完了，他的笔记和读后感竟有一大摞。他把所读的文章大体分成了叙事性的和议论性的两大类。学习叙事性的文章，他非要摸清其中的来龙去脉不可；学习议论性的文章，他又要努力去掌握作者所讲的道理。
那时节，生活的艰难不断地胁迫着韩愈，他常常要被弄到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这正像他在一首诗中所回忆的那样：
居悒悒（忧愁）之无解兮，独长思而咏叹。
岂（岂止）朝食之不饱兮，宁冬裘（皮衣）之不完。
昔余之既有知兮，诚（确实）坎坷而艰难。他整天都处在无法排解的忧愁之中，只好独自长叹。早晨起来，饥肠辘辘，可没有充饥的食粮；冬天到了，冷风飕飕，可没有御寒的衣裳。生活的悲苦，是他早就料想到的。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韩愈也并没有退缩，他仍旧夜以继日、年复一年地刻苦学习。
读书使韩愈具备了相当扎实的学问基础，到了十八、九岁时，他已成了一个通贯古今、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了。他满怀着报国的理想，决心去干一番大事业。“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你看，他当时竟是多么的踌躇满志啊！然而，在封建时代里，读书人实现理想的重要途径是去做官。要想有官职，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靠有名气、有权势的人引荐；一条是参加科举考试。像韩愈那样清贫的年轻人，谁来引荐他呢？所以，只能走后一条路。
唐德宗贞元二年（七八六），十九岁的韩愈离家到京城长安去考进士。他当时虽然处境寒酸，但十分清高自负。他看不起那些富豪人家，心想着同他们争一争高低。一次，他和穷朋友孟郊游览长安城，不禁有感而发，写下了《长安交游者赠孟郊》一诗，表达了自己的志向：
长安交游者，贫富各有徒。
亲朋相遇时，亦各有以娱（各有各的娱乐方式）。
陋室有文史，高门有笙竽（指歌舞）。
何能辨荣悴（瘦弱），且欲分贤愚？
在韩愈看来，自己虽穷，但有志气、有学问，而富贵人家有的不过是轻歌曼舞的舒适生活罢了。将来谁强谁弱、谁贤谁愚还说不定呢！
然而，韩愈还是想得太简单了。在当时的制度下，“学而优则仕”并不能完全兑现。结果他虽有满肚子才学，却依然在这次考试中落选了。此后，他又接连参加了三次进士考试，直考到二十五岁那年，才被录取。考中了进士并不等于马上就有官做。要做官还得去参加一个叫“博学鸿辞科”的考试（吏部主持的专业考试）。于是，韩愈又去考了三次，考到二十八岁，也没有成功。这时，他才深深感到了人生道路的曲折和世事的艰难，因此感叹道：
“我材与世不相当，戢（收起来）鳞委翅（缩回翅膀）无复望。”
为了参加考试，韩愈在长安先后待了八九年。这期间，他什么收入也没有，全靠亲友接济来勉强度日。他照样为生活熬煎着，吃了上顿，愁下顿，过了今天，担心明天。但韩愈毕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官场的失意、生活的凄楚，虽然使他几经挫折，可到底没有使他屈服。他的读书活动还在坚持着，而且读得更深、更广了。这些年，他还在京城一带接触了独孤及、蔡肃等许多著名的学问家，同他们一道切磋诗文，研究学问，得益很大。贞元十二年（七九六），韩愈总算结束了在长安的漂流生活，到汴梁（开封）做了节度使董晋的属官。从此以后，他才开始了政治生活。
韩愈在攀登文学高峰之前，曾经经历了一个艰苦的学习、实践过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一过程可具体分成三个阶段：刚开始是摸索、追求阶段，书读得不少，但若得若失，对其中许多问题都认识不清；接着，是辨识真伪、黑白阶段，对书中一些观点、论述有了一定的分析认识能力，通过实践，也学会了运用；最后，终于进入独立创造阶段，也就是能够吸收、继承前人的经验，不断去创造新的成果了。
韩愈经过辛勤劳动所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在今天同样有着深刻的启发教育意义。
赞孟郊
和韩愈同时代，有一位杰出的诗人叫孟郊（字东野），是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他的诗写得凝深精炼，遒劲挺拔，别具风格，在万紫千红的唐朝诗坛上，可以称得起是一朵清香扑鼻的奇花。孟诗作为唐诗中的一个新的流派，对当时和后世诗歌的发展，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由于孟郊的诗作得绝妙，因此，他同韩愈一样很受人们推崇，被称赞为“孟诗韩笔”。“孟诗韩笔”说的是孟郊、韩愈各自的文学成就。
唐德宗贞元年间（七八五——八五），韩愈在洛中（洛阳一带）地区结识了孟郊。两位诗人一见如故，彼此都十分仰慕对方，很快就结成了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他们终日结伴郊游，饮酒赋诗，总觉得在一起的日子过得太快了。孟郊生性孤僻，忧郁寡欢少年时代曾隐居嵩山（在河南省），自称是山中“居士”；后来又经常游历于洛阳一带，览物赏景，寄情抒怀。他酷爱读古书，又特别勤于写作，当时就已是很有名声的诗人了。因此，韩愈一见面便写诗来称赞他：
孟郊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常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
作诗三百首，冥默（自然吻合）咸池（昔日黄帝之乐）音。
骑驴到京国（指故都洛阳），欲和薰风琴（要附和高雅的曲调）。
这诗句形象地刻画了孟郊的性格特征，概括了他当时的诗文成就。
孟郊是一个很有才学和志气的人，然而在压抑人才的封建社会中，他竟始终得不到赏识和重用，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他一生曾先后三次参加进士考试，直到四十六岁那年才意外地考中了，五十岁时才被分配到溧阳（江苏省西南）做了一名小小的县尉。为此，他在《懊恼》一诗中，曾愤慨地呼喊：“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可见，当时的社会对他的压抑确是太深重了。
韩愈认识孟郊后，非常器重他的才学，格外同情他的境遇。他为了推荐孟郊，曾四方奔走，费尽了心机，可封建官场一直不予理睬。因此，韩愈曾专门写了一首《荐士》诗，为孟郊大鸣不平。诗中写道：
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
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古代力士）。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
寒酸溧阳尉，五十几何耄（老）？
这诗，盛赞了孟郊的才学和品格，说他通习古今，学问渊深；写得一手好诗，笔调冷峭而才力过人；为人正直、刚强，从不去巴结权贵。同时，又深为他的不被重用而感叹：五十多岁了，才做了一个处境寒酸的小小县尉，熬到哪年是个头呢？
孟郊一生穷愁潦倒，常常处在令人难以想象的困境之中。他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为天地宽。
诗中说：他连饭都吃不饱，只好去挖野菜充饥；饿着肚子吟诗，声音都变得凄楚了；由于衣服穿得破破烂烂，出门探望朋友也成了自己的精神负担。你看，他的生活多么悲苦到了冬天，孟郊的日子更难熬了。他没有柴炭取暖，身子都给冻僵了。一次，朋友赠他一车炭，他心情十分激动，当即写了一首《答友人赠炭》，诗中道：
青山白屋有仁人，赠炭价重双乌银。驱却坐上千重寒，烧出炉中一片春。吹霞落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
试想，若不是饱尝过寒冷的人，怎会有这样深的感受？
对于孟郊的贫困，韩愈更是给予深切的同情和关怀。他不仅在物质上常常帮助孟郊，还在精神上不断鼓励他，替他申诉冤屈。他在一首《答孟郊》诗中曾这样写道：
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偷看）天巧。人皆余酒肉，子独不得饱。
競（同“才”）春思已乱，始秋悲又搅。
朝餐动及午，夜讽（诵读）恒至卯（卯时，晨五点多钟）。
古心虽自鞭，世路终难拗（违抗）。
弱拒（指穷人）喜张臂，猛架（指权势者）
闲缩爪。
诗中，韩愈对孟郊的凄凉生活念念不忘，忧虑重重；也为人间道路的坎坷和豪门贵族的冷酷无情而愤愤不平。他常常想道：孟郊的诗虽然写得好，构思新颖独特，文字巧夺天工，但诗人却终日不得温饱，一年四季都处在忧愁悲哀之中。孟郊废寝忘食地诵读、写作，一心向上，可这人世给他的压抑太大了，他违抗不过。他也深深感到：对于孟郊的贫困和艰难，穷苦的人们倒是乐于帮助的；而那些位高权重的富人却总是躲躲闪闪，见死不救……
韩愈不时地关注着孟郊的危难。元和初年（八六——八八），孟郊的三个儿子接连病逝，他得知消息后，担心孟郊经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便写了《孟东野失子》诗，加以安慰。诗中，他假借上天的名义，一再劝说孟郊不必过分忧伤，要心胸宽广一点，往远处想。他说：
吾不女（同“汝”）之罪（我不怪罪你），知非女由缘。
且物各有分，孰能使之然（正好）。有子与无子，祸福未可原（预测）。
有子切勿喜，无子固勿叹。一番话竟劝得孟郊不再那么悲痛了。
官场的挫折，政治上的不得志，生活上的贫病饥寒，加上连年战乱的骚扰，使孟郊经历了和底层人民共同的命运，造就了他那苦涩、忧愤的歌声。孟郊一生写过许多揭露社会黑暗，憎恨统治阶级，同情劳动人民的诗篇，像《寒地百姓吟》《长安早春》《择友》《织女辞》等就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这些诗内容深刻，文笔凌厉，格调清幽，感情真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且看他写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首小诗通过一位慈母为游子缝衣的细节，十分生动地表达了母亲对儿子深挚的感情，千百年来曾打动过无数人的心弦。
韩愈对孟郊的诗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逢人总要夸赞孟诗。在《醉赠张秘书》诗中，他称颂孟郊：
“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芳”。在《送孟东野序》中，他又赞扬孟郊是“不平则鸣”的诗人，把他同孟子、屈原相提并论。孟郊最擅长作五言诗，当时名重天下，韩愈十分敬仰他，常常自愧不如。为此，他特地作了一首《醉留东野》诗，向孟郊委婉地诉说了自己的情怀。诗中道：
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
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
低头拜东野，愿得终始如驱蛩（传说中的两种怪兽，常结伴帮助其它动物）。
东野不回头，有如寸莲（草茎）撞距钟。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
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
在诗的开头，韩愈就以李杜来比喻他和孟郊，表露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和歧异诗风。原来，韩愈作诗雄奇豪壮，而孟郊作诗凝练工新，他们在风格上自有许多不同。接着，又抒发了自己对孟郊的倾慕之情，其中还略略含有几分埋怨。他说：他希望孟郊能像驱蛩善助朋友那样，经常帮助他，使他的诗文不断长进；
可是，孟郊却不大理睬，对他的请求置若罔闻。诗的结尾，他诚恳地表示，愿意像云伴随龙那样，永远追随孟郊，拜他为师。
唐宪宗元和九年（八一四），穷愁一生的孟郊终于艰难地度完了最后一息，在兴元（陕西省汉中市）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几乎难以为生的家。噩耗传来，韩愈呼天抢地，悲痛欲绝。他曾几次前往墓地凭吊，徘徊于坟头间，为自己失去一位诚挚的老朋友，为唐朝诗坛失去一位了不起的歌手而感叹不已。事后，他为孟郊作了一首祭诗：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断绝，故生贾岛在人间。
孟郊死后，他感觉日月星辰都失去了光辉；他时时缅怀故人，心中万分惆怅，只有当想到著名诗人贾岛时，才算得到了几分欣慰。
韩愈和孟郊之间情深似海，他们密切交往的故事就如同他们的诗文一样，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传颂着。
选钟馗
我国古代民间传说中，有个打鬼除邪的英雄叫钟馗，他每走到一个地方，都专门惩治那里的妖魔鬼怪，为老百姓铲除祸害。日子长了，恶魔厉鬼们无不害怕他，穷苦人家反倒供奉他。
相传这钟馗原是唐德宗年间陕西终南山的秀才。他长得豹头环眼，铁面虬须，大耳阔嘴，奇丑怕人。但他秉性刚强，为人正派，知书达理，才学出众，又很受邻里器重。
那一年春季，京城长安将举行大考。主考官是当时名扬天下的大文豪、大学问家韩愈，副主考为大学士陆贽。韩、陆二人不仅自己学识渊博，而且都礼贤下士，格外珍惜人才。这次，听说他俩当主考，朝廷内外不少人曾私下议论说：“此乃国朝之幸运！这回定能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了。”
钟馗在乡里闻说京城开科，又是韩愈做主考大人，心中也非常高兴。一日，他匆匆打点行装，告别亲友，起身前往京都赶考。临行时，乡亲们还一再祝愿他：高中科甲，衣锦还乡。钟馗自己也满怀信心。
到得京城，那里早已云集了四方应考的举子上千人。其中一些富豪子弟见钟馗衣衫破旧，相貌丑陋，纷纷讥笑他。钟馗也全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心想：你们凭衣貌看人，瞧不起我，我更瞧不起你们，看你们一个个脑满肠肥，肚子里哪有真才实学！
正式开考那天，主考大人韩愈、陆贽及早来到考场，见过了全体考生。他俩兴致很高，一心希望着通过这次会试（全国进士考试），能够发现和选拔一批贤才，好为振兴李唐王朝效力。事前，韩、陆二人曾经不辞辛苦，为考试做了一番周密的准备工作；而且他俩还摒弃了旧日考官那种营私舞弊、行贿受贿的坏风气，凡有暗中送礼的，都一概顶了回去。
上午辰时（约为九时左右）许，试题发下来了，考场上立刻变得鸦雀无声。钟馗胸有成竹地展题一看，不由得笑了，原来这题竟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于是，他提起笔来一挥而就；答罢，欣然自得，第一个迈步走出考场。出门时，他回过头来向场内扫视了一眼，发现有几个平素讥笑他的富家子弟正抓耳挠腮，无从下手，便报之以轻蔑的一笑。
当天晚上，鸿胪寺（负责礼宾的官府）馆阁内灯火通明，主考官韩愈、陆贽正端坐在灯下，聚精会神地批点试卷。韩愈一边批阅，一边不住地唉声叹气，他将手中的考卷看来看去，总感觉不中意：有的文章庸俗无聊，信口胡诌；有的虽然有点文采，但内容却空空洞洞。忽然，一份署名“钟馗”的考卷引起了他的兴趣。读着，读着，韩愈不禁失口惊叹：“奇才呀！奇才！此文做得甚妙！”他急忙唤过陆贽，一同再看，陆贽也称赞不绝。二人看了又看，赞了又赞，爱不释手，当即决定选钟馗为进士第一名。接着，又将选中的三十名进士一齐上报德宗皇帝，等候传旨殿试（皇帝亲自出题考试）。
殿试的日期很快就决定了。那日五更时分，皇宫内外钟鼓齐鸣，武士林列，众大臣纷纷步入大殿。韩愈和陆贽相随上朝，一路上他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钟馗的诗文，为这次会试选中了这样的奇才而相互道贺。
殿试开始了。德宗皇帝升朝坐在金銮殿上，钟馗等三十名贡士（即进士）俯伏在阶下，听候招宣。不一会，鸿胪寺正卿（执掌朝祭礼仪的官员）高声宣唱道：“宣贡士第一名钟馗上殿。”钟馗听了站起身来，跟着引见官进入大殿，俯身跪在了地上，等候德宗提问。
却说德宗皇帝这边早将钟馗细细打量过一番，发现他衣冠不整，相貌奇丑，心中甚是不悦，便道：“此人丑恶异常，如何做得了状元？”
韩愈闻言，忙出班奏道：“臣观此人诗赋文章句句琳琅，篇篇锦绣，实为奇才。陛下切不可因人弃才呀！臣以为人之优劣，全不在貌。昔日晏婴虽身高不过三尺，却做了齐国的丞相；周昌说话口吃，却是辅助汉朝的名臣。然而，孔圣人曾经以貌取人，结果失去了贤才子羽……”
德宗听罢，说道：“卿（皇帝对臣下的称呼）言之有理。但想我先祖太宗皇帝时，曾开文学馆，选天下十八英华为学士。至今，那‘十八学士登瀛洲’都被传为美谈。今若以此人为状元，恐四海之内皆笑朕（皇帝自称）不识人才啊！”
韩愈又道：“臣以为钟馗貌虽丑，可才学精深过人，陛下若选了他，正是为以才取人树立了典范。天下不仅不会耻笑陛下，反倒会赞颂陛下。”
德宗听后，陷入了沉思。
这时，班部中闪出宰相卢杞奏道：“陛下，依臣之见，状元郎必须品貌兼优，而此人奇丑无比，实不该为状元。再说，此次会试得中三十名贡士，料也不缺才子，何不另选一人，哪里还用得着陛下这般劳神费心呢？”
说话的卢杞本是朝中有名的奸臣，他平日里倚仗权势，亲小人，害忠良，作恶多端。因为他长得青面红发，所以人们在背地里都骂他“蓝面鬼”。钟馗听了卢杞这番言语，勃然大怒，猛地直起身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人言卢杞是蓝面奸臣，今日看来果然不假！我钟馗生来刚烈，岂肯怕你这‘蓝面鬼’不成？”说罢，跳起来，揪住卢杞衣领，举起手中朝笏（大臣上朝时拿的手板）照头便打。卢杞抱头呼救，金銮殿朝仪顷刻乱作一团。
唐德宗见此情景，顿时大怒，大声喝令武士将钟馗拿下。武士们蜂拥而上，正待捉拿，钟馗早已气得七窍生烟，竟伸手拔出身旁站殿将军腰间的宝剑，自刎而死。这一举动把个德宗皇帝惊得目瞪口呆，众官员也都吓得面如土色。
朝堂上的纷乱刚刚平息，韩愈、陆贽便义愤填膺（胸）地同时出班奏道：“陛下，卢杞身为宰相，不能怜才，反而害才，实属罪过！他说钟馗丑陋做不得状元，他自己被称为‘蓝面鬼’，又怎能做得宰相呢？今日之事若不加追究，必为天下抱怨。”
唐德宗方才受了一番惊吓，对卢杞自有一肚子怨恨，于是，下令将他贬官岭外（今广东省一带），以正嫉妒之罪。
钟馗死后，人们出于对他的敬仰和怀念，逐步把他给神化了，说天上的玉皇大帝看他不避邪恶，封他做了“驱魔大神”，叫他遍行天下，斩除妖邪。于是，有关钟馗打鬼的故事便越传越多，越传越广了。
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在倡导文风、文体改革，促进唐代散文发展方面，立下了很大功劳。为此，宋代的苏轼曾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意思是说，从魏晋开始，经由南北朝，整整衰落了八个朝代的散文，直到韩愈这里才振兴起来。这话固然有点夸张，可它确也表明了韩愈的散文革新对后世的影响之大。
原来，早在魏晋时期，形式主义的浮华文风就已经在诗歌和散文领域里流行起来了。到了南北朝时期，这种恶劣文风更加兴盛，一时竟笼罩了整个文坛。当时，社会上风行着一种骈体文章，正是这种文风的标志。这一文体根本不注重思想内容，而专门追求华丽的形式，在音韵、对仗（对偶句式）、运用典故等方面下功夫，给文学发展造成了严重障碍。我们来看南北朝的散文家、诗人沈约写的几句骈体文：“进不能闲诗西楚、好礼北河，退无以振采六条、宣风万里。”这当中，不仅讲究了声韵、对仗，还在四句话中一连引用了四个典故。像这样做文章，自然太费劲了，凭你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半天也写不出一篇来；即使写出来了，也必然是虚张声势，形式华丽而内容空洞。
浮华不实的文风和文体一直延续到唐代，像初唐时期的王勃、骆宾王等优秀作家也不能摆脱骈文形式的束缚。后来，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等著名作家纷纷出来呼吁改革，提倡恢复古代文学的传统，结果并没有打开局面，扭转风气。中唐以来，由于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相继出现，在诗歌方面有了重大改革，形式主义的陈腐风气被一扫而光，诗坛呈现出了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但是，在散文方面，问题仍然存在着，骈体文在社会上还很流行。
到了唐德宗时期，为了彻底扭转当时陈腐的文风，文学家韩愈和他的朋友柳宗元带头发起了一场散文改革运动。这次改革运动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同时做起的，它为唐代散文的发展和繁荣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韩愈首先在理论上明确提出了“复古”的主张。他说的“复古”，就是要求恢复先秦、两汉时期散文的优良传统，而摒弃当时盛行的矫揉造作的骈体文章。他强调说，写文章要体现“道”“辞”并重，做到内容和形式统一；要坚决去除那些不必要的陈词滥调，做到“文从字顺”；要坚持“文以鸣道（即宣传圣人之道）”“言之有物”的创作原则，使作品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些主张的提出，就好像在战斗开始前吹响了号角一样，震动了当时的文坛，鼓舞了作家们的士气。那时，不少年轻作家都积极行动起来学习古文，从事创作。他们遇到问题，就向韩愈求教，韩愈也总是耐心地给予指导帮助。青年学生李翊向他请教学习和创作古文的方法、要领，他便接连写了《答李翊书》《重答李翊书》，系统地讲述了自己读书和创作的经验。文中，他谆谆告诫李生要多读书，善读书，重在领会前人著作的精神实质；勉励李生加强自身品德修养，先立行，后立言，逐步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韩愈的帮助使李翊进步很快，终于也成了古文家。
在提出一套新的创作理论之后，韩愈又以身作则，带头写起了新式的散文。无论是给皇帝的上书、给亲友的书信，还是其他政论文、小品文、序文和祭悼文章，他都根据先秦古文的规范要求，精心撰写。他的文章大都写得感情充沛、文笔流畅、气势磅礴，很能打动人。因此，一时间人们都争相诵读、仿效。他的著名的散文《送李愿归盘谷序》，曾被苏轼推崇为唐代散文的“压卷之作”。这篇文章真切、形象地刻画了那些趋炎附势的官迷，对他们进行了辛辣的嘲讽，通篇叙议结合，生动活泼，达到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送董邵南序》全篇只有一百五十多字，却包含着异常丰富的内容。它充分表达了作者反对地方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同样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其余像《张中丞传后叙》《进学解》《杂说》《柳子厚墓志铭》等，也都各有特色，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
特别值得称颂的是，韩愈运用语言的功夫很深，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是警句连篇，妙语横生。他创造的许多语汇，像“落井下石”“出类拔萃”、“虚张声势”“伤风败俗”“愤世嫉贤”“闲居独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等等，已被沿用为成语和格言，至今都在群众中广为流传。韩愈特别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来形象化地加以表现。一次，他欣赏了一帧古画，写成了名作《画记》。
古画中原有人物、牛马、车辆、兵甲、器械、猎获物等五百多种物象，头绪纷繁，可是经他一描绘，竟样样清晰，如在目前。其中，对画上马群的描述尤为出色。他仅用了短短七十六个字，便准确地刻画了马的二十七种动作、姿态，给人以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感觉。为此，人们曾盛赞这《画记》是一篇物尽其妙、情趣盎然的佳作。
韩愈性格直爽、风趣，待人诚恳、热情，加上他学识渊博，深孚众望，所以朋友很多。像当时的著名作家柳宗元、刘禹锡、孟郊、贾岛、李贺等，都同他有着极深厚的友情。他当过国子监祭酒（管理最高学府的首长），因而又有不少敬仰他、学习他、模仿他的学生。这一来，韩愈便在文坛上处于一呼百应的地位。于是，在他的倡导下，很快便掀起了一个社会性的古文写作运动，那种盛行一时的骈体文章竟逐渐被取代了。
知难而进
韩愈在领导唐代古文运动中，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当时，社会上有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群起而攻击他，连他的一些老朋友和学生也常反对他。但是，他并没有因此退却，相反，却始终知难而进，坚持斗争，直到取得了这场改革的最后胜利。
唐德宗贞元年间，社会上教师的地位越来越低下，求师的风尚也好久不流传了。当时，不少有才学的人都不愿当老师；而更多的人则以求师为耻辱。这种状况的存在，给韩愈培养和建立古文运动的骨干队伍，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怎么办呢？韩愈反复地思索着：不去培养青年作家，尽快建立一支文学骨干队伍，古文运动就不能深入下去；而要进行这项工作就得有勇气向世俗挑战，彻底扭转眼前的状况。思来想去，他决定走后一条路。
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八二），韩愈写出了著名论文《师说》。文中，他深刻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恶习，大力提倡尊师重道，公开号召学习先秦、两汉的文章。与此同时，他还以身作则，积极招收学生，勇敢地承担起了向青年学者们讲授古文、传道、解惑的义务。韩愈的所作所为触犯了士族权贵们的利益，因而一时间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些贵族大官僚们组织力量对《师说》大批特批，简直把它说得一钱不值。他们咒骂韩愈是“狂徒”，指斥他胆大妄为，有人甚至提出要将他撤职查办。
面对着恶势力的猖狂反扑，韩愈坚定不移，丝毫不为所动。他接连不断地写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仍然坚持向学生们传授古文，并耐心地指导他们从事古文创作。韩愈这样做，在当时要担很大的风险。他自己官卑职小，只是个从七品的国子监四门学博士（大学教师），一旦得罪了权贵老爷们，不仅对日后的前程不利，弄得不好，还会招致更大的灾祸。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韩愈却并没有顾忌这些，他一直在顽强地奋斗着。
在古文运动中，韩愈曾提出了“不平则鸣”的战斗口号，并且亲自动笔写作了大量揭露社会弊病，“鸣不平”的文章。他的《原毁》尖锐地揭露了当时上层社会普遍存在的怠惰与妒忌的恶劣风气；他的《与崔群书》有力地鞭挞了豪门贵族埋没人才的做法；他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又辛辣地嘲讽了那些阿谀奉承，一心向上爬的官迷。韩愈在写作这些文章的时候，学习了先秦、两汉古文的表现技巧，在文体和风格上进行了一番大胆的改革尝试。
然而，韩愈的行动又一次使自己受到了围攻。贵族大官僚们对他恶毒诽谤姑且不说，就连他的一些朋友和学生也出来指责他。
当时，他曾写作了一篇《毛颖传》，是学习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及先秦寓言、民间故事而创作的传奇小说。在这一作品中，他借着为毛笔立传，讽刺了封建统治者的刻薄“少恩”，同时斥责了昏庸无能、妒才嫉贤的官僚。这实际上是一篇出色的政治讽刺作品，在古文运动中是很有意义的创举。对于这类文章，当时社会上竟议论纷纷，责难甚多。韩愈的老上司、当朝宰相裴度，虽然在政治上他们志同道合，但各自的文艺观点却大不相同。裴度在《寄李翱书》中就直截了当地指责韩愈是“以作文章为儿戏”。对于老上司的责怪，韩愈早有预料。他并没有盲目地去服从这一“长官意志”，相反，却更加紧了这类文章的创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敬了老上司。也有来自下面的批评。韩愈的得意门生张籍，曾为此接连写了两封信——《上韩昌黎书》《上韩昌黎二书》，批评他“以繁杂而无根据的言语作文字游戏”，还埋怨他论战态度生硬，不顾惜情面。韩愈读了这两封信，并没有摆出师道尊严的架势而大发雷霆，只是平心静气地回了两封信——《答张籍书》《重答张籍书》，进一步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和学生辨明是非。他一方面接受张籍的意见，承认自己辩论时态度有点高傲；另一方面又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强调了写文章要注重实际，敢于创新，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毫不动摇。这次争辩以后，韩愈说服了张籍，师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了。
韩愈领导古文运动几十年，终于获得了成功，唐代的文学因此得到了新的更大的发展。他所提出的“文以鸣道”“不平则鸣”等文学主张，越来越显示出了其进步性，受到了后人的推崇。到了宋代，欧阳修、苏轼等人又搞了一次古文运动，实际上就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阻迎佛骨
（一）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这哀婉而沉痛的诗章，是韩愈在贬官潮州（今广东省潮安）途中，触景生情，写给他的侄孙韩湘子的。诗中讲道：他本想为朝廷革除弊事，因此冒昧上疏皇帝，阻迎佛骨，结果被贬降到荒僻的潮阳做了地方官。
韩愈为什么会遭遇这样大的挫折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唐朝中叶，宗教迷信在国内非常盛行，僧侣阶级地位优越，享有免税和免役等特权。他们和封建统治者串通一气，在思想上麻痹人民，在政治、经济上奴役、盘剥人民，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当时，上至王侯大臣，下到黎民百姓，信佛信教者不计其数；每遇水旱之灾，人们求神拜佛的现象更为严重。百姓中有不少青壮年男子甚至不惜抛妻别子，出家去当和尚……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八一九），京城凤翔的法门寺里收藏着一块化石，僧人们纷纷传说这是佛祖释迦 牟尼的遗骨，顷刻间，闹得京都满城风雨。这时，朝中皇甫等几个奸臣想借此大发横财，于是在宪宗面前竭力撺掇，要求迎取佛骨供奉。宪宗本来十分迷信佛教，平素好求神拜佛，听了皇甫的话，更不辨真假，当即决定，择吉日迎取佛骨进宫，供奉三日；而后将它相继送到京城十座寺庙展示。
此刻，身为刑部侍郎的韩愈正在东都（洛阳）巡视公务，听到消息后，他昼夜兼程赶往京都，想劝阻皇上迎奉佛骨。
韩愈刚刚进城，就撞上了皇甫鋪的车子。他一向讨厌这个依靠阿谀奉承爬上高位的人，正想避开，不料皇甫早已发现了他，下得车来，笑容可掬地上前说道：“韩侍郎回来得真巧啊！刚才皇上还念叨你呢。明日将举行迎取佛骨的盛典，看来又要托你的妙笔传世了。”说罢，捋着胡子干笑了起来。
韩愈瞅了他一眼，正色说道：“我这次兼程赶回，为的是上奏皇上，禁迎佛骨，惩治倡此议者！”
皇甫听了，不觉吃了一惊，低头沉吟道：“哦，原来如此。”
韩愈接着又说：“如今战乱初平，百废待兴，国家正值贫困。然而，佛门却妖言惑众，广招门徒，任意挥霍资财，真乃可恶。愈沿途看到，黎民困苦，田园荒芜，可寺庙巍峨，僧侣成群，如此下去，成何体统！而今陛下还要亲迎佛骨，这一来，局面恐怕就更不好收拾了。”
皇甫听罢皱了皱眉，不无感慨地叹道：“是呀，我也这么认为，可迎佛骨是皇上的主意呀！”
“那就应该上疏直言，加以劝阻。”韩愈愤愤地说。
“这样吧，韩侍郎，”皇甫眨巴着眼睛，说道，“你鞍马劳顿，先回府休息。我现在就进宫一趟，再劝劝皇上。”
韩愈拨马回府，皇甫鋪登上了车，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低声骂道：“不识眼色的老东西！有种的，你去捋捋虎须吧。”接着，他驱车直奔寺院，又去张罗第二天迎佛骨的事情去了。
韩愈回家后，哪里有心思去休息。他对皇甫原本不放心，于是吃罢饭又到宰相府去找裴度商量。韩愈向裴丞相说明了来意，谁知这位一向耿直的老臣听后竟摇起头来，对他说：“难哪！皇上向来好佛，你我不是不知道。如今他执意迎取佛骨，满朝文武又齐声响应，况且一切都已准备停当了，凭你我之力能阻止得了吗？依老夫之见，你还是多想想德宗时期的教训，不上疏为好吧！”
韩愈很扫兴地离开相府回到家中，一夜都没有睡好。他思绪翻腾，不禁回想起了德宗年间发生的事情：当时，他正担任监察御史。面对着宫廷中日益增大的开销，德宗决定实行“宫市”的办法。这“宫市”，就是要求商业贸易行业定期为宫廷开放，廉价出售宫廷日用品，到时由皇室派出太监去采购。可恨那些太监们狐假虎威，蛮不讲理，到了集市上见货就拿，不给就抢，不但不付钱，有时还动手打人。因此，商人们个个怨气冲天，纷纷要求罢免“宫市”。他自己也实在看不惯这种做法，于是上疏德宗皇帝，请求废止“宫市”。没想到竟惹恼了德宗，把他给贬谪到阳山（今广东西北部）做了一名小小的县令……想着，韩愈不由得长叹起来：“唉，如今又将上疏宪宗皇帝，谁能料到会有什么后果呢？”可一转念，脑海中又浮现出了沿途看到的情景：佛门高僧一个个富比王侯，专横跋扈；而百姓们为了求神敬佛，却弄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于是，他又下定了上疏皇帝的决心。
第二天一大早，韩愈吃过早饭，就带了几名仆人骑马上街了。他想到城西延康里去找学生又是好友的张籍，再商量一下这事该怎么办好。
走过启夏门，便听到从西边传来沉闷的大鼓、铜钹、法螺的声音，霎时，如江海翻腾巨大的声浪一阵紧似一阵。韩愈立刻明白：是佛骨进城了。再往前走，道路已被阻挡。街上车马奔突，人群熙攘，一片杂沓混乱的景象。他们抄小路穿过几个街坊，好不容易来到了皇城西门。这里的情形显得更糟；大街两侧的彩楼上分别坐着各寺的长老、高僧，他们正领着一班和尚闭目诵经。数不清的男女老少从马上、车子里或踮起脚尖往彩楼上胡乱扔着金银、首饰、珠宝、香炉……更多的是用黄布包着的、不知积攒了多少年的碎散银钱。彩楼下跪着许多面目黧黑、衣衫褴褛、血肉模糊的僧人和信徒，看样子他们是从外地一路风尘、肘爬膝行、一步一叩赶来的……
韩愈实在看不下去了，正想招呼仆人离开，忽听得爆竹连声，鼓钹齐鸣，原来是迎送佛骨的队伍过来了。走在前面的是身着绯（红色）衣的中使杜英奇，他双手捧着黄缎圣旨，步伐异常缓慢。后面跟着三十名盛装的宫女，每人手持一束鲜花。接着是化装的狮子、白象、麒麟、猛虎，随乐声而跳跃……最后才是由几百僧人抬着的宝帐，高三丈余，好像行宫一般；帐中左右立有金塑菩萨侍从；中间设一高座，座上放一七宝圆砧，砧上摆着装有佛骨的水晶匣子。人群发疯似的往前挤，无数妇女抽脱金钗、扯下环珮往行列里扔；一些人不顾军士拦挡，俯身在金帐前，有的为了表示虔诚，一口咬下自己的手指头，更有甚者，竟挥刀砍下左手，用右手举着……
韩愈越看越生气，禁不住愤愤说道：“愈舍命也要上疏劝谏！”他想张籍那里是去不成了，便急匆匆调转马头返回自家府上。
（二）
这天下午，张籍来了，韩愈将自己的想法全部告诉了他。张籍听了微微蹙起双眉，在地上踱来踱去，好半天才说：“先生，你忘了德宗晚年上疏废止‘宫市’的遭遇了吗？”
“忘不了，文昌（张籍的字），”韩愈激动地说“你也还记得你那些借古讽今的乐府诗吗？在《董逃行》一诗中，你曾悲愤地呼喊汉家几时重太平？如今，国家好不容易得到一刻太平，岂能又使她陷于动乱吗？”
张籍望了望这位年过五旬、鬓发斑白的老师，满腹的话儿不知从何说起，他含着泪花说：“我理解你的心情，只是这奏疏一上……”
“吾知一言出口，必犯天威，不过，只要皇上肯采纳一、二，愈获罪也心甘情愿。”
师生二人你言我语，一直谈到傍晚时分。吃罢饭，张籍起身告辞，还一再叮嘱韩愈：“先生，奏疏中的言辞一定要多加斟酌啊！”
天渐渐黑下来了。韩愈呼唤儿子韩胆设案焚香，他要写奏疏了。香案很快设好了，庭院里顿时香烟袅袅。韩愈朝宫城方向拜了三拜，随即回房草拟《谏迎佛骨表》。
他情绪激烈，在表章一开始就列举史实说明：佛教未传入中国时国泰民安，国君都享有高寿；佛教传入后，动乱相继出现，信佛的君主在位短促，大都死于祸患。接着，又联系当今实事，历数了佛教蛊惑人心、伤风败俗、为害百姓、挥霍资财的种种罪恶，指出：皇上若亲迎佛骨，历送各寺院陈设，会使臣民更加狂热，后果将不可收拾！
夜深了，韩愈仍在挥笔疾书。烛光映红了他的脸，他越写越激昂了。在奏表的结尾，他大胆陈述了对佛骨的处置意见：将此腐朽之骨付之水火，永绝后患！
天亮以后，韩愈匆匆送出了奏疏，回到家中，觉得总算尽了职责，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了。
就在这一天，唐宪宗向佛骨顶礼的大典开始了。钟楼上传出了“空崆”的钟声，顷刻，整个宫城仿佛屏住了呼吸一样。宪宗乘辇，由驾仗为前导来到明德殿。他下辇登上丹墀（红色台阶），太常卿（执掌宗庙礼仪的官员）手执黄麾（旗子）一摇，庞大的乐队立即奏起了庄严的佛曲《释迦牟尼》。宪宗一进殿堂，也被那奢华的布置和肃穆的气氛震住了。在一套繁琐的礼仪之后，司礼太监跪读了祝文，宪宗也暗自在心中默祷了几句，才算是顶礼完毕。接着，皇后、皇子、皇妃也依次顶礼。
礼毕，宪宗传旨赐给主持典礼的僧人及城内各寺大批金银、锦帛，还决定第二天将由王侯顶礼。
盛典结束后，宪宗便到禁苑（皇宫后院）里骑马游玩，直至傍晚时分才回到中和殿寝宫。他刚坐下，太监就上前禀报：“刑部侍郎韩愈有一奏疏。”宪宗此刻正饶有兴致，听说韩侍郎有奏章，便道：“快拿给我看。”他满以为这一定是篇赞迎佛骨的华丽辞章，于是急不可待地揭开了封签。看着，看着，那些尖刻的词句直刺他的心肺，他脸色渐渐变得铁青了；到最后，终于忍不住猛击御案喊道：“传旨！”
皇甫缚被召进宫来，宪宗气愤地将韩愈的奏疏扔给他，说：“这韩愈反迎佛骨，还咒我短命，真乃可恶！”
皇甫看完奏疏，连声道：“此人一向目无君父，确是狂妄已极！”
宪宗阴沉着脸，用手指在案上连敲了几下。皇甫明白，这是要杀人的表示。
第二天上朝时，宪宗将准备杀韩愈的旨意告知了文武官员。裴度和崔群等宰臣赶忙俯身为韩愈求情：“陛下息怒。韩愈正因为忠心为君，才敢于不怕处罚，上疏直言。他冒犯了圣上，望能宽恕。”宪宗依然怒气冲天，不肯轻饶，于是事情只好暂时搁置下来。裴度、崔群等人又去拜托一些皇亲国戚出面求情。
韩愈上奏疏的消息很快传出了宫廷，长安城内到处街谈巷议，人们谈论他比谈论佛骨还要热烈，其中，有的称赞他遇事敢言，不怕得罪朝廷；也有的却埋怨他多管闲事，自讨苦吃。倒是许多士卒发表了奇特的意见，他们说：应该让韩愈当统帅去带兵打仗，因为他连佛骨都敢投之水火，一定是天下最果敢、最有胆识的人。
此刻，韩愈自己反倒心地坦然，不去忧虑什么了。有空，他依旧坐在书房里读书；来了客人，他照样热情接待；关于对他处置的传闻一日三变，他一概置若罔闻。两天来，他到刑部去过几次，了结了由他经手的一桩案件。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眼下正等待着宪宗对他的严厉惩罚。
正月十四日，圣旨终于下来了，贬韩愈为潮州刺史，并命他即刻动身。消息传到韩愈府中，重病的女儿听说父亲获罪即将远谪，急得昏死了过去。韩愈呼唤了好久，她才醒来。韩愈对呜咽的妻子卢氏说：“赶快找个医生给她治一治吧。罪臣家眷不准久留，收拾一下你们随后动身。”
昏沉无力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春明门外的长亭上只有张籍在那里等候，见韩愈到来，他斟了一杯酒送到面前，含泪说道：“此去行程万里，关山重重，望先生多加保重。”
韩愈接酒饮下，老泪纵横，望着张籍，深情地答道：“愈虽年过五十，可决不自弃！只要有一息尚存，定要造福于地方！”说罢，将马缰绳一抖，纵马而去……
推崇李杜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此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
（《调张籍》）
这是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八一六）韩愈写给他的知心朋友张籍的一首诗。诗中，他对盛唐时期两位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颂他们的诗文象光焰万丈的灯塔，永照后世；同时，对那些毁谤李杜文章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说他们简直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李杜的无比敬仰之情。
韩愈在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诗歌呢？其中自有一番来历。
大家都知道，李白、杜甫是我国古代诗坛上的两位出类拔萃的大诗人，他们的诗歌代表着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对当时和后世诗歌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白的诗想象丰富，情趣盎然，就像大海中的波涛、天空中的彩云一样，变幻无穷；气势壮阔，格调豪放，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读起来使人感到惊心动魄。相传李白常常带醉作诗，竟可以“斗（一种酒具）酒诗百篇”，而且落笔时连风雨都会赶来助兴，诗成后连鬼神也被感动得掉泪。因此，人们惊叹地把他比作天上下凡的“仙人”，称他为“诗仙”。杜甫的诗朴实、流畅、雄浑、含蓄，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闪射着现实主义的光辉。读他的诗就如同翻阅一部生动、形象的历史画卷，能够清晰地看到当时社会生活的面貌。因此，人们都把他的诗称作“诗史”，把他尊为“诗圣”。
称赞李白、杜甫为“诗仙”和“诗圣”，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然而，在当年李杜从事创作的时期人们对他俩却并不十分了解，态度也比较冷淡。那时发行过的一些诗集很少选入他们的作品。特别是杜甫，更不被人重视，他写了那么多出色的诗篇，在同时期的著名诗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提到过。为此，杜甫在晚年还曾发过一通牢骚。他在《南征》一诗中写道：“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就饱含着一种幽怨的情绪。直到杜甫逝世后很长时间了，他的诗还只流行于江汉之间，并不普遍，甚至连江东一带也不怎么知道他。更让人气愤的是，后来有些妄自尊大的评论者竟随意鄙薄李杜的诗歌，说他们的诗远比不上“初唐四杰”（王勃、卢照邻、骆宾王、杨炯）的诗优美多姿，也不及王维的诗凝深高雅。有人甚至说：李白不过是酒醉后写一点风花雪月；而杜甫只能同村夫野老相唱和。元和八年（八一三），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算是第一次公开出面颂扬杜甫的文学成就了。他为杜甫写了一篇墓志铭，热情地评价了杜诗的丰功伟绩，在当时很有影响。遗憾的是，元稹在肯定杜甫的同时，却把李白给贬低了一番，说他的诗无论在气势、格调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同杜诗相差甚远。
李白、杜甫这两位伟大诗人所遭遇的不平，引起了当时文坛领袖韩愈的注意。韩愈一向钦佩李杜，常把他们当作自己学习的典范。他每每对朋友和学生们谈到李杜的诗歌，总是赞不绝口。自从倡导古文运动以来，韩愈更加认定：李杜诗歌值得推崇，它们表现了丰富的社会生活，有着充实的内容；同时也显示出了高超的艺术造诣。这些都是浮华藻丽的骈体诗文所无可比拟的。因此，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别人对李杜诗歌的诋毁，当然也不满意元稹提出的看法。韩愈想道：人们所以不尊重李杜主要是对两位大师的成就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此，如果不加以澄清，久而久之，必然会贻误后世，影响到诗歌的发展。
于是，韩愈公开站出来说话了。他在各种场合下，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都明确地表示了态度，一次又一次地为李杜辩白，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诗歌成就，而且批评、指责了那些“有眼不识泰山”的评论家。他的《调张籍》一诗就是在这期间写下的。他还写过一首《荐士》诗，诗中道：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凌暴。
在他看来，唐代文章兴盛，开始时陈子昂的成就最突出；后来文坛更加兴旺，竟出了李白和杜甫，其他人的诗文一下子便相形见绌了。在《感春四首》之二中，又这样写道：
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
他对李杜作诗豪放、自由、不拘一格，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有一次，门生张籍手里拿着一份《石鼓碑文》（相传是周朝遗留下来的文物），要求他作一篇《石鼓歌》加以颂扬。韩愈感到非常为难，便对张籍说：
“李白、杜甫这两位大诗人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自己才疏学浅，恐怕担当不起这一重任吧？”后来，在张籍的一再劝说下，他才动笔作了一首《石鼓歌》，开篇写道：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杜甫）无人谪仙（李白）死，才薄无奈石鼓何。
诗中，他对李杜的无限崇敬之情，得到了明显地表露。韩愈在当时文坛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可以一呼百应，因而他对李杜所给予的正确评价便不同凡响，立刻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果。打那以后，人们开始把李白、杜甫相提并论了，他俩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被明确肯定下来了。一时间，评论和学习李杜诗歌的人越来越多，一些文人学士更是开口李白，闭口杜甫，简直把两位诗人当成了：“至圣先师”。原来那些贬低李杜的评论家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到了宋代，李杜的名声变得更为显赫。许多知名的大诗人，像苏东坡、黄庭坚、王安石、陆游等人，无不接受李杜诗歌的影响，学习和继承了他俩的风格。
听颖师弹琴
和韩愈同时代，有一位著名的音乐大师叫颖师，就住在长安城郊的一座寺院里。这颗师是一个出家的和尚，却操得一手好琴。他弹奏出的琴声似行云流水，纵横奔放，如百鸟鸣唱，变幻莫测，时而激越、高亢，时而回旋、低沉，听到的人没有不叹服的。每逢颖师独坐在寺院的窗前焚香鼓琴的时候，总会引来许多听众。人们站在他的周围，屏声静气地听他弹琴，当弹到悲伤哀怨处，大家无不凄然泪下；而弹到欢快激昂处，举座又不禁破涕为笑……
颖师弹琴，当时名声很大，不仅附近的人们常去听琴，就是远道慕名来访者也络绎不绝。一次，著名诗人李贺抱病路过长安，住在城郊一家客店里。在一个云净月明的晚上，李贺独自在店外散步，竟被颖师的琴声所吸引，不由自主地踱到寺院去听他弹琴。颖师见来者病容憔悴，起初十分惊讶，细一打听才知是怀才不遇的诗人李贺，不免同情起来。于是，便弹了一支喜悦轻快的曲子，为他解愁。一曲终了，李贺顿觉心弦激荡，精神畅快，仿佛病体一下子康复了一样。他一边赞叹不绝，一边要求颖师再弹几首。就这样，琴声一直持续到夜半时分方才止息。
离开长安归家以后，李贺写成了一首《听颖师弹琴歌》，热情洋溢地赞颂了颖师高超的琴技。诗中写道：
芙蓉叶落秋鸾离，越王夜起游天姥（山名，在浙江）。
暗佩清臣敲水玉（水晶），渡海蛾眉牵白鹿。谁看挟剑赴长桥，谁看浸发题春竹。
诗人通过丰富动人的联想，用芙蓉落叶、秋鸾离巢、越王夜游、水晶碰击、仙女牵鹿、周处斩蛟、张旭题字等一系列比喻、神话和典故，把颖师的琴声描绘得恍惚迷离，奇趣盎然。
韩愈也是深爱音乐的人，他听说颖师操琴造诣很高，早想见识一下。
一天，吃罢晚饭，韩愈带了一名小童到颖师的住处，正碰上琴师焚好了香，准备鼓琴。韩愈仔细一看，摆在面前的竟是一张长三尺六寸的中型古琴，桐木制作的琴盘上缀有七根闪闪发亮的琴弦；只消稍微拨动一下，便发出铮铮的响声。
颖师坐下来，同韩愈叙谈了片刻，便问道：“官人要听什么曲子？”韩愈接口说道：“先弹一支《操》曲吧。”原来这古代琴曲中，有《畅》曲和《操》曲之分，前者曲调清新欢快，而后者却回环忧伤。韩愈近来心情不大好，所以提出要听支《操》曲。
颖师按照韩愈的吩咐，开始抚琴了，只见他正襟危坐，全神贯注，面部表情十分庄重。韩愈在一旁坐着，神态也不由得严肃起来。琴声响起来了，一开始显得格外轻柔细碎，就像孩子们在窃窃私语，在小声吵架一样。韩愈仔细地听着，忽然琴声发生了变化，好像有千百万勇士奔赴杀敌的战场，那昂扬杂沓的声音响成一片，使他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韩愈正感觉气氛有点紧张，猛地琴声变得悠扬了，宛如柳絮在漫天飞舞，浮云在长空飘荡，纵横变幻，叫人捉摸不定。听到这里，韩愈的心神也随之有点飘飘然了。就在他沉醉于这悠扬的曲调之中的时候，一霎时，琴声又变了，听起来仿佛是百鸟在宛转鸣唱，其间夹杂着一只凤凰的歌声，显得无比嘹亮。接下去，琴声逐渐趋向高亢，愈到后来便愈加尖细，好似爬山的健儿在向着顶峰一分一寸地艰难地攀登，而正当胜利在望时，气力将尽，几乎有点衔接不上了。韩愈正听得出神，骤然间飞出一个下滑的强音，就如同有人从峰顶失足跌进了万丈深渊一样，他的身心不禁为之一震。再一听，琴声已越来越低，继而如诉如泣，哀伤不止……
一曲弹完了，颖师立起身来，长吁了一口气，凝神思索了一会儿，准备接着再弹下去。而坐在一边的韩愈，此刻早已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了。他很想再听一曲，可又担心自己感情上经受不住，于是只好伸出手来阻止颖师，一边说道：“颖师啊，你真是一位技艺卓绝的音乐大师！听你演奏，就好比一会儿寒冰入肠，使我周身发冷，一会儿火炭入肚，又使我热血沸腾，实在受不了啊！”颖师听罢，急忙谦恭地说：“官人过奖了！贫僧琴操只属一般，所以打动了官人，正是官人善于听琴的缘故啊！”
这次听琴以后，韩愈依照自己的深切感受，写成了一首《听颖师弹琴》诗：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
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
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
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
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
推手遽止之，泪衣湿淋淋。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这首听琴诗写得激昂顿挫，真切传神，别具一格，有着浓厚的现实主义特色。它同李贺那首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听琴诗争奇斗艳，各显其妙，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反复吟诵、赞扬。
韩柳之谊
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尽管他们在思想意识和政治见解上存在着很大分歧，但在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方面，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异常频繁，友情也十分深厚。
说起来，韩愈要比柳宗元年长五岁，可他只比柳宗元早一年考中进士。在这之前，他们就相识了，彼此都很钦佩对方的才学。当时，韩、柳二人在社会上已经大有名声，他俩写的诗文，人们都争相传诵。过了几年，当韩愈担任监察御史时，柳宗元做了监察御史里行（御史的见习官），他们竟成了同事。这期间，两人的关系更为密切了，经常坐在一起讨论政事，切磋诗文，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尽管有时也为一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可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友谊。唐宪宗元和初年（八六），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改革集团而被贬降到永州（湖南省零陵）做了司马，许多过去的朋友都因此疏远他了。此刻，韩愈已由江陵（湖北省江陵）调回京城任职，而且官越做越大了。韩愈虽说对王叔文集团不满，但他并没有忘记同柳宗元的深情厚谊。他们之间不断有书信往来，倾吐着相互思念的感情；不管谁写出了新的作品，也都要介绍或寄送给对方，征求意见。书信还常常是他们讨论学术问题的工具。在书信中，他们对哲学、政治、文学、历史以及人生等问题，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都希望得到对方的支持。当观点出现严重分歧时，彼此各不相让，就展开激烈的争论。有时为着辨明一个问题，他俩竟要往复许多书信，争论好长时间。
韩愈特别看重柳宗元的才华，经常向学生们推荐柳宗元的文章。一次，一个叫韦珩（即韦中立）的青年向他求教写文章，他进行了一番指点之后，便奉劝他去找柳宗元。他谦恭地对韦珩说：“柳宗元的文章议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家，深博无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见地。这些，我都自愧不如。你若能跟随他学习，长进会更大。”以后，韦珩果然跑了许多路，到永州去向柳宗元求教。柳宗元一方面耐心地指导帮助他写作；同时，也反复向他介绍了韩愈的文学成就。柳宗元说：“韩愈的才学要高过我许多倍。他的文章雄奇豪壮，流畅通达，只有汉代的司马迁可以相比，连扬雄也远不如他才思敏捷，气势浩荡。”在文学方面，韩愈和柳宗元一贯都是这样尊重对方的。
韩愈倡导古文运动期间，柳宗元始终同他并肩站在最前列。这两位古文运动的领导者，虽然在领导方法上有一些区别，但对于运动的胜利来说，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谁也不可缺少。韩愈不断地给运动指出明确的方向，并且提出具体的要求；而柳宗元则主要是用自己大量优秀的作品来参加并指导这一运动。韩愈最初提倡古文，受到的打击和阻碍是很大的，包括他的老上级，老同事和学生在内，不少人都起来反对他，嘲笑他。这时，只有柳宗元十分坚决地同他站在一条战线上，热忱地支持他。当韩愈因写作《毛颖传》而遭到一些人围攻、耻笑的时候，柳宗元挺身而出，为他作了辩解。他义正词严地反击那些嘲笑者们说：“你们所喜爱的文章不过是一些模拟、抄袭前人，形式华丽而内容空洞的东西罢了，哪里能识得真正的好文章！”韩愈提出了“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要求人们写文章要“言之有物”，宣传正确的思想观点。柳宗元完全赞同这一主张，同时写作了许多论文，进一步充实了韩愈的理论。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战斗口号，要求作家敢于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柳宗元便用自己的创作实践积极响应，带头写作了大量“鸣不平”的作品。就这样，韩愈和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一起大声疾呼，鼓舞士气，一起从事创作，实践改革，一起培养青年，组织队伍，终于使这场运动获得了成功。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八一九），柳宗元在柳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去世了。逝世前，他给老朋友韩愈写了一封长信，托他关照自己的子女。那时，韩愈正在京城担任国子监祭酒，听到柳宗元逝世的噩耗，大为悲痛。他取出柳宗元生前给他的一封封书信，反复诵读，不禁潸然泪下。为了缅怀老朋友生前的功绩，他不顾日常公务的繁忙，赶写出了《柳子厚墓志铭》。在铭文中，他充分肯定了柳宗元在文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和杰出贡献，深深地寄托了自己的哀思。
柳宗元死后的第三年，柳州人民为纪念他而修筑的罗池庙宇落成了。人们专程去找不久前升任吏部侍郎的韩愈，请他为新建的庙宇写篇碑文。韩愈欣然接受，很快就写出了《柳州罗池庙碑》。这是一篇仿照柳州民歌写成的散文诗，地方气息很浓。全篇仅一百五十多个字，字字珠玑，充分表达了对柳宗元依依难尽的怀念之情。碑文的第一段这样写道：
荔枝红啊香蕉黄，我们把它同菜肴一起捧进了柳侯的神堂。远远望见柳江那边飘来了柳侯的灵船，那船上插着两面白旗，在轻风中飘拂、回荡。等候好久，还不见柳侯来啊，我的心情不知多么忧伤！
这篇碑文篇幅短小，文采缤纷，格调明朗，音韵和谐，很适于记忆和传唱。柳州人民每逢祭奠柳宗元，总要把它拿来歌唱。
韩门诸子
韩愈身为唐代文坛的领袖，又亲自做过教师工作，因此在他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人才。其中，有些相当出名的人物，在当时被称作“韩门诸子”。
韩门诸子中，有孟郊、张籍，这俩人十分敬仰韩愈，常同他结伴郊游，议论诗文；有皇甫提、李翱、李汉，他们都继承了韩愈的学说；有贾岛、刘，都是韩愈的弟子；此外，有李贺、沈亚子，常跟随韩愈学习；还有个叫来无择的人，深得韩愈作文之法，而后又传给了弟子孙樵。
韩门诸子中，孟郊、张籍、贾岛、李贺最擅长作诗，是当时顶有名望的诗人；皇甫提、李翱、李汉、孙樵最擅长写文章，是当时大有作为的散文家。因此，人们常称赞韩门为“诗文之宗”。
韩门诸子虽然一个个都虚心学习韩愈的艺术风格，深受韩愈影响，但是，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他们经过苦心钻研，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又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孟郊作诗冷峭凝深，贾岛作诗清癃（瘦）挺拔，所以人们常用“郊寒岛瘦”来评论他俩的诗风。张籍的诗篇多叙事，内容丰富，语言精练，格调清新，富有民歌特色。他和当时的著名诗人王建都继承了汉魏乐府（当时的一种新体诗歌）的优良传统因而人们把他俩的诗崇尚为“张王乐府”。那李贺作诗更加别出心裁，不仅构思奇特瑰丽，想象出神入化，而且造句也奇诡变幻，常叫人惊叹不已，由于他善于在诗歌中创造种种神奇怪异的艺术境界，所以世人都称他为“鬼才”。皇甫提作文曲折而起伏，李翱同他正相反，却是温厚而平和。韩门诸子写诗作文别具风格，各有高超之处，为中唐文学增添了许多光彩。
韩愈做学问始终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韩门诸子学习和继承了他的这种精神，对待治学和创作历来非常严谨。他们为了追求高深的艺术造诣，可以说费尽了心血，历尽了甘苦。孟郊有诗谈自己的创作经历是：“夜吟晓不休，苦吟鬼神愁。”他由于家穷，衣衫褴褛而不便出门，常常独自待在家里，通宵达旦地吟诗，苦度岁月，所以人们竟称他为“诗囚”。贾岛也是一位苦吟诗人，他每作一首诗，都苦思冥想，逐字逐句地推敲，很下功夫。“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正是他写作的切身体会。至于李贺作诗的呕心沥血，就更值得称道了。相传，李贺有一个常不离身的古旧破烂的“诗袋”。他每天吃罢早饭，便背着这个“诗袋”骑驴出游去观察生活。游览中，他一边欣赏周围秀丽的山川景致，一边琢磨寻求新的诗句。每当他触景生情，吟出了好的句子，就马上把它记在纸条上，塞进“诗袋”里。晚上回家在灯下，他又把这许多零散的诗句拿出来，经过精心构思，加工组合成一篇篇完美的诗。李贺天天出游，苦吟不绝，直到死，这“诗袋”一直伴随着他。那皇甫提虽然性格豪爽，举止放浪，但做起学问来却格外严肃仔细。他的诗尽管写得不怎么好，可他并不放弃这方面的努力，曾经花费了许多精力去认真抄录前人的诗作，边抄边反复揣摩。一次，他和儿子一同抄诗，发现儿子抄错了一个字，他不禁暴跳如雷，大声呼唤家人拿木杖来，结果木杖没有送到，他气不过，竟在儿子的手臂上咬了一口。为了一个错字，他居然发怒到了这种程度！
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加上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使韩门诸子都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当时社会上曾流传着不少颂扬他们的动人故事。相传，张籍平生最钦佩杜甫，曾一心一意地学习这位艺术大师的风格和技巧，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但开初，他的进步并不明显。一天，张籍取来杜甫的一卷诗书，用火焚烧，而后将烧下的纸灰伴了些膏蜜一同喝下，边饮边说：“但愿我的肝肠从此改变！”这以后，张籍更加废寝忘食地苦学，终于有了飞快的进步，无论古体诗还是格律诗，其风格都与杜甫相近了。尤其是他的乐府诗歌，在当时名声更大。皇甫提也有一段佳话。那还是裴度担任东都（洛阳）留守的时候，皇甫提在府中任判官。一次，裴度修整了福先寺，准备立碑作记，于是就去请大诗人白居易撰写碑文。皇甫提得知此事，怒气冲天地对裴度说：“你为什么放着我皇甫提在身边不用，而要去远求白居易呢？这碑文由我来写好了！”裴度只得笑着答应了。于是，皇甫提便请裴度取酒来，痛饮一阵之后，就提笔挥毫，顷刻之间写成了碑文。裴度看罢，大为赞叹，当下决定赠他车马彩绸，作为报答。谁想皇甫提又发怒了，说道：“我自从为顾况的文集作序以来，再没有答应给别人写文章。今碑文有三千字，一字须付三匹细绢，你怎么可以薄待我呢？”裴度大笑道：“你真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哪！”随后，又重重地奖赏了他。再有那李汉，本是韩愈的女婿。据说，他为了学到韩愈的作文技巧，常常形影不离地跟随着韩愈。每当韩愈写诗作文，他就在一旁留心观察，有不明白的地方，便随时请教。结果，他真的学到了韩文的妙处。韩愈死后，他负责整理出版了《昌黎先生文集》，其中有遗漏短缺的，他都一一补齐，风格竟同韩文丝毫不差。
韩愈同韩门诸子之间有着极为深厚的友谊。他不仅在学业上尽心竭力地指导、帮助他们，承担着做老师的义务，而且还十分关心他们的个人前程和生活疾苦。孟郊、张籍、李贺当初在政治上都很不得志，韩愈曾到处奔走，千方百计地向官府推荐他们的才学；推荐不成，他又写诗作文为他们诉说不平。皇甫提、李翱的文章起初不怎么被人了解，经韩愈一再推崇，才名扬天下。韩门中有个刘乂，生活像孟郊一样贫寒。他经常身着破衣，脚登木展，四出周游，后来听说韩愈接纳天下文士，便徒步赶到长安求见、韩愈特别器重他，就留他在府上做了幕僚。刘乂秉性耿直，遇事敢言，结果得罪了其他属官，竟执意要离开韩府。韩愈苦心挽留，他还是坚持要走。临行的时候，韩愈特地送他几斤银子，要他日后多保重自己。叙说韩门师生之谊的佳话，在当时流传很多，举不胜举。
中唐时期，韩愈曾亲自倡导了一场古文运动，韩门诸子一个个奋勇当先，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他们在韩愈的带领下，积极摒弃当时流行的华而不实的骈体文，努力创作有实际内容、“文从字顺”而又有益于社会的诗文，为开创一代新文风立下了汗马功劳。那时，诗坛有“韩孟诗派”“元（稹）白（居易）乐府”“张王乐府”，文坛有韩柳之文，诸子之作，一时间声势浩大，影响深广，使旧日的文体、文风一下子变得威风扫地了。